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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何载

习仲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青年时代，他激情满怀，立志要救民于水火。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西北的岁月，他毅然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了一营人马的兵变，紧接着北上陕北，跟刘志丹、谢子长在西北高原上举起了红旗。21岁时，在陕甘边创立苏维埃政府，并任主席。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日益强大，获得了全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称道，成为中央红军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初创苏维埃政权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首先提出，要做好群众工作，处处时时“心里揣着人民”，必须牢牢地扎根在群众之中。他的名言是“必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当人民忠诚的勤务员”。 　　从苏维埃主席到地委书记，到中央局书记，为广大干部最敬佩的是，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曾多次说：“实事求是就是党性。”他办一切事都从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左”倾路线和右的错误，把中央方针、任务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有机结合，把群众迫切需要的当前利益与革命长远利益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创建和发展，创造性地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建设，创造性地解决十分复杂、艰巨的西北民族问题，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多次称赞。 　　作为西北野战军的政委，他全力协同彭德怀司令员以2.6万的兵力抗击蒋介石24万国民党军队，成功地牵制了敌人，支持了华中、华东野战军的战略反攻。在地广人少、灾害交加的陕甘宁边区，他组织了五千多人的游击队、几万人的民兵，卓有成效地配合野战军逐步消灭“西北王”胡宗南及“马家军”几十万人，解放了大西北。 　　当人们对西北实际情况认识尚不清楚的时候，他敏锐地提出：“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使西北地区党和军队统一了认识，保持了清醒头脑，及时制定了民族工作政策，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卓有成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了人民政权，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稳妥地顺利地完成民主改革、土地改革，为西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遇到困难和艰难时，我都不禁想起了习仲勋在西北领导我们艰苦奋斗的岁月，勇气和信心油然而增；每当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就会想起习仲勋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团结党内外人士的高尚风范，努力寻找到了“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的途径和方法。 　　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在漫长的革命长河中，特别是在早期革命的巨风大浪中，遭受诋毁、排斥、打击，甚至被误杀，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习仲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他为革命两次坐牢(一次敌人加罪的，一次“左”倾错误迫害的)，先后两次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两次遭到无端的排斥和打击。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其中仅仅因为别人写的一部小说，就被下放、监禁16年。但他意志坚定，胸襟广阔，从未被压服，即使在黑云压城的岁月，他也是： 　　(一)冷静对待，既不向错误低头，也不垂头丧气，更未动摇自己的意志； 　　(二)读书学习，坚持锻炼身体； 　　(三)一旦恢复工作，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又站在新的起点上奋进。 　　我认识习仲勋是在抗战初期。之后，我参加了西北局、边区政府组织的征粮、扩兵、选举、土改、游击队等工作团队，由于多次充作领队，有很多请教他的机会。在保卫延安战役中，我是在延安撤出后见到他的，西北局成立了前委，我作为随军人员跟他转战陕甘宁边区，直到穿越了沙漠地带。攻克榆林前夕，又跟他回到西北局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和区薛家渠，参加土改，开辟新区，建立政权，恢复党的组织，剿匪反霸，马不停蹄，不分昼夜，一直到西安、兰州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多次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被抽调去陕、青、宁、冀、鲁、湘等省区做调查，办理一些事情，几乎每次都向他请示和汇报，获得他的教诲。 　　一些老领导知道这些情节，建议我写一本关于习仲勋的书。我深知习仲勋形象高大，内涵丰富，以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难以胜任，未敢承诺。后来，有同志建议只写他在西北，写他在这期间最有创新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于是鼓起勇气，拾起秃笔，以缅怀和学习的心情写了十个问题。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竭诚希望获得批评指正。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