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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勋同志教会我们工作

陈 星

土窑洞里识英雄 　　1943年至1945年期间，仲勋同志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当时，边区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仲勋同志一到任，经常下乡。他和地委、县委的同志下去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时，发现绥德县郝家桥村的农民党员刘玉厚带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组织生产互助，全村生产搞得很好。当时《解放日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1943年四、五月间，我参加了仲勋同志带领的一个调查组去郝家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一天夜晚，仲勋同志带领调查组的同志和村里的群众三四十人，挤在一孔大窑洞里。大家七嘴八舌，炕上炕下，热气腾腾。仲勋同志提议，希望大家谈谈郝家桥哪个人劳动最好。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人们都说刘玉厚是个好劳动。他的事迹可以概括为：勤快、忠厚、俭朴、秉公、孝顺。谁是刘玉厚呢?原来他因为劳动下山晚，是最后一个到会的，正倚在墙角里。人们把他叫起来，仲勋同志的目光最后集中到刘玉厚身上，连声说：‘好!好党员!好同志!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党员多了，我们党就更有办法了!’仲勋同志亲切地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紧紧握着刘玉厚粗壮的大手。刘玉厚简朴而有力地说：‘咱什么也解(懂)不下，只解下受苦(劳动)。党号召咱们努力生产，哪能不出力干吆!’这真是地委书记下农村，土窑洞里识英雄。” 　　仲勋同志发现和培养刘玉厚这个典型，并要地委机关报《抗战报》大力宣传这个典型。那时我在《抗战报》工作。报社有杨述、韦君宜等人，我是记者。杨述告诉我：仲勋同志在关中分区当地委书记兼专员时，很重视宣传工作。他紧抓两件事：一是地区报纸；二是地方剧团。现在，他对《抗战报》很关心。在仲勋同志经常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重视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这一榜样的影响下，我这个报社记者也经常下乡。 　　绥德分区东连晋西北抗日前线，南接延属分区，战略位置很重要。陕甘宁是黄土高原区，地广人稀，全边区有150万人口，绥德分区就占了50多万，相对来说地少人多。因此，农民群众有精耕细作的习惯。仲勋同志指示我们要认真总结、推广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那时候，我一个人经常背个挎包，爬黄土山，访土窑洞，坐土炕头，向老农请教。1943年春天，我到绥德县延家川区农民刘培润家中，和他谈了两天，又跟他到地里仔细观察，回报社写了一篇《垧半地养活五口人》的通讯，刊登在1943年5月23日《解放日报》上。刘培润的农作法是八个字：粪大，土多，迟种，早锄。冬季他整天背着粪筐，在方圆一二里地方捡粪，粪沤透了，往地里铺撒一层；他用镢头把地挖一尺深，耕时又全地沟通；他比别人稍迟十来天下种，谷苗粗壮，谷结穗多，还避开了虫害；他见野草针尖大就赶紧锄净，地里没有一棵杂草。他的收成比别人多几倍。《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3日刊登的林伯渠写的文章中，曾经称赞“刘培润式的深耕”。 　　经常下去，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学习，这是我在仲勋同志教育下学到的一条宝贵经验。 　　移民歌手高唱《东方红》 　　绥德分区地少人多，而延属分区地多人少。因此，仲勋同志领导农业，一方面抓精耕细作，另一方面抓移民南下。那时，仲勋同志指导田方总结郝家桥移民的经验。田方从逐户调查中发现，无地、少地而有劳动力的贫农，愿意南下开荒，是移民的主要对象。他草拟了一份关于在绥德分区发动移民工作的方案，得到仲勋同志的赞许。随后，仲勋同志就让田方和地委干部一起参与移民工作。绥德分区移民运动组织得很好，1944年2月29日《解放日报》作了专篇报道。那时候，边区政府从各方面鼓励移民：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了该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头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和人民千方百计地帮助新到的移民解决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因此，在绥德分区各级政府的周密动员组织之下，一批批移民结队南下，沿途受到各地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移民队一到，文工团、秧歌队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放土炮当礼炮，专员、县长亲临迎送。 　　绥德分区最北边的佳县，距延安250多公里。1944年3月初，佳县一个70多人的移民大队南下延安，途经绥德县城，我们接到专署的消息，赶快跑去夹道欢迎。只看见：大队长举着红旗，队员们都是身强力壮的中青年汉子，一个个头上扎着雪白的羊肚毛巾，身束白布腰带，背着简单的行李，肩上扛着厚重的开山大镢头，队列整齐，大步前进。该队副大队长李增正，是一位26岁的农民。他3岁时母亲亡故，17岁就独自租了地主的地种，白天捡粪，晚上到冬学旁听，刻苦识字。他说：“八路军共产党来，我就高兴起来了!”他平常劳动完了，喜欢和大家一起扭秧歌，说道情。这次他带头移民。移民们满怀南下开荒多打粮食的热望，但也有些对故土恋恋不舍，一路风沙，旅途单调。李增正的叔父李有源就用旧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写了一个《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的新民歌，李增正领着大家一路上高高兴兴地唱了起来。这里摘录其中四段： 　　太阳升，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呀嗨荷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勋劳，边区办得呱呱叫，呀嗨荷呀!