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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勋同志的关中岁月

张贵德

我从1936年10月到1947年11月在关中地(特、分)委工作了11年，在仲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五六年，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年富力强、精明干练、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对革命事业有深厚的感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好领导。现在回忆起来，许多事情仍历历在目。 　　关心群众 爱护干部 　　仲勋同志热爱人民群众，忠实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他的工作如鱼得水，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都能化险为夷，圆满完成党的任务。 　　1937年关中分委住马家堡时，炊事员老李有一次很神秘地告诉仲勋同志：锁柱媳妇常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治治?仲勋同志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穷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不久，仲勋同志的话让锁柱家的人知道了，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拿机关灶上的东西了。” 　　1937年秋天，组织上分配我暂做管理员工作。干不多久，我对仲勋同志说：“我这个管理员干不了，炊事员老李不听我的话。”仲勋同志笑着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搬到伙房去住，一是你再用不着烧炕；二是你帮他干活，可以和他接近谈心，他擀面，你烧火；他揉馍，你搭馍；他切菜，你洗菜。保管你们关系能搞好，他也会听你的话。”我按照仲勋同志的话去做。真灵，我和老李同志的关系很快密切起来，工作上配合得很融洽。 　　在旬邑县石门山区，趄洼的李瓦匠、槐庄子的冯大汉、东坪的冯大爷和北山的王金牛这些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和仲勋同志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常来地委机关看望仲勋同志。每次都是我接待的，他们一块说革命事，拉家常话，亲如兄弟。这种情景，我很羡慕。1939年，面对敌人的封锁，关中分委机关在新庄窝开办农场。当时，我们没有农具，没有耕牛。仲勋同志就给这几位朋友写了封信，叫我去借。他们二话没说很高兴地就把农具和耕牛借给了我们，从没要过一分钱的报酬，就连玉米、豆子、洋芋种子都是他们无偿给的。当时开荒种地150多亩，都是借用群众的耕牛和农具。北山的王金牛起初不愿借给我们耕牛，我们跟他说，这是仲勋同志给你写的信，请你帮助我们开荒种地。王金牛听了之后说：“只要是仲勋说的，我们能不帮你们吗?仲勋带着红军在咱们这里活动，消灭了土匪，打败了白军狗腿子，给我们带来了安宁的生活，这个恩情我是忘不了的，借几头耕牛和农具算什么?”于是，他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的农具、耕牛借给了我们。 　　关中分委驻在马家堡时，群众马聚娃的媳妇生孩子，一天一夜没有生下来。仲勋同志知道后，十分关心。他急切地对警卫员党寿山说：“你到药铺去问一下张大夫，看有没有催生药或止血药。”党寿山一溜烟儿跑到药铺，买回了催生药。聚娃的媳妇服药后不久，孩子顺利出生了，一家人高兴得直流泪。孩子的爷爷让仲勋同志给他小孙子起个名字。仲勋同志笑着推让说：“还是让爷爷起名字吧。”马聚娃一家人说仲勋同志救了孩子的命，坚持让他给孩子起了名字。仲勋同志最终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群众张美儿家有一条狗特别凶，逢人便咬，地委机关几个干部以及村中群众都曾被它咬过。为此，张美儿把狗勒死了，自己又不忍心吃狗肉，叫我们几个年轻人把狗肉拿回来煮着吃，不料被仲勋同志知道了。他问：“这是谁家的狗?”我们回答是张美儿家的。仲勋同志也知道这条狗很凶，咬伤过几个人。“是不是你们逼着人家把狗勒死的?群众养一条狗顶一个人，养狗是为了看守门户，干部被咬是他们不小心，这就是所谓的‘桀犬吠尧’，他们不是它的主人嘛。我要问问张美儿，如果是你们逼着人家把狗勒死的，我要批评你们。”后来他调查了解了事情真相，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几个年轻同志煮狗肉吃，我把他们冤枉了，我没有调查就批评了他们，在这里我向他们道歉。” 　　分委驻地马家堡有个哑巴，分委机关的乘马就在哑巴家的一口窑里饲养。哑巴的媳妇嫌弃哑巴，想跟他离婚。仲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就对饲养员老陈说：“你不要问哑巴的事，免得影响哑巴的夫妻关系。”这件事干部群众知道后都称赞仲勋同志，群众的什么事他都知道，大事小事他都关心，连哑巴媳妇想与哑巴离婚的事，都放在心上。 　　1939年，分委机关每人每天只有三分钱的伙食费，买了油、盐、菜，就没钱买烧的。机关决定去大弯一带打柴，仲勋同志让其他同志留守机关，他自任一个组的组长和小伙子一起参加劳动。