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徐向前 > 全文图书 > 徐向前兵法
|
| 第六章 建设铁的军队 |
| 江波，李瑗 |
|
|
一、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必须独立掌握一支人民军队，使之成为党从事革命斗争的工具。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人民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诞生便和党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置身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党的任务为任务，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
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向前长期领导军队，独当一面。如何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他军事实践中的重要部分，也成了他关于人民军队用兵之道的重要内容。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进行的。这种社会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采取一种分裂剥削政策。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在中国寻找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作为自己的代表，疯狂地掠夺、剥削我国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他们像一群贪婪的野兽，分赃不均时就相互厮咬。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必然是封建割据、军阀混战。而广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使他们有了封建割据和混战的客观条件。这种军阀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谁的枪多，谁就称霸一方。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因此，中国存在着军阀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等思想的深厚土壤。这些思想倾向也难免会反映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来。
正是由于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徐向前始终把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作为一贯坚持的根本建军思想。徐向前认为，将部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任务而斗争，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武装的鲜明标志，也是它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所在。他在总结人民军队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时指出：“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这种伟大的精神，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以革命的理想灌输到人民军队之中形成的。没有这一条，军队就没有理想，没有方向，没有精神支柱。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早在鄂豫边根据地时期，徐向前在他的军事实践中就十分强调这一问题。
前已述及，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决议案》对红军组织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1．各级政治指导员对各级士兵委员会居于指导地位；
2．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签署，才能发生效力；
3．高级政治指导员非同志不能充当(这里的“同志”系共产党员的代称)；
4．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使非党籍士兵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行动；
5．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应由党委及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在地方党部和党委意见不同又不能取决于高级党部时，则仍采用党委的意见。
显然，这些规定，明确地规定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工作的作用。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决议案》还规定了红军士兵的教育问题，政治方面主要是：
1．加紧士兵对土地革命和阶级意识的养成和认识；
2．加紧士兵对群众组织的能力；
3．加强政治讨论；
4．组织士兵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
5．加强士兵的识字运动。
上述前三个方面，系对士兵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显而易见。组织士兵俱乐部和开展识字运动，是为了提高士兵的文化水平，活跃士兵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
应该看到，这个《决议案》产生于1929年12月初，与同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同时产生的。而且，《决议案》还对红军与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和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扩大红军、瓦解敌军、如何执行党的政策等，作了具体的规定。这说明，早在红军创建之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向前这些红军的领导人，就开始依据马列主义关于人民军队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国这种特殊国度里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虽然在探讨的深度上仍然存在着差别，但这种探索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根据这些思想，徐向前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在部队中努力贯彻这一原则。他在回忆鄂豫边初期建军的情况时说：“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①。
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比如，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举办党的骨干分子训练班；制定军、师、团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细则，并编印了《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连指导员须知》等；支部建在连上，发展党员严格遵守入党条件，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军队鲜明地坚持了她的党性原则。
正是由于四方面军在发展中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以革命精神灌输于部队的建设之中，从而使这支部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险阻、曲折，异乎寻常，简直超过了正常人的忍受力、负荷力。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红军走到哪里，敌人便追堵到哪里，根本不容你有立脚之地、喘息之机。红军走了打，打了走，边打边走，几乎无日不走，无日不战。部队在敌占区转战，人生地不熟，物资供应毫无保障，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药品没药品；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雪山草地，原始森林，无不留下红军的足迹，也吞噬掉不少同志的生命。内部的错误，更加剧了转战中的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指挥，曾使红一方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兵力损失过半，险些陷全军于覆灭的境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碰壁，损耗了一半兵力。但是，不论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也好，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好，党内的错误和分裂也好，都吓不倒红军指战员。红军不愧是英雄汉。所有的危难，都被党和红军的集体奋斗一一战胜了，克服了。蒋介石的短期内必将消灭红军的梦想，彻底破灭。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奠基西北，揭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而红军之所以能在人类军事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造这一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红军有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
1936年7月，徐向前在向美国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时，概括了八条：(1)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2)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3)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4)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自我牺牲和斗争到底的精神。(5)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支持。(6)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的社会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7)红军在斗争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8)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这些要点，是徐向前建设红军的指导思想的缩影。贯穿其中的一条指导性线索，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领导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积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他强调指出：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如何克服部队中的不民主的现象及一切不良现象?主要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军队各级首长都必须知道，首长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针对某些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他说：“有些同志强调自己是首长，有些同志打下几个胜仗后，就老子天下第一，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了。实际上如果没有党的保证，你一个旅长一个团长又有什么办法打胜仗?你打了胜仗，即算是在战斗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也只是起了一分子的作用，有什么了不起呢?”
