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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铁流向西无不胜

吴序光

太原歼穷寇 　　1949年1月中旬到下旬，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白水县的武庄召开。 　　武庄是个很不出名鲜为人知的陕北小村镇，可是到实地一看，才了解这里还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人的诞生之地，传说中的汉字的创造者苍颉就出生在这里。当地人传说苍颉是生在附近的武阳，长在武庄姥姥家。说他在黄帝那里任史官，擅长书法。当时喜欢书法的人很多，而苍颉是其中最好的一个，而且收集整理了许多文字，一直传到后世，成了创造汉字的祖师爷。后人为纪念他，在武庄西边修了一座苍颉庙。 　　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参观了附近的苍颉庙。虽然荒凉，但周围苍松古柏，倒也显得郁郁苍苍。苍颉庙堂前陈旧斑驳的大门上，贴有一副书写得相当工整的新对联，上联是“苍颉创古文化开，四亿子孙东方怀”；下联是“双十将军祸华夏，二七先生喜重来”。上联很明白，而下联稍懂一点楹联常识的人，也一看便能了解其意，“双十”将军即指蒋介石，“二七先生”即毛泽东先生。很明显，这不是文人骚客的闲情逸致，也不是善男信女的盲目祈求，而是反映了当地劳动人民对有这么一位文化先人的自豪，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和迎来解放的欢庆心情。 　　这次党代会在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的主持下召开。主要是贯彻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确定1949年的任务，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和组织纪律，准备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从1946年7月算起，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要求军队向前进，各战略区在战争第3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必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统区去取给。会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的决议，大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贺龙出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就西北战场的情况和夺取胜利的准备发了言，强调：“准备南下，培训干部很有必要。” 　　会上，习仲勋作城市政策与工作的报告，甘泗淇作加强纪律的报告，张宗逊讲了党委制，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讲了地方工作。 　　彭德怀在这次党代表会上作了《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从消灭敌人和扩大解放区、三查运动、推荐干部与党员、巩固解放兵与新兵工作等4个方面，对1948年的工作作了回顾。指出：我以6.8万人(实际兵力为8.l万人左右)向优势数倍之敌进攻，全年消灭敌约16个师11万余人，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分区，牵制着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使我中原与华东两大野战军减少西顾之忧，顺利地进行淮海大会战，并获得伟大胜利；使华北一兵团和晋绥军区部队无南顾之虑，顺利肃清晋南阎军。西北野战军亦发展壮大，战斗力提高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关于今后的任务，彭德怀指出：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1949年的任务是要解放陕、甘两省(作者按：原报告稿还有青、宁2省，为留有余地，中央审稿时删去了)。先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以消灭敌人为主，稳步前进。今年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必须要有一套城市政策；要进一步加强纪律性。要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敌人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去打。彭德怀特别强调纪律，因为刚解放地区的群众，很快看到的就是军队的纪律，“老百姓认为解放军就是共产党”，军队是党的旗帜。所以遵守纪律是联系群众的最重要的步骤。 　　在23日闭幕会上，彭德怀讲了国际形势，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关于政权性质和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他说：工农为主体的政权，当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三三制政权发展到今天形势下，就为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会议通过了总决议，关于进一步加强纪律的决定，关于地方群众工作决议等。 　　这次党代会总结了1948年的工作，领会贯彻了中央政治局1月8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并从军事上、城市政策上、组织纪律上为解放大西北作了准备。 　　在党代会代表正热烈讨论今后任务时，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说，2、3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贺、习3同志均能到会。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待你们来中央时面商。2月中旬又接连来电：务于月底以前到达中央为盼。这样，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已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了。 　　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1948年11月《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的决定，从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张德生任副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同时纵队改称为军，旅改称为师。同年6月间，又以所辖的第一、第二、第七军编成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以第三、第四、第六军编成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兵团司令员，王世泰任兵团政委。全军约11.5万人。 　　西北野战军兵力少，转入外线作战后更感到兵力不足。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针。说明如在3、4月间彭绍辉部两师及独三、独七两旅归还一野，徐(向前)周(士第)部能入陕，夺取潼(关)渭(南)，进逼西安，一野4、5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似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西安，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夺取汉中。 　　2月12日毛泽东复电：太原解放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部用于西北，至少徐周、杨(得志)罗(瑞卿)两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指出要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于徐、杨等部之到达。很明显，中央和毛泽东对解放大西北的问题已经有通盘考虑，并着手调动更多的兵力进入西北，这是彭德怀等盼望已久而十分欢迎的。 　　一天，彭德怀来到第二纵队驻地韩城芝川镇，同王震商定过黄河的路线。这时仍处严冬季节，黄河冰封，摸不清河上冰层的厚薄，必须找一位熟悉黄河水路的老船夫，方能安全过河。第二天，警卫员领来一位身材瘦小的老汉。他从小在黄河上漂泊，受尽各种苦楚，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磨炼，乡亲们称他为“船上飘”。 　　2月17日，彭德怀离开战火纷飞的西北前线。 　　这天夜里，大地黑沉沉的，西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冰冻的黄河像条白带撒向天边。老汉带着彭德怀、王震和警卫人员一行，在河滩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约摸走了10多里，才到冰河边上。只见老汉手里拿着一根齐眉高的竹竿，作为探测黄河秘密的探测器。他回头叮咛：“首长，跟着我的脚印走，不要乱拐，小心踏了薄冰。”彭德怀笑着说：“老人家，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不要叫首长。”他看着老汉瘦薄的身躯只穿着一件破烂棉袄，就解开棉大衣的扣子，把大衣披在老汉身上，深情地说：“老人家，你衣服单薄，这件大衣就送给你御寒。”老汉再三推辞，彭德怀说：“你就把大衣穿上，咱们交个朋友吧!” 　　老汉穿上大衣，浑身顿觉暖烘烘的。他不停地用竹竿敲着冰面。听到“砰砰”的响声就往前走；如果碰上“咚咚”的声音就停下来，四面敲。有时还俯身将耳朵贴在冰面上听。就这样，敲敲听听，走走停停，终于顺利地通过了黄河冰面。这时老汉舒心地笑了，放心地对彭德怀、王震说：“首长，没事了，再走一段沙滩就到对岸了。”彭德怀紧握着老汉的手，感激地说：“老人家，辛苦你啦。”同时吩咐两位警卫员护送老汉回家。他站在白茫茫的黄河边，目送着老汉走远了，才大步向东走去。 　　过黄河之后，彭德怀同王震一道，昼宿夜行，于2月底顺利抵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于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在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彭德怀在3月11日的全会上发言说：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发展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在这时提出不骄不躁，特别重要。我们党的七大以来，中央领导是正确英明的，因而能以较少的牺牲取得伟大的胜利。他在谈了土改政策、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等问题，在简要回顾延安保卫战以来，西北战场牵住胡宗南集团的作战情况后，说：这两年在西北战场上，我个人基本上是执行了政策的，但有缺点。去年4月间毛主席给我来电，要我不急性、不硬性，可是我尚未克服。如没有这些缺点，胜利可能更多些。关于今后国防问题，他认为在沿海设防是必要的，同时应将某些工业移内地一点，可在内地创设发展。最后他说：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必须联系实际，这样可以防止骄傲，使自己进步，做好工作。七届二中全会后，彭德怀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司令部，了解围攻太原情况。 　　太原为山西省会，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临汾河，东依罕山，城墙高大，易守难攻。统治山西30多年的“土皇帝”、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经多年经营，筑城坚固，以各类钢筋水泥堡3000多个为骨干，构成约30里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阎锡山以10万兵力，600多门火炮，企图凭借太原的工业基础和坚固城防负隅顽抗。 　　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十八兵团)及晋绥军区一部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政委徐向前的指挥下，1948年10月初发起太原战役，至16日，歼敌1.2万余人，攻占武宿机场等据点多处，逼近并部分地突破了太原南北敌军第一道防线，获得初战胜利。接着进入第二阶段的东山争夺战。东山是太原城东天然屏障，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主峰罕山高500米，有大量明碉暗堡。经过激烈战斗，反复争夺，至11月中旬，我攻城部队又歼敌2.2万余人，控制了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东山四要点，紧缩了对太原城垣的包围。 　　当时，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遵照中央军委11月16日关于再打一两个星期，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的指示，徐向前命令部队，从12月1日起暂停攻城，转入围困与政治瓦解。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调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原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进入山西，共同会攻太原。3月中旬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的太原前线总前委，同时组成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太原前线司令部，统一指挥3个兵团。杨得志和杨成武等分别率领第十九、第二十兵团于3月底到达太原前线。 　　这时，攻打太原转入围困与瓦解阶段已有4个月之久。毛泽东原来曾预计“2月底或3月初可克太原、大同”。彭德怀在实地了解围攻太原进展情况和敌我态势后，认为需要再加强攻城的炮兵火力。由于徐向前患肋膜炎，身体非常虚弱，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彭德怀接替他指挥攻打太原的作战。但对外发布命令，仍用徐向前的名义。徐向前后来深情地回顾道：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要彭德怀返西北途中，来太原前线看一看，解放太原后，即可将十八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指挥。他到峪壁村(引者注：位于榆次以南10多公里)看望我，讲了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也向他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我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他表示同意，报请军委批准后，彭总便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初来乍到，对敌我情况都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围困太原期间，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我前线指挥部曾动员被俘的阎锡山高级将领写信，劝阎锡山归降。他顽固透顶，劝降未成。但阎锡山自己也感到处境危急，于2月中旬乘飞机逃离太原，令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及城防司令王靖国“誓死保卫太原”。为贯彻中央争取敌军起义，和平解放的方针，4月6日，彭德怀亲自找被俘的阎锡山高级将领赵承绶谈话，介绍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来，人民解放战争飞速发展，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濒临土崩瓦解的形势。着重让他转告孙楚等人，什么美援、工事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出路是起义或投降。可以通过谈判，采取长春或北平方式来解决，我军可以保证其部队及眷属的安全。但赵承绶等人8日进到敌城郊防区，即被阻回。这又一次证明阎锡山的一伙亲信死党死不回头，决心负隅顽抗到底。 　　3月31日，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先割裂歼灭外围之敌，占领攻城的有利地点，然后总攻城垣，全歼困守之敌。彭德怀同意这个作战方案。 　　4月5日至7日，彭德怀参加了太原总前委扩大会议。总前委的同志欢迎彭德怀的到来，支持他指挥攻城。代替重病的徐向前负指挥总责的彭德怀，在会上以主人翁的态度，热情直爽，毫不见外。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全部解放大西北。”几句话反映了他的朴实和谦虚精神。 　　会上，太原前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先后介绍了敌情，谈了攻城战法。当陈漫远说到阎锡山有一个比方：“太原的防御体系好像人的形状。东山为头，汾西为脚，石嘴子和风阁梁如同两只眼，太原城内是五脏，武宿、新城两个机场分处南北，宛如两手。整个防御，混为一体，互相策应，严密坚固。”说到这里，彭德怀插话说：“我们要先截断它的‘双手’，砍掉它的‘头’，挖去它的‘眼’，再截下它的‘腿’和‘脚’，使太原的防御体系，身首异处，四肢不存，最后攻入‘五脏’，进到它的‘命脉’之中。”他的形象比喻和几个有力的手势，把大家都逗笑了。同时也理解彭德怀是把总前委的方案具体化了。 　　这次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讨论了作战方案，统一了战役思想，研究了敌人战术特点及我军的战术要领，强调各兵团、各部队相互间的团结和协作。这是华北3个兵团会合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前，彭德怀站了起来，坚定而明确地说：“在攻城作战中，只要我们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就能把弱敌迅速歼灭，使强敌变成弱敌，造成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态势，有把握地夺取攻城作战的最后胜利。”他环视了一下出席会议的各军、各兵团和炮师的首长们，继续铿锵有力地说：“这次战役的规模大，参战兵种多，战役战斗样式复杂，一定要有坚强的集中指挥，特别要注意搞好兵种、军队间的协同动作和各种保障，把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华北最后一仗了。我们要用新的胜利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 　　随后，彭德怀同总前委几位负责同志一道，指挥了太原战役的后期战斗。 　　