同志们劝他工作太忙就不要去了，他却说：“我身强力壮，我还要和你们小伙子比赛呢!”在打柴时，他磨破了手，同志们让他包一下。他笑着说：“这没啥!”在大弯沟里，从沟里往上扛柴，他比谁都扛得多，肩膀磨破了都不休息，同志们劝他歇一歇。他却说：“这比前线打仗轻松得多，战场上有多少好同志流血牺牲!我们想起前线牺牲的同志，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这点磨破的小伤算不了什么!”组织上给仲勋同志配有马骑，但他每次打柴或去农场劳动，从不骑马，总是把马留给大家驮铺盖。同志们走热了脱下的衣服，他都让搭在马背上。他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上谈笑风生，讲革命故事，唱秦腔，拉家常，大家高高兴兴地忘记了疲劳。当时，兰子敬问仲勋同志：“在国统区，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啥?”仲勋同志说：“我们搞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不管蒋介石搞什么运动，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阶级服务的，和我们共产党人的观点立场都是对立的。” 　　旬邑县游击队长吕振邦，1932年回家给部队筹运给养时，被郭相堂民团包围杀害。民团还把他家粮食、农器、家俱全部烧光。吕振邦的胞兄吕彦杰带领全家14口人，被迫讨饭逃难到泾阳县。直到西安事变后，在仲勋同志关顾下迁回原籍吕家村。 　　仲勋同志在劳动时，经常给我们讲述烈士的事迹。每当缅怀烈士时，他心情十分沉重，一次，他对我们讲起吕振邦的事迹。他说：“吕振邦同志是无私的共产党人，是出色的军事干部，曾多次打败反动民团的联合‘围剿’，扩大了游击区，发展壮大了游击队。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完成他们的遗志。” 　　有一天晚饭后，田润芝和程为民开玩笑摔跤。程为民把田润芝摔倒在地并压在他的肚子上，压得田润芝喘不过气来，仲勋同志看到后，急忙大声制止说：“程为民，你开玩笑过火了。”后来又对田润芝说：“你是个领导干部，这样摔出了问题怎么办?程为民压在你肚子上万一出个意外，追悼会也无法给你开。” 　　潘远志1939年刚从国外回来时，总是穿一身西装，皮鞋擦的黑光闪亮。他有个怪僻，走到哪里都爱掏麻雀窝，爱看谁家有香椿树。有雀窝，他就上去掏雀蛋；有香椿树，他就摘了炒鸡蛋吃。仲勋同志对老潘说：“你是个穷人出身，老同志了，我给你提个意见，今后不要进了村就去掏雀儿窝，影响我们共产党人的形象。香椿炒鸡蛋谁都爱吃，你随便摘群众香椿吃，就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群众能没意见吗?你在苏联学习过，道理知道的比别人多。如果别的同志这样，你应该劝阻，而不应该带这个头。”从此以后，潘远志同志再也没有掏雀窝、摘群众的香椿芽了。 　　1939年春，我任分委机关支部书记时，两个月没有开党员大会。后来仲勋同志在党员大会上严肃批评说：“支部书记两个月不召开党员大会应该撤换。”郭炳坤发言说：“两个月没有开党员大会，其他支委也有责任，每个党员都应该关心支部生活。”紧接着张凤岐发言说：“我同意炳坤同志的意见，支委都有责任，我的意见是不能撤换，改选就是了。”仲勋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我同意上述意见。”后来改选了机关支部书记。 　　仲勋同志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1939年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前方、后方都处在困难时期，两年都没有发衣被鞋袜。1940年冬天，上级给我们发了些白土布，叫自己洗染缝制。因人多布少，几个同志没有领到布匹。仲勋同志知道后，就把自己的布匹让给没有领到的同志。同志们问他怎么办，他双手将自己补丁累累已经破旧的衣襟掀开，笑着说：“我的衣服拆洗一下，还能穿几年。”在他这种精神影响下，有很多同志也纷纷少领或不领布匹，解决了人多布少不够分的问题，而且还剩余了一部分布，给没被子的同志解决了被子。1941年，分委机关给部长以上的干部，每人缝一件新布大衣。其他同志都量了尺码，但仲勋同志对我说：“我不要，我的大衣虽然破旧点，但还可以凑合着穿几年。”他还说：“你在全体人员中查看一下，看谁缺衣被鞋袜，要具体解决，不要平均分配，这件事光做不说。” 　　在驻马家堡时，槐庄子群众冯更喜给仲勋同志送来一条野猪腿。仲勋同志自己不吃，交给伙房炊事员肖东虎，煮到洋芋白菜汤里，给大家改善了生活。 　　赤水县七界石有个姓杨的老汉来看望仲勋同志，送给他十个鸡蛋。仲勋同志自己不舍得吃，交给伙房老肖同志，叫给患重病的田志立同志做鸡蛋面吃。第一次做鸡蛋面时，老肖做了两碗，一碗送给田志立，男一碗给仲勋同志端去。仲勋同志说：“我不是叫你送给田志立吃吗?为啥给我端来了?”老肖说：“群众给你送的鸡蛋，你连尝都不尝一口，岂不是辜负人家的好意?”仲勋同志却说：“我身体很好，也不想吃，要不给李永昌老汉端去，他可能今年都没有吃过鸡蛋面呢。”老肖含着热泪，连连点头答应，把面给李老汉端去了。在场的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仲勋同志对关中老区的群众始终很关怀。解放后，我曾多次见到仲勋同志，听他问起关中地区他熟识的干部和群众的家庭情况。 　　