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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习老——仲勋同志

陈仲旋

2002年5月24日，令人尊敬的习老——仲勋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那天，我是在报上看到消息才知道的。噩耗传来，我顿时感到十分难过和惋惜。痛惜我们失去了一位正直善良和勇于支持正义、支持改革开放的好领导。在这之前，我一直想再次去深圳看望他老人家，去祝贺他的生日，去问候他的安康，但却未能在他生前再次见他老人家一面。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还有一件憾事是：我一直在回忆他的为人处事，想将我所知道的有关习老在广东工作期间的一些事迹整理成文，可惜未能在他生前完成此愿望。现在，只好回顾有关他的感人事迹于一二，聊表对他的深切怀念! 　　具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共产党员 　　习仲勋的名字，我是较早就知道的。他是西北陕甘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我也较早就从书报上知道了。而我真正接触习老，并在他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则是1978年4月以后的事情。在这期间，习老有几件事，使我感触颇深。 　　习老是我们党和国家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但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却多次受到极左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先后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万恶的“四人帮”倒台后，习老才得以彻底平反，恢复工作。1978年4月，中央决定派他来广东工作。当时的广东省委指派我和孙铁钟同志专程前往北京迎接他前来广东。 　　那时，习老在北京已没有住处，临时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我们到达北京后，也住在该所的同一层楼，等候习老启程南下。在我们等候期间所见到的，是前来看望习老和送行的人很多，甚至凌晨两三点钟还有人前来探望。可见习老的威望很高，同干部、群众的关系很好。而当时全国总工会招待所的住宿条件很差，每个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小床，其他什么设备也没有。住在这种地方，连我们这些小干部都很难忍受，而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老，对此却安之若素。 　　2002年5月底，刚好我有事前往北京，于是有机会去他府上所设的灵堂致哀吊唁，第二天又参加了习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使我再次感受到人们对习老的敬重与深深的怀念，以及习老的人缘与威望。习老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前往瞻仰习老的人多不胜数，灵堂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再往外的人龙也很长。在习老府上所设的灵堂和八宝山，人们所送的花圈和花篮，摆满了整个大院和场地。连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何厚铧所送的花圈，都不得不将几个人的挽联共挂在一个花圈上。此情此景，十分感人。 　　习老的威望之所以这样高，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真正有能力有魄力、有胆略有才华的国家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处事光明磊落，对党忠诚，对人民一片忠心；他爱护干部、热爱群众，以人民为本，心里时刻想着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跟风，不怕丢乌纱帽；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宁可多交一个朋友，也不多树一个敌人；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一棍子把人打死；他没有高官的架子，不装腔作势，时时处处以一个普通人出现，平等待人，平易近人；他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处处为他人着想。因此，人民群众爱戴他，干部拥护他。他的这些好作风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生如此。所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共产党员。 　　敢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者 　　1978年4月份起，习老先后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是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 　　当时人民群众给习老的来信很多，每天都收到一大叠。习老对群众来信十分重视，经常亲自阅读和批示，不少还亲自回信。即使来信中有些不合理的要求，甚至有错误的言辞，他也给来信者回信。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来信，是相信党、相信省委的表现；再说，从人民群众来信中，还可以发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听到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发扬了民主，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习老的这些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处理他的群众来信也特别谨慎。他倾听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与建议，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平反了广东的冤假错案。 　　其中，对于在“文革”期间闻名全省以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习老更是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从1978年的8、9月开始，省委曾几次研究“李一哲”案件的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978年10月29日，省委又一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最后，遵照中央1979年1月26日的批复精神，省委于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进行了公开平反。在此之前，习老委托吴南生书记多次与李正天等人座谈，首先肯定他们正确的东西，同时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深入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尔后，时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老曾4次接见李正天等3人，同他们谈心交心，非常诚恳耐心地与他们沟通，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如1979年2月22日省委给党中央的《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中说的，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会开得比较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南方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在平反大会后所写的《广州市干部和群众对省委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说：省委公开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在习老的主持下，省委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平反，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我们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逆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经验教训。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中有了问题，应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这一条一定要说到做到，把它当作人人必须遵守的国家大法来坚决执行。一定要充分认识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意义。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无往而不胜。反之，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激化矛盾，脱离人民群众，给工作增加困难，甚至有可能被敌人利用，这是必须牢牢记取的。习老主持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平反“李一哲”案件的全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老是多么坚决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多么坚决拥护和认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和琚立铭同志作为当时的记录人员，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受到了很大教育，并对习老肃然起敬。 　　