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徐向前指出，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党的总任务服务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仅仅是在业务上有区别，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军事政治二者不能分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任务也是一个总任务的两面。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军事干部认为是只管打仗，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政治工作干部认为只管政治工作，是单纯政治工作观点。军事工作没有搞好，是军事干部负主要责任；政治工作没有搞好，是政治干部负主要责任。如果部队不团结，会直接影响战斗力。因此军事干部必须懂得和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也必须同样懂得军事，部队如果打败仗，甚至接连打败仗，政治工作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政治干部打起仗来就躲在后面，还谈得上什么战时政治工作?这样的人，难怪人家说他是卖狗皮膏药。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磨擦，闹地位，争享受，争权柄，这都是不对的。现在全国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中央。我们全晋冀鲁豫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中央局；军队中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委会。加强党委会的工作及其领导作用，就可以解决军政的磨擦问题。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军、政干部分工去做，为同一个任务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徐向前还特别强调，军事工作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都应该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把自己看成是党的干部。他在讲到连队的军政干部时说：“连队的中心领导是支部。不管是军事工作干部或者政治工作干部，都必须服从支部领导，都须对连队党组织负责。支部是连队中党的最高组织。连长和指导员要定期向支部作报告，支部要定期检查连长和指导员的工作，把连队党的领导确确实实建立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干部个人主义及一切坏倾向的发展，否则他对个人负责，不是对党负责，坏倾向就越发展越厉害。”②
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工作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被林彪一伙搞得十分混乱，以致把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对立起来，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了天上，实际上把政治工作摔到了地下，严重地损害了党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形象。回过头来看看徐向前当年的这些论述，应该说是很深刻的。正是这些正确的思想和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形成了人民军队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优良传统，从而使这支军队始终保持了她是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英勇奋斗。
二、团结，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对于武装集团来说，团结尤为重要。只有保持部队内部高度的团结统一，才能形成铁拳，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徐向前在他的军事实践中，始终把团结看成人民军队的生命。
徐向前强调团结，首先是和坚持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相联系的。这就是军队首先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反对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军队领导干部对接受中共中央地方局的领导存在模糊认识，因而影响党和军队内部的团结。1942年11月，徐向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发言指出，有人说西北局不能领导边区的军队，这就形成军队与党的不正确不正常的关系。他发问道：西北局是党中央决定成立的，西北局是不是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领导者呢?是的，我们应当相信。
在团结问题上，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团结又是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地方政府是指革命根据地内建立的革命政权，如红军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但是，有的军队干部不尊重地方政府，随便破坏政府的政策，不尊重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打骂政府工作人员。徐向前在一次讲话中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四团某营中，有一个副官包庇用法币的老百姓，违反政府法令，区长出面干涉，这是他的责任，应该干涉的。可是我们的副官却把区长在院子里打了一顿又打一顿。教导员在外面走过，泰然自若地过去，不管，不处罚副官。以后司令部派人查，查出来是包庇，于是给该副官判处徒刑三日。该团的干部都不满意，并说，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起来威胁。军队对于政府法令可以随便破坏，自己营部的副官打区长，教导员在那里看着不管，上面查出来，还起来反抗，明明晓得是不对的，还来庇护。
对于这种影响军政团结的不良现象，徐向前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以此教育部队认识军政团结的必要性。他说，从认识上说，这些同志是不了解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列宁说：革命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的军队不仅要拿起武器把统治阶级推翻，夺取政权，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巩固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夺取了政权就完了，夺取政权才是革命的真正开始。但是我们的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不尊重我们的政权，不号召我们的军队起来拥护我们的政权。同时，有的同志不了解政府的法令就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政府颁布的法令也好，决议指示也好，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们党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来规定具体政策的。政府是根据这些政策来规定它的法令和办法的。随便破坏政府的法令，就是不尊重政府。军队是最有组织的，行动是最一致的，领导也是最集中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用这个组织，用这个行动的一致，用军队严明的纪律，来帮助政府，拥护政府。
与军政关系紧密相联的是军民关系。中国工农红军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紧紧地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是这支军队建军之初就明确了的。但是，旧军队的军阀主义作风仍然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人民军队内部来，何况人民军队的一部分成员本来就来自旧军队。因此，教育广大干部战士从根本上认识军民团结的重要性，认识危害军民团结的严重性，成为徐向前管理军队、建设军队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徐向前从不姑息迁就。在一次会议上，他严肃地指出：在军民关系上，危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军队中个别人把老百姓打死，随便把老百姓抓起来吊打一顿，抓赌打死人等，影响很坏。他语重心长地说：“边区的政权，是最民主的政权。边区的群众过去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奋斗了多年，才产生了我们的军队，而今天军队却来欺负群众，压迫群众，危害群众的利益，甚至于危害他们的生命，以为枪杆子可以高于一切。政府也不要，群众也不要，你这个军队要什么?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群众不要，政府不要，什么是我们要的?革命是有目的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打死一个人，杀死一个人，要偿命的。军阀的军队，他们的坏处就是不要群众。我们军队中发生的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军阀的行为，军阀思想残余的行为。这种思想上的错误，就造成军队只是埋怨党，埋怨政府，埋怨群众。群众也不好，政府也不好，党也不好。这样搞下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在我们党军中，在党领导的军队中，决不能这样胡作非为，横行霸道。”③
