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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人民的知音

李屺阳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为失去了一生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孜孜不倦培养我们的老领导而痛心，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不时浮现在我们面前。他以热血凝成的对西北人民的深情厚谊，西北人民也由此把他作为自己亲切的知音。1952年秋，他离开西北后，这种深情厚谊依然长存。 　　今年春节，我又收到习老和齐心同志寄来的贺年卡，习老的笔迹仍然那么苍劲有力，显现出他的身体健康。我一边高兴，一边想着德高望重的习老仍然关怀我们这些小字辈。1998年1月，我在深圳拜望习老，还特邀他给山丹培黎学校题词(路易·艾黎生前聘请他任甘肃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他答应后于3月15日写了“发扬艾黎艰苦奋斗精神”的条幅寄来，现在都已成为绝笔。 　　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西富平县淡村一个农民家庭，曾在离家较近的三原县上中学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逮捕。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被叛徒出卖，和仲勋同志押进同一监狱牢房。伯平同志爱仲勋同志少年壮志，在自己学习马列原著的同时，也给仲勋同志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狱中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在红军时期，仲勋同志走南闯北，发动了甘肃“两当兵变”。我20世纪70年代末到两当时，县上同志还说，仲勋同志曾给县上寄过一篇“两当兵变”的经过。仲勋同志始终把生命置之度外，和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他20岁就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1942年延安西北局高干会议时，他已名声显赫，1945年6月，在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才31岁，是最年轻的一位。 　　1947年3月，在党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时，“保卫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保卫战开始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党政名义，动员组织各级党委政府率领全边区150万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保卫战。 　　那时，我正在延安李家渠组织妇女为廖汉生旅长率领的三五八旅两个营做服务工作。西北局机关派人来找我说，机关正在坚壁清野，陈煦随习书记走了，留下话叫我赶快去安塞徐家沟把小孩接回来，随机关同志一起撤离延安。 　　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他俩在前线紧张忙碌，不分白天黑夜，共同分析研究敌情，查看地图，在阵地四周勘察地形，捕捉战机，滴水不漏，调兵遣将，决定在青化砭打伏击战。 　　撤离延安不到两周，我军以700多人伤亡的代价，歼灭敌军5200多人，活捉李纪云旅长等少将3人。毛主席来电，说这次胜利意义甚大，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接着打羊马河、蟠龙。经三战三捷，大煞“西北王”胡宗南的锐气。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5万人的祝捷大会。会前解放军以缴获的大炮鸣礼炮七响，周恩来副主席讲话，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热烈祝贺西北军民的巨大胜利，号召边区军民消灭全部胡宗南军，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讲话中宣布了党中央毛主席仍然留在陕北，要和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说到这里，全场军民振臂高呼，口号声响彻山谷，军帽、农民头戴的羊肚毛巾在头顶上空飞舞。接着，彭老总讲了战争胜利的原因和任务，习政委讲了敌军残害边区人民的暴行。全场群情激奋，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军。 　　大会结束，陈煦从真武洞西南很远的村庄来看我，说了大会的盛况，并说我军已暴露在敌军面前，此地不能住了。我生小孩还不满月，婴儿安置在老乡家后，他背着两岁的大女儿，我拖着虚弱的腿脚，随着丈夫北上了。 　　习政委离开真武洞，率部到陇东一带打击顽敌。这时毛主席已由靖边青阳岔移住王家湾。几万敌军扑来，离王家湾只三五里路。好险啊，急得习政委坐卧不安!毛主席却稳坐泰山，待老乡全部撤出，他们才北上了。 　　1947年冬，西北局机关移驻绥德义合镇，在西北局习书记直接领导下，我参加了义合土改工作团。当时，晋绥先于我们进行土改，执行政策很“左”，《晋绥日报》还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由于受晋绥“左”的影响，我们在村里发动群众，强调了“贫雇农路线”，撇开了中农；我们没收了浮财，有的分了地，还出现了打人现象。老乡议论：“我们这里没变天，为什么还要土改?”有的说：“土改像下冷子(冰雹)，一坨一个样，河东土改惨得很!”但当时我们还认为晋绥土改搞得轰轰烈烈。 　　针对这种情况，西北局通知在义合召开土改工作团干部大会。习书记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意说，土改政策应当与具体实际相结合，1937年，老区已经搞过土地革命了，后来减租，土地占有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贫雇农已上升为中农，在农村占多数，是发展经济的基本力量，战争也是靠他们产粮、运粮，参军，撇开中农会影响经济发展。习书记强调说，当今已不是地主富农当权，土改的那种轰轰烈烈早已过去了!对当权的有缺点错误的干部，要热情地教育他们改正错误。 　　习书记讲的一席话，深刻地教育了我们。我们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把浮财退还了，把该退的地退了，还向老乡家家道歉。 　　后来，习书记给毛主席发去电报，阐述了边区当时的上述情况和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中央转发了毛主席给习书记的电报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还有同样情况者，务必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纠正……” 　　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不但陕甘宁边区全面纠正，晋绥地区也很快得到纠正。 　　建国初期，西北局习书记领导了西北五省的民主革命，在陕西按新区的特点进行了土地改革，我在渭南赤水参加了一期土改，大家都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按党中央规定中立富农保护中农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关中地区土地肥沃，过去连年战争，饥荒严重时，河南、山东、陕南贫苦农民逃荒到此者甚多，地主富农成分很少，按当地实际划了成分。习书记过去参加和领导过渭北游击队革命活动，了解关中情况，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土改政策。 　　但是，到1964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左”的错误又泛滥起来，在“四清”运动中，提出要解决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当时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农村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我在长安县四清运动前，在两个大队作了调查，给领导汇报说，基层干部的错误多属多吃多占，小拿小摸，不是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领导当即批评说，毛主席说的还有错!当时的领导还说：“西北没搞过真正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一定要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的地主要占到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重新划了阶级，否定了原来的百分之三到五。这次折腾，害苦了基层干部和群众，教训是沉痛的。 　　数年后，这次“左”的错误得到全面纠正。再次证明，建国初西北局习书记领导的土改运动，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正确的。 　　建国后，习仲勋同志的足迹踏遍了西北地区。他根据西北多民族的特点，提出“慎重稳进”的方针，和西北各民族上层如甘肃黄正清、吴鸿宾，青海喜饶嘉措，新疆包尔汉、赛福鼎等建立了深厚的兄弟之情，西北妇联等群众团体领导成员也吸收了民族人士，为西北人民的团结，进步，稳定，奠定了基础。 　　习仲勋同志永远活在西北各族人民的心中。 　　(原载《甘肃日报》2002年6月21日)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