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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老领导习仲勋同志的谆谆教诲

谢玉田

习仲勋同志高尚的情操和对我成长进步的谆谆教诲，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938年春，我在关中分区的赤水县(现在的淳化县)工作。党组织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干部，选送白天民、赵文乾和我三人去延安学习。我们到中共关中分委办理去延安学习的组织手续，那时关中分委驻扎在旬邑县马家堡的老城里。当时，习仲勋同志是分委书记。他得知我们三人要去延安学习，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和分委组织部长张凤歧前来看望我们。习仲勋同志问过白、赵二人的情况后，又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我说：“17岁，父母双亡，独身一人……”习仲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后生啊!组织上让你去学习，是对你的培养，这是一次各方面很好地学习提高的机会，难得呀!延安比关中生活要艰苦些，天气寒冷，条件艰苦，尤其是粮食以小米为主，面食少。你们要不怕苦，刻苦学习革命的理论知识，为将来做好实际工作打好思想理论基础。中央党校现在条件还不错，我在党校也学习过，我们前期的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挖了许多窑洞，吃住不发愁了。许多教师都是留苏回来的老革命，中央首长也常来党校讲课和作报告。你们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党对你们的信任和期望。”习仲勋同志一席话更加给我们增强了赴延安学习的力量，也坚定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和追求。 　　党校一年的学习结束后，我返回关中分委工作，分配在分委组织部。当时习仲勋同志仍任分委书记，同时兼任关中分区专员、军分区政治委员、关中师范学校校长，负责关中地区的全面工作。他住在旬邑县阳坡头村一家老百姓的旧民房里。他长期在关中地区工作，对干部很熟悉，对组织提出的干部配备，都能提出很好的意见和评价。他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要求很严格，又平易近人，对干部和群众很热情，总是笑口常开、谦虚坦荡，毫无当官的架子，干部和群众都很尊重他，也很乐意接近他。1943年，中央调习仲勋同志前去绥德地区工作，临别时干部群众都远道来送行，许多干部群众流着热泪，依依难舍。 　　习仲勋同志继承了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基层有着很高的威望。记得在1940年“五一”节期间，为了加强军民关系，举办了一场地委专署的地方球队与军分区战士球队的篮球比赛。比赛紧张而激烈，战士队在输球的情况下，急恼了，围攻裁判，个别队员还做出了过激的行为，赛场顿时混乱起来。恰巧习仲勋同志外出归来路过球场，了解情况后对大家说：“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嘛，军民要团结，友谊应该是第一，战士队个别人行为过头是错误的，要检讨，受处分。军队和地方是鱼水关系，是谁都离不开谁的，不能做出有损团结的事。”习仲勋同志入情入理的话语，博得了在场群众的鼓掌叫好，也缓和了双方队员的情绪，双方队员互相握手致歉，比赛在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1945年10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当年我也调到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工作，马文瑞是组织部部长。组织部干部科就在去西北局办公厅路边的窑洞里办公，习仲勋同志常路过此地。一次在路上我与他相遇，他凝视了一会，握着我的手说：“你是不是曾在关中分委组织部工作过的那个独身青年?”他的记忆力真好!他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又说：“王震同志从中原突围回到庆阳地区后，了解到该地区许多问题，他已向中央和西北局作了汇报，中央和西北局研究决定，组织土改工作团去该地区工作，你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之后我幸运地成为土改团成员之一，1946年秋季赴该地区开展土改工作。我在镇原县石佛区任土改队队长，在我党决定撤离延安后，土改暂停，我又调到关中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工作。 　　1949年5月17日陕西省泾阳县解放，我任中共泾阳县委书记。5月20日西安也解放了，5月底彭德怀司令员、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等领导途经泾阳去西安时，在泾阳县住了一宿。第二天正好是端午节，我们简单准备了当地的小吃油炸糕、羊肉泡馍等便餐，领导们边吃边聊。彭总和习仲勋同志询问了县上几位领导同志的情况。当彭总问到我时，习仲勋同志未等我开口就接上说：“他1938年是个独身青年，是关中分委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结业后又回到关中分委工作，家里很穷，小时候给人家放羊讨生活，现在已经是该县的县委书记啦!”说罢回头望着我，那目光是在询问，我说的对吗?我连忙点头，一点不错，我很感动，这么长时间了习仲勋同志还能记着我的情况。彭总说：“放羊也是个苦差事，你是受苦人出身，咱们不要忘记了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习仲勋同志又对我说：“泾阳是个好地方，泾河水贯通全县，大部分是水田。眼下刚解放，胡、马匪帮还没有彻底消灭，这个地区的群众也受到拉锯战的侵害，群众也很苦，你们县委班子要团结好，率领干部群众继续做好支前工作，还要做好剿匪、镇反和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你们县条件好，特别要把农业生产搞好。生产搞好了，群众生活改善了，老百姓就拥护你们，咱们的政权才能站稳，咱们党的政权稳定了，就能做好其他的事业……”我对习仲勋同志的这些亲切教诲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8月至10月，我西北野战军继续西进，彻底消灭了盘踞在甘、宁、青的马匪，新疆也和平解放了，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了支援边疆的建设，从陕、甘等地区抽调大批干部到新疆去工作，我有幸名列其中。当时抽调的干部都集中在西北局招待所进行培训学习，学习党在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赴疆前，习书记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说：“新疆和平解放后，急需大量的干部支援新疆工作，这次去新疆的干部是从老区抽调的，你们都是在建政、建党、做地方工作有实际经验的中、青年干部，组织相信你们，党相信你们会把工作做好的。”他还鼓励大家安心边疆工作，全心全意地为新疆各族人民贡献各自的聪明才智。他再三叮嘱我们，要注意团结各族干部群众，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工作中的注意事项，教会了我们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在新疆的实际工作中，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习仲勋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进新疆我先任了两年乌苏县委书记，后又被调到伊宁市委工作。1952年，新疆分局召开党代会，习仲勋、汪锋等西北局工作组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伊犁地区的代表反映的问题很多，大会闭幕后，习仲勋同志又亲自来到伊犁，召集了各种类型的会议，还到牧区走访农牧民和民族宗教人士，为伊犁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稳定做了大量工作。习仲勋同志经过调查，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在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他严肃地指出：“伊犁地区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三反’、‘五反’，镇反等工作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点和错误。牧区的改革存在着过急超前的做法，以上问题必须坚决纠正。一切工作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去对照!”他接着说：“大家在边疆工作很辛苦，新疆刚解放，环境、生活、交通等都比较落后，你们在艰苦的情况下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你们为党、为新政权、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是次要的，有些甚至是难免的。有的同志受到了批评想不通，有怨气；还有的同志产生了不安心在新疆工作的思想，这些都可以理解。在新疆这个多民族的地区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要深刻了解多民族地区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等特点。要慎重稳进，防止急躁冒进。时刻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否则欲速则不达!”习仲勋同志反复叮咛大家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吸取经验教训，不要因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丧失信心。与民族干部搞好团结，多做稳定团结工作，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这是党对我们干部的要求，也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立足点。 　　我在新疆边远地区又一次见到了习仲勋同志，又一次聆听了他对我们这些青年干部的谆谆教导和期盼，更加坚定了扎根新疆搞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不久，我被调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工作。 　　由于以后长期在新疆基层工作，与习仲勋同志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在我走上革命道路，为党、为新疆各族人民工作的征程中，对我成长进步的谆谆教导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他那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我努力工作，开拓进取。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