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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漫漫求学路 四、学不到本事不回国

《萧劲光传》编写组

东方大学，全称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15号、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社的对面。这所大学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创办起来的，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 　　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纲领。他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迫切需要有一批职业革命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于同年9月在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在莫斯科创立一所“东方大学”，集中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培养职业革命家。“东方大学”于1921年5月正式成立。萧劲光他们到时，学校刚开始招生。入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苏俄远东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代表。萧劲光他们是该校第一批外国学生，称“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除萧劲光、任弼时等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6人外，还有刘少奇、罗觉、韩慕涛、蒋光慈(光赤)、彭述之、卜士奇等20多人。以后又陆续从中国来了部分人，蒙古、日本、朝鲜、印度等国也到了部分学生。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也于1923年前后转到东方大学。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当时在国内就是革命活动的骨干分子。当时莫斯科中国学生人数很多，国内建党不久，各校就联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1922年底，萧劲光在旅俄支部履行转党手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当时的惯例，学校党组织同时颁发了联共(布)党证，他也成为联共党员。为了学员回国以后的安全，每个外国学员都起了一个俄文名字。萧劲光叫查戈洛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 　　东方大学是个政治学校，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政治理论和俄语。教材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及西方革命史、俄国革命史等。由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诺维也夫、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不赞成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微乎其微，“中国以及朝鲜等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所以，东方大学不应该培养职业革命家，而是培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苏联党内的这种思想分歧和斗争，影响到学校的培养方向。开始，东方大学的培养目标不是很明确。一度曾试图把中国、朝鲜等国家的学生培养成医生、文学家、翻译等。至于具体到每个人学什么，学校发给大家一个调查表，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自行选定。 　　刚满18岁的萧劲光虽然理论上不完全明白，但他思想很明确：到苏联来就是为了学习革命本领，回去搞革命。所以，他接到调查表，毫不犹豫地在“学习职业”栏里填写了两个字“军事”。据此，萧劲光与任岳、周昭秋、胡士廉等，不久即被选调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 　　红军学校是一所初级军官学校，主要培养连、排基层军官。爱好军事的萧劲光，到这里如鱼得水。他个子高大，身体条件好，理论学习刻苦，实地操练认真，在各方面都显示了过人的天分。各学科教官众口一词：“查戈洛斯基，难得的军事人才!”但萧劲光在这里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没有学到毕业，1923年初又回到了东方大学。 　　由于战争结束不久，俄国经济尚在恢复中，加之学校初建，东方大学设施简陋，师生的生活条件也很差。虽然俄国政府(1922年底，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对外国学生给予特殊照顾，萧劲光他们的学习生活仍然非常艰苦：每天的伙食定量，是两个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因吃不饱饭，白天上课难以一口气爬上四楼，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冬天天气冷，缺少烤火的煤、柴，衣服、被褥又不足，睡觉时只得一个紧挨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但萧劲光他们不怕。一天晚饭后，任弼时对萧劲光说：“听说了吗?有人嫌这里生活太苦，要求提前回国。”萧劲光说：“这太没骨气了!苏联党和政府给了我们最好的待遇，列宁的生活也只这个水平，苏联人民比我们苦得多，怎么能提这样的要求!”任弼时赞同地说：“这样的人还能革命?太丢人了!”萧劲光又接过去说：“什么本事还没学到，现在回国算怎么回事呢?不管谁回去反正我不回去!”萧劲光明白，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苏联经济正在迅速恢复，困难是暂时的。他更明白，此番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回到祖国搞革命，使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人民像苏联人民一样当家做主，走上和平幸福的道路。他不仅学习劲头十足，而且积极参加文化活动，在学校非常活跃。1924年，东方大学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这年元旦，学校组织盛大的节日晚会。中国的学生自编自演了一个活报剧，刘少奇扮演工人，萧劲光扮演军阀，其他一些学生分别扮演资本家和群众。虽然艺术上不一定有多高，但大家编演极其认真，作品内容思想性强，场面宏大，剧场效果相当好。 　　最令萧劲光终生难忘的是，1924年1月下旬的一天(24日或25日)晚上，他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和刘少奇、任弼时等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参加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守灵。 　　列宁是1月21日病逝的。噩耗传出，苏联举国同悲，世界无产阶级为之震动。列宁的遗体被安放在工会大厦的大厅里。在低沉的哀乐声中，成千上万的苏联群众、国际友人川流不息地前往吊唁、瞻仰遗容。萧劲光回忆说： 　　1921年，我们刚到莫斯科的时候，还在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便被分配到代表住的旅馆里，享受代表的待遇。我和其他同志，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轮流出席会议。当我第一次看到列宁时，情不自禁高喊“乌拉，乌拉!”虽然语言不通难以听懂报告的全部内容，但列宁独特的手势和腔调，仍强烈感染着我。 　　后来，萧劲光在课上课下读过列宁许多著作，逐步理解了列宁主义的真谛，进一步增加了对列宁的敬仰。听到列宁逝世的消息，想到这些，联想到国内蓄势待发的革命形势，萧劲光不由得热泪盈眶。 　　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每人守灵时间是5分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萧劲光望着安放在鲜花丛中的列宁的遗体，回想起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那些热情、中肯的教导，禁不住泪水满面，内心绞痛。回到学校宿舍后，他从当天《真理报》上剪下了列宁的肖像，并在背面恭恭敬敬地写下一行字：“永远记住这一天：1月21日。列宁，你永远活着!”写完后，他将剪报郑重地夹在笔记本里，永久珍藏。 　　萧劲光在苏联学习的几年里，中国国内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继香港海员、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之后，1923年2月7日，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二七”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揭开了中国革命史新的一页。至此，列宁与季诺维也夫等人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及工人阶级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已由事实作了结论：中国同样具备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需要职业革命者。中共中央发来通知，要求中国留学生尽快回国。刘少奇、罗觉、彭述之、任弼时等，于同年底启程回到祖国。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1923年10月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共产党的推动下，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这时萧劲光已完成了东方大学的全部学业，只是尚未进行最后毕业考试。接到国内的通知，他不愿再等着拿毕业证，于1924年春夏之交，与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提前离校，一起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萧劲光传/《萧劲光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