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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习仲勋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张汉青

1978年4月6日，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天举行的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初到广东工作的习仲勋作了讲话。他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南来主持广东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1980年11月，习仲勋调到中央工作，离开了广东。 　　毗邻港澳、四季常青的广东，对这位出生和长期战斗在祖国西北地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无疑是很新鲜和富于吸引力的。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正亟待医治“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寻求前进的路子。局面是多么纷繁复杂，主持省委全面工作的担子又是多么繁重啊!习仲勋本人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案”被审查，这个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冤案，使他过了长达16年的受审查的生活，直至1978年3月，也就是在他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尽管长期蒙冤屈受折磨，但他来广东之后，却以一名老战士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责任感，夜以继日地工作，给广东的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在《南方日报》任副总编辑，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有机会接触习仲勋。现就我所知，对这位可敬的老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的情况，作如实的记述。 　　足迹遍于南粤大地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深入各地，了解实际。在此期间，中央、省委的会议很多，但他主动争取时间下去调查研究。1978年7月，他到宝安县，并到沙头角镇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去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习仲勋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当时讲这种话，是很有胆识的。习仲勋鼓励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干部群众，要为祖国争口气，使外边的人一进来，就感到充满新气象。那次他还到了蛇口，看了一个渔业生产大队，有5对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很高兴。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如渔船的维修没有150吨的船台、零件买不到、口粮供应不足、水产资源受破坏等。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亲自对边境地区的问题进行调查，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 　　接着，习仲勋又开始了他称之为“东三区”之行的考察。从1978年7月至8月，他先后到了当时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接触了很多人。他一路找各级干部座谈，一路找群众谈话，到村庄、地头、山野、工厂调查。他最后用八个字概括了考察印象：“形势很好，问题不少。”这年的早造，广东遇上连续40多天的低温阴雨，推迟了插秧季节，但经过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粮食生产仍获得了好收成。三个地区早造丰收了，人心比较稳定，群众情绪较高。然而，从总体上看，广东的农业发展不快，耕作还比较落后。当时正是晚造插秧季节，在龙川，路上没有看到拖拉机耕田，到了五华、兴宁才看到稍多一点。而后来在普宁的洪阳，看到三个人拉着一张犁在耕地。习仲勋感到很难过。他说：这怎么得了，解放29年了，还靠人力拉犁!虽然这是个别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过去讲支农，实际上农业并没有摆在首要位置上。而企业的扭亏增盈，有的是搞“转亏增盈”，把亏都“转”到农民头上了。在东江上游一带，他看到许多山头光秃秃的，便反复强调要把山治好。他说，广东山区占70%，农田基本建设不光要治水，而且要治山，我们要靠山吃山，吃山就要养山，不养山就会“坐吃山空”。山林对农业的关系极大，一片森林就是个小水库，凡是森林覆盖面积大的地方，水土就不流失，还可以调节气候。所以，当他看到有些地方的山区，林、粮、果、杂粮经营得很好，既造了林，又开垦了梯田，种上果树、杂粮，很高兴。他提出要搞好规划，把治山提到议事日程上。他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很多问题搞乱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该批，什么不该批，还不能说都搞清楚了，应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1979年2月，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习仲勋到了肇庆地区，与地委书记许士杰一起，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公社党委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他听到各级干部普遍反映多年来没有开过这样心情舒畅的会。群众情绪很稳定，冬种和春耕备耕的情况都不错，认为当时农村形势是“稳定、高兴、充满希望”。他着重指出，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端正了思想路线，发扬了民主，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恢复，党内生活的正常化，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这次肇庆之行，所到之处，都是山区和林区，习仲勋看到不少地方存在乱砍滥伐森林的情况，十分担心广东的林业出现危机，再次讲了“广东木材资源到了枯竭边缘”的话。这年3月12日上午，习仲勋出席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在会上，一开头他就围绕植树问题讲了一大篇话，并说下午省委的领导都要去植树。他号召每个同志都要关心植树问题，搞好全省的绿化。 　　习仲勋还到过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他的足迹，遍于南粤大地。在有些地方还认真蹲下来作细致的了解，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比如1980年4月，习仲勋到南海县的调查就很认真细致、很深入。这年4月16日，南海县召开党代会，习仲勋要我先到南海找县委的同志了解一下党代会的情况，了解南海的经济为什么能够搞得比较快。他对下去的要求讲得很细，从党代会代表的选举、拟提交选举的县委班子、县委的工作报告、选举出席省党代会代表、县党代会召开之后接着要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直到对南海党代会的宣传报道等，都讲了。我到了南海，听了县委书记梁广大的介绍。回来后将有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习仲勋作了汇报。