不满足于听取汇报和介绍，而要深入前线，调查研究，观察地形，了解敌情，检查部队战前准备情况，随时鼓动指战员的斗志，是彭德怀一贯的作风。所以到太原前线后，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指挥攻城的准备工作。为准确掌握太原的地形地貌、敌军守城兵力火力的布置情况，太原总前委扩大会后，彭德怀从十八兵团司令部(即太原前线司令部)要了一个侦察参谋排，亲自带着这个排，由东到北，由西向南，围着太原城跑了4天。因为他观察得很仔细，又熟悉整个攻城部署，所以检查攻城部队的准备情况时既严格又具体。徐向前说：“彭德怀来后，又要熟悉部队情况，又要观察地形地貌，经常活动在前线，紧张得很。他同意总前委原定的作战部署，决定4月20日，发起总攻。”太原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4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攻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10路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至22日，摧毁了敌军城外的全部据点，直逼太原城下。当天，太原前线司令部向守敌发出劝降通牒。但孙楚、王靖国等仍执迷不悟，拒绝投降。这时，将介石老巢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太原总前委决定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拿下太原。24日拂晓，我攻城部队向城垣发起总攻。1300门大炮同时开火，打开缺口，23万大军从四面八方突入城内。至10时全歼守敌，活捉了孙楚、王靖国等。华北重镇太原城解放。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敌13.5万余人。 　　发起总攻的那一天，决定凌晨4时总攻。可是两点钟时，彭德怀就把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叫醒，说：“走，我们到前面阵地看去。”路上彭德怀说：现在我们的兵力、火力都大于过去，士气高涨，有可能一举拿下太原。 　　4月23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太原战斗发展甚速，已歼敌13个师，我伤亡约5000人。敬(24日)晓攻城，如无意外过失，当日可能攻下。报告对解放太原后，十八和十九兵团的休整和入陕路线作了初步部署，请中央分别电令各部。他说：攻并(太原)得手后，我拟参加一次军以一次座谈会。时间至多3天，交换整训经验。于5月初起程回陕。2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于5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同时电告徐向前军：“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从此，华北军区的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先后由山西迅速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太原战役结束后，4月底5月初，彭德怀出席了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对太原作战总结、部队整训时间、出发时间谈了初步意见，同时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西北的敌情、社会情况和第一野战军的概况。说：西北地区有些地方长征时我们走过，少数民族多，土皇帝多，气候和生活条件比华北都差。这些情况要向部队讲清楚，使全军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切准备工作要抓紧、抓细、抓死!希望即将西进的部队在一个月的整训中，着重搞政治，解决远征西北的思想认识问题。 　　在这期间，彭德怀还特地同杨得志等谈了十九兵团西进问题。他对杨得志说：“不是我这个人性急噢，在东南战场杭州都解放了。我们慢腾腾的，不行!”“毛主席要我最近到北平去一次，研究解决大西北的问题。讨论后我将直接去西北。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我会尽快传达给你们。” 　　毛泽东在太原打下后几天，就致电彭德怀：假如西野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北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遵照这个电示，彭德怀在太原战役结束，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开完之后，即驱车来北平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于5月8日到达当时中共中央的临时住地香山。他顾不上去参观城市风貌和闻名中外的古建筑，而集中精力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分析研究解放大西北的问题。一致认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丝毫不能松懈斗志。但在全国胜利形势的推动影响下，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要掌握这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对解放平津的两种方式要综合运用。用天津方式以歼灭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主力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现在就必须抓紧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3天后，彭德怀离开北平。5月25日，回到陕西乾县秦家庄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挥陕中战役。 　　从2月中旬彭德怀离开西北前线，到河北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又到太原带兵，打了一场城市攻坚战，到5月下旬回陕，已经3个多月了。在这期间，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北局势也在急遽发展中。胡宗南从1948年12月起，将西安绥署、机关、学校、眷属等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广元迁移，作撤退之准备。以第二十师、十二师、三十师、二十八师等分散守备于铜川、蒲城、大荔地区，将其主力第六十九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一军、三十八军、三十六军等集结于耀县、富平、三原地区。胡宗南虽然还在虚张声势，但阵脚已乱。 　　彭德怀在2月上旬曾向毛泽东报告了春夏的作战方针，准备在2月中旬开始春季攻势。后因雨雪交加，加上鞋子供给发生困难，几千战士脚被冻伤，只好推迟到2月20日发动。同时，经中央同意，在彭德怀离队时，“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指挥，以张宗逊为主。”行前，彭德怀和张宗逊等领导人详细研究了作战方案和兵力部署。第一野战军从2月20日至3月18日发动了春季攻势，歼敌7000余人，再次解放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 　　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动渡江战役，华北部队解放了太原，其中第十八、十九兵团即将西进。在此情况下，胡宗南害怕被歼，开始实行战略退却。将兵力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我第一野战军侦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失时机，开始进军陕中，于5月16日发起陕中战役，对敌展开追击作战，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地。 　　在我野战军强大攻势下，胡宗南节节败退。为保存他的一点本钱，于5月中旬将其主力撤至凤翔、宝鸡一带，背靠秦岭、汉中，妄想凭借这一有利地形，争取一个喘息机会，然后伺机反扑，卷土重来。胡宗南本人也偷偷从西安溜走了。我第六军在野司统一指挥下，迅速突破渭河的敌军防线，兵分3路向西安进军。5月20日，解放了胡宗南盘踞10多年的西安市。 　　还在两年前的1947年3月8日，在保卫延安、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上，彭德怀就说：消灭胡宗南进犯边区的几十个团后，“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在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也说过，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的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的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前仆后继，努力作战，只一年一个月就收复了延安，两年又两个月解放了西安。彭德怀的决心和毛泽东的英明预见完全实现了。 　　野战军解放了西安和陕中广大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敌军士气，并对以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力的保障有极大意义。至5月底，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胡宗南集团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 　　西安解放后，5月24日，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任军管会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为市长。 　　1949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西北形势的发展，决定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统一领导西北党政军工作。西北局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等9人为常委，以彭、贺、习3人为西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渭水克顽敌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妄图争取时间，苟延残喘。在粉碎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分别向西北、东南、中南和西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20日子夜发起渡江战役，强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处于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为了保住大西南，这时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身上，寄托在退缩中南的白崇禧集团身上，企图依靠他们仅存的几十万兵力保住西北，屏障西南，重整旗鼓，待机反扑。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确定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川、黔、康诸省。这样，消灭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解放西北五省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肩上。 　　彭德怀当时分析：“胡宗南集团在陕境者共20万人，西北全境敌军40万人。未放弃西安前胡求马，放弃西安后马求胡。”因为胡宗南集团西撤，我野战军进逼甘肃、宁夏边境，陇东一带完全暴露，随时有被我各个歼灭的危险，马步芳、马鸿逵处境孤危。为保住他们的土皇帝宝座，巩固其在西北的既得利益，加上在国民党许以陕西、甘肃军政大权的诱惑下，青宁“二马”又自恃部队战斗力强，于是一改过去相互提防的态度，积极与胡宗南拉拢，加紧协调配合。甚至急忙向蒋介石表示，愿出兵协助胡宗南夺回西安。为拖住胡宗南，为确保甘肃、宁夏、青海三省，青马以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5个师)集结彬县、泾川、长武地区；宁马以卢忠良指挥的援陕兵团(6个师)集结平凉、固原地区；而王治岐的陇南兵团并指挥十一军一个师(共3个师)集结于千阳、陇县、华亭地区。各兵团由马继援统一指挥。青宁“二马”这样部署，是认为进可以掠夺关中，退可以保守其甘、宁、青老巢，胡宗南则想利用“二马”兵力，达到再占西安，扭转败局。他将集结于凤翔、虢镇、宝鸡、眉县西南地区的11个师兵力，由撤退转为准备“反攻”。令裴昌会组织“西安绥署宝鸡指挥部”，共20几万兵力，配合青宁“二马”，进行反扑。 　　彭德怀从华北回到西北后，即同野战军各首长一起分析敌情，研究作战部署。针对上述敌军动向，彭德怀认为胡马联合，反扑西安，其势正锐，告诫部队对敌军不必穷追，要百倍警惕，严阵以待。他反复琢磨胡、马军联合作战的特点，曾考虑“阻胡歼马”的方案，就是以一部阻击胡宗南部，“适当引敌深入”，集中4个军的兵力歼击青宁“二马”军队。可是，6月10日，集结于彬县、泾川、镇原地区的青马陇东兵团(以第八十二军和第一二九军组成)，在马继援指挥下，依仗其骑兵优势，正沿西兰公路向东南疾进。胡宗南集团主力于渭水以北向东进攻，准备向西安进逼。这时华北两个兵团主力尚未到达，第一野战军兵力还不占优势，在此情况下同敌军决战对我不利。为了调整部署，争取时间集结4个野战兵团，再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彭德怀决心改变“阻胡歼马”计划，向后收缩，诱敌深入。他一面命令第一、第二兵团采取运动防御的手段，且战且退，分别撤至周至、户县、泾阳、咸阳一线，然后用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准备迎击反扑之敌； 一面电令第十八、十九兵团星夜西进，以便“不失时机，消灭敌人”。12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野战军主力于11日晚转移渭河右岸、泾河左岸，各留小部筑工据守桥头阵地，保证我军随时渡泾河向敌出击。 　　西安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从西周、秦、汉到隋、唐、五代，先后有13个封建王朝在这里建都。它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从半坡石斧、商周铜鼎，到秦砖汉瓦、唐丝宋瓷，大小雁塔，千方碑林，无一不闪烁着我们中华民族先祖的智慧光芒。可是就在这个古都，抗战期间，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大军在此镇守，对我陕甘宁边区围困、封锁。西安成为国民党统治西北的反动大本营。5月20日西安解放，古城从此获得新生。 　　西安市民听说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联合，要向西安进攻，社会秩序一度有些骚动，群众十分恐慌。作为西安警备司令的罗元发想：形势比较紧张，我们一个军如何固守西安，迎击这么多敌人呢?究竟如何打，等待着野司的决定。正在这时，彭德怀指示第六军，要采取一切办法迷惑敌人，造成假象，促使敌人判断失误。于是罗元发令第六军驻西安部队，在城内到处号房子，打着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各部队番号，作出一个大兵团即将入城的样子。政治部门到处张贴欢迎华北兵团进入西北作战、团结歼敌的标语。当十八兵团一部开进西安时，又立即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把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坦克、大炮都开到大街上，蔚为壮观。这些活动通过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工人员和天上的敌机侦察，很快就传递到敌人那里去。 　　6月上旬的一天，彭德怀到西安和贺龙、甘泗淇等一块商议，认为除了军事上做好迎击的准备，严阵以待，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外，还要通过舆论宣传工具发布消息，安定人心，并告诉敌人：西安已经回到人民手里，将永远属于人民。胡宗南也罢，马步芳也罢，胡马联合一起来也罢，再也别想抢去了。贺龙高兴地说，彭总想得对，我完全赞成，再打个大胜仗。 　　大计已定，第二天上午，彭德怀举行小小的记者招待会。当天起床后，彭德怀特地理了发，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显得特别精神焕发。他请甘泗淇把新华社随军记者约到市军管会来。见面寒暄之后，彭德怀习惯地背着手踱来踱去，风趣地说，今天不讲前线战事，先听我讲个《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故事。讲到得意处，就放慢速度，或干脆停下来，舒展浓眉朝记者们笑笑。记者瞪大了眼睛，大惑不解。彭德怀讲完之后，用奚落的口吻说：“大家知道，马继援那个花花公子想进西安城，我们研究了一下，欢迎他来。西安有的是羊羔、美酒，漂亮的姑娘也多得很!”“大道如青天，欢迎他们进来嘛。”说罢就转身信步走了。他那充满蔑视的神态和幽默的语言，使记者轻松了许多，但还是不得要领。不了解为什么在各种有关敌军反攻的传闻纷至沓来，西安城空气愈来愈紧张的情势下，彭德怀司令员还悠然地同他们谈古说今。说要对记者发表重要讲话，可是还没转入“正题”就走了。甘泗淇看出记者们的疑惑，把野战军领导也要借用空城计的用意给点破了，并说彭总贺总希望事先造舆论，警告敌人。记者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彭德怀的用意。赶忙回去整理了彭德怀的谈话，以“一野彭司令员发表谈话，欢迎马继援进西安”为主题，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广播，并在西安的《群众日报》上发表。这篇新闻稿记述彭德怀谈笑自若，对敌军的反扑企图了如指掌和充满必胜的信念。它对内安定民心，对敌人则是一个严正的警告，起了相当的震慑作用。 　　此时，我华北第十八、十九兵团大军昼夜兼程向西开进。每天行军均在80里左右，最后两天则达100里。特别是第十八兵团的六十一军冒炎夏的酷热，沿雨后的泥泞道路，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提前到达西安。军长韦杰和政委徐子荣，连夜赶到野战军司令部接受任务。彭德怀在作战室同他们热情握手，互相问好，并询问了部队行军和兵力、武器装备的情况，然后说：“二马”是骑兵，来势凶猛，你们要打掉它的凶焰，守住咸阳，保卫西安。你们以一个师昼夜兼程赶到咸阳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坚决阻击敌人；一个师放渭河南岸，担任第二道防线，留一个师接替第六军十八师的防务，驻守西安。韦杰表示：保证一八一师在明日黄昏前全部到达咸阳，完成阻击任务。彭德怀说：任务紧急，不留你们吃饭了，赶快把部队带上去!