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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一段回顾
杨石人

  仲勋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学生时代起即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为党的事业艰辛奋斗了一生。在为党工作和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过程中,仲勋同志高风亮节的崇高党性和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多为下属干部所称道,都认为受益很多。我有幸在抗日战争年代在仲勋同志熏陶教诲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是受益很多者之一。
  1942年9月,我到绥德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当时的地委领导成员是:书记李景波(代理),统战部部长李景波(兼)、副部长黄植,组织部部长白清江,宣传部部长李景波、副部长邹文宣等同志。1943年2月,由仲勋同志接任地委书记,白志民任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梁明德任地委统战部部长,李华生任宣传部部长,邹文宣、黄植和我仍任原职没有变动。1943年11月,我离开绥德到延安进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合计我在绥德地委工作有一年零两个月,其中九个月是同仲勋同志工作和生活在一个机关,参加过仲勋同志所召开的会议,听过他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总结,阅读过他所写的文章。虽然记忆力有限,但对以下几个情况仍有深刻印象:
  1.推动地委机关领导工作的改进。仲勋同志到绥德之前,地委贯彻执行西北局的指示与文件时,是在收到上级文件指示后(比如有关年度工作安排问题)迅即向绥德分区各县发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通知,附转西北局文件,要求各县参照制定各自的年度工作计划方案,届时到会参加讨论。会议召开前,地委先将各县的年度计划方案结合地委领导的设想写成一个地委年度工作计划的书面文件草稿,然后开会展开讨论,经过修改补充后,最后写成地委的年度工作计划文件,县委书记会议到此结束,没有提出季度检查安排。当然,每年在春耕或夏秋收获、播种季节也间或派干部到个别县、区看看农业生产进展情况,搜集了解到一些问题,但缺乏经常性,没有形成制度。仲勋同志到后,在发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通知的同时,首先组织地委干部学习上级所发文件的精神实质,搞清楚上级文件指示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些什么,针对绥德分区的实际情况,看看哪些方面贯彻执行得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存在问题,今后如何解决。在这么学习的基础上,形成地委领导自己的意见,再参酌各县的计划,写成地委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书面报告(草稿),再提交会议展开讨论,经过修改补充后,最后写成地委年度工作计划文件,并提出季节检查安排,到期按计划指派干部下去看看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同时还个别了解一些基层党支部如何进行领导等情况。经过这样改进,就使地委领导走出地委机关大门,步入县区,面向基层。
  2.坚持贯彻“发展农业大生产”,教育干部懂得这是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发展农业大生产”是毛主席决策的“发展大生产”的组成部分。“发展大生产”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发展机关生产”,二是“指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民生活水平”。1939年至1942年,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封锁边区,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并发动反共高潮,造成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干部和军队生活上、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毛主席适时发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在1942年前后取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初步成果,解决了机关干部和军队的穿衣吃饭问题,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个成果,认真总结了这个成果的经验,认为必须进一步推广这个经验,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发展大生产运动”,指示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通令各抗日根据地把对敌斗争同发展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他指出,一边对敌作战,一边进行生产,是抗日战争中的长期战斗任务。以后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个重大决策,使党渡过了抗日战争中的难关。仲勋同志到绥德后,坚持了毛主席这个“发展大生产”的重大决策,向机关干部作了动员,布置了机关干部的个人生产计划(如捻毛线和上山种土豆等),侧重抓了发展农业大生产的方向,这是因为农业生产面广,要领导好是颇不容易的,需要做许多切合实际的工作。仲勋同志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
  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3年四五月,在初步了解绥德分区一般情况后,仲勋同志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调查工作组到绥德县的郝家桥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以地委宣传部为主,抽调其他方面干部约十多人,由仲勋同志亲自带队,到绥德县的郝家桥村进行调查研究。我没有参加这次调查研究,离开绥德又较早,不清楚这次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只在新中国成立后,遇到过去在绥德共同工作过的老战友叙旧时,都对这次调查研究有颇高评价。这次调查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1)掌握到绥德分区更多更全面的情况,既看到了党在农村做的许多有益工作,也看到了党的工作还不完全适应,有些应该做的还没有做到或者没有做好,工作上还有薄弱环节。当看到这种更多更全面情况时,不是掉以轻心,而是发扬优良传统,对做得好的予以表扬,鼓励继续坚持下去;对薄弱环节则进行补救调整。(2)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刘玉厚这个农业劳动模范。刘玉厚是郝家桥村支部的党员,俭朴、公正,劳动时能带领群众一起干,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在群众中有威信。发现刘玉厚这个典型,是在仲勋同志参加一次群众座谈会时,提议“希望大家谈谈郝家桥哪个人的劳动最好”后,经群众宣扬介绍出来的。刘玉厚是郝家桥村支部多年培养出来的,但一段时间内只局限于郝家桥村支部范围内知道,区委、县委、地委并不知道。经仲勋同志调查发现后,刘玉厚的农业劳动模范事迹就传到区委,传到县委,传到地委,一直传到西北局,成为全边区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农业生产战线的标兵之一,对在推动全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3)组织这么一个大型调查工作组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在绥德地委历史上还是件新的事物,并从此成为地委领导的工作制度坚持下来,这为绥德分区干部迅速掌握调查研究这一进行革命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立了一大功。
  4.稳妥地领导了整风学习。1942年毛主席提出进行全党整风,作了整顿三风的学习报告。整风运动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党中央,党的工作受到重大损害。遵义会议是个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长征到陕北建立陕甘宁边区抗日模范根据地后,党的工作有重大发展。但由于战争环境,各抗日根据地处在隔离状态,对王明“左”的影响没有机会进行总结肃清。在这个时候,进行一次党内自我教育,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消除分歧,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尽管这期间,由于康生的干扰,利用审查干部历史的名义,搞了一个“抢救运动”,但这只是一个插曲,很快被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并制止。仲勋同志到绥德后,按党中央、西北局的精神,传达、部署了绥德分区干部的整风学习,没有搞“抢救运动”,以后绥德分区的干部齐声称道,认为这反映了仲勋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
  5.仲勋同志领导作风民主,能听取各方不同意见。他经常鼓励干部“把自己的不同意见说出来”,“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可以帮助领导集思广益,也可培养自己的开阔胸怀”,“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没有什么了不得,经过同志间相互学习与研究,思想认识得到提高,岂不是件好事”。仲勋同志个人生活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非常坚决,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作者系原陕北公学秘书长、原中共绥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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