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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

顿星云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消息传来，活跃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红二、六军团，上下一片放心。贺龙总指挥向我们说：“这下子好了，揪着的心算是落了案。毛主席他们走出草地，到了陕北，好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接着，贺总兴奋地说：“我们也要开动两只脚，到毛主席跟前去!” 　　贺龙同志热爱毛主席，天天盼着见到毛主席。当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受挫后，贺龙同志和周逸群等同志回到湘鄂西，就是按照秋收起义的路子，发动了年关暴动；建立起来的队伍，也打着毛主席领导的红四军的旗号。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军团在贵州边边上的木黄地区，与红六军团会合时，贺龙同志首先要任弼时等六军团的领导同志，介绍毛主席的情况。 　　现在，一听说毛主席经过长征已到达了陕北，贺龙、关向应、任弼时、王震、肖克等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便发电给中央，要求北上，跟随毛主席抗日。不久，中央回电，表示赞同；并从回电中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四方面军还滞留在草地一带。中央要二方面军(这时二、六军团已合并为二方面军)迅速追赶四方面军，共同走出草地，同党中央会合。任弼时、贺总、关向应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命令，率领部队立即南下湘中，然后出贵州，走云南，沿着毛主席、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进草地，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 　　部队走一路，打一路。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跟追。困难、艰险无所不在。但是，我们心里记着党中央的命令，一直向前。一九三六年二月，部队来到贵州西部，抢渡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打开黔西、毕节、大定三县。这里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地方，高山断谷，崎岖险要。爬上一架山，就象爬直竖的梯子，又陡又高。三县都在一、两千米高的高原上，“山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曾经经过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我们到达这里，军团党委决定进行休整，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抗日团体。 　　自从我们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以来，虽然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可是，徐源泉、樊松甫、孙连仲、陈耀汉、陶广、李觉这些国民党军阀部队，总是团团围住我们，一直未得休整。所以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起一块新的根据地。可是，贺老总却幽默地说：“我们的‘家神菩萨’就贴在双腿的鲶鱼泡上，我们的根据地就在两双脚板上!” 　　部队一连住了十几天以后，恋恋不舍地开出了黔、大、毕地区。行军路上，同志们还讲着那里老百姓过的苦日子，讲着老乡们对红军的爱护。一天，贺总来到我们六师十六团的行军队伍前，我向他讲到战士们都喜爱黔、大、毕这块地方。贺总望了望我，亲切地对我说：“黔、大、毕是好，但我们要北上抗日，要尽快同四方面军会合。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命令，硬是要执行，一点也不准打折扣!”当时，我们还不明了张国焘已经公然叛党，宣布成立了伪中央。但是，从贺总讲话的神气里，感到里面蛮有问题。 　　离开黔、大、毕，我们进入云南，向金沙江前进。蒋介石赶忙调兵遣将，想把我们拦阻在金沙江南面，消灭我们。一直“护送”我们的樊松甫部队尾追了上来。在任、贺、关首长指挥下，我们时而北上，进到镇雄；时而西进，抢占昭通；复又折向东南，攻占宣威。为了把敌人兵力调往滇东，以便乘虚插向滇西抢渡金沙江，我们又进入贵州，攻占盘县。敌人果然一齐向东扑来。于是，我们掉头向西疾进，直奔金沙江。我们占领寻甸后，又直取距昆明仅几十里的新街。敌人惊慌失措，赶忙抽调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守城。相继，我们取中甸，巧渡金沙江，向草地，向甘孜方向前进。 　　五月，当六军团经稻城北上，到达理化甲洼，碰上了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二军的同志，大家十分高兴。可是，张国焘却派去工作组，送去了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和反对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才二十八、九岁的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志哪里容得有人反对毛主席!他拍案而起，扣下了全部罪恶的小册子，不准向部队散发，大义凛然地宣布：“哪一个要向部队发这种臭东西，我的枪就要‘走火’!” 　　王震同志立即把发生的情况电告给率二军团北上的任弼时政委和贺龙总指挥。两位首长立即回电支持王震同志，指示说：不要听他们的，防止有人搞阴谋。同时，命令二军团加速前进。 　　二军团一路急行，于六月三十日进抵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同四方面军会合了。