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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留守延安(上) 四、反磨擦，“有理、有利、有节”

《萧劲光传》编写组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至此，华中、华南陆海交通咽喉、战略要地和大片国土，也沦入敌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和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力量的不足，日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2月31日，长期保留写日记习惯的蒋介石在1938年的最后一天，简略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抗战形势后，忧心忡忡地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另一篇日记中，讲得更明了：“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蒋介石秘密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防共反共指令，扩大了在陕甘宁边区周边的驻兵，并蓄意纵容、支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首脑，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四面包围，中间破坏”的方针。主要的做法，就是在边区四周搞军事进攻，在边区内，通过派驻所谓的县长等官吏，或直接派遣奸细、特务，袭击党政机关部队，破坏边区安宁。对延安当时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曾在一份电文中作了精当的概括：“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严峻、复杂的政治形势，赋予留守兵团一项重要任务，即“不断进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斗争”。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文电中把这种斗争名之为“反磨擦”。 　　这实在是一种古今中外少有的、特殊形式的军事斗争。顽固派手段卑鄙拙劣，闻所未闻。磨擦事件频率之高、数量之大，不可想象。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制定了明确具体的方针政策：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要注重团结，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要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使统一战线不致破裂；斗争中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又要把握分寸，“有理、有利、有节”。这实在是一场难唱、但又是不能不唱的戏。在这场文武兼备，唱、念、做、打俱全的活剧中，有“合法”身份的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自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当时，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西、北三个方向驻有步兵、骑兵部队达21个军，计40多万人。另外还有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在诸多部队中，兵力最多、也最顽固的是驻守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关中及其毗邻的鄜(县)甘(泉)一带的胡宗南所部。 　　胡宗南，时为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因其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的经历，蒋介石一直把他视为亲信，胡也以此自命。加上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也是蒋介石的嫡系，他们勾结在一起，你吹我打，这一带磨擦事件便格外突出。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出笼，胡宗南就指挥部队攻占了边区内的旬邑县城，制造了残杀八路军伤病员的事件。 　　此前，八路军的一个疗养军人疗养院设在距合阳不远的黄河边。1939年初，对岸日军据点迫近黄河，河防吃紧，疗养院奉命西移至关中地区枸邑县(今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枸邑县国民党县长张中堂和彬州国民党专员张明经闻讯后，调集保安队两三千人围攻伤病员，迫使疗养院不得不退出土桥，移到旬邑县城。事件发生后，萧劲光当即电告蒋介石。蒋回电“已电陕省府制止矣”，搪塞而过。时过不久，疗养院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又被该县保安队无辜枪杀。伤病员愤慨已极，派出代表前往国民党县府请愿交涉，张中堂竟然指挥保安队开枪射击，疗养院代表9人被当场打死。随后张中堂又指挥大队人马向留守兵团派驻县城的独立营发起进攻。众寡悬殊，独立营被迫撤出县城。顽军占领了枸邑，且杀害了疗养院在转移中掉队的17名重残伤病员。 　　顽军的挑衅、特别是他们加害在抗日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伤残人员的行径，激起留守部队官兵无比愤慨。独立营官兵纷纷要求增兵还击。其他部队官兵也打请战报告，强烈要求前往增援。顽固派夺地杀人，当然有理由还击。但从全局看，组织还击不足取。一则留守兵团就近可调用的兵力有限，大举增兵不可能。真打起来，损失可能更大。更重要的是，顽固派一再挑衅，目的就是要制造更大的磨擦事件。萧劲光一面派人做官兵的说服教育工作，一面给蒋鼎文(蒋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发电报，谴责张明经、张中堂等人杀人略地的罪行，要求当局迅疾前往查处。电文中，萧劲光严正地指出：“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毛泽东审改了电文，并指示电报一并发给蒋介石和程潜(程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辕主任)。