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萧劲光 > 全文图书 > 萧劲光传

第七章 戴“罪”建功长征路 一、特殊身份的领导

《萧劲光传》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的红军长征卷指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光辉史诗。”这是历史的结论。但这并非当时执掌着中央红军指挥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们最初的设想。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实则是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严重折损、在根据地已难以立足的“无奈之举”，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的表现。最不足道的是，即使在这时，研究决定苏区领导层谁随大部队转移，谁留下来坚持斗争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仍然带着严重的宗派情绪。 　　然而，或许是觉得已进行“撤职处理”的缘故，尽人皆知的“军队中罗明路线的总代表”萧劲光随大部队转移，没有人再提出疑义。不仅无人反对，10月初，中央领导机构撤离瑞金前，还突然下达命令，任命萧劲光为军委干部团“上干队”队长。 　　这是一个奇特的任命。没有讲此前对萧劲光审判的对错，没有提党籍、军籍问题，连刑期，比如是撤销或者到期，也只字未提。一纸命令，萧劲光又成了领导，并立即走马上任了。 　　军委干部团，是为适应部队转移需要，由中央根据地几所学校，红军大学、特科学校及另外两所步兵学校，合并编成的。全团辖上干队和4个营，1000多人。所属成员基本上都是这几个学校的教员和干部学员。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原连、排长班编为第一、二营，政治指导员班为第三营；特科学校原是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编为特科营。上干队，全称是“上级干部大队”，成员主要是红军大学的教员、学员和中央党校部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许多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如中央苏区教育委员会副部长徐特立，党的一大代表、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央苏区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颇有名望的文学家成仿吾，文学评论家冯雪峰，著名的红军将领宋时轮等，都在这个队。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像萧劲光一样犯有“错误”。如曾参加过百色起义、任过红八军代军长的冯达飞，因为贯彻“左”倾冒险路线不力被撤职，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南昌起义师长的周士第等。对这些人，某些当权者不放心，私下布置了人暗中监视。把这些人也编进上干队交给萧劲光带，是“信任”、“考验”，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同样没有人讲，萧劲光也不问。不过，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些人都是革命意志坚定的好同志，血火与共的好战友。萧劲光相信他们，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更坚信是非终会分明，党的正确领导一定会赢得最后胜利。 　　经过短短几天仓促的部署调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和新编成的军委纵队撤出曾被称为“红都”的瑞金。按照中央、军委领导的明令要求，全军八万多人采取“甬道式”行军，即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压阵。部队携带着大量辎重、“坛坛罐罐”，乡间小路又窄又崎岖不平，一路走来磕磕碰碰，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走二三十里，甚至只走十几里。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所有红军主力都成了掩护队，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 　　干部团直属军委纵队，随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指挥。团里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班、排长，各级领导干部，是军委纵队中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担负保卫军委首长、领导机关安全和为部队储备、输送干部的任务。行军时，干部团一般都走在军委纵队的最后面，“上干队”又常常是走在干部团的最后面。敌人前堵后追，空中还不时有飞机空袭，部队首尾难以相顾，行动拖沓缓慢。看到这种状况，部队上下人人心焦。半年多来，在根据地处处被动挨打、丢城失地，大家都很郁闷。萧劲光心里感到困惑、焦急，但又无处打听，只能盲目地跟着部队往前走。 　　或许由于时间仓促而考虑不周的缘故，近200人的“上干队”的“大队部”竟然只配了萧劲光一名领导(12月初，行军至黎平时增设政委，由余泽鸿任职)。工作人员也只编配了两人：一个是卫生员，负责给大家治疗小伤小病；另一个是原来红军大学的一个伙夫，还是个哑人，随队挑文件箱。萧劲光这个大队长，既没有通信员又没有牲口(只有一匹马用来帮病号驮行李)。背包、干粮袋、水壶样样均由自己带着，还要组织大家防空袭，跑前跑后照顾伤病员和年大体弱者。开始一段时间，为了防备敌机空袭，部队大都是夜间行军，只是在通过森林和极难行走的山间小路时，才在白天赶路。有时为了摆脱敌人追击，日以继夜地急行军，一气走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宿营了，教员、学员，大家都可以休息了，但萧劲光不能休息，还要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到各科室、各班查看伤病员情况如何，直至亲自检查岗哨。当然，有时还要到团部去开会，领受新的任务。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不久，1934年12月初，萧劲光率“上干队”随军委纵队进入西延山脉地区。一天下午，他们经过连日急行军，抵达山脉主峰越城岭(当地瑶民叫老山界)下。那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险要难过的山。开始听说只要走30里山路就可以翻过山顶，没有人把它放在心上。没想到越走山越陡，越走路越窄，到后来竟完全像爬梯子了。大家小心翼翼地往上爬，爬到半夜，还不到顶。尽管天上有星光，许多人手里还举着火把，也无法再往上走了。稍有不慎，人马就可能滚下山涧。干部团只好下令：就地宿营，天亮再走。立陡的山，宽不过二尺的小道，躺下睡觉太难了!上不去，下不来，疲惫已极，有什么办法?有些人把油布或毯子往身上一裹，一咬牙躺下了。有的则找一块坡度稍缓的地方背靠背打起盹来。萧劲光不敢睡。他一边督促流动哨注意巡逻，提防大家在昏睡中跌落山下，一边安排炊事人员及时做饭。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天快亮了，炊事员已把饭做好。大家匆匆吃了一点，又相互拉着、推着，艰难地向山顶爬去。又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终于翻过了这座山。 　　从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蒋介石便撒开网，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防线。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道道防线，尚握着红军指挥权柄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及洋顾问李德等，惊惶失措，一筹莫展，只知命令部队不惜血本的死打硬拼。主力部队几乎天天都在打仗，用血肉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突破敌人的一道道防线。由于有主力部队顶着，“上干队”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没有面对面直接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打仗，但也天天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交手。12月8日，军委纵队翻越老山界进入龙胜山区。一连几天，“上干队”都遇到这样的情况：每晚宿营睡到半夜，村里村外就突然起火。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拼全力把火扑灭，老百姓还怨声载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劲光与各科室、班的领导商议后，想了一个办法：每天宿营后，在派出正常游动哨的同时，增派多名暗哨，潜伏在隐蔽处进行监视。结果第三天夜里就当场抓获了几个放火的家伙。经连夜审问得知，这是敌人非常毒辣的一手：他们派遣特务打扮成普通群众混进红军宿营地。等到夜深人静后，就四处放火。这里是苗族群众聚居区。民房大都是竹木结构，鳞次栉比，连成一片。一旦点燃，火势凶猛，很难扑灭。这样，敌人就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扰乱红军休息，使红军不得安宁，还可以借此造谣，诬蔑红军放火，挑拨当地群众仇恨红军。搞清情况，萧劲光当即报告了干部团并军委纵队。各部队都加强了巡逻警戒。并利用捉获特务交代的事实，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对部分受灾严重的群众，进行适当救济。少数民族群众明白事实真相后，不少人要求当红军。反动派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抵达遵义。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尚不到三个月，但红军主力部队五个军团8万多人，已锐减到3万多人。若干年后，军史专家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笔墨凝重地写道：“从瑞金到遵义这段路，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途中损失最严重、处境最艰难的一段。”在这期间，由于萧劲光正确的组织领导，上干队全队上下非常团结，行军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从瑞金大树下集合出发，到胜利抵达遵义城，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历时近三个月，跋山涉水4000余里，全队成员近200人，除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出外，不管是年老体弱的，还是身带伤病的，没有一人掉队、减员。 　　 萧劲光传/《萧劲光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