第二天，他又亲自打电话，了解部署情况，增调一八三师的一个团以加强阻击兵力。 　　咸阳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位于九*(左“山”右“糭”的右半部)山之南，渭水之北。古人对山南、水北皆称阳，故名咸阳。这里是西安北部的重要防线，地势险要，自古即为战略要地。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的一八一师和一八三师一部，6月12日拂晓渡过渭河，赶到咸阳。战士们放下背包。立即抢修工事，进入阵地。6月13日在咸阳北郊同敌军激战十几小时，以猛烈的炮火毙伤敌军2000余人。青马受此重创后锐气顿挫。但却继续集结兵力，企图突过泾河，向泾阳袭扰，从侧翼迂回，配合胡宗南夺取西安。可是，又遭到野战军第二兵团的严重杀伤，即被迫向北撤退。胡宗南部经野战军的节节抗击，在马继援集团挫败北撤后，也逐步后撤。6月17日，陕中战役结束。胡、马精心策划的反扑，到咸阳就被击退，想进西安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陕中战役结束后，6月中旬至7月初，第十九、第十八兵团先后取道禹门口、风陵渡，进到西安、咸阳、三原地区。西北、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关中，全军士气更为高昂。这时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已有4个兵团12个军35个师，兵力由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达40万人，而西北地区敌之总兵力只有30多万人。这就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状况，对于歼灭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具有重大意义。西北战场进入全面进攻时期。 　　但这时第一野战军同敌军对比，兵力仅占相对优势，而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必须把胡、马两敌分割开来，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在陕中战役结束，胡、马兵力后撤之际，中央军委在6月20日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来电指出：马、胡军之行动给我军以首先歼胡军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宗南的方针，迅速集中王(震)、许(光达)两兵团主力，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突然对胡军发起攻击。在消灭胡宗南3个军后，应一直向西歼其余部，占领宝鸡、凤翔、千阳、陇县，完成对平凉作战的战略展开。6月26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出应当集中3个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部4、5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逼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10天后彭德怀见到杨得志时，及时转告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6月中旬的联合反扑受挫，气馁畏缩，加以解放军华北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陆续到达西北，于是敌人改变方针，向后收缩兵力。6月下旬，青宁“二马”退守彬县、长武、永寿一带。胡宗南主力也于6月底由武功、周至向扶风、眉县收缩。另一部撤至宝鸡，由裴昌会统一指挥，转入防御。胡、马两集团这一部署的特点是互相利用，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便于联合抗击我军进攻，又各怀鬼胎，企图保存各自的实力，摆脱被歼的命运。胡宗南集团主力不退守秦岭，而猬集于渭河两岸，是想在野战军进攻两马时进行侧击，不利时则一面抵抗，一面退却。“二马”集团不西撤平凉，是企图在时机有利时以援胡宗南之名进入关中，不利时则西退，分散兵力，以防止野战军的突然进攻而被歼。 　　当胡宗南主力尚在渭河南北地区，“二马”军在乾县、礼泉地区时，彭德怀曾在6月26日致电毛泽东，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就是以1个兵团钳制胡宗南、王治岐部(即一一九军)，集中3个兵团首先围歼青宁“二马”。二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如“二马”继续西撤平凉、长武之线防守，则以1个兵团钳制“二马”，以3个兵团围歼胡宗南及王治岐部。并计划在7月8日开始向敌进攻。毛泽东6月27日复电指出：如青宁“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二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二马”比打胡、王更为费力，为准备充分，似宜推迟若干天。如不能在泾原、平凉、宝鸡、凤翔及其以东歼灭“二马”主力，可考虑以主力先给胡部以打击，然后西打“二马”，待“二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 　　随后，因敌情变化，青宁“二马”不是小撤退，而是继续撤往麟游山区，其部队比较分散，野战军不容易将其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以第三十八和六十五两个军北移，正好进入我野战军主力集结的渭北地区。因此，彭德怀决定“钳马打胡”，首先歼灭胡宗南部。 　　胡宗南把5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彭德怀分析胡宗南这个兵力配置，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牵制作用，而且渭河沿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在野战军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渡河迅速增援。如我军能在扶风、眉县地区将其主力分割包围，其纵深无预备队可援，必招致全军覆没。青宁“二马”已由乾县、礼泉地区撤往麟游山区，同胡宗南集团之间有较大空隙，利于我军分割，各个歼敌。在野战军攻打胡宗南时，估计不会轻易来增援。 　　根据胡宗南兵力调动的新情况及其弱点，6月27日10时半，彭德怀和张宗逊、赵寿山联名致电第一、第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首长指出：野战军主力决定乘敌移动，首先歼灭胡宗南军于武功、宝鸡、周至、眉县地区。该电按这个要求对各兵团作了具体部署。 　　在全国胜利形势的推动下，在敌我兵力对比发生变化以后，是有利于野战军迅速歼敌的。但是彭德怀和前委领导也清醒地看到，困难仍然存在。青宁“二马”集团是以封建的家族世袭和宗教统治为特点，尚未受到歼灭性打击，作战相当顽强；对胡、马之间实行联合作战仍不可忽视。我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指挥机构初建，不够健全，第十八、十九兵团刚入陕，对胡、马军及地理民情比较生疏。在有利形势下部队情绪高涨，但同时也产生着某些盲目的轻敌思想。针对这种情况，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根据彭德怀的意见，于7月1日向全军发出了关于消灭胡、马军的战役指示。指示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的新形势，要求全体指战员深刻研究敌军的新情况及其部署特点，坚决克服轻敌情绪；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号召西北全军进行充分准备，勇敢顽强地战斗，为彻底消灭胡、马军，解放大西北而共同奋斗。彭德怀审批签发了这个文件，要求各部队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 　　7月4日，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发出电令：以十九兵团钳制“二马”，以一、二兵团全部及十八兵团主力，首先歼灭胡宗南部3、4个军，再集中全力歼击青马。“各兵团务于7月8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并切实检查”。 　　这时尽管天气炎热，但战役的准备工作在加快进行。7月6日，彭德怀来到咸阳的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主持召开有各军党委书记参加的第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执行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各军党委书记见面，互相致意，热情洋溢，盛况空前。彭德怀一见到第十八、十九兵团的首长，就说：“你们长途行军，很辛苦，按理说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主攻部队已准备好了。”他特地对杨得志、李志民说：“毛主席关心你们，来电嘱咐你们对付‘二马’，切不可有盲目的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背后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说完，他让参谋长把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央军委6月26日的电文送给杨得志、李志民看。 　　接着，彭德怀分析了胡马的特点和敌我态势之后，明确地说：消灭胡宗南和“二马”集团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能解决的。目前向谁先开刀呢?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先向胡宗南开刀。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的主力。彭德怀强调这个战役意义重大，一定要打胜。号召各兵团、各军协同一致，为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大西北而勇敢战斗。他严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要以坚强的党性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彭德怀讲话后，野司参谋长阎揆要宣布了具体部署和任务。部署之后，彭德怀说：必须在3天内解决战斗。估计第3、4天青马部队会来增援，争取在麟游地区消灭来援之敌。最好把马家部队消灭在陇东，不让回兰州，更不要说西宁了。他还特意提醒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说：“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彭德怀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二马”，以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由东向西插入纵深，以第一兵团沿秦岭北麓向西钳击，而以第二兵团沿胡、马间之空隙飞速插入敌后，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把敌军向宝鸡、秦岭的逃路堵死。这个决策和兵力的部署运用，为全歼扶眉之敌打下牢固的基础。 　　为及时准确掌握战场情况，指挥作战，彭德怀于7月11日离开西安到了西府前线。 　　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第十九兵团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于10日进入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逼近“二马”所部，形成将要对“二马”部队展开进攻之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以保障主攻部队之侧翼安全。而我卫戍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西安南子午镇地区之敌发起进攻，使胡宗南无法判明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紧接着野战军主力部队于11日拂晓开始进攻，像一把巨大的铁钳，夹渭河两岸插向扶眉地区。 　　第二兵团由集结地区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依照预先侦察之路线向敌侧后迂回。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在政委张仲良率领下，以刘茂功的第十师为第一梯队，采取隐蔽的急行军，一昼夜前进140多里，于12日拂晓占领罗局镇和眉县车站，截断敌军西逃退路。彭德怀得知第四军行动迅速，出色地完成预定计划后，十分高兴，当即发电嘉勉，并通令全军加紧合围，歼灭敌人，务必一举成功。与此同时，担任正面主攻的第十八兵团由东向西攻击前进。12日，第六十二军克武功，六十军插入武功、扶风间的杏林镇，并迅速攻占绛帐镇，歼敌一八七师、二四七师等部。第一兵团由西(安)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两路齐头西进，12日歼敌九十军之二十四师及六十一师、五十三师各一部，占领哑柏镇、横渠镇各要点。 　　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动攻击，使胡宗南集团猝不及防。战役发展异常顺利、迅速，只用了一天多，已从东、北、西三面将敌之第十八兵团部及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以及西比军政长官公署的第一一九军等包围于岐山、扶风、眉县地区。12日，敌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集全力向罗局镇突围，企图撤向宝鸡。坚守罗局镇是野战军歼灭胡宗南主力的决定性一环，对敌人来说能否夺取罗局镇是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罗局镇地区展开。敌先以六十五军，继以三十八军轮番冲锋10余次，企图突围。我第二兵团第四军在罗局镇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广大指战员，在“寸土不失”、“堵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敌反复拼搏，击退敌军反扑，坚守住阵地。如第二十九团二营五连，打得勇猛，守得顽强，在一块坟地上同敌人反复厮杀，歼敌300余人，自己最后只剩下5个人，而阵地屹立不动。敌人的突围企图完全失败，军心动摇，士气颓丧，指挥已陷入混乱状态。 　　与此同时，第二兵团的三军、六军向罗局地区之敌右侧背进攻，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由东向西进攻，逐渐紧缩包围圈。在第二兵团和十八兵团前后夹击下，到12日中午，敌3个军大部被压缩于午井以西、高王寺以南、罗局镇以东的渭河河滩上。下午3时，我军发起总攻。敌军突围无望，纷纷南渡渭河逃命，但为时已晚。经过5小时激战，除一部南渡渭河外全部被歼。第一兵团在全歼敌九十军之二十四师及三十六军一部后，攻占了眉县以西地区。泅水南渡渭集河滩之8000多敌人悉数被我占领眉县的第一军俘获。12日午夜，第二兵团和十八兵团在罗局、午井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镇等地。 　　由于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对敌情判断准确，决策果断，部署周密，实际战斗时间比预计的要短，战果比预计的要大。战前组织了强有力的侦察，对敌人的整个部署大体明了，对敌军情况搞得比较清楚。根据胡宗南兵力集中但没有战役预备队的弱点，彭德怀采取以一个兵团的兵力迂回敢侧后，两翼牵制，大胆深入敌纵深，断敌后路，包围分割歼灭的战术原则。当战斗刚发起，敌军的退路就被切断了。敌人军与军之间、师与师之间，甚至团与团之间被我军分割了，没被分割的也搅乱了。敌仓皇应战，指挥失灵，四面受围，既无兵可援，无路可逃，更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野战军因为部署得当，各兵团的任务具体明确，指战员动作神速，作战英勇，所以只花了1:10的代价，就把敌人4个军解决了。当时酷暑天热，野战军近千人中暑，有近百人因救治不及而牺牲。但全军仍坚持奋勇追击，持续战斗，直至胜利。 　　渭北打胡之战，彭德怀一直在前线指挥。当最后知道逃到渭河南岸的残敌也被消灭时，彭德怀高兴地把拳头往桌上一击，说：“很好，这才叫全胜!”对第四军一昼夜前进70多公里，穿插迂回敌后，在罗局镇抗击中的顽强战斗作风，他给予热情表扬。满意地说，第四军这次打得好，立了功。为夺取战役的全胜起到关键作用。一年前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四军)打得不好。那时部队组建不久，缺乏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这次打得很出色，这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嘛。部队虽然伤亡大一些，但打出来一个好的战斗作风。西安《群众日报》以“四军健儿建立奇功”为题，热情洋溢地给予歌颂和赞扬。当年第二兵团政委王世泰1982年10月在谈到扶眉战役时中肯地说：彭总对敌情的了解判断、歼敌决心和对各兵团兵力的运用、部署，独具匠心，可以说是用兵如神。把一个兵团插到敌人侧后，堵住了它的后路，是很大胆的决策。只有彭总这样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才有此胆略。 　　扶眉战役经4天激烈战斗，共歼敌4个军4.4万余人，解放扶风、眉县、凤翔、宝鸡等9座县城，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创西北解放战争空前的大胜利，使野战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胡宗南主力被重创，当他收到报告时，脸色阴沉，右手掩住前额往桌上一靠，约有l0分钟，说不出一句话。他无比懊恼，不知该怎样向他的“校长”蒋介石报告他的战况。扶眉战役进一步隔离了胡宗南集团和“二马”集团。此后，胡宗南的残部退守秦岭，已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青宁“二马”为保存实力，继续往西撤往平凉地区。胡马之作战联盟实际已经被粉碎，“二马”彻底孤立，这就造成野战军西进消灭“二马”的有利态势。第一野战军已完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彭德怀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追歼“二马”。 　　陇东大追击 　　1949年6月底，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部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考虑下一步作战方案是“钳胡打马”，集中主力歼灭青宁“二马”。 　　从战场形势的发展看，扶眉战役后，青宁“二马”退至陇东地区。在国民党反动集团积极策划下，“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在甘肃静宁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作战计划。