接着，萧劲光又就这一事件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自知理亏的蒋介石、蒋鼎文等人，虽然不会派人调查处理，但也不得不回电应酬、敷衍。在这件事上，留守兵团虽然受了些损失，但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顽固派破坏团结、残杀抗日伤病员的罪行昭然天下，边区内外一片唾骂声。 　　如此结果，是胡宗南所没有料到的。恼羞中，他更变本加厉，操纵当地顽固派势力为非作歹。同年3月底，八路军招收的27名护士学员由西安步行去延安。当他们走到接近边区的中部县(今黄陵县)时，被国民党县政府无理扣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人前往交涉，县政府矢口拒绝，置之不理。获悉这一情况后，萧劲光一面给蒋鼎文和中部县发电，以示事件已引起留守兵团密切关注，一面直接致电蒋介石，希望其命令陕西省迅速放人。蒋介石也感到此事干得太蠢笨，只得回电：“萧主任：中部县扣留贵部学生，已电蒋主席转饬该县速予释放矣。”这批学生终于获释，赶赴延安。 　　挑衅一再受挫，不得不动用正规部队了。1939年夏，国民党驻洛川新编骑兵第二师，在师长马禄的亲自带领下杀气腾腾地抵近鄜县，并迅即占领了鄜县南部多个村镇。鄜县距离延安只一百多里。这一带留守兵团驻兵很少，且相当分散。马禄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留守兵团随即命警备第八团开到鄜县，并调整配齐了鄜甘警备区领导机构。尔后，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致电马禄和洛川专员，凛然声明：“如果马师强占不退，则引起冲突之责任及一切后果，我们概不负责!”以鄜甘警备区的名义在各村镇和交通要道张贴布告，昭告各界周知：“本军奉命镇慑，业已部署周详。外与友军团结，内与党政协商。唯期地方安静，即以巩固河防。倘有汉奸国贼，敢于以身试尝，国家法纪所在，决不许其倘佯。”萧劲光亲临前线，督促、检查警第八团与原驻防部队一道修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马禄见边区军民已做好战斗准备，严阵以待，知道萧劲光带着人到前沿视察了工事，担心部队一旦行动，不仅军事上亏本，政治上会更被动。他掂量再三，不敢轻举妄动，并回电辩解，连称“误会”，说什么“双方应以团结为重”，乖乖地把部队撤回。 　　外部军事进犯不能得手，窃据边区内的顽固派越发不甘心。国民党派驻鄜县的县长蒋隆延接连寻机兴风作浪。他先是指令六个联保主任叛变为匪，率领匪徒扰乱乡里，劫持留守兵团部队的来往人员。继而组织了暗杀队，企图暗杀鄜甘警备区的干部。1940年1月初的一个夜晚，暗杀队刺杀留守兵团特务团参谋长未遂，杀害了警卫人员。闻讯，特务团紧急行动，派出部队捕获了凶手和暗杀队头目，并解除了暗杀队的武装。以此为契机，留守兵团展开宣传攻势：首先，萧劲光致电程潜、蒋鼎文等政要，强烈要求政府严惩肇事者和幕后操纵者。继而，在《新中华报》上详细报道事件经过，并以《鄜县的大暗杀案》为题配发社论，揭露、痛斥顽固派的丑恶嘴脸和罪行。此次事件中，胡宗南一伙受到政治和舆论上的双重打击。此后一段时间里，边区南大门和缓了不少。由此进入延安的国际友人和全国各地的青年，也比过去安全、顺畅多了。 　　延安东北河防前线的绥德地区，也是一个磨擦频繁、关系紧张的地区。国共合作协议达成，陕甘宁边区的管辖范围确定以后，边区政府任命了各县的县长和政府工作人员。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将原先的县长撤走，而且还继续往一些地区增派。这样，在绥德附近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便形成了一个县有两个县长、两套政权班子的怪现象。初始，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考虑到历史原因和团结抗日的大局，一直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这些国民党官吏自知“名不正，言不顺”，也不敢过度妄为。时过不久。这些人便不再“安分”：他们巧立名目，鱼肉乡里、祸害百姓；自行组建保安队，寻衅闹事，破坏治安；更有甚者，组织暗杀队，暗杀共产党的军政干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子就在国民党当局新派何绍南到绥德担任了地区专员， 　　何绍南虽然官不大，但深得蒋介石器重，且与侵华日军板垣师团的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因而，自觉左右逢源，气粗胆壮。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在绥德地区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为了争取团结何抗日，边区政府让他担任了分会主任，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只担任副主任。然而，何绍南不仅不以此自重，维护抗战大局，反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收买了部分土匪、兵痞，与其控制的保安队一起编成五个保安队。他以此与警备团对抗，支持国民党委派的“县长”为非作歹。 　　在何绍南的授意下，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了该县留守部队驻地，打死打伤官兵多人；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八路军第七一八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清涧县“县长”艾善甫串通土匪四处抢劫、奸淫烧杀，搞得全县村镇鸡犬不宁。更为可恶的是，何绍南还伪造了八路军的臂章和一一五师的通行证，冒称八路军私贩烟土，败坏八路军声誉。至于他贪污受贿，侵吞救济灾民的赈款的罪行，更是人所共知。为了维护抗战大局，萧劲光开始给他留情面，一次次通过函件指斥他的罪行，没有与他进行公开的斗争，但一直收效甚微。 　　1939年深秋。一天，萧劲光正在开会，听说何绍南路过延安，当即中止会议找上门去。 　　何绍南虽然与萧劲光不熟悉，但对其资历、声威早有所闻。见萧劲光板着面孔找来，何绍南假意客套几句企图走掉。萧劲光以高大的身躯当面拦住，“请不要忙走，我有话说!”接下来，便严厉地将他痛斥一顿。萧劲光说：“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流离失所，前方的官兵们在流血，你在干什么?勾结土匪，杀人越货，侵吞老百姓的赈灾款，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这种时候，你在边区境内捣乱，杀害抗日军民，这是中国人干的事吗?”