4月18日晚上，习仲勋到了南海，他仔细地询问了县委新班子选举的情况和代表们对县委工作报告的意见。4月19日上午，习仲勋参观了平洲的一家电子塑料玩具厂。在路上，他听到南海全县在当年第一季度来料加工企业收到加工费77万美元，等于出口1万头猪，以及在那几个月里签订了72个引进外资合同，合同金额6000多万港元时，非常高兴，认为引进外资的工作还要大发展。4月19日下午，在南海县党代会闭幕式上，习仲勋讲了话。他说，他这次来，是向同志们学习，下级党委是上级党委的先生。今后领导要尽可能走出办公室，跳出文件堆，摆脱事务，到工人农民中去。脑子里原来什么都没有，只是“加工厂”，离开客观实际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他肯定南海的工作搞得好，并鼓励南海在广东的四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他问，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他指出，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班子是好班子，干实事的班子，但县委成员平均年龄达到49.4岁，大了一些，委员中没有一个青年干部，没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参加县委。他说，今后提拔干部要有文化水平这一条。没有文化，不懂科学，不会领导生产，不会做经济工作里的群众工作，就不能当领导。他的话讲得很率真，也很亲切，大家听了很高兴。4月20日下午，习仲勋又找新产生的县委委员座谈，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再次肯定南海的领导班子是个好班子，并鼓励大家有事要同群众商量，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做到先走一步。 　　习仲勋和当时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职务的杨尚昆，都是党的老同志，广东的干部很尊重他们。在他们的领导工作中，我感到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就是都很注重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好传统，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作出决策。比如对广东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农村工作形势，包括如何处理好广东的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当时省委通过整风的办法揭露农业存在的问题，并组织常委分头下到各地搞了十多天的调查，然后回来汇报，分析研究。从1979年2月26日至3月6日，省委花了七八天时间搞下乡调查汇报，然后进行综合分析，集思广益，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在最后的讲话中指出，这次大家的意见之所以能取得那样一致，是因为大家亲自下去看了，了解了，这样，意见就容易统一了。干部下去，也是学习。这也是思想作风的转变，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课题下，这是个很好的开端。 　　让广东先走一步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 　　1978年6月，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联系广东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会议第三天，根据大家的要求，省委因势利导，改为举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除了到会的地、市委书记外，还听取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县委书记的意见，并发动省直机关干部提意见。这样，就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进一步揭露了，并分清路线是非。省委还直接抓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动员全党集中力量解决广东农业落后问题，也是整风的一项内容。省委整风的精神传达下去后，各地反映很好。各级党委转变作风，下去的多了，注意调查研究了，思想也比以前解放了，全省出现精神振奋的局面。习仲勋在处理广东的问题上，持一种既积极又冷静的态度，一方面敢于大刀阔斧，另一方面又谨慎从事。他强调要坚持延安整风的好方法、好传统，着重于提高思想觉悟，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些重大问题，省委讨论了，还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请示。他多次在省委的会议上讲过，要客观地、正确地对待省委过去的工作，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作和粉碎“四人帮”前后广东省委的工作。这年8月7日，也就是结束了在惠阳、梅县、汕头地区的考察以后，他同惠阳地委同志谈话时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用历史的观点来分析广东的问题，如果不粉碎“四人帮”，本事再大的人来，也搞不好。不能割断历史。必须肯定，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省委采取稳定广东局势的方针，不让“四人帮”乱起来，是完全对的。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们那个帮派体系还没有摧毁，情况相当复杂，暂时稳定一下局势，也是必要的。因此，不能说过去一切都不好，今天一切都好。要有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要坚持唯物论、辩证法。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个过程，要有条件。省委的整风也只能到今天才能进行。首先是打倒“四人帮”已一年零八个月之久，其次是有了外省整风的经验和中央的有关批示，特别是有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决定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来批，这样联系广东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就能深入开展。由于省委采取这样的态度，既使广东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工作进一步推进，同时又稳住了局势，为后来迎接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准备了条件。 　　省委整风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但各方面也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1978年8月，叶剑英副主席委托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你干得对，中央就支持。 　　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广东，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早在2000年前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时就与国外建立了频繁的交往。在香港、澳门生活的同胞绝大多数也是广东人。这种与港澳和海外交往、互补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完全给卡断了，人缘、地缘的优势变为“危险”，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到严重伤害的就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广大干部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心。