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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防御，大纵深迂回*

徐向前

(一九八五年十月) 　　十个月反围攻战役(1)的实践表明：干革命，干战争，必须具有敢于压倒敌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耐力，绝不能被优势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刘湘的六路围攻，“空全省之兵力”，铺天盖地，步步为营，并进合围，势如狂风暴雨，凶猛异常。特别是敌主力第五路，乃刘湘积二十年心血培养的精锐，装备优良，供应充足，兵员众多，从未受过红军打击，又是川西混战的胜利之师，确实不易对付。我军虽有自己的独特长处，但兵力、武器、粮食、物资供应等远不如敌军，根据地回旋余地相当狭窄，战略退路仅限于大巴山南一二百里的“弹丸”地区。敌我对比，敌处明显优势地位，我处明显劣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战略战役态势，就规定了反六路围攻的艰巨性、残酷性、持久性，当然也包含着敌胜我败的严重危险性。 　　一般说来，兵贵速，不贵久。以弱敌强，以寡敌众，以劣敌优，尤其如此。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却不容许我们速战速胜，要打，便只能打一场漫无期限的持久防御战。敢不敢打，能不能打?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我军没有被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冷静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和有利因素，下决心打！适时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急起应战，从而迈出了反围攻作战的第一步。这一步，很不简单，有重要意义。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只看到我军的劣势地位而忽视有利条件，只看到战局逆转的危险性而忽略争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容易陷于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战役进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试图转入反攻，均未成功，不得不继续防御下去。敌人经过七八个月的消耗，死伤累累，疲惫不堪，而敌第五路在万源前线，竟能爆出那么旺盛的攻击力，发起那么猛烈的攻势，则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仗越打越恶，越打越难，越打越险。敢不敢打下去?能不能打到底?又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有人主张兵退汉中，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确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这个时候，我们更没有被敌人貌似强大的攻势所迷惑，所吓倒，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投于险地”(2)，实施万源决战防御(3)。从而，又一次渡过了最大难关，终于赢来了胜利反攻的时刻。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疯狂性的一面而忽视其虚弱性的一面，只看到自己的严重困难而看不到敌人更加严重的困难，只看到战局的无尽无期而不懂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时刻最难渡过，也最容易判断失误，动摇决心)，放弃决战防御，那就不仅“功亏一篑”，失去胜利反攻的机会，而且，很可能被迫东流西窜，陷于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 　　反六路围攻，对我军的胆略和耐力，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全军上下，万众一心，豪气干云，“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4)。经住了考验，打赢了战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坚韧毅力，是我军优于敌军的一个最强点，也是贯穿于反围攻过程的始终，对争取战争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又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步步为营、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刘湘六路围攻与田颂尧三路围攻不同的地方，不但在于四川军阀已经联合起来，全力对我，兵力众多，装备精良，更重要的是，刘湘采取的围攻战术有了变化。田颂尧是兵分三路，自西而东，猛攻一面，长驱直入；刘湘则是兵分六路，三面合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刘湘的这一套，并非他的独特创造，而是蒋介石的“围剿”新战略——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具体应用。保垒主义是蒋介石总结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扑灭革命力量的经验，形成的新战法。我们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吃过它的亏。我军这次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敌人的六路围攻，可以说是打破蒋介石堡垒主义方针的新尝试。 　　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最大特点是集绝对优势兵力于一块革命根据地周围，分进合击，层层筑碉设防，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包围圈，以达持久消耗并最后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对付这种“围剿”战术，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不同，当然不能强求一律，只能“各自为政”，因时因地制宜。 　　川陕根据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第一，远离中央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四川境内又无其他红色区域相配合，是座处于巴山蜀水之间的孤岛。第二，建立根据地虽仅一年时间，但经过发动群众和反三路围攻，已经形成较坚实的根据地中心区域，第三，三次外线进攻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新区，壮大了红军，取得了支持战争的大量物资。第四，根据地背靠巴山天险，红军又与山北的孙蔚如部有互不侵犯默约，后顾之忧不大。第五，川北地势南低北高，易守难攻，利于红军实行山地坚守防御，并已为反三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第六，根据地范围不大，回旋余地有限，不便我军大踏步周转，“飘忽”制敌。上述情形说明，在川陕边，要粉碎敌人步步为营、分进合击、持久围攻的战略战术，上乘的方法，不是主力跳出外线，待机破敌；也不是内线“飘忽”，运动歼敌；而是逐步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就是根据川陕边当时的实际情况确立的。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和战术手段，均服从和服务于作战方针的需要。在这方面，较反三路围攻更自觉，更娴熟，更有所发展，也是事实。 　　敌人步步为营，不是长驱直入。我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后退。这就出现了工事对工事、堡垒对堡垒的交战状态。在这里，“堡垒对堡垒”，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为我们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不是“不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诱敌深入；不是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兵力，而是有主有辅，以主力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钳制于次要作战方向；不是单纯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消极被动，疲于应付，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和红军战术特长，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直至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等等。这正是适合川陕根据地具体条件的战法，是打破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新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 　　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给我军反攻造成的困难，也值得重视。从横向来说，敌各路并肩推进，你打开个口子，人家两边的部队一靠近，就能堵上。从纵向来说，敌人的兵力配备至少有一、二、三线，且有山险和工事屏障，你突破第一道防线，人家纵深还有足够兵力抵挡，不至引起全线慌乱。战役过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告捷，然而当试图乘胜转入反攻时，却未奏效，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告诉我们，实施决战反攻，打破敌堡垒主义的攻防体系，必须注意下列几点：(1)反攻前以最大耐心，最大限度地消耗、疲劳、沮丧敌人。(2)反攻时一个拳头打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然、凶猛、连续的突破，扩大缺口，直插纵深。