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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风雨百雀园

江英

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路线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随后张国焘、陈昌浩等从上海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5月12日，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 　　随后，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旷继勋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师：第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杨学校”，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这时，发生了南下之争。6月底，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多数人支持这一意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但军委在余家集开会，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时，张国焘推翻原决定，要求红四军攻英山，东出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当时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改组太频繁。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下去，这对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极为不利。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南下，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这时，曾中生和徐向前认为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攻打大城市太冒险。经反复考虑，决定一部守英山，一部出蕲、黄、广。徐向前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南下，全歼敌人新八旅，缴枪1200余支，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银子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以及其他财物。金子后来全部送交上海党中央，其他财务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红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得到群众热烈拥护。 　　张国焘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即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这时，曾中生已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接张国焘来信后，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决定，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11月，中央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对南下之争表明了态度。信中说，主张南下是“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是“严重的反党错误”。接着，发生了白雀园“大肃反”，这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百分之六七十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南下作战时，张国焘、陈昌浩等即开始在红军中进行了“肃反”。十师参谋长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首先被捕。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陈昌浩说，8月初，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9月15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一天，部队正在行军，徐向前见到队伍里有两副担架抬着人，上面蒙着白布。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后，又在红一军、红四军里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怎么也被捕了呢?徐向前质问陈昌浩：“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陈昌浩对徐向前的抗议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陈昌浩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当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指挥员权限大。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肃反”中，轻信口供，严刑拷打。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张国焘还暗地里审查徐向前。 　　一次，总指挥部书记员周希汉给直属部队找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找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硬说他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保卫局说周希汉是改组派，把他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得知后，亲自来到保卫局，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拣回一条命。 　　鄂豫皖“肃反”时，陈锡联因和另外几个人一起买了油饼吃，被诬告组织“吃喝委员会”，给抓了起来。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馋，懂得什么叫‘委员会’?”后来，陈锡联被释放了。从那之后，陈锡联总说：“是总指挥救了我。”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中，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说，程训宣已经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反革命!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1928年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一同遇害的，还有王树声的妹妹等。后来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被杀害的还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1000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 　　许多年之后，徐向前回顾这段历史时分析了历史的教训，指出：第一，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第二，一些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第三，逼、供、信确实害死人；第四，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徐向前说，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