而后，萧劲光又不由分说引他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当面一条条历数他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最后，指着他的鼻子说：群众说你是反共磨擦专家，一点不错!我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你却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肆无忌惮地在边区境内滋事作恶。告诉你，不要打错算盘。你的账，人民一笔笔记着。如你再执迷不悟，胡作非为，扰乱社会，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客气!你要记住一条，对为害群众、为害抗日大局的害群之马，八路军不会坐视不管!再这样下去，人民也不会饶过你!在毛泽东声色俱厉地斥责面前，何绍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头都不敢抬。 　　萧劲光决意把何绍南彻底赶走!几天后，他又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等人，要求严惩何绍南，委任进驻绥德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电文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同时，调动部队对制造军事磨擦的顽固分子、土匪，进行严厉的军事打击。在边区军民一片喊打声中，何绍南无法立足，国民党政府也难以再袒护。1940年初，何绍南逃离绥德，随后率领哗变的保安队窜到西北当了土匪。 　　何绍南逃离后，追随他为非作歹、民愤很大的几个“县长”，也先后被处理。是时，党中央研究决定，以此为契机，全部赶走边区境内专事磨擦的“县太爷”。为此，1940年2月，毛泽东亲自拟稿，以萧劲光的名义给程潜发了电报。电文严正指出： 　　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 　　这个电文情通理达、义正词严、有理有节。程潜只得回电同意撤免边区内原任各县政权机构，另有边区选任县长。时过不久，国民党政府派来制造磨擦的诸县长相继离开，“一县二长”的怪现象得以消除。此后边区境内消停、平静了许多。 　　在抗战爆发初期，被称为“山西王”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原本与八路军没有磨擦。那时，日军大举深入山西腹地，举国上下团结抗日呼声高涨，在山西经营日久、身家性命俱受到严重威胁的阎锡山，与八路军虽不是真心团结，但却是真心合作抗日。当山西新军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打击并钳制敌人，稳定了山西局势之后，阎锡山认为共产党的影响超过了范围，危及了自己的地位，便开始从合作抗日的立场上一步步倒退。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一马当先，悍然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迫于形势，山西新军奋起还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新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大获全胜，阎氏手中的旧晋军损失惨重，蓄谋已久的“十二月事变”被彻底粉碎。 　　军事上的惨败，使阎锡山逐渐意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这种形势下，为使联合晋军团结抗日的关系不致破裂，毛泽东把“朝廷命官”萧劲光推到前沿，“罢兵而致礼”，做团结的工作。 　　1940年1月底，萧劲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出面调解新军、旧军之间的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日的局面。 　　2月20日，萧劲光再次致电阎锡山，申明去从利害： 　　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我新、旧两军，取其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续取其二，使钧座陷于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单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亟宜有钧座调和，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在函电发出后，2月25日，萧劲光和中共华北华中工委秘书长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进行谈判。 　　萧劲光、王若飞到了秋林镇，阎锡山不肯露面，却派了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到他们居处纠缠。先来的一位自称“阎长官的副官”说，阎长官身体不适，一时无法见面，“二位代表有何见教，愿为转达”。萧劲光坚定表示“有要事，必须面见阎长官”，那人遂无奈离去。接着，几个自称“记者”的人闯进来，要求采访“八路军留守处的代表”。一个据说是《中央日报》记者的瘦子抢先发问：你们八路军一再宣称是抗日的队伍，为什么进攻阎长官的防区?现在你们边区各地磨擦事件不断，症结在哪里?富有谈判经验的王若飞，以最简洁的语言回敬了他的挑衅：所谓进攻阎长官防区，无非是讲前不久发生的“晋西事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应该去问阎长官，他会比我们清楚；至于说到边区内的磨擦，问题很清楚，边区23县是国民政府划定由边区政府管辖的区域，没有其他部队进入，还会有磨擦吗?同来的几个人接连提了几个问题，也被萧劲光、王若飞一一把“球”踢回，使其无言答对。一连两天，不管什么人来，萧劲光他们只有一句话：希望面见阎长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是阎锡山派来摸底的。第三天，阎锡山在秋林镇临时指挥所里接待了萧劲光和王若飞。 　　至时，阎锡山手中实力部队已所剩无几，初次见面不免有些尴尬。萧、王仍非常客气，以礼相待。萧劲光首先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要求转达的话。萧劲光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你们为什么同室操戈，制造磨擦?你们杀人略地，打自己人，只有日本人高兴。抗战初期，阎长官同我们合作得不错。为什么现在却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把枪口对着八路军呢?