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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几件事

杨应彬

仲勋同志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在广东担任省的主要领导。虽然前后只约三年时间，却是广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时刻。我作为省委的一个成员，这一段时间，能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得益良多。现在回想起来，虽是一鳞半爪也很难忘怀。 　　要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 　　仲勋同志的名字早在抗战期间我就听说过。但他长期在西北地区担负领导工作，而我则在南方，未曾谋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进京襄赞中枢，也因他政务纷繁，我没有机会接触。这次他来广东，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是他十分热爱广东，要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他下车伊始就参加了省里正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话语不多，但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非常感人。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当时摆在省委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里有两个部分：一是干部队伍中的冤假错案，一是社会上的冤假错案。 　　干部中的冤假错案又分两部分，一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冤假错案，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对全国来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广东可说是重灾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迫害周总理，把南方党当作“炮弹”，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重点冤假错案就有十几宗。甚至整个广东党和人民游击队都变成了“反革命组织”，他们就拿这些“炮弹”来攻击周总理。仲勋同志来广东时，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数已弄清了眉目，但是还有许多遗留问题要解决。仲勋同志就主要依靠省纪委做了大量工作，把遗留问题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干部队伍中的另一部分落实政策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遗留问题。主要有两次反“地方主义”问题、反右派问题等。仲勋同志来后揭开了盖子，平反了一些重大案件，还有些问题，如为方方、冯白驹、古大存等同志平反到后来才得到彻底解决。 　　与此同时，大量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也是一起解决的。在这之前已通过群众来信来访尖锐地把这类问题反映了出来。省委办公厅把它整理成八大类，诸如：“黑五类”扫地出门问题；“可教育子女”被赶下乡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圩镇上吃闲饭”，让大量圩镇居民下农村问题，等等。仲勋同志来后继续抓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面广、人多，反映强烈。后来中央还专门召开了信访工作会议，解决落实政策问题。我作为省委秘书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党过去的政策不论是什么时候定的，是什么人说的，只要实践证明错了，就要改正过来”，博得会场上多次热烈的掌声。会后，广东认真抓了社会上各种政策落实工作，使大量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人们一片欢腾，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上下同心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极有利的思想条件。 　　农村体制改革 　　改革问题首先是从农村提出的。广东在农村改革上有自己的经历。还在三年困难时期，痛定思痛，就总结并制定了以清远洲心公社为代表的产量责任制在全省推广。但后来受到批判，虽然下面仍有人在偷着实施，但谁也不公开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各地又都在摸索农村体制改革问题。当时中央对农村改革开放的口子未开。仲勋同志来广东后，这个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一天晚上，他去从化回来，找了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我(当时我也参加农业这条线)去，谈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我们是否可以推广。我们就把上面说过的“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说了一遍。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态度异常坚决，表现了领导者的坚定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后关于农村体制改革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粮产区怕突破原有体制后不可收拾，滑到单干，公粮收不上来，而贫困地区则很积极。此时，中央提出允许试验，允许等待。于是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但没过一两年，中部也推广了改革做法，全省都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种小庄园也蓬勃发展起来，沿海渔民更出现了万元户、万元村。一时间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如：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原来社队的集体经济如何继续壮大问题、正确处理集体经济发展和个人致富的关系问题、雇工和剥削问题，等等，也随着不断实践探索，逐步得到了解决。农村体制的改革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工业体制改革 　　与此同时，广东也在探索工业体制改革的路子。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工业企业大体上有三种状况：一种是原来的大中企业，由于没有走出一条脱胎换骨的路子，在改革中步履蹒跚，很吃力；一种是经过关、停、并、转，找到适合自己的新路子之后，打开了新局面；还有一种是，随着开放潮流的到来，和“三来一补”结合起来，创立了许多新企业，作出了成绩。不论是哪种情况，关键问题是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问题。 　　这时清远工交战线的同志们做了创造性的工作，省工交战线王焕同志等前去帮助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向仲勋同志作了汇报。仲勋同志认为很好，立即亲自前往(我也去了)，在清远召开省工交工作会议，加以肯定，并在全省推广。清远工交企业的基本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国家、企业、职工的关系，使三者都大大提高了积极性。国家增加了收入，能加大新的投入；企业增加了收入，能使投入与产出置于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企业越来越有活力；职工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改革积极性越来越高，改革建议以至于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整个企业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国家经委对这个做法加以肯定，全省也推广得更加有力。我在会议过程中深为群众的智慧及创造和各级领导抓住典型、当机立断加以推广的精神所感动，当即作了一首打油诗：“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裁。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 　　把广东作为开放的窗口 　　广东开放的窗口是从开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打开的。问题得从20世纪60年代前期谈起。当时正经历着三年困难时期，边境上经济衰退，发生人员外流，宝安、深圳一带大批土地丢荒。仲勋同志来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冲击了边防线。风波停息后，他感触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大陆却不行?关键是政策问题。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也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外流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1978年冬，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给地方以更多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在临近港澳地区搞拆船工业，解决钢材供应问题；允许广东在香港设办事处以加强和港澳的联系；在处理来料加工等经济事务上给广东必要的权力，等等。广东的这些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试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中发第50号文件正式决定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4个市为经济特区。后来又增加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广东的广州、湛江列在其中。再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益加奔腾澎湃，形势就更加喜人了。 　　仲勋同志在抓特区建设的同时，也大抓了干部思想工作。在当时的种种形势下，各级干部的思想如果还处于封闭状态，是无法执行改革开放方针的。1980年夏，省委和仲勋同志决定让各地委书记前往香港、澳门参观访问，并要我和副省长黄静波带队。出发时他亲自布置任务，重申纪律，指导此次参观访问活动。 　　这次外出的同志不少是广东人，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在香港呆过，30多年后旧地重游，却好像到了另一个地方，发现香港大大变了样。特别是大家到超级市场上一看，除了广州出的“豉汁鲮鱼”外，没有别的广东商品。新会橙一港元可买十只，而美国的金山橙(新奇士)却要十港元买一只。大家节衣缩食出口的生猪根本无人买来吃，只能贱卖给工厂炼油。这些情况真令大家大吃一惊。惊醒过来，感到再不打破闭关锁国思想，简直不得了。参观结束后，各人心里都沉甸甸地压了一块大石头，急于想把县社干部动员起来，迅速赶上去。 　　大家都说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中央给了政策，地利是门口有个港澳，这人和呢?我的理解是：广东人与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广泛联系，各级干部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敢于开拓，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 　　仲勋同志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广东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日子是十分值得回味的啊!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