加强统战工作 壮大革命力量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仲勋同志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他坚持“化敌为友”的工作方针，积极争取各方面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仲勋同志说：对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民团要多做统战工作，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的侵袭骚扰。他对正宁县民团团长王大牙、四村民团肖恩多、耀县民团大队长崔某、杉县民团李仰之、旬邑县民团郭相堂、太峪镇民团文干卿、宁县民团庞铭胜、北同官民团夏老么等都先后做过多次争取、宣传、分化瓦解工作。这些民团头子，除旬邑县郭相堂等少数顽固分子外，其他人在新形势下对人民的态度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转变，很少侵袭骚扰边区。 　　国民党旬邑县县长田平轩和仲勋同志是同乡。仲勋同志主动和他交朋友，在马家堡和职田镇分别召开了抗日救亡联谊大会，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支援前线的具体工作。田平轩还邀请边区马家堡群众正月十五到县城耍社火。 　　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子马宏德，在我方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和我方交了朋友。马宏德给关中分区搞了25条枪，有力地装备了我们的武装力量。仲勋同志讲：“马宏德这样的人，就是革命的朋友，要多交这样的朋友。” 　　职田镇民团团长姚春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下，成了革命的朋友，边区军民来往通过他们的地盘，都没有出过事。 　　仲勋同志对地方上有名望的、在群众中有影响、有威望的头面人物，亲自部署统战工作。先后把赤水县的绅士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财政科任科长，新政县雷庄老中医张治平聘任为边区参议员，旬邑县著名隐士肖芝葆先生聘任为边区参议会委员，柳林的房某出任了区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行各界，仲勋同志交了许多朋友，我记得有王子选、刘岗、李树兵、刘士荣、张德英、刘孝宽、张巨武、何永福、赵德华、焦蒙训等。这些人后来大多参加了革命运动，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驻武家堡国民党保安团有一个班长，在我党宣传教育下，不愿打内战，不愿封锁边区，扛来一挺机关枪交给我军。仲勋同志亲自接见了他，并给了重奖。这个班长问仲勋同志：“我再扛来一挺机关枪要不要?”仲勋同志哈哈大笑说：“越多越好，你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这个班长又连续扛来了两挺机枪送给我方。张战英曾是我方游击队队长，叛变投敌后当了特务。仲勋同志把他争取过来为抗日出力，做了不少工作。旬邑县委负责人蒲玉阶被捕自首以后，很害怕我们惩治他。仲勋同志找到他，耐心地教育他、说服他。后来蒲玉阶为我党做了不少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和保护我地下党员马志超安全脱险。 　　蒋家坪地主蒋德宽，有人说他不可靠。仲勋同志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蒋德宽虽是地主，但他支援红军十多年从不吝啬。儿子是红军战士，后来提成干部表现不错，对革命忠诚。事实证明他已是我们可靠的基本群众，再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 　　1939年，旬邑县国民党顽固分子郭相堂，杀害了路过旬邑县土桥镇的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也被称为荣校)的陈通同志，制造了五二五事件。此后，荣校20多名同志到旬邑敌县政府请愿时，又被全部杀害。国民党派保安九团尤奉山部向我军进攻。为了团结抗战，我方军队撤回马家堡，保安九团进驻职田镇，企图向马家堡进攻。仲勋同志和司令员张仲良同志给尤奉山去信，阐述我方的光明立场，驳斥旬邑少数顽固分子的造谣诬蔑及企图挑起内战的图谋。信中说：“你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又是指挥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应该洞察实情，悬崖勒马，不要上顽固派的当……”尤奉山见信之后十分感动。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我是军人，出于无奈。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向贵区前进一步，绝不打第一枪。不久,尤奉山部队被调走，国民党反动派又派来了苟福堂、郭相堂。他们坚持反共立场，率领保安六团一大队侵占了关中分区机关驻地马家堡。 　　仲勋同志多次说过：“关中边区周围最反动、最顽固的敌人就是郭相堂。他和我们打了19年仗。他杀害了红军战士、共产党员、革命群众80多人，还把27名革命烈士的头颅挂在城门楼上以‘共匪’示众。我们一定要消灭郭相堂，为烈士们报仇。” 　　有一次，仲勋同志、杨再泉同志到青村看望几户群众，先到王福泰家。王福泰人称王大爷，在两省五县交通要道上的刘家店子开过店，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哥老会大爷。