正是由于徐向前狠抓了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所以部队在作战中总是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曾经经历了山西历次作战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人民群众的支援时，总是感叹不已：
——围攻运城，先后有23万多民工参战，他们为部队运来小米、白面和大批作战物资。阳城、沁水两县青年妇女的支前队，赶着12辆大车，满载着两县妇女精心制作的军鞋，送到前线。她们还派了12名代表，携带120双军鞋，亲自送到前沿的堑壕里。她们要亲眼看到战士们穿上她们自己做成的鞋去爆破碉堡，攻打城垣。这种举动，对战士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在临汾战役中，晋南群众曾筹集了10万门板支援前线，为攻城部队构筑工事。广大支前民工冒着炮火，为部队抬伤员，送弹药，运粮草，为解放临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晋中战役中，广大民工冒着炎热，跟随部队行军作战，部队打到哪里，他们支援到哪里，及时保证了部队的。物资供应。
——太原战役中，地方党政领导率领10万民工支援前线。解放军各师都有一个民工团或营，直接参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送弹药，转运伤病员和作战中所需各种物资器材。民工团中的民兵，有时还参加战斗或看守俘虏。
在攻城的外围作战中，广大民工与部队同吃、同住、同作业，日夜战斗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民工团的锅灶火力不好，经常吃生饭。部队就抽出一些炊事技术好的同志，帮助他们做饭，并从部队中抽出一些行军锅和炊具给民工团用。蔬菜不足时，部队宁可吃野菜，也要匀出一些给民工吃。一天夜晚，天下大雪，一三三团七连指导员发现一位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在阵地上睡着了，没有被子盖，手脚冻得冰凉。指导员立即把这个小青年搂在怀里暖和，临走，把自己的军大衣盖在小青年的身上。太原战役时，驻地老百姓的门板差不多都下光了。一位房东媳妇在生孩子，婆婆见门上没门直发愁。指导员就把自己的棉被送给房东当门帘用，使婆婆十分感动。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正是部队取之不竭的胜利源泉。临汾战役后，徐向前曾向记者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谈话。他在讲到胜利的原因时指出，我军所以能取得完全胜利，“主要的力量是全区人民的支援和广大民兵、民工直接参加战勤工作。”“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之于后方。”
徐向前强调团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
这种军队内部的团结，对于建设一支真正的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更是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一方面，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主义、闹独立性等思想残余必然会反映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来。另一方面，中国的工农红军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交通不便，关山阻隔，处于分割状态，而且一分割就是好几年，一个根据地就好像一个“山头”。由此，形成一个部队各个部分之间，各个根据地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历史、特殊联系和特殊作风。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再加上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够，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这种山头主义是一种小团体倾向，也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有排外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严重地妨害军队的团结统一。
徐向前在领导军队建设之初，就遇到了这种错误倾向对部队的影响。
1929年8月，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分兵力，对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动进攻。中旬，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迅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在这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红三十二师领导人周维炯、肖方等。
周维炯是丁家埠暴动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三十二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发生矛盾，造成互不信任，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后中央特派员郭述申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幸亏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幸免于难。
这次两个师会合后，徐向前十分注意团结工作。主要作法是：不提往事，热情关照。同时还拨了些枪支和弹药给三十二师。两个师在那一带打了一仗，红三十一师打一面，红三十二师打一面，相互配合得很好，战斗取得了胜利。虽然这一次尚未从根本上消除芥蒂，三十二师仍然有戒心，战斗结束后不辞而别，但两支部队会合后，关系没搞坏，这就为以后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
为反对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徐向前和其他红军领导人还主张和采用混编的方法，来打破部队中的地方观念，使部队相互学习，团结一致。
1930年4月在鄂豫皖根据地成立的红一军，其红一师由最早活跃在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十一师改编而成，红二师由最早活跃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十二师改编而成，红三师由最早活跃在皖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十三师改编而成。“三个师过去来自三个地区，基本上是按地区系统形成建制的，地域观念、山头主义较明显地存在着。”④有人动不动就说：“这一师是我们的，那一师是他们的。”甚至互相瞧不起，闹矛盾，妨碍部队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前述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的矛盾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对此，徐向前和许继慎等红一军的领导人早就主张混编，但由于条件不太成熟，未能实行。
1930年10月，红一军攻克光山后，在城内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组织建设，反对不良倾向，整顿纪律，并讨论部队的整编问题。会议对不良倾向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和统一指挥、统一组织、严格纪律。通过了关于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宣传教育问题、政治工作等决议。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光山会议后，部队即进行了统一整编。第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第一、三团；第二、三师合编为第二师，辖第四、六团。同时，从第一、二师各抽五个连对调混编。各级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徐向前仍为副军长，免兼一师师长职务。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与皖西中央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第一军第三师。各级党的组织，也随之进行了整顿。在前委之下，按新的编制，师、团成立党的委员会，营、连成立支部，班或排成立小组。
这次混编，在统一全军的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及打破地方宗派观念上，起了积极作用。
为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实行混编是一正确的方略。同时，整编中也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这次整编，由于受到“左”的“立三路线”的影响，也存在一些问题。徐向前后来说：“对一师，拆得太厉害，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是不妥当的，也是军领导对一师不够信任的表现。撤二师师长漆德伟的职，送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没有多少道理。他是商南起义的领导人和二师的创建人之一，在二师中有较高的威信，因对枪毙该师参谋长漆海峰持消极反对的态度，便被撤职送上海。二师参谋长漆海峰，错误严重些，吸食鸦片，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但他在创建二师中出过不少力，决定枪毙他也是过火的。当时，二师有人反对枪毙漆海峰，结果被扣上‘有背叛党路线的企图’的罪名，开除了党籍。这些问题，给部队混编带来了不良后果。”⑤
实行部队和干部之间的交流。徐向前在以后的军事斗争中一直注意采用这一方法。
1939年5月，徐向前奉中央命令到山东工作。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对于山东，中央要求将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百万以上。目的是坚持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伺机向华中发展。