(3)得手后实行大纵深迂回包围，断敌退路，利用敌人的张皇失措，迅速分割歼敌。这些，在东线的反攻突破中，西线的黄猫垭大捷(5)中，都得到了证明。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灵活地集中和使用兵力，充分发挥各部队的特长，真正把钢用到刀刃上去，是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决定一环。 　　刘湘的六路围攻，先后投入的兵力达一百四十余团，而我们却仅有三十五个团。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很大；处在反围攻作战地位的我军，要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劣势转为优势，从不利地位转为有利地位，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达到胜利粉碎敌人围攻的战役企图，基本的一着，就靠灵活保存和集中自己的兵力。“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6)。舍此，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反六路围攻，是一场历时十个月的持久战。阵无常势，兵无常形。战役进程中，交织着攻与防、进与退、伸与缩、分散与集中、被动与主动、包围与反包围、突破与反突破、阻击与追击等诸多战斗形态。战况异常曲折、复杂、惨烈，形势千变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兵力的保存、集中和使用上，尤需保持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否则，势必陷入疲于应付、捉襟见肘的地步，要战胜敌人，更是不可能的。 　　所谓兵力的集中和使用，其实就是战斗力的集中和使用。概而言之，战斗力的组成，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员、武器；二是军政素质、战术特长。前者，我们远远不及敌人，即使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也很难形成两倍、三倍、四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后者，敌人却远远不及我们，即使是最低限度的集中，也会爆发出强大的威力来。我军的优势，主要在后者。因此，兵力的集中和使用，就不能单纯从数量上打算盘，做文章，还着眼于部队的素质和特长。这样，才能用有限的兵力，去发挥以百当千、以千抵万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长期的战争实践和日常训练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优良素质和特长的主力师、团。有的长于进攻，有的长于坚守，有的长于夜摸夜袭。反六路围攻中，方面军总部根据不同阶段的作战任务，集中这些部队在手。用到关键的地方去，从而发挥了守如礁立、攻如河决的作用。例如，在四期收紧阵地过程中，我们以善于防守和钳制敌人的四军大部、三十军二六三团、三十一军二七一团分别集中于东西两线，控制要点，节节御敌，达到了大量消耗敌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的目的。马鞍山反击战，我们集中四军、九军、三十军的三个主力师在手，以著名的“夜老虎”二六五团担负夜袭突破的任务，直插敌后方阵地楼门口，一举突破敌防线，大部队乘胜猛攻，歼敌两个多旅。万源决战防御中，善于坚守防御的第七十五团，扼守屏障万源的大面山主阵地，顶住了敌人四个旅的轮番进攻。总反攻开始，我们以善于夜摸的二七四团夜袭青龙观，打开反攻突破口，而以善于进攻的第十师、二十五师、九十三师，担负第一梯队的作战任务，一举突破敌人纵深防线，为东线反攻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我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地位，但只要重视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把钢用在刀刃上，那末，一个团就会顶几个团用，一个师就会顶几个师用，自己兵力不足的困难，自然迎刃而解。 　　“为阵之法，在于分合。”所谓分合。指的就是兵力的分散和集中，亦即因时因地因敌因己制宜，正确而灵活地组织和使用兵力问题。分合得当，以弱可以胜强；反之，即使是处于强军的地位，也难免败在弱敌的手中。 　　最后，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还表明，战争的胜利，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在川陕边一隅，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打一场如此旷日持久的坚守防御战，之所以能够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惊人耐力，之所以能够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去粉碎优势敌人的“围剿”新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红军的作战，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与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作后盾，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自从我军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后，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六路围攻的严重形势，川陕省委和政府机关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力投入“保卫赤区，消灭刘湘”的紧张战斗中。川陕省委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粮食问题会议，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逐级成立“战斗委员会”，迅速掀起了参军参战，扩大地方武装，组织运输大军，构筑防御工事的热潮。战争进程中，全民军事化，一面坚持农业、军工和其他物资的生产，源源不断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一面担负侦察、运输、袭敌扰敌、转送伤员、修桥铺路、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等任务。九万多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数十万运输大军，是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川陕时期，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严重缺乏的形势下，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他们把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胡豆、洋芋、竹笋，都献给红军。留在敌占区的群众，则继续坚持斗争，袭击敌哨所、据点，瓦解敌军队伍，搜集敌人情报，积极配合内线的军民作战。川陕两省的地下党组织，也数度派人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川北运送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给我军以有力支援。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军民的团结，依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人民终于熬过十个月的战争难关，沉重打击了敌人，胜利保卫了革命果实，由此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7)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也不例外。 　　* 这是徐向前对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战役经验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第十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反围攻战役，即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抗击国民党军六路围攻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国民党军第一路为第二十八军；第二路为第二十九军；第三路为新编第六师和第二十三师；第四路为第二十军；第五路为第二十一军；第六路为第二十三军等部。国民党军共投入一百一十余团的兵力(后增至一百四十余团)，二十余万人，飞机十八架。经十个月的作战，红军先后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一架，彻底粉碎了这次围攻。 　　(2)见《孙子》九地篇。 　　(3)万源决战防御，一九三四年七月中旬，国民党军阀刘湘发起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猛攻，红四方面军实施决战防御，坚守万源阵地，血战近二十天，红军共伤亡万余人，阵地巍然屹立，为转入全线反攻创造了条件。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三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5)黄猫垭大捷，一九三四年八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转入西线反攻，以中央突破、大纵深迂回战术，将国民党军第二路第二十九军等部十余团共一万四千余人，围歼于黄猫垭地区，取得反攻以来最大胜利。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三〇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徐向前军事文选/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