改变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恢复过去对外的交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蕴藏于广大干部群众当中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习仲勋南来广东之后不久的宝安之行，就使他深深感受到这点。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比如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在1978年9月就提出，由于广东所处地位的重要和有利条件，应要求中央优先武装广东。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主持准备了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很有限、很初步的。但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习仲勋出席了从这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出席了12月18日至22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小平同志这几句话激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会议闭幕后，习仲勋和当时一起去北京开会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将要调来广东工作的杨尚昆。一回到广东，习仲勋很快就在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中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研究如何贯彻。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杨尚昆于会议期间到了广东，他参加了后一段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拂南粤大地，使广东的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民主空气大发扬，大家决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已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会议除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有关错误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 　　这次会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所讲的“一个大政策”，激励了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邓小平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就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吴南生在讨论中说，广东应当先走一步，向中央汇报，题目就是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后来，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就这样，习仲勋和王全国于1979年4月初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先是在中南组会议上，习仲勋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他这个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关注。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很支持习仲勋，赞成让广东先搞上去。政治局听汇报时，对于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的问题，邓小平有重要的插话。他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可以拿到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元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小平同志还对习仲勋说，广东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要广东省委“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习仲勋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我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会，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不久，谷牧按中央的决定，率领工作组到了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专门找谷牧谈了话。叶帅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1979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对于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又是自己根据省委的决定到中央去要来的权，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他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从北京回到广州后，习仲勋在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全国各省市不可能一齐上，总有先有后，有条件的先上。广东提出这问题，中央认可了，就是因为广东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港澳、外商、侨商，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随后，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习仲勋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他说，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不解放思想，就会寸步难行。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做过的、不熟悉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会议期间，叶帅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叶帅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并强调在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为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作出贡献。 　　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始了新的征程。省委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中央50号文件。