因为平凉扼甘肃、宁夏咽喉，为兰州和银川之屏障，所以该“计划”决定宁马以6个师又1个骑兵团，配置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抗击，消耗野战军主力。青马主力由平凉以南西移六盘山，待机迂回攻击野战军侧翼。 　　7月中旬，彭德怀在虢镇以北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总结扶眉战役，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战场实际发展情况，讨论确定下一个战役目标。他指出：胡宗南虽然还有10多万兵力，目前已无进攻关中的能力。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在未受我军歼灭性打击情况下，估计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对“二马”切不可轻敌，要遵照毛主席“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穷追猛打，坚决消灭马家军。为使到会干部领会野司乘胜追击的意图，彭德怀说：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推迟则困难更多。会议确定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进行陇东追击，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当时暑伏天热，司令部的一些同志在屋里睡不着，就把席子拿出屋外铺在地上睡。彭德怀开完会出来，拿手电筒一照，看到好几个同志已在露天睡着，就把他们叫醒，说：“回去回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着凉病了怎么办?身体坏了怎么行?!我可是离不开你们。”大家一骨碌坐起来，听着司令员的话，心里非常感动。有的说：谢谢彭总的关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然后大家都搬回屋里去睡。彭德怀要部属休息好，保重身体。可是他自己回到屋里，又是一会儿伏案，一会儿站在地图前，继续筹划具体作战方案，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7月20日，彭德怀就扶眉战役情况和准备陇东追击，向毛泽东报告：两天两夜前进二三百里，在迅速解决战斗猛烈追击中，完整保存了蔡家坡、虢镇、十里铺等处的工业。现马步芳、马鸿逵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我们以10个军，准备26日开始攻击。进而解放甘、宁、青三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同一天，彭德怀和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向各兵团发布“以消灭青宁‘两马’军，解放平凉之目的”的命令。捉出预定钳胡打马的陇东作战部署：以第十八兵团对胡宗南部取积极防御，消灭分散的胡军；第十九兵团和第一、第二兵团，全力进军陇东，乘胜追歼“二马”。准备于26日向敌攻击。 　　23日，毛泽东复电：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打马战役是很对的。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如能在l0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张掖)、凉(武威)、肃(酒泉)3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乌鲁木齐)，不必等到明春。往后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7月21日，第十九兵团由乾县、礼泉地区出发，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也先后于23、24日离开凤翔、宝鸡等地，分由西兰公路和千阳、陇县大道，向西北猛追马家军。陇东追击战由此开始。 　　陇东地处黄土高原，山岭重叠。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形成塬梁裂碎，沟壑纵横，所到之处大多是原高、沟深、坡陡、水缺。多年来生态环境遭破坏，气候多变，土地贫瘠，造成农业产量很低，经济落后，人烟烯少。只有西兰公路两侧人口较多，经济稍为富庶一些。但敌人不断掠夺摧残，沿途的公路桥梁遭受破坏。大部队行进在塬上，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青海军阀马步芳及其家族是个封建军阀集团。其父马麒，原籍甘肃临夏。1915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及蒙番宣慰使，开始了马家军阀对青海的统治。原属甘肃建制的青海，1929年建省后，马麒投靠蒋介石，当了代理省主席、主席。马步芳则先后任师长和由该师扩编成的第八十二军军长，1936年后，任青海省代主席、主席。1943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这个人反动透顶，其罪行罄竹难书。1936年10月他被任命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在河西走廊堵截红军西路军，杀害了大批干部和战士。这次在咸阳反扑失败后，又加紧策划要同野战军决战，嚣张气焰并未收敛。 　　宁夏在明、清时为甘肃省的一个府。1929年改为宁夏省。宁马就是指宁夏马福祥及其子马鸿逵、侄马鸿宾。这是一个家族军阀集团。他们原籍甘肃临夏。自1912年马福祥被袁世凯任命为甘肃临夏镇总兵起(次年改为宁夏护军使)，已统治宁夏30余年。1933年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十五路军总指挥。抗战期间任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构筑“防共碉堡”200多座，积极配合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马鸿逵死心塌地地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既抓兵，又抓权，更要抓钱，故被称为“三抓”。宁夏人口70多万，宁马兵力曾达到10万，平均7人中有一个兵。 　　现在，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有如铁流，向西疾进，就是要彻底摧毁这两个封建军阀集团，解放长期被统治奴役的西北各族人民。 　　我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在扶眉大胜后，都想尽快消灭统治西北几十年的“二马”集团，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因而情绪空前高涨。当时的第一兵团第一军副军长王尚荣曾满怀激情地写道：广大指战员置身于这一伟大的进军中，洋溢着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对于消灭“二马”，特别是消灭青马，更是充满着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决心。都清楚地认识到，是彻底清算“二马”的血债，结束其对西北各族人民统治的时候了。 　　由于青宁“二马”对“平凉会战”各怀鬼胎，都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马鸿逵不愿打头阵，当马步芳的马前卒。为保存实力，避免被歼，他电令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于是原定在平凉决战的计划流产，其防线不攻自破。7月24日后，野战军继续执行追击任务。8月11日，陇东追击战胜利结束，解放县城22座，歼敌l万多人，迫使马步芳、马鸿逵主力分别向陇中、宁夏撤退，打开了进军兰州、宁夏的大门，打下了歼灭青宁“二马”的胜利基础。 　　追击“二马”的前进途中，大都是汉族和回族杂居地区。野战军前委要求各部，必须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7月底，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致电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等，提请注意“经常检查纪律和与回民关系”，强调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各兵团、各军、师在西进中，坚决执行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的指示，反复进行教育。普遍规定路过回族居住区时，不在回族水井打水，不用回族人民的锅碗盆勺，不与妇女交谈，未经同意不得进入民房，有不少部队就在野外或街头宿营。有的部队干脆规定，进入回族同胞地区，闭口不提“猪”字。他们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对群众秋毫无犯。部队广大指战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广大兄弟民族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回击反动派长期以来的欺骗宣传和诬蔑攻击。群众对我军热情欢迎，并给予极大的支援。 　　在追击青宁“二马”，向兰州进军的征途中，彭德怀目睹了当地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状况。那一幅幅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情景，那一个个骨瘦如柴的身躯，使他情不自禁地回忆对比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深深地被震动了。一次，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他看到一户老小5口之家，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大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全家只有一条供出门穿的裤子。这类人家一旦有外人来，只好钻到破被窝里或蜷缩一团。彭德怀说：我知道饿饭是什么味道，我从小就饿怕了。这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比我童年经历过的更为可怕的贫穷。他又一次具体深刻地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青宁“二马”的黑暗统治，给西北人民带来的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为解放饱受痛苦煎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大西北各族同胞，彭德怀率领一野大军，加快了进军大西北的步伐。 　　兰州再激战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后，到8月中旬，几路大军即前出赣南，进军福建，挺进湘中，威逼两广和四川。这时国民党幻想保存西南，以“天府之国”四川为中心，由云南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争取时间补充军队，苟延残喘或卷土重来。为阻止第一野战军主力南越秦岭、巴山，向四川进军，急需胡、马二部在西北作战略配合，就极力策动“二马”同野战军进行决战，把我军拖在西北。 　　国民党当局认为利用“二马”同野战军在西北长期作战是可能的。青宁“二马”前两年不是我军主要打击目标，还没有受过歼灭性打击。在两年多时间内，其正规军由5.4万余人，扩编成14万人。它剽悍勇猛，有战斗力；而且反共坚决，必然会同解放军进行决战。国民党还估计：由于历史上留下的民族隔阂，解放军深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引起少数民族起来全力对抗的形势。所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集有“二马”和胡宗南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计划”。即以青马据守兰州，吸引和消耗野战军主力，以集结中卫、中宁地区的宁马和在陇南地区的胡宗南部进行夹击，妄想把野战军围歼于兰州城下。 　　马步芳的军队不仅以封建的家族世袭统治和利用宗教进行控制，而且士兵在部队中、在其家乡都实行连环保。对士兵长期搞愚民政策，欺骗宣传，说什么共产党“杀回灭教”，煽动下层盲目仇恨共产党、解放军。作战时往往前有敢死队，后有督战队，异常凶残野蛮。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西路军吃过它的亏，在西府战役中它又占了点便宜，因而气焰仍很嚣张。 　　青马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处心积虑地研究对策，周密布置兵力，拟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八十二和第一二九两个主力军5万多人据守城区，其中以八十二军的3个精锐师分守南山的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线；另以第九十一军、一二○军和宁马的第八十一军3万余人为左翼，于兰州东北的靖远、景泰及打拉池地区布防，相机侧击野战军；以新编的骑兵军约2万人为右翼，防守临洮、洮沙地区，保障右翼安全。青马企图依托兰州外围的强固工事力挫野战军锐气，依靠宁马和胡宗南部攻击侧背，用正面抗击和两翼包围的战术歼灭野战军。在兰州战役打响前，马步芳在给其部属的命令中曾狂妄地宣称：“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敌兰州总指挥马继援则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敌人还在城门上写了“万里金汤”4个大字，以示坚不可摧。 　　彭德怀对正面之敌作了详尽研究后，又估计，在我军攻打兰州、西宁时，胡宗南可能同青马配合进攻天水。为此，他令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向川陕公路出击，并在宝鸡、虢镇地区击退胡宗南一部的进攻，胡宗南调集于徽县、成县、两当及川陕路的4个军并未出兵。宁马的援兰兵团被十九兵团六十四军牵制，先头部队到达海原以北地区也不敢再前进。所谓兰州决战，实际成为青马的孤军困守。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统治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敌人必死守。彭德怀认为，如能在兰州歼灭青马，解放这个西北第二大城市和反共中心，就基本上解决了西北问题。他决定拉住青马决战于兰州，不让敌人逃回青海或西窜新疆，这是有把握的。再者，在兰州同青马决战，虽然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对野战军是最有利的。假如让青马跑回他的老窝青海，那里是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将增加进军作战的严重困难，势必延长全部解放大西北的时间。所以彭德怀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在兰州的时候了。” 　　8月4日，彭德怀同张宗逊、阎揆要联名致电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首长，发布了进军兰州歼击青马的命令。即以一部牵制宁马和胡宗南，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马军。具体部署是：第一兵团(欠七军)和十八兵团的六十二军为左路，取陇西、渭源、临洮，得手后渡洮河经临夏，尔后北渡黄河直取西宁，截断青马退路，并拦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第二兵团为中路，沿西兰公路南侧经通渭等地，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并准备于兰州上游渡过黄河，向东包围兰州之敌。如敌先退西宁，即尾敌追击，协同第一兵团歼灭之。第十九兵团(欠六十四军)为右路，由静宁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六十四军控制固原、海原地区，对宁马组织积极防御。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及第七军，在天水、宝鸡一带沿川陕公路南进。如胡宗南出动，则打其侧背，使不能援马。命令要求各兵团于8月9日前完成进攻兰州、西宁的一切战斗准备。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预备命令一般甚好。惟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青马残暴，对我敌意甚深，故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从事，大意不得。望以此意告王震为要。 　　根据彭德怀和野司的命令，8月9日，第一野战军务兵团紧接着陇东追击战，不顾酷暑灼热，战胜狂风暴雨，冰雹洪水，分左中右3路向西进军。途中，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随时利用空隙做群众工作。沿途群众积极热情支援解放军。各部队都以“打到兰州去，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口号互相鼓励，表示“英雄好汉，兰州再见”。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于19、20日顺利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各兵团、各军的各级指挥员，一到集结地，立即到自己的攻击地段察看地形。 　　兰州三面环山，北有天险黄河、白塔山可依托，南有南山作屏障。地形易守难攻，确实是有利于敌军防守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工事，青马又不断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1至2道，高6至10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3至6米的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埋下大量地雷及铁丝网等障碍物。敌人凭借坚固工事，既能发扬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我军从下向上仰攻，不仅难于攀越壕沟削壁，而且兵力不便运动展开。 　　8月19日，彭德怀到我军攻击阵地前沿观察皋兰山及其主峰营盘岭一带的地形。担任攻击营盘岭的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副政委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等闻讯，都赶上山来见自己的司令员，一起看地形。彭德怀举起望远镜向皋兰山仔细瞭望，大致可以看清营盘岭上那钢筋水泥筑成的集团工事和削成3道峭壁的山崖，在敌人主阵地的东西两侧都是难以攀登的悬崖绝壁。看了这些以后，彭德怀指着岭下一个叫下庄的小村子，转身对罗元发说：“根据这个地形和敌人设防的重点，你们很好组织侦察，弄清敌人火力，再好好研究一下，如何从正面突破。” 　　又看了一会，彭德怀和第六军的军、师领导在山背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他摊开地图看着，同时听大家议论怎么打法。