当时在山东的部队主要是两支：一支是一一五师的部队，一支是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的指战员，经历过艰苦的战争环境的锻炼，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部队的军政素质都很高，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师政治委员罗荣桓，长期和毛泽东在一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领会很深。实践经验也很丰富。但是，一一五师是从山西进入山东的，对山东的情况不太熟悉。山东纵队是抗战初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是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创造出来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这个成绩是巨大的。同时，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较迅速，因而部队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弱，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
为了使两支部队能互相取长补短，以在发展山东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团结战斗，发挥更大的作用，徐向前和山东分局的领导研究决定，两支部队，交流人员。一一五师战斗骨干多，经中央批准，调该师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骨干。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山东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也从山东纵队抽调一些干部到一一五师，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0年，山东纵队又一次拨给一一五师3万人枪，以解决一一五师因作战任务繁重，急需大批兵员的问题。这种人员交流，对促进部队团结战斗，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混编也好，交流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坚持部队高度的团结统一。徐向前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总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做坚持团结的模范。在红四方面军，他与张国焘等人共事，心情一直不舒畅。既要讲斗争，又要讲团结；既要坚持原则性的意见，又不能越权行事。建国后，徐向前谈起这段困难处境，曾无限感慨地说：如果当初中央派周总理来鄂豫皖就好了，部队也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磨难。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徐向前一直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曾经和徐向前并肩战斗的李先念回忆说：
“1935年6月，他让我火速率一部兵力向懋功一带进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并要部队多带些粮食、衣物、炊事人员，支援兄弟部队，切实搞好两军团结。懋功会师后的气氛，团结而热烈，情景十分感人。过草地后，向前考虑到一、三军团万里转战，减员甚大，特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攻打包座，开辟北进通道。他积极拥护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当张国焘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迫使党中央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时，有人不明真相，请求是否派兵拦截。我那时就在向前身边，见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坚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同志等一起，团结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西路军失败后，向前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但也提得起，放得下，顾全大局，毫无怨言。”⑥
曾经跟随徐向前60多年的几位老部下、老战士，这样回忆徐向前坚持团结的品格：
“团结为重，顾全大局。徐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一直感染着我们。他经常教育我们，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就是胜利。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鄂豫皖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他对当地干部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很尊重，经常虚心求教，工作上主动配合，团结得很好。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徐帅从朱德总司令处得知红一方面军干部多，兵员少，就主动提出从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抽调军政于部到四方面军工作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后，四方面军共抽调3个建制团、1个师直属队共3800人，补充给一、三军团。同时，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务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这对充实一、三军团的战斗力，加强四方面军的司令部工作和政治工作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1936年，为在甘孜地区迎接二、六军团，徐帅在干部会上动员说：‘红军就像一家兄弟，一、二方面军好比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只能搞好，不能搞坏。’60年代初，刘伯承元帅在一次谈话中，对徐帅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风格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徐帅的话不多，但作用很大，关键地方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精神实在可贵。”⑦
徐向前这种坚决维护部队团结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带兵实践中。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这样，解放战争时期也是这样。
1949年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军委决定，将解放平津的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一师开赴太原前线，配合徐向前领导的十八兵团，加强对太原的军事围攻。
为做好几大野战兵团的会合，徐向前领导兵团指战员准备好粮食、蔬菜、房舍、物资，热烈欢迎兄弟部队的到来，为了切实搞好几大兵团会合后的团结工作，十八兵团还制定了“八大守则”，要求部队一体遵照执行。这“八大守则”是：
(一)随时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
(二)协同作战时要积极主动，不争夺缴获。
(三)行军相遇时，要主动让路；驻军一起时，要主动让房子，不争借家具，不争购物品。
(四)当兄弟部队有困难时，要尽力帮助。
(五)说话时要态度和蔼，礼节周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
(六)不许私自动用兄弟部队的武器弹药器材及其他物资。
(七)兄弟部队的规劝和建议，要虚心诚恳接受。
(八)见兄弟部队有违反政策纪律时，要经过组织提意见，不许背地议论。
太原前线会师后，部队充满了团结友爱、欢欣鼓舞的气氛。随即，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同时，成立总前委，统一领导各部队。这几支部队在其后攻打太原城的战斗中，紧密合作，取得了太原战役的胜利，使盘踞山西达30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宣告灭亡。
三、苦练出精兵
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包括军队的编组、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和部队的精神面貌等诸方面。其中，人是首要的因素。这里的人，是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的人，是人和武器的结合；是一种群体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
这种决定战斗力强弱的“人”，如何培养?徐向前认为，苦练出精兵。一支能在战场上过得硬的军队，必然是平日训练有素的军队。兵不练不精。平时稀稀拉拉，缺乏严格训练，战时势必放“羊子”，吃败仗。尤其是我们人民军队，长期在装备上、数量上处于劣势地位，要想战胜敌人，就更要坚持经常、严格、刻苦的训练，从提高部队的质量上作文章。他说：“部队的士兵和干部训练好了，仗就可以打好，可以减少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部队训练不好，仗就打不好，就会增加部队的伤亡，战争就会失败。”⑧他还尤其重视新兵的教育训练。认为，一个新兵如果不加训练就拉上火线，那是送死战术。懂得了这一条，自然就要加强部队的训练和教育了。
练兵的内容是什么?徐向前在总结红四方面军练兵实践时指出，所谓练兵，主要是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这几项是基础的东西。
