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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初到大别山
江英







  大别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这一地区领导革命武装斗争。
  1929年春,从东江撤出的徐向前又根据党的指示,从九龙乘船到达上海。中央军委书记杨殷与他谈话,征求他对以后工作的想法。徐向前表示愿意去搞军事工作。“那好,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杨殷说。他告诉徐向前,鄂东北根据地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最近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中央军委准备派徐向前去搞军事工作。徐向前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当时,徐向前并不知道和他谈话的人叫杨殷。徐向前离开上海不久,杨殷就被捕牺牲了。
  6月初,徐向前同桂步蟾、何玉琳一起,装扮成商人,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然后经黄陂、靠山店,进入鄂东北根据地。何玉琳是鄂东北特委派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对鄂东北的情况比较熟悉。桂步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鄂东北根据地当时不大,但也粗具规模,打下了发展基础。早在1927年春,这一地区的黄安、麻城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鄂东特委领导了黄麻起义,建立起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黄安农民政府,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支武装后来在吴光浩、曹学楷和戴克敏等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1929年5月,豫东南爆发的商南起义也取得了成功,起义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当地的群众基础很好。
  在黄安以北的箭厂河,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对徐向前说,特委已决定派他去三十一师工作。师长吴光浩1929年5月遭地方民团袭击牺牲。为稳定部队和群众情绪,他牺牲的消息还没有公布。徐向前名义是任副师长,但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红三十一师号称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不足1个营的兵力,共300多人。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都是当地干部。一大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大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后为江竹溪);四大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郑行瑞。原来的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干部和队员都很年轻,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部队陆续扩大,有些新兵只能拿着大刀、长矛。
  徐向前到了部队后,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他不以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很快就获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徐向前回顾说,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他还说,自己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
  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遇到了敌人发动的三次“会剿”。徐向前带领部队粉碎了敌人的“会剿”。
  第一次:“罗李会剿”。1929年6月,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罗霖部两个团与河南土匪武装暂编第二旅李克邦部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相配合,共同“会剿”鄂东北红军。这时红三十一师有3个大队分散在外打游击,在根据地内只有两个大队,一百多条枪。面对长驱直入的优势敌军,徐向前率领部队“避强击弱”,与敌兜圈子。随后发起反击,集中打击较弱的一路李克邦部及“红枪会”,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红枪会”溃散。徐向前还在白沙关召开万人大会,镇压了戴五爷等一批恶霸及“红枪会”的反动头目,大快人心。敌罗霖部受到广泛袭扰,被迫退回黄安、麻城等据点。
  第二次:“鄂豫会剿”。1929年8月间,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部分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豫东南和鄂豫边根据地同时进攻。徐向前建议特委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当敌人向根据地进攻时,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给敌人以打击之后,跳到外线与红三十二师会合。两师配合打了胜仗,缴获了不少武器。缴获的一匹马,徐向前骑了很长时间。俘虏了一个小号兵,留在徐向前身边当司号员,后来牺牲了。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去向后,重新部署合围。这时,红军又甩开敌主力,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9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
  第三次:“徐夏会剿”。10月,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徐向前指挥部队,兵分两路,跳出包围圈,使敌人围歼企图落空。这时,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南路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正在撤退。于是部队决定出击。战斗打响后,发现敌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一两千人。虽然迅速组织撤退,但部队遭到损失,二大队党代表桂步蟾牺牲。徐向前召集各队干部开会,主动承担责任。会上决定,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部队经过短暂休整趁敌人向平汉线撤退分路向外出击,消灭和击溃敌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红三十一师发展到700多人,枪600余支。与此同时,皖西农民群众在六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连续发动起义,于1930年1月组成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师,开创了武装割据局面。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斗争。11月间,召开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组成中共鄂豫边特委,徐朋人任书记,徐向前为委员之一,负责兵运。12月,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边区最高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徐向前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其中系统地总结了鄂豫边红军的组织领导、任务,红军与赤卫队及群众团体的关系,红军的整理、扩大与士兵教育,红军的游击战术等项内容。《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要求加强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教育。
  关于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决议案》规定了七条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徐向前后来说,这些思想和原则,都是在实际斗争中提炼、概括、总结出来的。“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小小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像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
  为了保证作战,红军开始尝试设立兵工厂。兵工厂很小,有二三十个工人,设备简陋,开始造出一支枪是废品。经过多次试验,才能造点“撇把子”枪。红军的军械维修和生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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