大多数同志都认为从下庄强攻比较好，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当前形势是“秋风扫落叶”，马步芳未必死守兰州。彭德怀一听，就严肃地批评说：“这是你的一厢情愿，马家父子才不那么想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马继援是六军的老对手，西府战役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一提起马继援，六军广大指战员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捉住他，为在屯子镇惨遭杀害的重伤员报仇。彭德怀又说：“马步芳、马继援父子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他们很善于搞孤注一掷。直到今天，马步芳还要他的儿子马继援坐镇兰州，自恃‘固若金汤’的防线，凭险可守的地势，把最后一点赌注都押在兰州。以为我们是长途跋涉，后方运输线长，补给困难；而他们则是以逸待劳，妄想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消耗我有生力量，等待胡宗南反扑关中。然而，这个赌棍的那点本钱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他在这里输得精光。” 　　彭德怀在同第六军领导分手时，紧握着罗元发的手说：“罗元发同志，你们要注意不可轻敌急躁!还有两天时间，要抓紧准备。” 　　虽说不要轻敌，但当时忽然传来一个情报说，青马准备跑回其老窝，兰州城里的一部分工厂机器已经拆卸搬迁。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求战心切，急于歼敌；加以陇东追击顺利，产生轻敌麻痹思想，误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担心敌人跑掉，怕失去战机。这种思想情绪不能不影响到彭德怀等首长的决心。所以8月20日，即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很不足的情况下，野司就下令向敌人称为“兰州锁钥”的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外围阵地发起试攻。因事先对地形侦察不细，没查明敌军兵力火力部署，对敌之坚固工事和敌人的顽强性估计不足，没组织好步炮协同，有的甚至没带爆破器材和炸药。所以在外围攻打了一天，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一个阵地也没有拿下，自己还受到不小的伤亡。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经过一天的试攻，敌人的火力部署暴露了，野战军摸清了敌人的战力、战术、兵力配合、工事构筑、地形和固守兰州的决心，为总攻创造了条件。 　　扫清外围主阵地的试攻没有奏效，彭德怀当机立断，毅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要求各兵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敌情，查看地形，开展军事民主，发动群众讨论研究攻击敌人的战术。同时野司在21日发出了《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指出：青马是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要求各兵团、各军、师：进攻时必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逐次地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须充分准备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敌反冲锋的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要密切步炮协同，反复精细的侦察敌人兵力、火力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对敌人外壕、削壁的克服，须用挖对构、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来破坏。因为弹药运输困难，炮击只能是辅助的。 　　8月21日晚，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本日试攻兰州外围，十九兵团5个团，二兵团约4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尚顽强，工事很坚固，拟准备再攻。 　　同一天，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电告左兵团王震，青马现决心固守兰州。在我攻兰州6、7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可能车运增援兰州。似此我将集中3个兵团于兰州会战。你们占领临夏、永靖两城后，休息两天，补充粮食，弄清情况，再定行动。 　　2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指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彭德怀的命令，部队用3天时间作了各方面准备。普遍进行阵地总结，试攻部队检讨21日战斗的教训，深入政治动员，克服轻敌思想；认真侦察地形，反复夜摸道路，搞沙盘作业；广泛开展军事民主，发动指战员研究进攻战术和如何打击敌人的反突击，挖壕沟接近敌人阵地。同时大力组织骡马和勤杂人员，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夜以继日地运输物资器材。由于交通线上运输工具少，连弹药亦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加上当地群众贫困，供给一时跟不上，又碰上下雨天气，战士们吃饭顿成问题。有一个团从抵达兰州近郊到攻下兰州的8天中，只领到800斤白面。有的部队(如三军九师)一天一夜没吃上饭。不少连队开始时吃包谷、煮麦粒，后来就依靠地里的山药蛋、豆类充饥。从地里挖出多少山药蛋约个数，待兰州解放后折价归还。指挥机关也是搞一点面糊糊，上面搁点山药蛋，同广大指战员共渡难关。 　　彭德怀在23日到猪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向他检讨说：第十九兵团部队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人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非出这口气不可。这次仗没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人身上。彭德怀说：“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这次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经严密侦察，敌人主力控制在南山，东西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北面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攻占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据此，彭德怀又适当调整了兵力部署。8月24日21时，彭德怀和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城可能大。决定乘马鸿逵部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如未解决青马军而宁马援军逼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报告说：“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来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毛泽东在26日复电：如你们25日攻兰州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请照你们24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野战军遵照彭德怀等首长的命令，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主攻部队勇猛地冲向敌人阵地。敌军的坚固工事一个个被突破。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沈家岭主阵地与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第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当时彭德怀特地打电话表扬他们：“打得很好，步炮协同好。”经过反复争夺，第六十五军于黄昏攻占古城岭、马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野战军手中了。 　　在战斗中，敌人组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敢死队、督战队。有的光着膀子，挥舞鬼头刀，嘴里喊着神灵保佑的话，凶神恶煞地一窝蜂往前拥。前面一批被打倒，后面一批又上来。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在阵地被我攻占后，就以其惯用战法，整营整连地连续向野战军发动反冲锋，进行白刃格斗。所以，我进攻部队攻占每一条壕沟，攀登每一道削壁，夺取每一个阵地，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多次拼刺刀，不断同敌人肉搏。当时敌人把其士兵的尸体堆在一起当工事，有的壕沟都被尸体填平了。后来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战，是艰苦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第四军十一师三十团团长王学礼，在攻克沈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 　　皋兰山主峰营盘岭的敌军工事最强。我第六军十七师(原新四旅)五十团七连的一个排，在敌军阵地前沿几十米处的崖坎下潜伏，随后筑掩体，挖避弹洞，采用“膏药”战术。任凭敌军打枪打炮，坚守阵地3天，一步也没有撤。渴了，吃点生白菜，喝口酸菜水，甚至自尿自喝；饿了，吃把麦粒子。表现了无比坚强的英雄气概。25日总攻开始时，这个排前仆后继，和大部队一起，勇猛地向敌主阵地冲锋。当冲到第一道削壁时，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能炸开突破口。部队被阻在敌军工事前沿，伤亡很大。七连指导员曹德荣看到身旁的战士不断倒下，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他一跃而起，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升起浓烟之际爬到削壁下。这时，曹德荣突然中弹负了重伤，他咬紧牙关，强挣扎着站了起来，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这位舍身炸削壁的董存瑞式的英雄，舍生忘死，以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通道。连队战士们高喊着：“为曹指导员报仇，冲啊!”奋不顾身，勇猛前进。随后部队又突破二三道削壁，在十六师密切配合下，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三营子主阵地，占领了皋兰山主峰营盘岭。当晚，占领了二营子和头营子。后来战友们在曹德荣的遗体上，发现手指上缠满了手榴弹拉火环和拉火线。为表彰七连和曹德荣的英雄事迹，战后，野战军司令部授予七连“曹德荣连”的荣誉称号。 　　彭德怀听了英雄事迹的汇报后，热情赞扬这种高尚的政治觉悟和英勇行为，说：这些同志“为着完成爆炸任务，身绑炸药，爬到敌人碉堡面前，自身与敌碉堡同时粉碎。这类英雄事迹，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完全出于自愿自动的行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月22日解放临夏。坐镇兰州的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西宁老巢危急。一面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和第十四师回西宁，一面急派亲信飞赴宁夏求援。马步芳于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为保存实力，迅行撤守青海。 　　由于兰州的南山阵地被攻占，伤亡惨重，城中又没有预备队；而马鸿逵、胡宗南的援兵一个也没有来，发誓“决心与兰州共存亡”的马继援对坚守兰州失去信心。他深恐解放军向西宁乘虚而入，端其老巢，断其退路。这个嚣张一世的“马家军”总指挥，在25日下午召集各军、师长开会，慌忙决定撤出兰州，退至黄河北岸，重新部署部队。因为怕被我军发觉，即利用晚上天黑夜幕降临之际，秘密从阵地上撤走主力，企图通过黄河铁桥逃走。但此时敌军阵势已大乱，军官控制不住士兵，部属找不到主官，根本不可能按顺序撤退。一说撤，即形成全线崩溃，队伍四散。 　　第二兵团三军七师配合四军打狗娃山。他们在黑夜里抓到两个俘虏，从他们口中得知城里敌人已开始逃走。七师领导一面报告上级，一面发起追击，直插黄河铁桥。当时从山上下来的敌军像潮水般地涌向铁桥，桥上敌人车马拥挤，人嚎马嘶，争相逃命。第三军七师十九团三营乘胜猛攻。有几辆装弹药的汽车中弹起火爆炸，逃敌更慌作一团，有的掉进黄河，有的被炸死踩死。26日凌晨两点左右我军攻占西关，火力控制黄河铁桥，堵死了敌军退路。当第三军第七师师长张开基、政委梁仁芥向彭德怀汇报攻占城内一些要点，夺取了铁桥，彭德怀非常兴奋，表扬第三军机动灵活，作战勇敢。告诉他们：一定要把黄河铁桥守住，要注意，好好组织火力，扩大战果，不让溃敌逃掉，彻底消灭东校场的敌人。 　　第二兵团经过激烈巷战后，11时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到中午12时，同第十九兵团共同肃清了城内残敌。至此，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解放全西北的决战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4.2万余人。青马主力基本上被消灭。防守景泰、靖远之敌军未敢来援，渡河西逃。兰州战役使进军新疆、宁夏的门户洞开，加速了西北全境的解放。 　　西安《群众日报》在庆祝兰州解放的社论中说，第一野战军进军解放西北，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分散的农村，特殊的气候，连续的长途行军，不同的民族习惯等。但是，依靠了人民战士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与智慧，依靠着彭副总司令的指挥天才，依靠着严明的群众纪律，仍然战胜困难，取得光辉战绩。 　　8月30日，彭德怀在新解放的兰州，召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作了关于扶眉战役至兰州战役的战争总结。指出：兰州战役歼灭了青马最精锐的部队。兰州战役的胜利，“在地理上割断了反动军队的联系，便于我们分头消灭敌人”，便于分化和争取敌军起义，“造成了战略上包围宁马的有利条件”；这就“缩短了解放整个西北的时间”。彭德怀说：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解放人民的。新、青、宁的人民盼望我们去解放。“为了解放大西北，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要一直把敌人全部消灭干净为止”。 　　为了永远纪念在兰州战役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们，缅怀追思他们的英雄业绩，并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解放后，在沈家岭下修建了“兰州烈士陵园”，收埋了一部分烈士遗骨。陵园建有高达30米的纪念碑，上面原来有彭德怀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但在“文革”的浩劫中被抠掉，改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字可以抹掉，而彭德怀指挥的这场歼灭青马主力的决定性战役，却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中的重要一页，必将永远镌刻在兰州和西北各族人民的心上。 　　宁夏捣敌巢 　　宁夏大部分地区为沙漠草地。西北面是绵延400多公里的贺兰山；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而过。长期冲积的泥沙，形成肥沃的银川平原。这一带是黄河流域著名的“河套”地区的西套，人口稠密，较为富庶。可是在马鸿逵的罪恶统治下，宁夏却像一座人间地狱。连国民党政府《中国日报》也曾载文揭露说：“素为国人所称羡的‘塞北江南’，现在却变成荒凉、悲惨、阴谋、黑暗、卑污、淫乱、贫穷、流离的鬼域。除了马家的豺狼集团、各个豪奢暴富，大多数辛勤良善的人民已陷入赤贫、饥饿、冻馁、逃亡的绝境”。银川这个果园城，临解放时已变成了“无风三尺尘，雨过泥没胫，臭坑随处是，蚊蝇集成群”的破烂市。 　　在兰州解放，青马主力被歼后，宁马的“援兰兵团”急忙后撤，妄图依靠那数万兵力，凭借宁夏复杂的天然地形，负隅顽抗。1949年8月下旬，穷途末路的蒋介石电召马鸿逵到重庆，鼓动他反共到底，并给予数百万银元作经费，极力拉拢。马鸿逵当即表决心：虽留一兵一卒也必作战到底。返宁后，制定了“打光、烧光、放水”的对策。当时宁马集团依据宁夏的特殊地形，布置了3道防线：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为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第十一军守灵武，为第三道防线。敌人精心部署兵力，进行垂死挣扎。 　　兰州解放，已经分割了西北敌人地理上的联系。彭德怀认为不应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必须继续追击，全部干净歼灭之。他同张宗逊联名发出关于兰州解放后的行动部署，确定左路先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占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然后再进军新疆的计划。中央军委批准这个计划后，彭德怀部署杨得志、李志民的第十九兵团在兰州稍事休息后，即挥戈北上，进军宁夏。他对杨得志、李志民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力，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样?”杨得志等信心百倍地表示：一定要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宁夏。 　　在进军宁夏前，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指出：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9月初，第十九兵团以第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为左路，沿黄河西岸向中卫前进；第六十三军主力和第六十五军为中路，沿黄河东岸进击中宁；以固原地区的第六十四军为右路，并指挥黄罗斌率领的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第二师(6月中旬榆林和平解放后，二十二军左协中部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沿平(凉)中(宁)公路向北挺进。