徐向前进一步分析这几个方面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拿胆量来说，一个新兵，没攀过高，没履过险，没走过夜路，没见过刺杀，没摸过枪炮，上来就去打仗，哪会有多大的胆量?心里不打哆嗦才怪呢。因此，练兵，首先要练胆。战术和技术素养，更是如此。不练习扔手榴弹，能投得远、投得准吗?不练习瞄准射击，能弹无虚发吗?不练习刺杀动作，能白刃格斗吗?不懂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修筑堑壕工事，能隐蔽自己，保存自己吗?“艺高人胆大”。战术和技术过得硬，反转来又是增强人的杀敌胆量的动力。平时只有严练苦练勤练，真正掌握一套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战时才能临阵不慌，化险为夷，减少流血牺牲，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早在鄂豫皖红军建设初期，徐向前就要求部队“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加强士兵军事技术”，“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形成了部队的练兵传统。平时练，战时也利用间隙练；不仅好的天气条件下练，风雪交加、赤日炎炎要练；不仅基层干部练，高级干部、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也得练。练兵项目有：跪射、立射、卧射，刺杀，甩手榴弹，跳越障碍，强行军，变换队形等。部队还经常进行一些实战演习。战前坚持演练，通过战争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打一仗，进一步。
部队发展起来以后，他根据不同时期的作战对象、地形条件和装备情况，确定不同的训练重点，组织部队进行严练苦练。1933年6月，方面军在粉碎敌人三路围攻后开展的大练兵运动，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威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鉴于新兵数量的大量增加，徐向前领导部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大练兵运动。
这次练兵，从实践需要出发，根据川北的地形特点，重点训练了下列课目：
(1)四大技术(射击、劈刺、甩手榴弹、土工作业)。如射击一项，即包括操枪、射击姿势、测距离、定表尺、瞄准、击发、装退子弹、上下刺刀、枪支的拆装和保管等。要求新战士掌握各项技术的基本要领，达到合格水平；老战士动作娴熟、准确、迅速，精益求精。
(2)山地战斗。包括跑步、急行军、爬山、攀登悬崖、跳越障碍、利用地形地物、变换战斗队形，以及山地战斗(尤其是近战)的一般攻防和追击原则。
(3)夜间战斗。包括紧急集合、判定方位、视力听觉、静肃行进、通讯联络方法、通过障碍物、摸敌岗哨和据点、夜间射击和劈刺，以及夜袭夜战的一般战术原则。
(4)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包括明了任务、判断敌情、写下决心、运用兵力、指挥位置、机断处理情况、灵活变换战术、图上作业、实地指挥，以及特种战斗(山地、河川、隘路、居民地、森林、夜间)的一般指挥原则和组织实施方法。
在训练中注意培养有专长的部队，是徐向前练兵的一大特点。比如，有的团队重点练夜摸，有的团队重点练攻坚，有的团队重点练防御。由此，在四方面军中形成了许多有特长的部队。这些部队，在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加强理论学习，是徐向前练兵的又一特点。军事理论学习曾是四方面军一个比较薄弱环节，在这次练兵过程中，方面军总部专门印发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军事教材，供各级指挥员学习。尤其是曾中生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着重阐述了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作了深刻总结，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比如，该书把红军反“围剿”的主要战法归结为：(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络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门抄击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专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争网；(9)尽力发挥夜战的效果；(10)突出外线的攻击。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红军进行山地、河川、居民地、森林及夜间战斗等，应采取的战术原则和注意事项。通过学习这些教材，使许多具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在理论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在练兵运动中，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还把政治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目的是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扩编后的红军，新成分大量涌入。他们一般都对红军具有朴素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怕打仗，有的违反纪律，甚至有的开小差。在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上，有的军队干部搞“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地方干部。为解决这些问题，军、师、团三级政治机关，分别举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和党、团训练班，学习《干部必读》、《党员须知》、《连指导员须知》，对广大政工干部和基层党、团员骨干，进行短期轮训。对广大战士，则普遍以中共“六大”的《十大纲领》、《红军战士读本》、《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战士丛书》为教材，着重解决为什么要当红军和怎样才能当好红军的问题。在政治教育中，还采用唱歌、竞赛、读报、讲故事、办墙报、开文娱晚会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寓教于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次大练兵运动，在军事、政治以及后勤工作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通过开办学校，培养军政人才，是徐向前练兵的又一重要方面。红四方面军涌现出大批能征善战的指挥员，是与徐向前的这一训练方法分不开的。
还在鄂豫皖红军建设时期，徐向前就强调开办学校，培养干部。他说：黄埔军校第一期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培养了那么多能带兵打仗的人，值得红军借鉴。为此，他专门抽出一个大队的建制机构，开办干部学校。1931年1月，正式成立中央军政干部学校第四分校(后改为彭杨学校)。到川陕根据地后，彭杨学校继续开办，后又改为红军大学，并成立了随营学校。徐向前还十分关心军校的教学，经常到校检查工作，有时自己还亲自授课。他还规定，各部队不管任务多重，都要按期抽调干部入学提高，不准讨价还价。
战争年代，部队作战任务频繁，有时来不及进行战前训练，徐向前就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结合战役战斗的实践来锻炼部队，培养干部。
临汾战役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攻坚战役。就部队本身而言，当时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部队士气旺盛，求战心切。不利条件是整个临汾前线，除了八纵一个旅、十三纵一个旅较老一些外，其余都是刘邓、陈赓兵团过黄河以后组建的，或是在临汾战役发起前组建起来的。许多部队是道道地地的“游击队”。部队人员新，装备差，更缺乏攻坚的经验。
为解决这一困难，徐向前确定一条方针，要在战场上开展攻坚训练和新式整军运动。他说，实践出真知，战场本身是最好的课堂，要实行战地练兵，从攻坚中学习攻坚。
为了从实践中培养提高部队，徐向前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及时总结战斗中的经验教训，以此来提高干部教育部队。在攻击临汾东关时，每次战斗他都要在高地上进行观察，战斗结束后，他都要把参加战斗部队的突击班、排长和战斗小组长找到他的住地，听他们详细汇报，和他们一道总结经验教训。过些时候，他就把团以上干部集合起来开会，由他作总结报告，详细地分析战斗的成功和失败。像这样的会，整个战役中开过多次。
就这样，在临汾战役72天中，徐向前始终贯彻边打边练的原则，硬是通过临汾攻坚战，把这一股一股的游击队，边打边培养出来了。就是依靠这支部队，很快又打了一个消灭阎锡山正规军7万，地方军3万的晋中战役。当年跟随徐向前指挥作战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没有丝毫含糊。徐老总是建军、指挥打仗，难得的人才，不愧为伟大的军事家。”⑨
四、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
攻下临汾城后，徐向前发现有一股逃敌，便命令某部去追歼。当时部队已打得十分疲劳，连续十多个小时未吃饭了，而且部队打得也很散，正在准备休整。徐向前问明情况后，毫不含糊地说，再坚持五分钟，打完仗后再吃饭休息，团长、营长走在头，集中一个班走一个班，集中一个排走一个排，非将敌人消灭不可。当时部队有些迟疑，但在徐向前的命令下，还是硬着头皮冲出去，完成了追歼任务。事后，战士们深感徐向前司令员的指示英明正确。因为我们最疲劳的时候，敌人更疲劳。此时不打，岂不遗患将来。徐向前提出的关键时刻“坚持最后五分钟”，成了广大指战员在困难时刻最响亮的口号。
晋中战役时，担负董村阻击任务的部队，是十八军分区的第四十一团。这个团面临的敌人是阎锡山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经过严格训练的野战军的攻击。敌人上有飞机，下有装甲车、火炮、轻重迫击炮70余门。四十一团全体指战员发扬了顽强的战斗作风，连续四昼夜，先后击退了敌人九个加强团的连续进攻。敌总指挥赵承绶和三十三军军长沈瑞亲自上阵督战，始终未能攻破董村阵地。部队打得最艰苦的时候，该团三营只剩下政治教导员、指导员和排长各一人，战士也只剩下三五人。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候，徐向前命令：“就是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坚决守住董村防线，谁放跑了敌人，谁负责!”