阎锡山无言以对，王若飞趁势递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信中在阐明团结抗战的意义，表示愿意罢兵息革、一如既往的态度后，明确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阎看后直摇头，说：这最后一句是否太硬了，是不是可以改为“我必自卫”?萧劲光断然拒绝：信是毛主席写的，怎么改?关键不在怎么说，而是要看怎么做。没有人搞磨擦，无须“自卫”，更谈不上“犯人”! 　　接着，萧劲光、王若飞相继发言，具体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实行阎锡山提出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统一于进步；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往来。这时阎锡山已无路可走，当即表示接受中共的主张。随后，双方达成了不再进攻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协定，并同意双方派代表具体协商划分防区和兵力协同等联合抗日的一应细节问题。 　　回到延安，萧劲光与王若飞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谈判经过。讲到萧劲光拒绝阎锡山修改“我必犯人”的要求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好，坚持得对，就是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个字也不能改。” 　　经过具体谈判，最后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自此后几年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不少。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阎再没有轻举妄动，基本上保持了“中间立场”。 　　对于国民党阵营中能够以抗日大局为重的中间势力，萧劲光按照毛泽东“要采取团结、争取政策”的指示精神，努力做团结的工作。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驻守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榆林地区。邓是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思想进步，政治开明。早年，他与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交往甚厚，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人员关系也不错。抗战爆发后，他把女儿邓友梅送到延安抗大学习。萧劲光对邓宝珊非常尊重。他时常借助邓友梅探亲的机会，传递讯息，与邓部沟通情况，密切双方的关系。1939年4月，获悉邓宝珊由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当即给他拍发电报，表示祝贺。电文开头郑重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献而建奇勋，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借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期望。 　　同年5月，邓宝珊路过延安，住在城南关一家骡马店里。萧劲光闻讯立即把他请到交际处，并请毛泽东出面，摆酒席招待。当晚，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联合举行了欢迎晚会。演出前，邓宝珊热诚地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民族之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实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的进行批评，要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磨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翌日，萧劲光陪他在延安各处参观。当看到一堆大得出奇的南瓜时，邓宝珊兴奋地对萧劲光说：“还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连边区的南瓜都比别处长得大。” 　　此后，邓宝珊前往重庆、西安等地开会，每次经过延安，萧劲光都到下榻处看望，并陪他与毛泽东会晤，一起吃饭、交谈。由于与邓宝珊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双方都注意从抗日大局出发，团结对敌，遇事协商，陕甘宁边区北部磨擦明显减少。有时双方部队基层官兵发生纠纷，邓部个别反动军官寻衅闹事，萧劲光也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与其洽商，妥善解决。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延安、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八路军的总后方，所以这里被全国人民视为心目中的“圣地”。也正因此，反共顽固派把这里看做心腹之患，又恨又怕。他们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每次都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至于大大小小的磨擦事件，几乎一天也没有中断。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38年底到1944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武装进攻275次，抢劫骚扰457次，暗杀、诱逃、拘捕边区党政人员295人次。由于萧劲光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巧妙应付、妥善处理，有效地团结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打击了顽固投降势力，使陕甘宁边区虽深陷国民党顽固派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却稳如泰山，生产、学习秩序井然，成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模范，名副其实的全国抗战的大本营。 　　 萧劲光传/《萧劲光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