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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反“摩擦’保卫陕甘宁，战陇东结识邓宝珊 结识新朋

张洋

当时，对我持友好态度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将军率部驻防榆林。邓宝珊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先后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 　　陇东地区包括庆阳、合水、镇原、正宁、宁县、华池、环县和旬邑等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在军事上是战略要地。按照留守兵团的统一部署，三八五旅旅部进驻庆阳县城，七七○团驻守在正宁、宁县、镇原一线各要点，团部驻守在离庆阳30余公里的驿马关。驿马关当时只有40多户人家，镇虽小，却是个重要的军事要点，驿马关以南20公里处的西峰镇，被国民党一六五师抢占，该镇还设立了国民党第三区专署和保安司令部。 　　1939年冬，驻防定边城外的邓宝珊将军所属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宋子元，趁我三边保安司令部骑兵营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夜晚以 1个连的兵力偷袭我留守的骑兵分队，打伤哨兵，抢劫客店，占了我骑兵营营房；为解我骑兵分队之围，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驻防定边的警二团立即派出部队向宋营反击，将进攻我骑兵分队之敌全部缴械。宋子元挑起的“摩擦”行动失败后，去定边等地求援，企图挑起更大的“摩擦”事件。 　　警二团一边作好反“摩擦”准备，一边将事件真相电告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领导。萧劲光闻讯后，考虑到邓宝珊将军一直与我方友好相处，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即致电邓宝珊将军，向他通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派出代表，到定边会见了邓宝珊将军派出的代表王参谋和当地驻军陈团长、徐县长等人。对方态度友好，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承认事件的发生，首先是他们自己的部队军纪败坏，领导无方，预先不通知就占驻我营房造成的，承认此事完全是宋子元的过错，表示接受我定边驻军提出的和平解决事端的4个条件，希望双方友好相处。经过了解，事件确实是由于对方个别下级军官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而不是来自上面有意制造的“摩擦”事件。我方立即将俘虏和所收缴的枪支物品，如数归还友军。 　　事件处理后，萧劲光发电我驻定边部队领导同志，要求他们认真总结一下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看看以后处理类似事件，不用武装冲突，是否还有别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在审阅这次事件处理结果的电稿时批示：“很好，照发。” 　　萧劲光根据毛泽东指示，对邓宝珊将军进一步做了许多团结争取工作，使邓宝珊将军和我方一直和睦相处，因而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摩擦”就少得多，给我们减少了许多麻烦和困难。毛泽东曾致信邓宝珊：“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2年5月，留守兵团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9月1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与联防军司令部合并，对外仍保留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1944年 4月，毛泽东召集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人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后来，毛泽东授意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4月11日，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也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成绩与经验。 　　在反“摩擦”斗争中，萧劲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非常讲究政策和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和中间势力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对那些专门制造“摩擦”的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对那些对我友好或在某些问题上持中间态度的国民党将领，则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国民党派驻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一个顽固反共的“摩擦”专家，他任职两年，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一次，何绍南路过延安，萧劲光找上门去，对他进行了严正警告。之后，又带何绍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也严厉地斥责了这个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后来，王震率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又针锋相对地同何绍南进行了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迫使他逃出了边区。 　　 萧劲光大将画传/张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