决心首先突破敌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解决中卫之第八十一军，然后集中兵力歼敌主力于金积、灵武、银川地区。 　　9月14日，第六十四军先头部队解放中宁，黄河对岸的中(卫)银(川)公路完全处于我军野炮射程之内。16日，第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在中卫附近黄河南岸的枣林子和常乐堡，先后歼灭敌第八十一军的两个团。第一八八师战胜干渴、风沙，越过沙漠，如一把尖刀直插中卫。至此，形成对驻中卫之敌第八十一军的钳形包围。该军军长马惇靖已清楚地看到，他的整个军已面临着被全歼的命运。其父马鸿宾又与马鸿逵有利害冲突。在马鸿宾的授意下，马惇靖亲自过河谈判，接受解放军提出的五项具体条件，于9月19日同第十九兵团代表、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签订了和平协议。随后该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第二年缩编为师。 　　马鸿宾是马鸿逵的叔伯堂兄，当过宁夏省主席，1933年初被马鸿逵所取代。他们彼此貌合神离，长期存在着矛盾，所谓“一槽二马，相争不懈”，成为我们争取的对象。在陇东追击占领平凉天水之后，彭德怀和野战军前委就派代表到中宁同马鸿宾进行和平谈判。当时马鸿宾动摇不定，在打与和之间徘徊。他本人避不见面，但在电话中又表示他愿意和平解决。野战军打下兰州后，马鸿宾曾派代表来谈判。但其态度，正如彭德怀所描绘的：“言语支吾，不着实际”，“讨价还价，企图取得所谓光荣结局”。彭德怀指出：“我之方针为团结回民，争取马鸿宾。但不消灭其一部难于就范。”17日在常乐堡歼灭其两个团全部，马鸿宾即派来代表求和，签字接受和平改编。 　　当时第十九兵团以排山倒海锐不可当之势，乘胜神速前进。19日攻占两岸悬崖峭壁的黄河天险青铜峡，拿下了进入金积、灵武的锁钥，从而迫使金积之敌投降，解放了吴忠堡和灵武。至此，敌3道防线均被突破。银川已无险可守，眼看指日可下。19日，势孤力单顽固不化的宁马军总指挥、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六神无主，匆忙召集其部下商议，但谁也想不出阻挡解放军前进的对策。马敦静想顽抗到底，又力不从心；为避锋芒，主张高级军官飞重庆，武器沉入黄河，待机再起。但这些高级军官为其自身利害打算，不再听马敦静的话。孤立无援的马敦静，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即于当天独自乘飞机逃往重庆。在此之前，马鸿逵见大势已去，租用美国陈纳德航空队飞机，以运羊毛为名运走搜刮来的黄金7吨半，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美钞、珠宝，乘飞机仓皇出逃南美巴西。 　　宁马集团迅速陷于土崩瓦解之中。宁马部的第一二八军、贺兰军、第十一军及省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师等高级将校军官，由贺兰军军长马全良领衔，于9月20日通电起义。他们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声称：“马司令官敦静因公他往，全良等极愿接受和平，以免双方流血牺牲”，等等。宁马残部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归向人民，向我投诚，人民解放军当然欢迎。彭德怀当即于21日复电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际。此间即电告杨得志司令员告各方。望即派代表到中宁与杨司令员接洽”。同时电告杨得志、李志民：“对宁马军之处理，其基本方针是按照民主原则及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制度改编，迅速放下武器”。“彼方必须严格保护一切建筑及公共财产，移交我军接管；在我军未接管之城镇，彼方仍必须负维持治安之责”。 　　马鸿宾在21日看到彭德怀给宁马各军长的复电后，即致电彭德怀，说：“渠等均奉悉，一致表示遵行。”并说：“此间军政已无头脑，务恳赐以宽大政策，彼等好维持秩序，以安兵心。”可是，表示一致遵行彭德怀复电的宁马军政各方，互不统属，确实“已无头脑”。既不及时派代表到中宁同第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接洽谈判，也没有具体组织所部待命整编，更没有维持好秩序。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和驻银川的第十一军均失去控制，自行溃散，游勇散兵乱打枪炮，枪杀无辜，抢掠财物，银川局势十分混乱，几至不可收拾。 　　在上面提到的马鸿宾21日的电文中，还说什么：前方部队乘船渡河，“恐再起冲突”，“恳钧座速令杨司令员饬前方停止前进”。可是时间过去不到48小时，马鸿宾就十万火急地再次致电彭德怀：“宁夏军队已成崩溃之势、省垣沿途抢劫”，要求解放军“星夜派兵进省(城)维持治安”。已成光棍军长的马全良，也亲自到吴忠第六十四军驻地，请求尽快派部队制止骚乱，控制局势，解除危机，保护城里百姓和国家财产，以免他罪上加罪。 　　卢忠良和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等，以卢忠良为全权代表，也于23日急忙赶到中宁。当时杨得志对他们说：“解放军从兰州出发前，82岁的郭南浦老先生前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奔走，但你们不理，反而派人监视。听说你们有人想在打败以后，把队伍拉到沙漠里打游击。告诉你们，那不是好干的。人民解放军是打游击出身，如果真有人想在沙漠里和我们打游击，那是非被歼灭不可!掘堤放水更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现在宁夏部队已走投无路，你们注定要失败的!卢忠良无言以答，一再恳求说：“请司令长官多给我们宽大!”在谈判中，他们同意解放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同第十九兵团首长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率残部投诚。 　　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在23日曾致电十九兵团杨得志、李志民、葛宴春、耿飚等，指出：“宁夏问题和平解决可能性很大，你们对于和平接管各项工作及内部纪律问题，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否则将引起混乱、抢夺资财等坏现象发生。”这是对敌军本质透彻了解的基础上所作的科学分析和预见。在接到马鸿宾的急电后，彭德怀即电告第十九兵团首长：“应即派队前往，但需周密组织”，“并注意与马鸿宾联系”。为了给新区人民留下鲜明对比的好印象，又一次提醒他们必须“注意军队风纪”。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于当天派一个团入城维持社会秩序，军的主力在24日、25日先后进入银川。银川各商号照常开门营业。26日，我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当解放军的坦克、牵引炮车、载重汽车从南门隆隆而进，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声，超过了坦克和炮车的轰鸣，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人们一扫愁容而笑逐颜开，到处是歌声、欢笑声和锣鼓声，如同过节一样。 　　继青马之后，危害西北，残酷统治宁夏人民17年的马鸿逵集团，至此也宣告覆灭了。宁夏战役共歼灭与争取起义和投诚敌军4万余人，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的指示。 　　在杨得志、李志民等率兵团指挥机关过黄河进入银川市时，马鸿宾亲自到南门外热情迎接，并帮助维持银川市的革命秩序。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副主任。由于马鸿宾在回汉居民中有一定影响，为了进一步争取和发挥他的作用，所以在宁夏解放后，彭德怀复电马鸿宾：“盼驾临兰州，面商西北全局。”后来，马鸿宾在团结回族中上层分子及彻底改造宁马起义和投诚部队的工作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彭德怀和十九兵团首长，坚持区别对待，努力争取马鸿宾，坚持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在实行军事打击的天津方式的基础上，收到了北平方式和平解决的成果。同时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对促进宁夏的顺利解放，并为以后建设人民的新宁夏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新疆创奇迹 　　兰州战役之后，西北地区的敌人已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的敌第九十一、第一二○军等部，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逃窜。为迅速追歼残敌，解放大西北，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部署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3个军，于9月4日沿兰(州)新(疆)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我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或起义、或投诚。在十六七天里，第二兵团前进700多公里，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与此同时，彭德怀令第一兵团提前进攻西宁。 　　王震率第一兵团，在兰州解放后由临夏地区向西宁进军，甘肃临夏是回民聚居地区。这里是青马的老窝，青马的许多部属来自这里，历史上“回汉隔阂甚深”。西安解放后，马步芳加紧反共欺骗宣传，造谣解放军“杀回灭教”，“先甜后苦”，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来反抗解放军。所以民族政策执行得如何，关系极大。在固关战斗后，野战军就释放了青马骑十四旅一批俘虏，每人发给1至3元(银元)的路费。这些人回去后，到处宣传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好，说：“拿起武器打共产党的人都不杀，哪里还会杀老百姓哩。过去听说共产党‘杀回灭教’，全是假造的。”第一兵团解放临夏后，自上而下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及其财产采取保护政策。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青马的军官家属纷纷表示，愿意通过写信和会亲访友的方式，劝说他们的亲友归顺人民。经过王震等第一兵团首长同意，他们中间一些有声望的人还组织了“劝降团”，随军进行宣传和劝降活动。第一兵团在少数民族的有力支援下，克服缺乏渡河工具的困难，由永靖、循化北渡黄河，相继解放民和、化隆，9月5日解放了青海省会西宁。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 　　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我大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之后，纷纷起义和投诚。24日，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我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走廊全部解放。至此，除新疆外，国民党政府在甘肃、宁夏、青海广大地区的正规军，基本上都被解决了。 　　对于当时全国著名的石油生产基地玉门油田，从中央到野战军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由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快速部队及装甲营，于25日进占了老君庙油矿，保护了玉门油田。当天，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致电王震、许光达：“应抓紧时机于26、27日接管油田、工厂、汽车。”对起义运输部队，“由王震派得力政治干部，用一切办法进行争取巩固工作。其他油厂、城镇接管工作及投诚部队整编，由光达同志负责。”同时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老君庙油厂“完好无损，秩序安定，照常工作”。随后，彭德怀亲赴油矿视察，听取油矿军代表康世恩和油矿经理邹明汇报军管和生产情况，表扬了油矿工人克服困难，坚守生产岗位的宝贵精神。 　　解放甘肃、宁夏、青海后，第一野战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解放新疆，一路由贺龙带领入川，这是中央军委5月间就确定了的任务。进军新疆是件大事，党中央非常重视，彭德怀这时也把主要注意力用在这方面，集中精力解决新疆问题。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幅员广袤，东西长2500余公里，南北宽2200余公里，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省区。境内多戈壁沙漠，天山山脉横亘中部，把全省分为南北两部分，通称南疆和北疆。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石油、黄金、煤、铁、铜、银、钨等，应有尽有。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省区，有几十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数最多，大约占75%。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兄弟民族，信奉伊斯兰教。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新疆先后经历过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吴忠信等的反动统治，人民备受压迫和剥削。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甚至不准他们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特别是在40年代军阀盛世才统治的后期，凶狠残暴，几乎把新疆变成了大监狱。在盛世才被迫于1944年9月离开新疆后不到两个月，就爆发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的人民起义，组织了民族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解放区，牵制了国民党军队10万人。对中国革命和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 　　早在8月6日，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准备攻击兰州，夺取西宁，进军宁夏和新疆的部署，说明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派人同宁夏马鸿宾的代表进行多次谈判。派任谦为代表到陇南岷县，同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谈判，推动周祥初等人率部起义。派专人转送张治中致周嘉彬、王治岐的文电，以争取他们放下武器。同时彭德怀又亲自同新疆陶峙岳派来的和谈代表曾震五会谈，表明进军新疆的决心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 　　党中央、毛泽东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非常重视，抓得很紧。9月10日，毛泽东约见正在北平的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告诉他第一野战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解放后的新疆担负工作任务。希望他去电给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以其个人威望，敦促他们认清形势，顺从军心民意，推动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发到伊宁再转迪化(乌鲁木齐)，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张治中即于当天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劝说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 　　邓力群是在这年夏天陪同刘少奇赴莫斯科的。他当时作为中央的联络员，已由苏联进入伊宁，并同阿合买提江等三区临时政府领导人接触，开设了“力群”电台，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有关情况。9月15日，邓力群秘密飞到乌鲁木齐，会见了陶峙岳和包尔汉，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和鼓励，进一步阐明共产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政策。陶峙岳、包尔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于9月17日给张治中复电，表示将选择时机和平转变。9月19日，包尔汉致电毛泽东，表示决意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与反动势力坚决斗争，以完成全新疆之和平起义。 　　9月上旬，在兰州战役刚结束时，彭德怀即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毛泽东于l0日回电，要求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虽然中央明确指出，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问题。但彭德怀还是清楚地看到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如：路途遥远，地广人稀，沿途给养供应、交通运输均十分艰难；新疆为多民族地区，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必须在部队中深入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处于严寒季节，时间很仓促，准备工作特别繁重。为此，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政策教育和思想动员，加紧物资准备。 　　在新疆内部处于和平酝酿的关键时刻，陶峙岳派原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来到兰州。9月24日，彭德怀同曾震五会谈。彭德怀针对曾震五提出的非正式书面意见和头一天晚上所表明的来意，极其明确地表示：“1949年必须结束西北战争”，“人民解放军在秋季必须进兵新疆”，与陶将军及新疆国民党中、军中及地方上各进步人士共同和平改革各种制度，首先是军队制度。