随后，进到甘孜附近的甘海子。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朱总司令紧紧握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手说：“你们来了，团结工作更好做了，有力量了，我腰杆子硬了。” 　　甘海子的喇嘛庙，比镇子本身还大。四外绿草茵茵，远处雪山皑皑，喇嘛庙高大的红墙，衬托着金色的屋顶，十分雄伟。二、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就在喇嘛庙前的坪场上举行。四方面军的同志早已整好了队伍。我们列队进入会场，彼此欢呼口号，巴掌拍得震天响。阶级弟兄，革命战友，经过艰难奋战走到一起了，觉得格外亲! 　　朱总司令站起来讲话了，我们使劲拍着巴掌，探起身子，伸起脖颈往前看。朱总司令招手示意，叫大家安静下来。但我们还是不停地鼓掌。朱总司令慈爱地看着我们，等大家掌声一停，就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了。这时，我见贺总坐在主席台上，眼睛望着朱总司令，流露着敬爱和坚定支持的眼光。贺总还向我们的队列点头微笑，对我们信赖和拥护朱总司令表示满意。 　　朱总司令讲话中，热烈欢迎二方面军战胜敌人和雪山，来到草地。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经过艰难、奋战，胜利地来到了草地。但是，草地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还要继续北上!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团结了才能一同前进。向哪里前进?就是北上。北上才是出路，北上才有光明，别的路子都是行不通的。” 　　会场上，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热烈鼓掌，拥护朱总司令的讲话。 　　朱总司令的讲话，引起了二方面军干部的严肃思考。来到甘孜，我们深深感到兄弟部队会师的融洽、喜悦，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待我们亲如一家。但是，张国焘却使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是我们从六军团同志那里，了解到张国焘派人散发反对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的小册子的经过，都十分气愤。那时候，我们对党内路线斗争懂得的还不多。但是，我们都亲身经历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红军、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思想上都打定了主意，也就是贺总常说的：“听毛主席的!”在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贺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他反复向我们表明：我们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谁要不听从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他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他一只角下来。 　　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在甘孜成立了党的西北局。斗争在继续。张国焘没有停止他的阴谋活动，提出要联合召开二、四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大会，由他作报告。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想以势压人。任弼时政委同贺总、关向应政委商量，一定要挫败张国焘的阴谋。贺总坚决支持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任弼时同志，当面向张国焘说：“你要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先要讲清楚这个会是什么性质?开会中间如果发生了争论，由谁来作结论?是由你，还是由任弼时同志作?我们是拥护任弼时同志的。你一定要开这个会，想以势压人，莫怪我贺龙不客气，我就要捅穿你的‘筒筒’，揭露你!” 　　贺龙同志进一步无情地揭露张国焘说：“我劝你莫拿南昌起义那个时候的态度来破坏革命了，要不，可别怪我贺龙搞‘军阀’了!” 　　张国焘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放弃联合召开干部会议的打算。但是，张国焘口是心非，继续违抗中央，仍旧打算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并阴谋分裂二方面军。任、贺、关首长决定单独召开二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议在甘孜一个牧主家的院子里召开。院子很小，大家见面点点头，默默地坐下，气氛严峻。先是任弼时政委讲话，他严肃宣布，张国焘叛党，私立伪中央，坚持逃跑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但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很好的，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他们是不跟张国焘走的。我们要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一道，走出草地，去陕北同党中央、毛主席会合。接着，贺龙总指挥站了起来，大声说：“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把一个任务交到了我们手里，这就是要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一起，一路走出草地，去跟中央会合!