另外，在习老的领导下，中共广东省委于1979年10月召开四届二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又作出了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案件进行复查的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后，向全省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这是习老在广东工作期间所作的又一贡献。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在习老担任广东省委领导职务期间，我曾跟随习老到过一些地区的工厂和农村基层做调查研究。由于农村政策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生产破坏很大。当时广东的农村也像一些省市那样，正出现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风潮。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习老风雨无阻，深入到广东各地，直接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所到之处，都出现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也确实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是“不许分田单干”。并强调：“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因此，不仅有些干部害怕，有些农民也害怕，怕“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有的地方就强行制止。为了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习老每到一个地方都强调“不能强扭”，“不要硬扭”。在湛江地区，习老说：“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不要去硬扭，不要有这个思想负担。主要是责任制没有跟上，生产没有搞好。过去搞得太左，搞得太厉害，现在物极必反。现在，我们只能引导，不能硬堵。这样，我们才能同群众站在一起”；“农民现在这样搞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地区，在这个时期，甚至还长一点，这个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各级党委，除主管工交、财贸的书记外，其他书记都要去一个大队蹲点，搞调查研究，看看会发生什么矛盾。不要老是坐机关，坐在办公室。而且现在就要马上去做。”在这方面，习老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认真贯彻执行了1980年9月10日至22日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的精神，敢于“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然而，在当时全国各地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已经引起广泛争论的情况下，习老能这样做则不容易，是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气的。 　　积极支持改革开放 　　习老在广东工作期间的最大贡献是积极支持广东的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解脱出来的中国，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求迅速恢复已经濒于崩溃边沿的经济建设。在十年浩劫中，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大大增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都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都深刻地感受到“左”的路线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党的威信上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进一步认识到过去的计划经济和闭关自守的严重弊病，强烈要求改革，要求改变；而且都在想：社会主义到底应当怎么搞的问题。1979年初，以习老为首的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特别深入地了解和思考了这些问题，并在同年3月3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广东应该先走一步。对此，习老和省委书记杨尚昆都积极支持，其他常委也一致赞成。随后，习老又和南生同志一起去向当时正在广东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汇报。叶帅也非常赞成和支持，并要省委赶快向小平同志汇报。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老又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当时，习老还以借用的话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中央领导同志对习老这些话很重视。党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广东省委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让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并且很快就派谷牧副总理多次前来广东专门研究和落实此事，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还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这对广东来说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对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这是广东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试验。1979年9月20日，谷牧同志再次来广东，习老向他汇报了执行中央上述决定的情况。22日，谷牧同志与习老、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同志谈话，强调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并说：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老当场就回应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省委决定成立以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吴南生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自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策划下，在邓小平同志的坚决支持下，从广东开始，一步一步地打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崭新局面，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上了真正的康庄大道。 　　但是，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初期，乃至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广东、福建创办经济特区以后，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和阻力相当大。什么“广东已变成资本主义了”，“广东的红旗倒地了”，“特区是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特区是国际走私的主要通道”，办特区“是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等等指责和非难，不断地传来，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承受的。连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同志都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更感到“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然而，这一切都在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习老以及后来的任仲夷、林若等等同志领导的广东省委积极努力下，加上各个经济特区的努力奋斗，一次又一次地度过了难关，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使广东，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名列全国前茅，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赞。 　　这是邓小平的功劳，是当时的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功劳，也有习老以及广东省委的任仲夷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份功劳。 　　现在，习老已经离开我们了。广东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功绩的。 　　习仲勋同志永垂不朽! 　　2002年11月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