国民党在新疆所有军队(包括正规军和地方军)，必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整编。彭德怀指出：必须在新疆实行共产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减租减息及各项民主改革的政策，以便团结人民，在新疆境内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为完成上述任务，不管进军新疆如何困难都必须克服，绝不有所犹豫。同时请曾震五转达：如陶峙岳确实愿意和平，可到酒泉面谈。第二天，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汇报了谈话内容。 　　第一兵团在解放张掖、酒泉后，大军乘胜西进，兵临玉门关下，紧叩新疆大门。加上在省内三区革命的民族军长期斗争的配合(这时民族军已发展到1.4万余人)，以及党的一系列周密工作的协调下，国民党驻新疆的军队势孤力薄，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整编骑一师师长(原马步芳骑五军军长)马呈样、整编第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属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等反动分子，在众叛亲离情况下，于9月下旬离开乌鲁木齐，经南疆到国外去了。以陶峙岳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向往和平，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在克服马呈样等人的阻挠和破坏，去掉了障碍之后，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所属7万余人，在陶峙岳将军率领下通电起义。 　　在这前后，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乌鲁木齐)市长屈武及刘泽荣等，也已商量研究了和平起义的具体事宜。包尔汉于26日通电起义，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府脱离一切关系。这样，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9月28日复电陶峙岳和包尔汉，赞扬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和正准备出关的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彭德怀在26日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9月28日，野战军前委向第一、第二两兵团党委，第二、第六两军党委发出了入新(疆)工作指示。指出：新疆是我国边疆最大的一个行省，油源及其他矿藏极富，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上层最反动分子马呈样等逃跑，其军中尚有反动派，我们仍须充分作战斗准备，以防万一。消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最后残余力量，解放祖国边疆，并开发油源，建筑铁路，与苏联连成一片，对于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有极其重大意义。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将落在二、六两军、装甲车营的身上。“兵团党委须有充分准备，对少数民族政策及回民生活习惯，亦须在全军中进行教育，切实遵行。” 　　10月5日，第一兵团在酒泉举行进军新疆的隆重典礼。彭德怀、甘泗淇、王震均发表讲话。彭德怀说：新疆具有极丰富的蕴藏，又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毗邻，在重工业建设与巩固国防上，均具备有利条件。那里的人民，那里的国民党士兵，以至全中国人民，都希望和欢迎我们早日进驻新疆。他号召进疆的全体指战员团结各族人民建设新新疆。 　　经过几度往返谈判，陶峙岳等于10月6日到达酒泉。10月6日至8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包尔汉等举行会谈。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幺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希望带好部队，共同努力，把新疆工作搞好。彭德怀的信任、期望和对新疆起义所作的高度评价，给了陶峙岳等很大的鼓舞。6、7两日，先非正式交换意见，由陶峙岳报告起义部队和地方现实情况。8日，正式讨论研究了起义部队的和平改编方案、部队驻地、人民解放军入疆、新疆的财政金融等问题。 　　7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两天交谈的情况，说明我军入新疆，财政有很大困难。提出我们须准备大批布匹、红茶、糖，作为推行人民币的物质保证。同陶峙岳的会谈一结束，彭德怀就在9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会谈的结果。准备将陶部改编为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直辖新疆军区，按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供给制度实行。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及1个师、装甲车营驻乌鲁木齐。第二军先头师及装甲营12日出动。第六军拟空运。 　　陶峙岳在会谈结束的第二天即返回乌鲁木齐。他回去后，亲自召集供应处长、参谋长等开会，筹备设立粮站，安排驻地，飞机和汽车运输等事宜。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接管新疆、巩固国防的指示，按照彭德怀和野战军司令部的统一部署，第一兵团二、六两军(为工作方便，第一野战军于10月26日将六军拨归一兵团建制，七军改属二兵团建制)在王震率领下，在“欢迎解放军入新疆代表团”乘坐的吉普车的前导下，10月10日开始向新疆进军。部队在4个汽车团和40架运输机的支援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西进。10月20日进驻乌鲁木齐。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乌鲁木齐)各界约两三万人至郊外数十里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人民群众箪食壶浆，极其感人。10月下旬，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专门组织劳军代表团，慰问进疆的人民解放军。彭德怀在关于该代表团抵迪化劳军的报告上，写了“人民表示最高热忱”8个字，赞扬和感谢新疆各族人民。 　　王震和第一兵团政委徐立清率指挥部于11月7日由酒泉飞抵乌鲁木齐。随后郭鹏、王恩茂率第二军指挥部于12月1日抵喀什，所属各师分驻于南疆之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伽师、喀什、莎车、和田、于田、若羌等地。罗元发、张贤约率第六军进驻北疆之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到年底，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南北。 　　12月17日，乌鲁木齐举行了解放军、民族军、起义军三军的入城式，彭德怀、王震、张治中等检阅了部队。同一天，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成立。新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50年3月，二、六两军先后进驻南疆和北疆各地，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的任务。辽阔的大西北国土全部解放。 　　清朝末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带12万军队，打了七八年才到新疆。后来国民党政府4万多军队，经过3年的筹备粮草、车辆、被服，沿途设站等各种准备工作，最后以两年时间进入新疆。而我军经过长期的连续作战，且准备不足，物资短缺，又处于严寒季节“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将近6万人胜利地进入新疆。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十八兵团从11月23日起改归西南军区指挥，在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领下，紧追胡宗南军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同时，彭德怀电告刘金轩、汪锋和彭绍辉等，陕南的第十九军及第七军，也于26日起“暂归西南军区首长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配合十八兵团完成汉中、陇南战役任务”。 　　11月底，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复电中共西北局及一野前委，同意11月间中共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西北解放战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依靠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西北野战军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终于战胜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敌人，取得解放大西北的伟大胜利。从1947年3月到1949年12月底，不到3年时间，西北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歼灭敌1个长官公署、3个兵团部、4个省保安司令部、两个警备总部、1个补给区司令部、25个军部、61个整师、15个师部、85个整团、43个整营。共俘虏敌军243506人，毙伤敌军116988人，争取起义106203人，投诚31970人，改编21120人，合计519787人。在彭德怀庐山蒙冤6年后的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让他到西南参加领导三线建设工作。当时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 　　1950年初，彭德怀在回顾总结西北解放战争时，很中肯地指出：我们所以能迅速解放西北，是由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西北人民的热烈拥护，后方支援前线工作的努力，友邻战略区胜利的配合，特别是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迅速胜利的关键。每当谈到西北人民的支持和后方的支前工作，彭德怀是很动感情的，常说：“没有他们的支援，哪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清楚地记得在黄龙山时，一位陕北担架队员讲过的感人事迹：沙家店战役时，当地群众为了支援部队，把所有的粮食、谷糠、黑豆、南瓜、土豆和瓜蔓，都拿出来给部队吃。这位担架队员的妻子，从敌人反复践踏过的山坡上把埋藏的十几斤谷子连夜挖出来，背上两岁的孩子，为自己的部队一圈又一圈地推碾子，碾小米。小米碾好后，孩子饿死了。她把死去的孩子放在碾盘旁边的草丛中，把当时千家万户难得看见的金黄小米，送给了人民军队……听着听着，这位久经沙场的统帅，眼里蓄满了泪水。 　　陕甘宁边区面积仅10.4万平方公里，约占西北面积的3%。其中耕地面积为1510万亩。抗战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粮食年产量曾达到5.79亿斤。1947年因战争及胡宗南部的破坏，加上春季干旱，夏季雨涝，耕地荒芜约360万亩，粮食产量降到2.88亿斤左右，比上一年减产一半，平均每人只有180斤，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需要。尽管边区人民节衣缩食，支援战争，但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和部队的粮食供应都极为困难，军民的日子都不好过。关于军粮供应，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底，陕甘宁、晋绥、晋南解放区人民供应前线的粮食，达6.8亿斤。大批粮食是经过各级政府和军队后勤机关的组织与努力，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送到前线的。至于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伤病员的运送安置，无一不是依赖于解放区人民的努力。 　　关于民工，野战军走到哪里，民工担架队就支援到那里。战时他们冒着战火抢救伤员，押送俘虏；平时和战士们一起做群众工作。群众称他们是“不穿军衣的解放军”。有的担架队还直接参加战斗。陕北随军的常备担架队，一直跟着部队到甘肃河西走廊的酒泉。王震在率领部队进新疆前，对担架队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就要进军新疆了。你们完成了极为光荣的任务。部队有些淘汰下来的骡马和缴获的黄军衣，由你们挑选带回去，以便搞好生产，建设家园。担架队员们带着颁发给他们的锦旗、奖状，牵驴带马，愉快而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 　　西北解放区人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竭尽全力，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指出：西北人民为战争胜利所付出的何止是血和汗，还有无数的赤胆忠心。没有人民的支援，就没有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简朴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和真理。 　　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 　　1949年9月下旬，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彭德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直接主持西北军政的全面工作。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宣告成立。在军政委员会名单公布后，人们看到近半数是党外人士，一般都认为这是共产党开明大方、恢宏大度的表现，同国民党的独断包办成鲜明的对比。有的说：“共产党打的天下，官让大家做。”因为有的委员是绅士、资本家，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是“团结这一类人的活的榜样”。但在党内，在部分青年学生和激进青年中，也有人对这么多党外人士当委员一时理解不了，说：某某人过去怎么坏，某某人说l0句话就有9句错!怎么他们也当委员?针对党内外一些人存在的不同看法，彭德怀在报告中，在分组讨论发言中，明确地指出：个别人在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功的，对人民做过好事的，都做了安排。他说：“过去是过去，我们主要的看现在。就是说，要看他现在的政治态度，看他是否赞成民主改革，是否赞成人民民主专政，是否赞成世界人民民主的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凡是赞成的，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一人民民主政府。反之，我们就不要。”他提出要加强干部的政治学习，系统了解革命统一战线的路线。 　　彭德怀深切了解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的统治，造成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彼此戒备，有的甚至存在互相仇恨的心理，个别地方时有械斗和仇杀现象发生。妥善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尽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时“本着平等团结互助原则，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做好西北地区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关系到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重大问题。 　　对民族问题，彭德怀早就作了充分的研究。还在那戎马倥偬的战斗年月里，他就挤时间翻阅了大量地方志和历史资料，浏览了《左宗棠文集》，还经常向了解熟悉边疆情况的同志询问和请教。为了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他让政治部同志编写了《回民问题工作手册》。他常说：西北居住着十几个兄弟民族，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们各级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风土民情，“特别要了解他们和汉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忌讳什么，我们就不要做什么。比如回民忌讳‘猪’字，我们就不要在他们面前说。”当时野战军政治部制定的《入城守则》中，也清楚地写下了“接触少数民族，尊重他们风俗”的要求。 　　在陇东追击到张家川时，有个班长想借口锅，一时找不到老乡。村里有个年青的阿匐，把家里人打发上山，自己留在家里看动静。他站在门口，见野战军很有秩序，就对这个班长说：“我家有一口，你看看能用吗?”班长一看锅太小。阿訇说：“到清真寺去，那里有大锅。”班长说：“不准进清真寺，这是纪律。”这个阿訇说：“不要紧，是我叫你去的，咱们一块去。”刚走到清真寺门口，遇见民运干事。就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彭总的话是怎么说的?”班长说：“记着，政策是咱们的生命线!”这个班长说完转身就要走。阿訇拉住他解释了半天，班长说什么也不进去。后来阿訇给他找了口锅送去。当夜这个阿訇上山，把听信谣传上山的亲人和老乡叫回来。对他们说：“解放军太好了!人家有个彭司令，他说一句话就像刀刻在当兵的心上，宁愿饿着也不坏规矩，一点不乱来，你们只管放心吧!”于是躲在山上的回族老百姓都陆续回村了。 　　关于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组织问题，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事例。1949年10月12日，毛泽东关于成立新疆分局的指示电就指出，新疆“应该建立党的组织”。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并告王震和西北局，进一步指出：在少数民族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基础。