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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西出平汉路

江英

1930年初，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年4月，郭述申到黄安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为统一鄂豫皖党和红军的领导，成立鄂豫边区特委，郭述申为书记；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随后，建立了红一军军部，3个师分别整编为红一、红二、红三师，成立了独立旅。徐向前兼任红一师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全军共2100人。红一军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 　　5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兵力达100万人以上。这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但是，这时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发展起来了。“长江总行动委员会”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徐向前随红一军奉命三次出击平汉路，但并没有执行进攻武汉的指示。 　　一出平汉路。6月，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路，首先袭占了杨家寨车站，歼敌两个连，缴枪100多支。红一师由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全师共1200余人。国民党军两个团向红一师进攻。徐向前决定采取诱敌深入、伏击的战术歼灭敌人。当敌人进入在杨平口附近的伏击圈内、一声令下，仅两个小时，歼敌一个正规团1000余人。红一师再度扩编，3个支队编为3个团，共1500余人。 　　二出平汉路。7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一部，再次出击平汉路。经侦察，得知驻守花园镇之敌装备虽好，但战斗力较弱。红军奇袭花园镇，歼敌一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物资、弹药。战斗结束时，徐向前发现，部队缴获的迫击炮没有带上。一查问，原来战士不懂迫击炮，觉得太重，丢掉了。于是，马上命令把5门迫击炮扛了回来。红一师进行了第三次扩编，全师已达3000人，还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从此，鄂豫皖红军有了自己的炮兵。从6月到8月，红一军的3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7000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装备得到改善，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 　　三出平汉路。9月中旬，红一军根据特委指示第三次西出平汉路，攻广水、信阳未克。这一时期，红军三次出击平汉路，积极向外发展，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也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徐向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从这个时期军队的行动路线上，是跳跃式地行动，不是有阵地、有计划、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打开那么多地方，因为不是波浪式地推进，地方工作、政权工作一下子跟不上去，部队一走，一切都塌台，地盘又落到敌人手里……这些，都是受立三路线影响的结果。12月，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派人向前委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红一军决定放弃向长江沿岸和蕲、黄、广发展的计划，挺进皖西。 　　红一军攻克光山后，召开了全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作出决定，将3个师混编。部队整编后，全军共6000余人。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参谋长李昂茨。徐向前任副军长，免兼一师师长职务。 　　这一时期，红军迅速发展，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多少年后，徐向前提起1930年3月一位普通士兵的通信，其中控诉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信中写道：“在黄安七里区地方，出农民不意，绑了一百五十多人，不管男女老少，一概施以最惨的死刑。有的剖心挖目，有的用香熏，有的切指头，有的截脚杆。孝感县土豪，不顾农民的死活，故意抬高谷价。农民把一个土豪的谷仓打开了。于是孝感的狗县长，率领了一百二十多‘清乡’军，挑着二十桶煤油，一直把五六个村庄烧个干净，被烧的共有一百二十多家，被杀的农民二十七人，还有一个老妇女，捆着横在火车道上碾死了。”所以我们拿起枪，“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 　　1929年至1930年，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并胜利发展的重要时期。徐向前认为，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其原因是：第一，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和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打击敌人，壮大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第二，建军思想比较实际正确，并初步形成了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第三，加强了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关系比较正常。尤其是鄂豫皖特委的成立，关于统编红军的决定，意义重大，对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