在部队的英勇抗击下，敌人终于被打退了，董村阵地守住了。
这是徐向前指挥作战的两个片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向前指挥的部队顽强的战斗作风。这种战斗作风，是徐向前在长期建军和作战实践中着力培养出来的。
徐向前认为，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由此，他在红军时期就十分注意部队作风的培养。他把红四方面军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形成的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认为这是红四方面军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这支部队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压倒的重要因素。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作了生动的介绍和深刻的分析。
首先是狠。
徐向前认为，在体现红四方面军战斗作风的五个字中，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乱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徐向前还指出了这个“狠”字的具体表现，他说：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像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徐向前继续分析说，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正是这股狠劲，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徐向前回忆说，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公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这种狠的战斗作风是哪里来的，徐向前认为，它来源于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
第二是硬。
徐向前认为，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为什么必须要硬，要敢打硬仗，恶仗?徐向前具体分析了红军作战的条件，指出了这种作风对于红军的必然性。他说，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认为，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外，部队在节骨眼上能不能过得硬，熬得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进一步分析说，部队作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较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障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当然，这种硬，决不是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
如何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徐向前认为，关键在干部。他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徐向前还生动地回忆他到鄂豫边区带兵时的情形，说：“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是快。
徐向前认为，“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对于“快”在“走”中的作用，徐向前说，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致胜的目的。徐向前还以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长途转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当时，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对于“打”，徐向前认为，我军更离不开快的特长。因为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又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势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制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
徐向前举了鄂豫皖时期的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快”之于作战的重要作用。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我军丧失了几小时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战时的快速作风，如何养成?徐向前认为，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像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是要吃亏的。部队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徐向前指出，部队进若锋芒，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两军相遇勇者胜”。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
但是，部队的这种勇猛作风，必须用当其时，用到点子上。他举例说，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如何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徐向前认为，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使部队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
第五是活。
红四方面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的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红四方面军在战争实践中之所以形成这种优良作风，是与徐向前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他是这一优良作风的实践者和培育者。当然，实践和培育这种作风的还有一批党领导下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徐向前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结晶。”⑩
五、做“知兵之将”
1942年，徐向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徐向前指出：“要想掌握现在的军事技术与复杂的军事组织，求得战争的胜利，没有精通军事的干部，没有集其一生精力求得精通军事的专门家，是不可能顺利的掌握近代的军事艺术的，也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11)
近40年后，徐向前在答《军事学术》编辑部问时指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熟练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人，特别是干部。他说：“孙子讲‘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就是讲指挥员的重要性。”(12)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而又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徐向前一直把当好一名合格的指挥员作为重要的用兵方略。
干部要指挥部队，首先要有威信。而这种威信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这是徐向前的一个重要观点。
1929年6月，徐向前调到大别山区，在红三十一师当副司令，和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共事。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他说话人家不懂，人家说话他也不大懂，得靠戴克敏“翻译”。在当时处于游击分散的环境下，红军的成分又主要是农民，作为一名外地来的干部，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谈何容易?然而，徐向前很快站稳了脚跟。靠的是什么?脚踏实地，带着部队真干。
徐向前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回想起来，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我虽是副司令，但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很少参加，有时讨论军事问题才叫我去。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我，他是特委的常委委员。他们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司令部的业务工作没人管，叫我管也行。工作中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不埋怨别人。搞一段时间后，人家看你这人还行，能带部队打仗，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什么官架子、特殊化，慢慢地就信任你了。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才能立住脚，说话主动，开展局面。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吹起来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要坏事。自以为是从党中央来的，下车伊始，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说老实话，谁都不欢迎。尤其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又到处哇啦哇啦地评头品足，谁个服你，哪来的威信!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不例外。