习仲勋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过，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同志们团结起来，振作起来，为搞好试点努力。 　　广东省委和全省人民为改革开放、创办特区所作的努力，始终得到党中央的关心。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特别是这种开创性的事业，需要冲破旧的体制框框和习惯势力，缺乏经验，困难是不小的。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批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广东省委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规划，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一起，到了北京中南海。这次，他们是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工作的，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汇报会。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是这样写的：“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对于习仲勋、杨尚昆来说，中南海的风光草木，他们是那么熟悉，然而中央书记处两个上午的专门听取广东工作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的会议，又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全新的东西，这就是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对广东的殷切期望。当时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引用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广东现在就像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有的则说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有的说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还有的中央负责同志提醒广东，要研究在开放的情况下如何增强我们队伍抵抗腐蚀的能力。1980年12月26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在对外开放中加强反腐蚀斗争的决定》，以保证广东的改革开放健康发展。此后连续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都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胸襟开阔，作风民主 　　作为一个晚辈，两年多时间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工作，我深深感到他胸襟开阔、豁达，有气魄，民主作风好，同时，对事情有敏锐的洞察力。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门户，在新时期又担负着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探索经验的任务，地位很重要。习仲勋对保持广东局势的稳定和保护、调动广东干部的积极性，十分重视。在广东工作半年左右，就向中央汇报了有关广东历史上反右派、反“地方主义”等问题。他和杨尚昆一起，花了很大力气抓落实政策工作。在1979年3月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他们明确提出要力争在当年国庆节前把冤假错案基本处理完。对历史遗留问题，应正式作出决定，予以改正。他们还亲自找一些有关人员谈话，耐心进行开导和教育。这年8月，广东省委对过去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意见，对反“地方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纠正。 　　习仲勋对落实政策，采取入情入理的态度。就是对确有错误的同志，按他的说法，也要“心硬手软”，对其所犯错误应严肃指出，但处理时要宽容些，要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犯错误同志的心情，你们不知道，我知道。至于对受冤屈的人，他更是同情、关心。他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过，我们活着的人，经过惊涛骇浪，对受冤屈的人，要有感情。特别是屈死的，要给人昭雪。曾经有这么一件事：1979年2月，习仲勋到了怀集县，原定第二天一早便离开那里。当晚他从外面回到招待所，时间已是夜里11点了，一看桌上放了两封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死难者家属写的。他当即决定推迟走。第二天，习仲勋接见了写信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开会时到了二三十人，座谈了一个上午。怀集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较多，到会的人情绪激动，有人提出杀人一定要偿命。习仲勋耐心地对他们说：“虽然你们那么多亲人被杀，但不能都以杀人来抵命呀!”有一个女同志便说，“巧人动口，笨人动手”，杀她丈夫的人并不一定是坏人，真正坏人是幕后指挥者!她的意思是对幕后指挥杀她丈夫的人一定要处理。习仲勋认为她讲得有道理，对那些指挥策划杀人的，不管他今天在哪里工作，只要调查清楚确实是指挥杀了人的，一定要给予法律制裁。经过耐心解释引导，大家的情绪也就逐渐平静下来，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处理好这些事情。 　　经过调查了解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习仲勋感到，广东的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和各项开拓性工作要能顺利推进，还要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那些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为此，他提出要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再讨论。1978年9月4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思想不解放，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两种情况：一是心有余悸，流毒还在流；二是因循守旧，老框框，凭一点老经验办事，不关心新事物，不研究新问题。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一切用实践来检验。1979年10月，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就“两个凡是”问题，讲了一段话。他说，要看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不是看哪一句话。领袖也是人，而且原来也是小人物。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才产生的，今后还要发展。“两个凡是”就是不发展的，这个框框一定要冲破。 　　习仲勋讲过，他原是性子比较急的人。但我感到他有容人的襟怀，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他的民主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记得在汕头和惠阳地区，他曾对一些领导同志说，作为“班长”或领导者，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领导干部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人往往只喜欢听顺耳的话，不喜欢听逆耳的话，这不好。