他拿出酒来招待仲勋同志，炒了一盘洋芋丝，连连道歉说：“对不起，实在没好吃的。”仲勋同志说：“这比我以往过你王大爷地盘时偷偷摸摸好多了。”王福泰边倒酒边说：“那时候，我可不敢请你们来喝酒。”之后，仲勋同志又到在职田镇开药铺的穆炳恒家，仲勋同志对他说：“你在国统区做生意，你怎么做我们不管。你来往边区做生意，不要上坏人的当。你是聪明人，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只要服从边区政府的规矩，我们欢迎。你融通货物交流，方便群众，对公对私都有利，你要珍惜这种有利条件。”最后又到穆润身家。穆润身是西北军官，人不在家，仲勋同志对穆润身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儿子干的是国民党的事，我干的是共产党的事，只要我们共同打日本，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他回来探亲，我们欢迎他来，我们保证他来去自由。他愿意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更是欢迎。你儿子在外，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向政府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仲勋同志每次去雷庄，都要看望老中医张治平、张延文，与他们拉家常，宣传抗战形势。阳坡头有个商人叫张功臣，在平凉做生意回来了，仲勋同志登门拜访，了解国统区人民生活情况，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仲勋同志走在路上对我说：这些人，你跟他交上朋友，他回去后就会宣传，就会说共产党的好话，共产党并不像顽固分子造谣说的那样是土匪、红胡子、绿眼睛。群众亲眼见到的、听到的最有说服力，顽固分子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雷庄群众张银儿的父亲是个老羊倌，瘤拐子腿，长年在山沟放羊，很少和村里人来往。仲勋同志主动和他拉家常。仲勋同志说：国民党打我们共产党，把我们越打越大了，人越多了。老汉问：那你们的皇上是谁?仲勋同志说：我们不叫皇上，叫领袖，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坐镇延安，指挥全国共产党军队打日本。老汉急着说：我娘娘，那没有皇上的日子有多久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仲勋同志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们宣传工作还有死角，我们过去的口号是各项工作做到家喻户晓，看来还不够，一定要做到人人知晓。 　　马家堡有一位前清落榜秀才马老先生，是满口之乎者也之类的人。一次宣传干事蒙勇江拿着一张报纸问马老先生：老先生，日元和英镑为什么脱离关系?马老先生用手比画着说：日头圆了的时候，就要与英镑脱离关系。又问英镑是什么，老先生只是摇头，口里念着，英者镑也，英镑者……回答不上来，若得大家忍俊不禁。仲勋同志知道此事后，严肃地对蒙勇江说：对马老先生要尊重，他不学习新知识，哪能知道这些。以后对老先生不能采用讥讽开心的态度，而是要尊重他、教育他，使他慢慢地知道我党的方针政策，知道国家大事。 　　由于仲勋同志工作深入细致，深入发动群众。当国民党军队在石门山区、马栏川“清剿”时，尽管形势十分严峻，然而，农民蒋国宽、陈老七、陈彦顺、刘福生等广大群众没有一个说过一句不利于革命的话。石门关刘家店南北二山的群众没有一个出卖革命同志、投降敌人的。因此，敌人的“清剿”屡屡落空，每每失败。 　　加强党政建设 扩大武装力量 　　仲勋同志抓住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有利形势，迅速发展党的组织，整顿和巩固基层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关中特委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及旬邑、淳化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县工委机关)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全根据地建立了19个区级、131个乡级政权，人口10余万。 　　1939年，国民党推行“溶共”、限共、反共的反方针，用数十万大军封锁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仲勋同志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反击敌人的不断侵袭蚕食；一方面集中主力部队相机攻打马栏、转角、柳林子、杨家店子等地的敌人，拔掉了顽固派的据点，把入侵顽固派赶出了边区，关中地委党政机关也随之迁往马栏。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后，由于敌人的破坏，中共陕西省委也由泾阳县安吴堡转移到马栏。这个时候的马栏，不仅沟通了在马栏的关中地委、陕西省委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而且在马栏的关中地委也成为保卫边区的前哨基地，重要屏障。 　　当时，关中分委所辖县、区、乡三级干部，多数来自工农，文盲较多，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不高。