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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跟刘志丹、谢子长率先举起红旗

何载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刚发生辛亥革命不久，革命果实被外国列强操纵的反动军阀窃取后，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愈陷愈深。习仲勋幼年就是在这动荡不定、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度过的。 　　苦难深重的人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求得解放 　　西北高原东临黄河，西接昆仑，北连蒙古大沙漠，南近关中大平原，地域辽阔，纵横千里，一望无际；境内山峦绵延，川河相依，资源丰富，民风淳朴，人民勤劳。 　　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军阀林立，连年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一遇天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流离失所，满目疮痍。当年在陕西就流传这样的民谣，字字句句描述着劳苦大众的生存惨状： 　　吃的草籽野沙米， 　　穿的破烂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盖， 　　天阴下雨毛朝外。 　　湿了有心晒一晒， 　　身上无衣不等待。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西北，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涂炭人民。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忍无可忍，奋起抗税、抗捐、抗粮，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和惨杀。穷苦农民的日子凄惨无比，又有民谣这样描述他们生存无望、走投无路的凄惶： 　　农民身上三把刀： 　　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条路： 　　逃荒、寻死、坐监牢。①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发生大旱灾，更是惨不忍睹。1930年底，据当时国民党的陕西民政厅厅长邓长耀的统计，民国十八年的饥馑，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奄奄一息。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雹、虫、瘟、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92个县凄凉无比，尸骨遍地，甚而人人相食，惨绝人寰。 　　1929年5月，国民党内政部长薛笃弼在视察甘肃灾情后，不得不致行政院电称：“平凉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② 　　就在这个时候，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志丹、谢子长，于1929年、1932年先后奉命回到陕西，顺乎民心，担当民望，开展起革命活动。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深入兵营，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暴动，拉起队伍，风起云涌，“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三秦大地点燃起星火燎原的态势。 　　时势造英雄，英雄出少年 　　1926年春，13岁的习仲勋考入富平县立诚中学。立诚中学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名将胡景翼创办的。学校的校歌充满着革命激情和爱国情怀： 　　陶冶智力， 　　发扬国光。 　　雪去百年仇耻， 　　收复旧有疆场。 　　莫作白面书生， 　　束在高阁上。③ 　　这个学校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 　　在学校的附近，先发生震动渭北平原的“蒲城学潮”，后为纪念巴黎公社，爆发了一场长达四个月的“第三师范学潮”。往前，有反清名将胡景翼活捉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子陆承武，著名的爱国志士张义安在三原举兵起义。在附近县，有国民党元老和著名革命人物于右任、井勿慕、胡景翼、张义安、杨虎城等人的英勇奋斗事迹，所有这些，在少年习仲勋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给他以重要的人生启迪，他憎恨黑暗，形成了不畏强暴、救民于水火的理想。 　　1928年1月下旬，习仲勋考入三原第三师范。 　　满腔热血、爱打抱不平的习仲勋入校不久，即投入到与反动训育主任魏海的斗争中。校方与当局狼狈为奸，将为正义而抗争的习仲勋和其他学生抓起来，押进看守所。在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延俊的指挥下，年仅15岁的习仲勋坚定沉着，机智勇敢，在狱中组织了绝食斗争，并向同伴宣传革命道理，要大家坚持到底。他还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提出“保持气节，决不出卖同志”的口号。狱友动情地回忆说：他“虽年纪小，但很有主见，有魄力，说话有震慑力”。 　　少年习仲勋在狱中的表现得到大家赞誉，也得到县委负责人武延俊认可。武延俊在狱中找习仲勋单独谈话，郑重宣布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敌人的监狱入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充分反映了习仲勋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党性。 　　在三原看守所羁押两个月后，习仲勋等人又被转押到西安军事裁判处，终因反“党国”的证据不足，被取保释放。 　　习仲勋富于智慧、坚定沉着、勇于斗争的事迹被广泛传播，当地人称誉他为“都村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宋文梅、程建文)。 　　