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时人家提意见，可能话说得很难听，但往往正是切中要害，听一听很有益处。我感到习仲勋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有一段时间，群众中有些议论，说习仲勋来广东后，开始劲头很大，后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习以为常”。1979年3月，他在省委党校作报告时谈起这件事，说他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习以为常”这句话对他是个鞭策，是个鼓励，提醒他注意，不要以为事情都办得很好了。后来他又讲过，他来广东时间也不短了，现在可能是他会犯错误的时候了，以此来警醒自己。 　　习仲勋心胸坦荡，容易同别人交流思想。1979年2月他到肇庆地区，在同基层干部座谈时，发现有些同志挨了整，受了委屈，心情不大痛快。他说，要说委屈，他也是受委屈的。被关起来，监护起来，不让工作，一共16年，要发牢骚是有很多可发的。但他把这个当作是对自己的锻炼。他已60多岁了，他要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尽量多做些工作，这才称得上是毛主席亲自教导出来的老干部。他希望受了委屈的同志，振作起来，好好总结一下十多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学习。这种推心置腹的交谈，使到会同志很感动。 　　正因为讲民主，平等待人，当时省委和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民主气氛比较好。地、市、县委的同志来省委开会，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讲。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习仲勋敢于承担责任。但牵涉到改革和工作中的原则性问题，他又不随便迁就不正确的意见，1979年8月，在省委召开传达成都会议精神、讨论工交工作的会议上，习仲勋就上半年工交生产完成情况不好、轻工业产值有所下降，作了自我批评，说上半年他偏重抓了农业，对工交抓得不紧，对此省委有责任，特别是他个人有责任。还说，过去他对搞工业的同志批评多了些，替他们说话少了点。会后，习仲勋带着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财政部门的同志到了清远县，调查该县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经验。对当时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耐心作了分析，认为清远的经验给人很多的启发，那就是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活了，上交财政也没减少，兼顾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不要以为上面的什么文件，就神圣不可侵犯，不敢越雷池半步。他还说，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生命力，就是框框少。不久，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又以清远县为例，主张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他说，清远县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不是坐等上级给他们一个现成的好办法，而是勇于实践，去试验，去闯。上面有些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也冷静分析，继续认真搞试点。他认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可惜这种精神现在太少。1980年7月，习仲勋又到清远县，住了三天，进一步肯定清远经验是把经济搞活，应当作体制改革的经验来看待。同行的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在座谈会上赋诗一首：“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裁。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随后，省委、省政府批转了清远县委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要求各地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验。 　　习仲勋同许多老一辈的领导同志一样，对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老帅们十分尊重，对一起工作的同志很关心，对下级和基层干部很爱护，很乐意接触。记得当杨尚昆于1979年1月离京前来广东工作时，习仲勋专门就此事作了周到的安排，包括事先与杨尚昆联系好来广东的时间，派专人到北京去接，以及到广州后住珠岛宾馆哪一幢楼，等等。他考虑到尚昆同志也是刚恢复工作，连找秘书和派警卫员的事也为之想到了。这种战友情谊和细致务实的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习仲勋常讲要爱护基层干部，体谅他们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很辛苦。他到各地同基层干部接触时，总是持平等的态度，亲切交谈，一见如故。尽管由于广东各地的方言较多，有时要靠别人翻译才能交谈，他还是耐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长问短，毫无架子。 　　1979年六七月，为处理当时广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偷渡外逃问题，习仲勋先后到了惠阳、深圳、珠海，与当地党委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并亲自到边境地区和收容站了解情况。他没有批评下面的同志，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要大家共同做好工作。他特别强调，对偷渡外逃的人，除其中少数唆使、组织外逃的首要分子必须依法严惩外，大多数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加强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经济，使群众增强信心。在深圳，当他听说宝安县的大队支部书记都集中在县委党校学习时，立即抽出时间去开座谈会，仔细地听了十多个支部书记的发言。这些基层干部对如何制止外逃讲了许多好意见，并表示相信党一定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习仲勋对大家说，这次座谈，使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并鼓励大家要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定可以得到解决。当然解决问题要有个过程。在中央的及时指示下，由于党、政、军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加上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偷渡外逃问题逐步有效地得以制止。以后，不少外逃人员陆续回到家乡，参加四化建设。 　　对广东，习仲勋是充满感情的。回想起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的日子，借用前人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形容，是很合适的。他那跋涉于艰难征程上的仆仆身影，是那样令人难于忘怀，又是那样使人感到亲切。 　　(作者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