徐向前在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总是以无畏的统帅著称。他指挥战役战斗，总是尽量把指挥位置靠前，坚持在第一线视察敌情，当机立断地作出处置。即使重病在身，也要坐上担架，亲临前线指挥。黄安战役中，红军打援阵地几乎被敌突破，方面军总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时刻，徐向前亲自率领总部手枪营上到一线阵地，指挥反击。左肩受伤了，也全然不顾。指战员们受到极大的鼓舞，硬是把敌人压了下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徐向前的英勇坚毅、从容不迫是全军闻名的。他认为，在危急的情况下，指挥员在不在现场指挥，意义大不一样，越是关键、激烈、危险的时刻，下级指挥员看到你在现场，镇定从容，士气就越打越旺盛，再危险的局面，也能撑得住。前面已经指出，红四方面军之所以具有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是与徐向前身体力行的倡导和身先士卒的垂范分不开的。
只有英勇无畏的统帅，才能带出英勇善战的军队。
徐向前带兵上的大智大勇，还突出表现在料理战局上的处变不惊。
1932年秋冬之交，由于张国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认为敌人已是“偏师”，硬是不让部队休整，搞“不停顿的进攻”，结果在敌人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面前，红军仓促应战，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红军退到漫川关这一隘口时，关口已有敌军据守。敌人以五个师另三个团的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漫川关以东五公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在这危急关头，张国焘惊慌失措起来，提出要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徐向前则镇定自若。他在分析敌情后认为，部队如果分散，必将被强敌各个击破，要脱出险境，惟一出路是集中突围。北面敌人兵力较少，又是敌人两个旅的结合部，可以从北面突围。在徐向前的正确决断下，红军突击夺占北山垭口，连夜突围奏效，扭转了危局。
1939年3月，受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一二九师南下作战，重点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迟滞日军的进攻。当时，一二九师首长共同拟制了在晋东南山区黎城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作战计划，并明确这次战斗由徐向前来指挥。当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伏击位置后，突然接到报告，说黎城方向日军出动200多人，另发现有敌骑兵向我侧翼运动，可能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如果真是这样，情况就不妙了。敌人一旦包抄了八路军后路，将使八路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时，有人主张撤出阵地，以防万一。指挥部里气氛异常紧张。徐向前沉着冷静。他在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如果敌人发现我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来“打草惊蛇”。据此。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并随即命令部队严密设伏，不得暴露，同时派出参谋查明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进一步查明的情况是：所谓“敌骑兵”只是一些拉着牲口赶夜路的老百姓。伏击战取得了胜利，毙伤敌400多人，日军辎重队的180多辆汽车全被烧毁，还缴获了大批物资。战后，刘伯承师长称赞：“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40多年后，徐向前回忆起响堂铺战斗，仍感慨系之，赋诗一首：
巍巍太行起狼烟，
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
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灭火龙吞残虏，
动地军歌唱凯旋。
弹指一去四十载，
喜看春意在人间。
作为一名指挥员，尤其是领导独立作战的指挥员，在战场上需要当断则断，机断专行，即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为战争是剧烈变化着的矛盾运动，只有根据千变万化的战场情况，及时作出新的决断，才能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对此，徐向前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在徐向前的军事生涯中，敢于机断专行，果敢地依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问题，是他军事指挥的一大特点。而许多胜利和挫折，也是与此紧密相关的。
还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徐向前、曾中生就因与张国焘发生“南下之争”，而把“官司打到中央”。
1931年7月，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后，积极与曾中生合作，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以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从商南开拔，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首战告捷。
打下英山后的行动方案原来有两个。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他要红四军攻英山后，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在7月上旬的余家集会议上，张国焘就持这种主张。红四军的领导人则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联成一片。但张国焘仍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
怎么办?在英山，徐向前和曾中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的白区，沿途敌有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三个师才五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驻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鳞半爪地知道点，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找着吃苦头、打败仗吗?与此相反，如果南下蕲、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曾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的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经反复磋商，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以两个团的兵力，突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进武穴；另一路由倪志亮率部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没有打成，随即占领乡村。红军的到来，使群众十分高兴。被敌人搞垮的群众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开展了打土豪斗争。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金子20余斤，银子1800余斤，大洋7万余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部队的补给问题。南下的胜利，使敌人感到十分震惊。
但是，红军的南下行动违背了张国焘的命令，使他十分恼怒。8月27日，他不顾南下胜利的客观事实，致信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事前，徐向前、曾中生就预料到此举会招来麻烦，与政治部主任刘士奇联名，向上海的党中央写信，申述南下的理由。信中写道：“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
“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缩在根据地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13)
官司打到中央，教条主义者不问是非曲直，给曾中生、徐向前扣了一大堆帽子。所谓“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等。信里还特地点了曾中生，说他“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这就为张国焘打击曾中生同志，提供了“上方宝剑”。从此，曾中生便屡受打击，甚至被张国焘监禁、杀掉。
徐向前自然也受到了冲击。然而，这并没改变他的信念。他依然认为，作为前线指挥员，必须依据客观情况，临机处置问题，才能真正地掌握战争胜利的主动权。
1934年8月，徐向前领导的红军反六路围攻，进入了最后一幕——西线的黄猫垭歼灭战。
9月11日，徐向前、李先念率三十军及九十三师克巴中，准备进而从西北的黄猫垭、旺苍坝地区，对敌第一、二两路实施大纵深迂回，免得敌人跑掉。这时，张国焘来电话，要徐向前北向长池方向迂回。这是浅迂回，兜不住敌人，只能追着敌人的屁股打。
徐向前在电话里反复向张国焘陈述理由，说那是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但张国焘就是不听。讲来讲去，张国焘生气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
放下电话，徐向前果断地表示：这回就是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我负责!