现在开始这种建设，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新疆组织，并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认为是适宜的。”该电还对建立党组织的步骤提出了具体意见。 　　可是，当时有少部分汉族干部，只看少数民族几乎都信仰宗教，又不吃猪肉这一面，就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感到很难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彭德怀及时地对持有这种错误看法的干部进行启发教育，开导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主张无神论。但我们又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看到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是长期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的。只吃牛、羊肉是穆斯林的传统习惯，怎么可以把它同进步和落后联系起来呢?!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我们主要根据他们的觉悟，他们在过去革命斗争和当前实际工作中的表现，绝不能光看是否信仰宗教，是否吃猪肉。他风趣地说：“蒋介石吃猪肉是反革命，马步芳不吃猪肉也是反革命!”他提出要严肃批评干部中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和言行。党中央关于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党的指示，在彭德怀和以王震为首的中共新疆分局的努力下，得到了顺利贯彻。民族军的军长、副军长几位领导人，在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50年7月，全区已发展共产党员520多人，建立了一些基层党组织。 　　彭德怀在后来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曾对他的夫人浦安修说过：我真想改行当农业部长，致力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位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军事家、革命家、共和国的元帅说的话，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抒发了他对改造祖国山川大地，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夙愿。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年里，他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上，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来表达他对西北5省人民的深厚的爱。 　　新疆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就更多地思考恢复经济问题。9月27日，他致电在西安主持西北行政区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集中谈了入疆部队的经费和西北财经建设问题。他指出：“西北除汉中外，算是全部宣布解放。因此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5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如：棉毛织、火柴、肥皂、造纸、开发石油、修铁路。总之，使生产运销如何逐渐走上计划性。贾拓夫同志应立即交出西安市长、军管会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计划西北经济建设。”他说：“在战争结束后，财经开支必须做到量入为出，银行发行(货币)尽可能用在发展生产。” 　　1949年11月15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请审核拟在兰州召开的中共西北局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工作计划。除部队冬季整训、肃清土匪、做群众工作和加强干部的学习外，特别强调今冬要为明春的大生产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初步安排了1950年西北区生产交通建设，其中包括恢复发展玉门的石油生产，“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等等。几天后，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所提的各项工作方针。1950年3、4月间，毛泽东更具体地指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乌鲁木齐)，不超过10年，愈快愈好。 　　根据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的决定和彭德怀的意见，有将近10万军队参加了修筑天宝(鸡)、天兰铁路。彭德怀对修筑铁路工程十分重视，经常直接检查进展情况，还邀请铁道部吕正操副部长和苏联专家视察筑路工程，对西北交通建设规划提供意见。由于有坚强的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援，1950年就完成两路土石工程的40%和50%，创造了历史奇迹。1950年4、5月间，彭德怀在甘、宁、青、新四省检查工作时，他不辞辛苦，踏上雪积冰封的青藏高原，亲自勘察进军西藏的路线，肯定了由青海入藏和修青藏公路的意见。随后又具体组织人力物力，确定以军队为主，切实解决了施工中的一些困难问题，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彭德怀这时已非常明确而有远见地指出，必须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的作用，培养新的熟悉业务的专家。兰州解放后，以张宗逊为主任的市军管会立即组织力量抢修黄河铁桥，使兰州通向西北的这一主要渠道迅速恢复通车。正修桥时，彭德怀到了桥上，看到臂上戴着写有“修桥技术总指挥”袖箍的人，就问：“你是任震英吧?”任震英愣了一下，急忙笑道：“是的，我是任震英。”但他没有马上认出是哪一位首长，话没继续往下说。彭德怀似乎察觉出来，就自我介绍说：“你是工程师!我是彭德怀。”任震英一听，惊喜交加，急忙握手。 　　任震英在握手的同时，连忙将彭德怀扶下桥来，说这里有危险。因为黄河铁桥桥基虽然没被烧坏，但桥梁已断了。接着彭德怀边走边问：“几天能修好?”任回答：“需要5天6夜。”彭德怀告诉任震英，这是关系到解放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大问题，希望他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争分夺秒，尽快修好。后来因为缺少氧气瓶没法顺利焊接，实际用了7天7夜。 　　在桥头视察后，彭德怀把任震英请到司令部，关切地询问了他的出身、家庭情况，了解到他是1933年入党的老同志，哈工大毕业后于1937年到兰州工作的。就对他说：“党内工程师还不多，你要团结好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来建设兰州。”又说，“报上登修桥消息时，不要写共产党员，写工程师任震英就行了。”谈完后，彭德怀说：你跟我一块吃饭吧!为招待这位工程师，还特地交代多加一个菜。事后，副参谋长李夫克对任震英说：“彭总跟你们特别客气，见了你们这些人性格都变和顺些了，还加个菜。不过，你要是跟我们一块吃，还可以给你多炒几个菜哩。” 　　大桥修好后正式通车前的晚上，彭德怀又把任震英找去，对他说：请你到西宁去一趟，沿途桥梁你都看看，还有涵洞也要看看；要把马步芳破坏的桥梁尽快修复。之后，在任震英等指挥下，紧接着就修复了享堂桥，使西进之路畅通无阻。 　　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彭德怀根据半年多来工作的体会，在发言中说：从盲目的生产调整到有计划的生产，必须包括干部专业化。现在我们的干部不是专业化的。我跟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饭店里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干部呢?是“万金油”干部，头痛也治，脚痛也治，这个也治，那个也治，往往是什么也治不好，所以今后一定要培养专门家。光依靠工人，有的问题就不一定能解决。要有专门家，要有各行各业的很多的新专门家。否则光从上面调整生产，下面基层也很难协调，与上面常是不一致的。这样，上下就不能贯通。 　　1950年的4、5月间，彭德怀到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考察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一再号召全体干部和当地驻军要在边疆地区“安下心，扎下根”，和各兄弟民族一起把西北建设好。还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继续发动人民生产，提倡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他在谈到从军队中转业一部分同志，以加强地方各种工作时，非常鲜明地提出：“在战胜反动派之后，就应与自然斗争”，我们要学会进行这场斗争，强调要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文化知识，指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不能达到现代化的。转业军人也只有提高文化，才能在转业以后安排以适当的工作岗位。 　　关于军队生产方针，彭德怀主张，主要是农业生产，其次是手工业、淘金与开矿。在冬季练兵结束后，紧接着就要准备来春生产的各种工作，如调查荒地，准备肥料、种籽、工具等。并规定“生产所获按‘公私兼顾’的原则，实行公私各半，允许全体指战员从自己勤劳生产中有所积蓄”。指出：在三四年之后，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需要一部分转为从事工农业，少数转为地方工作者，相当大部分继续深造为职业军人。从自己生产劳动所积蓄的财富，即可以转为工农业合作社之资金，或将所得寄回家或自己成家。这是公私两利的办法，也将避免重复过去裁减老弱的教训。 　　1950年春，彭德怀一行七八人，乘坐一辆中吉普，从青格达湖来到乌鲁木齐西北的一个军垦农场。他一下车，就要团首长带他去看庄稼。到地里后，从一个战士手里接过一把坎土镘，使劲刨了起来。干了一会儿，团首长和随行人虽劝他休息。他笑着说：“好多年没种过地，把身子骨养娇嫩了。今天咱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一定要把它建设好。”彭德怀指着广袤无垠的大戈壁说：新疆面积这么大，天山南北有上亿亩可耕土地，山上有取之不尽的雪水和丰富的矿藏。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在新疆安下家，扎下根，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屯垦戍边，建设新生活。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彭德怀再次了解生产情况和战士的生活。对团的干部说：目前要在部队中进行安心边疆、安心部队、安心工作的教育。你们还要注意帮助战士们解决婚姻问题。战争耽误了他们的时间，现在可要当大事来办。应该想办法从内地动员一些女青年到边疆来，在这里安家落户，这样可以两全其美。后来从山东、河南去了几千女青年，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问题。彭德怀当了一次不出面的红娘。 　　彭德怀自己常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在战争年代，他就以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著称。在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彭德怀不仅凡事以身作则，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廉洁作风，而且不断教育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对干部队伍中刚冒头的铺张浪费和以功臣自居、不求上进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许多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说：彭老总真是一身正气。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时，办公地点就在西安新城的一座旧楼里。楼的两侧有厢房，是他会见重要宾客的地方。当时办公厅总务处的同志为了将会客室布置好，把粗布窗帘换成浅黄色的细布。一天，他发觉了，即把总务处长叫去批评，说：“谁叫你们这样铺张，我们又不是做皇帝!”总务处长了解彭德怀的脾气，不敢违抗，除了作检讨，还取下新窗帘，重新换上粗布旧窗帘。 　　1950年3月间，彭德怀要到北京开会。总务处看他的外衣已洗得发白，打算在他进京前提前给换新的。因为还不到换装季节，所以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就请警卫员把这个意见婉转告诉他。说：“春天了，天气转暖了。你去北京开会要好久才回来，最好先换装再去，免得回来太热了。”谁料彭德怀听后，便反问：“是不是大家都提前?我为什么要特殊化呢?”这一句话，问得谁也不敢吭声了，只好让他穿着旧军装到中央开会。 　　彭德怀在西安时，一直住在新城大楼会议室东侧的由一个过道连接起来的两间休息室内。办公、会客、用餐、寝室都在其中。西北局的领导同志要给他调换个较大的住房，他坚决不肯。总务处想在室内改装一个抽水马桶，他也严词拒绝。这些，使得在他身边的一位同志实在憋不住了，半似认真半发牢骚地对他说：“彭总，现在解放了，不是过去战争年代了。人家比你低好几级的，可吃的住的都比你好。”彭德怀沉思了一会儿，开导说：“你们为这替我考虑的太多，你可考虑点别的。当然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大家生活好，可是现在群众生活还这么苦，我们怎么能自己享受在先呢?革命胜利了，但革命的传统不能丢啊!”在西安一年多，彭德怀没去过临潼华清池。直到1956年1月他外出休假到西安，住在芷园，才在省长赵寿山陪同下，到临潼看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过的五间厅，并在华清池洗了温泉澡。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人竟然说“彭德怀生活俭朴是伪装的”。这种昧心的话传出后，连张治中也大惑不解，不以为然，他慨叹地说：“一个人的艰苦朴素，怎能伪装一生呢?” 　　尽管彭德怀一再强调艰苦不忘本，革命传统不能丢。但毕竟进了大城市，人们的物质生活好了，花花世界看的多了，一些人的思想起了变化，开始滋长骄傲居功和贪图享受的情绪，铺张浪费的现象渐渐多了起来。开会碰在一起时，就比谁的手表好，是15钻或17钻的。看到别人有一支派克笔，有的同志羡慕得很，总想搞一支来别在胸口袋上。有人甚至认为享受是对自己过去“功绩”应有的报酬，摆老资格，摆功劳。彭德怀严肃指出这种想法“庸俗得很”!他不止一次以个人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启示干部：“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不依靠劳动人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科学的武装，我们将是一事无成的!”“你有20年斗争历史，没有人抢你的。自己当成包袱，翻过来倒过去，实在是臭得难闻。其实，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些人还不是住在牛圈里，打牛屁股的!” 　　彭德怀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期间，坚持从西北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和干部的积极性。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同中共西北局和军政委员会的同志一道，全面开展了西北地区的工作，各条战线都取得了重大成绩。当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和西安《群众日报》，先后发表了彭德怀写的《新西北一年来的工作》的特约文章，从军事、财政经济、政权建设、民族团结、改革与发展文化教育等五方面，总结了军政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 　　在建国一周年时，西安市20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及阅兵典礼。彭德怀和甘泗淇、杨得志、李志民、马明方等，在西安市新城广场进行阅兵，并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公开的群众性的活动一结束，10月2日，彭德怀又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讨论西北建设3年计划。这个计划已经铅印，准备报中央审批，并送西北各省、市参考。彭德怀充分肯定了财委会的工作，同时表扬了玉门油矿职工评干部的经验。会议确定，10月份还要“具体研究3年计划”，并汇总西北各省、市对计划的意见。 　　国庆节刚过，研究西北建设3年计划的常委会也刚开过，彭德怀正饶有兴趣地钻研如何具体落实，他为西北开发建设的第一个美好蓝图正在形成而感到兴奋。10月4日，一架银灰色的苏制伊尔—18型飞机从北京飞来，降落在西安机场，接彭德怀立即去北京。当天，他就乘坐中央派来的这架专机穿云破雾，由西安飞抵北京。此前，他交代秘书张养吾准备的材料，除整风方面的以外，主要是有关工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和西北今后3年的经济建设计划。直到临离开西安的最后一刻，占据彭德怀脑中主要位置的，仍然是他一心一意要大干一番的西北生产建设工作。 　　到北京后，彭德怀即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建设问题，而是研究关于派志愿军出国的重大决策，正在统一政治局的认识。这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向鸭绿江边，兄弟邻邦朝鲜危急，中国的安全受严重威胁。在这紧要的时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彭德怀当即表示，我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这一英明决策。“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率领英雄的中华儿女，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位刚卸战马，指点江山，正醉心于描绘西北建设蓝图的大将军，已来不及向其他西北党政军领导交代工作，也没有时间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西北经济建设的设想，甚至顾不上同他的夫人浦安修告别，又一次临危受命，踏上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新征程。 　　 决战大西北/吴序光著.—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