老百姓颂唐尧。 　　佳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南劳山，不过几年你来看，呀嗨荷呀!尽是一片米粮川。 　　叫老乡，仔细听，移民开荒真光荣，各州府县来欢迎，呀嗨荷呀!送了好多慰劳品。 　　这一队移民大队走在绥德县城大街上高声齐唱，我们欢迎的人群热烈鼓掌，他们就越唱越带劲，越走越精神。 　　当时地委《抗战报》记者陈伯林记下了这首歌词及作者简历，题目是“移民歌手”，发表在分区《抗战报》和1944年3月11日的《解放日报》上。这首《东方红》乐章，是从绥德分区的移民运动中产生的。人们竟相学唱，从绥德分区唱遍陕北黄土高原，唱遍黄河、长江南北，鼓舞中国人民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 　　地委书记的生产节约计划 　　1944年春季，边区机关、部队生产掀起新的高潮。在绥德地委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上，仲勋同志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机关生产，大家动手。只做工作不劳动的干部，实质上是轻视劳动，缺乏群众观点，必须加以改变。他带头宣布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自己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今年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花公家一文药费。在仲勋同志的带动下，我们地委宣传部和报社七八位同志，挖大粪，备春耕。大粪结成冰冻堆，挖时溅我们一脸，大家还是嘻嘻哈哈地干。花生要丰收了，田方和刘传茀在地里搭个草棚看守。一天夜里大雨倾盆，他两人抱上被子往回跑，绥德县城城门紧闭，他们钻城墙下水道回机关。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是20年代入党的老同志，戴副近视眼镜，一口四川话，天天领着我们到郊外村落各处老墙上刮土碱，抬回来熬硝制炸药。抗敌书店代经理卓树基，是广东人，诚实勤俭，少言少语，宣传部派他在书店卖书又卖杂货。 　　从上到下的大生产运动，对支援抗日战争，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超了巨大作用。 　　驴鞍上的识字牌 　　1944年秋后，我到子洲县委宣传部工作。一个部只有两个人，部长是向叔保，于事是我。向叔保派我下乡办冬学。我到苗家坪区周家圪*(左土右劳)村，这里是我经常去的点。开始，群众说冬季生产忙，冬学难办。村干部和大家商量，把办冬学和冬季生产结合起来。例如，村里运输队员赶脚，领了生字贴在驴鞍上，沿途识字、唱歌；放羊娃早上到冬学领生字，白天在山上边放羊边识字，晚上又到冬学学习。有一对夫妻，白天生产，晚上到冬学识字，每人占一块家里的门板练字，互教互学，夫妻比赛。冬学除教识字，还教珠算、生产卫生知识、读报、扭秧歌。每个人做一个木制小沙盘练字，又方便又节省。我把这些情况写给《抗战报》。仲勋同志发现了周家圪*(左土右劳)这个典型，便叫地委文工团派高鹏到周家圪*(左土右劳)冬学当教员，叫子洲县委写经验总结。仲勋同志还亲自写了一篇《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周家圪*(左土右劳)一揽子冬学介绍》专文，发表在1944年11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指出：冬学要民办公助，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办。为此，必须把冬学和冬季生产结合起来；“群众做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学与用一致”；要依靠乡村干部、劳动模范带头办冬学；要发动乡村的识字者，实行民教民；要把冬学和自卫军冬训、卫生、组织妇女纺织、植树和闹秧歌等结合起来。他指出：要用开会研究典型、交流经验的办法训练冬学教员；要培养先进典型，由点到面地推广冬学运动。 　　善于抓先进典型，推动全面工作，这是仲勋同志一贯的领导作风。 　　在关键时刻给同志诚挚的帮助 　　仲勋同志豁达大度，关心干部，诚恳和蔼，平易近人。1945年冬，我从绥德跋涉四五百里路，到延安西北局。当时，仲勋同志已调任西北局负责人。我住在西北局招待所一个山头上的土窑洞里。我走下这个山头，又爬上对面一个山头，有一排窑洞，那就是西北局。我走进仲勋同志办公的窑洞，就向他要求说：“现在解放区大发展，外面很需要干部，我要求组织分配我到外面去工作。”他微笑着点点头，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你先到中央党校学习，不久就可以统一分配。”我拿了仲勋同志的信，满心欢喜，立即到中央党校报到，学习不久，就出发到东北去了。 　　1978年冬季，我到广州见到仲勋同志，我们都很高兴。1959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主动向党的负责人谈心，反映了我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对当时一些问题的看法，这本是对党忠诚老实的表现，但是受到了错误的处理。我被开除党籍，下放回江西农村劳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神州大地春风浩荡。我在广州见到仲勋同志时，请求他把我要求彻底平反的申诉信转呈给中央负责同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马上要到北京开会。我给你送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他一回广东省，就对我说：“我见到了中央有关的同志，谈起你的事。他说中央党校已经给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安排工作。”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仲勋同志当时为我已得到彻底平反而高兴的情景。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从蒙冤20载到重新踏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这是我一生中的两个关键时刻。在这两个关键时刻，仲勋同志热忱地给了我诚挚的帮助，使我永志不忘。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