就这样，习仲勋先入团参加学运，后在狱中入党，投身革命，从此，进入了喜悦与苦难同在、光明与阴霾交织的革命长河之中。 　　1930年春，即刘志丹奉命回陕举起土地革命红旗的第二年，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到长武县原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3旅3团2营从事兵运工作。警备骑兵第3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该旅3团2营是反对冯玉祥的旧部，营长王修德是共青团员，对共产党很同情。习仲勋利用王修德的关系，下到连队，与先行渗入该营的两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小组，以2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发展组织，争取团结士兵，积累力量，等待时机。经过半年时间，在该营发展党员30多人，在各连建立了党支部，在营建立了党的委员会，习仲勋被选为营委书记。又经过一年半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习仲勋认为“兵变”条件成熟，经省委同意，于1932年4月在甘肃省两当县成功发动了一营人的兵变，这就是威震关陇的“两当兵变”。 　　兵变后的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支队长先是吴进才，不久之后，许天洁接任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兵变部队向北且战且走，最后决定向陕西长武的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会合。此时，刘志丹亦奉省委指示，带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但正当双方靠拢途中，遭到当地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由于旗帜不明确，缺乏整顿，失去依靠，孤军陷围的部队与土匪一接触，动摇分子即带头溃散逃跑，兵变没有变出革命的成果，以失败告终。 　　经过两年精心策划的兵变失败了，年仅19岁的习仲勋虽然心理上受到打击，他后来总结了失败的主要教训，即没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他还曾假设：如果当时在凤翔山里进行游击战，情形就不同了。 　　经过百余里艰难辗转跋涉，1932年7月，习仲勋终于在耀县杨柳坪找到了时任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的刘志丹。 　　在杨柳坪以北的金刚庙，刘志丹、习仲勋这两位日后并肩作战、手足相依、共创陕甘边革命大业的亲密战友第一次见面了。对这次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会见，习仲勋在日后的自述文章《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中是这样记述的： 　　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地告诉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④ 　　刘志丹比习仲勋大10岁，从此，习仲勋称刘志丹为“大哥”，刘志丹亲切地喊他仲勋。习仲勋与刘志丹情同手足，并肩战斗，刘志丹率游击队南下北上，攻城陷镇，习仲勋带特务队(后改为渭北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战争。 　　习仲勋对刘志丹十分敬重，向他学习丰富的斗争经验；刘志丹知道习仲勋“务过农，种过地，善于联系群众”，经常委以重任。两人志同道合、患难与共，同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栉风沐雨，不忘先烈 　　陕甘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和壮大，是无数革命者英勇奋斗、坚贞不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结果。他们在中央及省委的指示下，先后发动了多次兵变和武装起义，取得了陕甘边、陕北的苏维埃政权。这些武装起义、暴动，著名的有渭华起义、清涧暴动、两当兵变、耀县起义、旬邑暴动、靖边兵变、西华池兵变、篙店兵变等70多次，为西北的革命武装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 　　参加这些斗争的同志，除了上述提到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外，还有李子洲、王泰吉、黄子文、杨森、杨琪、汪锋、张秀山、王世泰、惠子俊、马明方、马文瑞、张邦英、张文舟、高朗亭、贺晋年、张仲良、阎红彦、王兆相、崔田夫、张达志、刘景范、张策、吴岱峰、李铁轮、黄子祥等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为了红旗漫卷西北高原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功不可没，永垂千秋。 　　他们和这里未提到的许许多多先烈，为了创建这块壮丽的根据地，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如今，在石油滚滚的黄土高原上掩埋着无数忠骨，没有他们的成功和成仁，哪有今天的繁荣和昌盛! 　　西北高原红旗招展，鼓舞了人民，激励了士气，更加震撼了蒋介石的政权，他急忙调兵遣将对陕北红军进行了三次“围剿”(对有的地区“围剿”五次)，但每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败了。 　　陕甘党和红军经过长期斗争，连成一片，迅速壮大，建成强大的根据地，1935年迎接中央红军到达。从此，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仅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而且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①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③《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 　　④《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