根据这种情况，仲勋同志在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整顿中，果断地提出了选拔和任用青年知识分子的主张，并且迅速付诸实施。如高燕先、陈万祯、刘天明、赵致祥、张效良、宋万春、吴皋森、兰仲英、温志忠、习仲恺、张明、周鸣、万士杰等，绝大多数在鲁迅师范、陕北公学学习后，被委以重任，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工作。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具有初中或相当初中的文化程度。乡一级支部书记大多数都能看文件，读报纸。新提拔的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在第一线十分活跃，努力工作，组织广大群众机智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把边区建设成了一个坚实的抗日根据地。在选拔新干部充实各级力量的同时，也对那些文化程度很低，思想觉悟不高，不能适应抗日形势的要求和一些有毛病的人，分别采取了降级使用、撤职、资遣回家的措施。 　　在边区建设中，仲勋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一方面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提高，一方面分批输送县、区干部到各级党校进行培训。他兼任地委党校和关中师范学校校长时，经常到学校给学生和受训干部讲课，很受学生和干部欢迎。他着眼于党的政治路线教育，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牢固地树立群众观念，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依靠群众，循循善诱地帮助干部锻炼成长。 　　在干部问题上，仲勋同志十分慎重，历来主张以教育引导为主。对干部他从来不说三道四，或者动辄训斥。对犯错误的干部，他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待，设身处地地为干部着想，合情合理地作出处理。当时有个县级干部，组织上派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他过不惯紧张的学校生活，学习还没结束就私自离开学校返回县上。许多同志认为他无组织、无纪律，当了“逃兵”，建议组织上严肃处理。仲勋同志亲自找这个同志谈话，指出这个同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责成他在党内作深刻的检查。仲勋同志又对提建议的同志做工作。他说：干部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教育，处理一定要恰当。处理一个干部很容易，但培养一个干部却不那么容易。处理干部不慎重，对党和政府、对干部本人无疑是重大的损失。处分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家听了仲勋同志的一番话，都认为很有道理。后来给这个同志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仲勋同志用干部是看大局、看大节、看主流、看德才，不偏听偏信，不盲目护短，不随大流。分区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有个县许多党员揭发本县一区委书记吴某，生活作风腐化，在群众中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这是党纪不能容忍的。仲勋同志依据查清的事实和那位干部认识错误的态度，对他批评教育，在处理上十分恰当，因他病情较重，劝其回家长期休养。这样处理，不仅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也教育了广大干部。 　　仲勋同志对军队建设更是十分重视。在一手抓好地方各级政权建设的同时，另一手抓军队组织建设。为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教育与训练，仲勋同志强调实战训练，要求部队掌握攻坚、夜战、近战等战术。仲勋同志曾多次亲临训练现场，检查、指导训练工作。对乡村的民兵(由赤卫队改为自卫军，后改称民兵)也做了普遍整顿工作，把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基层干部调配到民兵中去，担任民兵领导。对民兵中老弱病残者，令其还家务农，把年轻力壮、觉悟高、对敌斗争坚决的群众，在自愿原则下充实到民兵队伍里来。这些民兵特别是基干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袭扰狙击敌军、护送伤员、运输粮秣，肩负很重要的任务。如清水原杜德林同志带领的基干民兵，多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发挥了很了不起的作用。 　　仲勋同志在关中分区建设中的巨大贡献，受到了边区军民的一致称赞，也得到了党中央和西北局的充分肯定。1942年，仲勋同志是受到中共中央表彰的模范干部之一。 　　(作者系青海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原省劳动改造工作管理局局长)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