李先念立即表示支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那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
“好，我们来个机断专行”。徐向前当即令程世才先紧急集合身边一部分兵力，昼夜兼程，经凤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猫垭、旺苍坝，向敌第二路兜去。徐向前随即带后续部队跟上。
经一天一夜激战，敌全部被歼。红军共毙敌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敌万余人，获反攻以来最大胜利。
战绩摆在眼前，张国焘无话可说。
徐向前敢于机断专行的指挥作风，可以说一直贯穿于他一生。
1948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晋冀鲁豫部队攻克临汾后，山西境内的敌人，处境十分不妙。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是北上晋中，野战歼敌，为攻克太原铺平道路。是时，徐向前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党中央明确指示第一兵团的任务是：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
北上晋中作战，徐向前面临许多困难。第一，敌人兵力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力强；第二，经两个多月临汾攻坚战的消耗，部队相当疲劳，新成分增加，干部缺额大；第三，平原地区，烧柴极缺，给部队生活造成困难。
党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这些实际困难，只要求徐向前兵团首先歼敌一至两个师。徐向前考虑再三，提出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提交兵团作战会议讨论。他认为：第一，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顺利。第二，敌人以五分之四的兵力分散在晋中平原抢粮运粮，正给我们可乘之隙。我以6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四至六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士气旺，能吃苦，听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第三，山区群众经过土改，支前积极性甚高。地方党组织一二十万民工支前，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不大。晋中群众对阎军恨之入骨，亦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收，配合我军作战。
兵团作战会议上，徐向前生动地比喻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妨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啃硬骨头。这笔账要算一算，有便宜就得赚哪。但是，有的同志顾虑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力主打敌一至两个师。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未能取得一致认识。徐向前果断表示：战机紧迫，就按歼敌四至六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错了由我负责。
历史已经证明，徐向前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徐向前之所以能够在战争指挥上机断专行，当断则断，固然与他的革命胆略有关，同时，也来源于他对战场情况深入的调查研究。
徐向前一再强调，作为战场指挥员，一定要有周到、细密的作风，要坚决反对那种对战争情况了解得不具体、不周详的恶劣作风。他比喻说，指挥员要既当大姑娘，又要当老虎。平时，好像一个大姑娘，心要细，要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周密细致，开动机器，用脑筋，想办法，不是轻举妄动。打起仗来就好像一只猛虎。他还特别指出，打以前心要细，一打开了就要胆大。总之，只有善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情况，才能在需要时根据情况果断地作出处置。
作为一名指挥员，不但要指挥靠前，处变不惊、机断专行，还需要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爱兵如子。这是徐向前强调的又一重要观点。
徐向前认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广大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人民群众。部队中最广大的群众是士兵，连队的基础在士兵，打起仗来冲锋陷阵的是士兵。离开了广大士兵，就谈不上战役战斗的胜利，谈不上军队的巩固和发展。因此，部队中的各级干部，上自统帅，下至排长，都要牢固地树立带兵观念。“要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要关心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要爱护他们的生命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14)。要把士兵作为自己的阶级兄弟。这样，部队才能上下一心，亲密无间，形成“拳头”，真正出战斗力。
如何爱兵?徐向前强调，要从政治上爱兵，生活上爱兵，战术上爱兵。
政治上爱兵，就是要教育战士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只有政治工作做好了，战士们才能为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英勇作战。他还指出，对逃兵，也要正确对待。逃兵回来了，要安慰他，爱护他，感化他，弄清他逃跑的原因，再对症下药去教育他，决不能任意伤害、污辱、打骂、处罚他。
生活上爱兵，就是要关心战士的疾苦，关心战士们的生活。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他还强调，现在我们连队的生活还很艰苦，“连队干部要把士兵委员会搞好，把连队生活搞好。不关心战士生活，就不能算好的连长、指导员”(15)。
战术上爱兵，就是要从教育训练入手，提高战士的战术、技术水平。新兵来了，要教育他，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也要提高他的技术，使他从老百姓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人。他说：“一个新兵如果不加训练就拉上火线，那是送死战术。不讲战术叫士兵去乱冲，也是送死战术。一个指挥员随便叫下级和士兵去送死，那是罪恶。”(16)
在战场上，徐向前既是敢打硬仗、恶仗的统帅，又是爱兵如子的模范。解放战争后期一直跟随徐向前在前线的晋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回忆了他亲眼目睹的徐向前这方面的事迹。他写道：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徐向前爱兵如子。他不仅经常深入连队，关怀基层干部战士，与他们打成一片，更主要的是在部署和指挥作战时，系干部战士的安危于心间，尽一切可能减少部队的伤亡。因而，每次战斗他都冒着敌人密集如雨的枪弹，到距前线最近的指挥所或观察所，指挥作战”。
“记得在第一次攻打临汾时，部队实行炮火轰击，未能打开城墙，还造成一些伤亡。这时，前线指挥员打电话给徐司令员，要求搭云梯，实行强攻。在指挥所里，我见他沉思了一下，即回答：用这个办法攻城，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可考虑改用别的办法，我们要爱惜每一个战士的生命，毅然下令停止进攻。临汾战役结束后，在一次会上，他对指挥员讲：“我们要把战士看成我们的亲兄弟，当作自己的亲子女一样爱护、痛惜。你们想，老百姓在艰难之中，把儿女从小养大成人，送到我们部队来，如果蛮干，不讲战术，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啊!你们自己也有儿子嘛!”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临汾战斗中，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在观察敌兴隆店高地敌情时，被守敌发现，向他开枪射击。王墉同志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徐司令虽得知噩耗后，悲痛不已，流下了热泪。他对我们讲，王墉同志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吃过很多苦，到部队后英勇杀敌，身经百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将才。这番话，表达了他对王墉同志的深切怀念和痛惜之情”(17)。
徐向前的一些老部下，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48年，运城战役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而开了小差，后又回到了连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和爱兵教育。他在讲话中说：“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士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部队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
当徐向前已经80高龄的时候，他对士兵仍然一往情深。冬天，他亲自到警卫班的宿舍，摸摸被子厚不厚，暖气热不热。节假日，他派人把水果、月饼等送到战士手中。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有一批干部、战士致伤致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对各地伤残战士“酌情安排工作”。但是，有一些地区却把残废军人当成包袱，致使一些伤残军人没有工作，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昆明街头出现残废军人佩带勋章乞讨的情景。徐向前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当即提出：干部战士战斗中负伤致残，战后给予妥善安置，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但从最近一些反映来看，有些地方的安置工作很不得力，影响军心。请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军队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上一定要负责安置好。可否拨专款解决，专款专用，请参酌。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读了徐向前的这番话，得到了书记处的高度重视。很快，国务院重新下发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从“酌情”到“一定”，反映了徐向前对战士的一片关切之情。
①《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0页。
②《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③《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④《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⑤《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⑥李先念：《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人民日报》，1990年9月24日。
⑦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徐深吉：《秋风泪雨悼徐帅》，《人民日报》，1990年9月28日。
⑧《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⑨《功勋垂青史楷模昭后人》，第171页。
⑩《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11)《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12)《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13)《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150页。
(14)《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15)《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16)《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17)《在徐帅指挥下》，第41～42页。
|
|
|
| 徐向前兵法/江波，李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