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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
范民新

  敬爱的习仲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每当回忆起过去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心情十分激动。他的革命事迹、高尚情操和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眼前,让我无限怀念。
  1952年8月,仲勋同志从中共中央西北局调到北京。他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在国务院,他们两人朝夕相处,耳提面命,合作共事,非常融洽。在此期间,仲勋同志一方面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他对国务院机关事务工作抓重点、抓落实,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
  仲勋同志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得力。他奉总理之命,特别注意加强与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人士的联系,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了解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意见,并和他们交换意见,尽量发挥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他和张治中、傅作义、余心清、李德全、陈叔通、胡厥文、章乃器、罗隆基、马叙伦、黄绍竑、邵力子等党外人士经常来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仲勋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十分稳进慎重。有一次他到西北一些地区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发现有的地方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够,有的寺院遭到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干扰。回到北京后,他向总理汇报了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中“左”的偏向,总理听了极其重视,立即让他打电话给有关地区予以纠正。他还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以坦诚相待的态度与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措、黄正清、包尔汉、马鸿宾、马辅臣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仲勋同志对广大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爆发出来的积极热情和冲天干劲十分赞扬,但又很注意保持冷静的头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纠正偏差。他对1958年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左”的错误十分敏锐。当时,他带领一个组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去考察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看到有些地方兴师动众,盲目大办水利、大炼钢铁,而本来是大丰收的粮食和棉花却丢在地里无人去收割,造成人力物力较大的浪费。回到北京后,他如实地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报告,经周总理提议,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对大办水利和大办钢铁等工作进行了整顿。
  仲勋同志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鲜明,敢于直言。在筹备建国十周年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过程中,有关部门曾计划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总理看到设计图纸,便向习仲勋征求意见。习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府佑街的一片民房都要拆掉。总理当即表示,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当时主管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借口国家经济困难,粮食不足,提出在火车上吃饭要收粮票。习仲勋当即表示反对。他说:“中国自有火车历史以来,在火车上吃饭从来不收粮票,现在群众生活很苦,我们的‘票’已经够多了,如果坐火车吃饭收粮票,会闹得更紧张,我们不能收。”经过讨论,总理决定不收。
  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心连着心,凡是违犯群众利益的事,他坚决反对。1961年4月他奉中央之命,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省长葛县对农村形势、公共食堂、劳动保护、按劳分配、干部作风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走村串户,到处与干部和群众交谈,了解情况。经过深入的调查,他发现县里的领导因深翻地曾经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严重。基层干部队伍不纯,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之风相当普遍。群众生活标准很低,甚至主要靠红薯干度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习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对县的领导提出了批评,并且建议县里要把犯“五风”的错误编印成册,每年都要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与会的干部和群众听到这样振聋发聩的、实事求是的批评,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深刻的教育。
  仲勋同志一贯认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领导机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国务院,凡是信访部门送给他的重要来信、来访报告,他都批给有关部门或有关省市处理,有的还指示信访部门直接处理。1959年春季,甘肃、河北、山东、安徽等省群众反映春荒严重的来信、来访增多,信访部门派人作了调查和了解,写了综合报告。周总理和习仲勋对这个关系群众生活的问题十分重视,立即召集与缺粮有关的11个省的负责同志开会进行研究。会后,经过各省积极采取措施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较快地解除了群众的生活困难。他对那种认为人民来信来访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的错误认识,以及对人民来信来访草率推诿的作法,都给予严肃的批评,提出: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上,充分说明了仲勋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具体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优良传统。
  仲勋同志对党忠诚,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坚强不屈。他在1962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康生等一伙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而遭到停职审查达16年之久。1965年底和1975年5月他两次被下放到洛阳的矿山机器厂、耐火材料厂接受审查。在矿山机器厂的一年多日子里,他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师傅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了一些具体操作技术;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使他亲身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在耐火材料厂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对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他经常对工人们说,我在1935年被“左”的路线整得差一点被杀,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62年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监护坐牢七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仲勋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胸怀大志、对党忠诚、勤奋敬业、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宽宏大度、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努力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2003年5月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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