我们经历了千山万水，胜利地来到草地，也一定要圆满地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我们要继续北上，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要继续北上。只有张国焘一个人想南下，南下是一条绝路。张国焘同中央闹分家，把部队往南拖，已经吃了大亏。还要一头栽在这条死巷子里，不要多久，就会自己消灭自己。只有继续北上，照毛主席走过的路径走，才是胜利，才是光明，才是出路。鬼才听信张国焘那一套哩!四方面军的同志相信毛主席，拥护党中央!我们的任务是，同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一路前进!” 　　贺总指挥蓄着短短的胡子，说话如流水，讲的都是我们战士的话。讲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直往心里去，使人懂得道理，叫人增添胆气。早在洪湖苏区的时候，“短胡子的嘴”，在战士中就出了名。这是战士们对自己领导人善于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讲清革命道理的称赞。 　　在甘孜停留了多日，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下，朱总司令、任弼时政委、贺龙总指挥、关向应政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和艰苦、耐心的争取，特别是四方面军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的道路是错误的，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不得不被迫同意北上。 　　但是，张国焘贼心不死，采取封官许愿的卑劣手法，继续在二方面军中搞分裂，而且时时想着继续逃跑。他要求二方面军绕行草地最艰难的地段，沿途没有人烟，没有粮食，妄图拖垮和困死二方面军。任、贺、关首长洞察其奸，命令大家充分做好精神和物质准备。贺总在部署任务时，以少有的重重的语气，反复告诫我们：“我们要的是二、四两个方面军同志团结在一起，一路北上，要求大家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两个字放在心坎上!” 　　那时，我们六师十六团仍然担任全军后卫。任、贺、关首长特别指示我们：“前面路途艰险，张国焘还会耍鬼花招，第一，要多睁一只眼睛，防止他的阴谋；第二，再强调一句，要团结，你们走后卫，有收容的任务。收容了掉队的同志，有饭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有担架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坐。总起来一句话，有二方面军同志，就有四方面军同志，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不能见了掉队的不管!” 　　深入草地，二、四两个方面军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出发前准备的粮食，早已吃光。前面走过的部队，连草根都挖掘出来吃了，所以，我们连可以吃的野菜、野草也都难以找到。沿途都有饿倒、病倒的同志。这样一来，后卫团的任务越来越重了。 　　一天午后，部队渡过噶曲河，在烂泥草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踏着草墩子向前走。所有牲口都驮满了伤病员，牲口常常一脚踩空，陷进污泥里。这时候，战士们就喘着气，把牲口救起来。你看吧，四方面军的同志搀着二方面军的同志，二方面军的同志扶着四方面军的同志，彼此相扶相帮，艰难地，却是脚步合着脚步，不断地向北前进。 　　忽然，前面的部队停下不走了。大家还以为要宿营，抬头一望，原来是一抹矮山挡住了去路。我连忙赶到前头去，只见山坡草地上，一群战士围着六师师长贺炳炎。贺师长习惯地把骡子缰绳挂在断臂的肩头上，还跟战士们起劲地谈讲，还不时伸出手去帮战士一把，把他们拉上山坡。他格外关照四方面军的同志，总是先向他们伸出手去。我向师长作了报告，师长头一句话就问道：“掉队的同志都跟上来没有?没有丢下四方面军的同志吧?” 　　我指着二、四两个方面军互相搀扶着前进的同志，向师长说：“师长，你看，大家走一路，帮一路。四方面军的同志对我们帮助可大了!” 　　师长高兴地点点头说：“很好。翻过这座山，就能搞到点吃的了。任政委、贺总和关政委看到前边部队缺粮，想到你们会更苦，叫我们派人到前面去专门给你们后卫团搞粮食。让我在这里等你们。” 　　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听到任、贺、关首长这样关心大家，高兴得笑开了脸，有些同志感动得泪珠子在眼眶里滚动。 　　部队翻过小山，只见平地矗起一座喇嘛庙，同志们眼睛为之一亮。那金顶、红墙的庙宇，在这时显得格外耀眼、好看。我们急急地抢步向前，远远地看到关政委站在大庙门口等着我们。我赶上前去，向首长敬礼报告。关政委回了礼，又向几个四方面军掉队的干部打招呼。关政委说：“这座喇嘛寺里的粮食，全是给你们后卫团留的!刚才，任政委、贺总还亲自站在庙门口，劝路过的部队不要进庙去。贺总不住嘴地劝那些缺粮的同志说：‘后卫团走在最后，收容了掉队的同志，那都是伤病号。不光是二方面军的，还有四方面军的，这粮食一定要留给他们!’贺总看大家放慢了脚步，又放开喉咙说：‘快走吧，再往前走几步，小河边上有一大片好野菜!’同志们听了贺总的话，都欢天喜地地朝前去了。”关政委又笑着说：“贺总往这里一站，又这么一讲，哪个还想进庙里去哟。不过，讲老实话，先头部队同志的肚子里，也是一粒粮食也没有哇。他们经过庙门口，往里看一眼，虽没看见粮食，怕也是直吞口水哟。” 　　我紧紧抓着关政委的手说：“感谢首长们!”说着，眼泪禁不住滚落下来。 　　关政委又特别叮嘱说：“粮食不多，要先分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他们都是掉队的，没个建制单位，千万莫漏掉一个!” 　　趁着分发粮食的时候，我同身边一个四方面军的干部聊起来。他深沉地向我说：“四方面军只有跟毛主席走，再不能受张国焘的坑害了!”他告诉我，当张国焘同中央闹分家，拉起队伍南下，甚至要危害中央的时候，一方面军一些人也拔出枪来。一时间，双方对峙起来，气氛紧张得要命。这时候，毛主席大步走过来，从容地制止说：大家都是兄弟部队，一定要团结。我们的枪口，只能对着共同的敌人。毛主席还语重心长地向我们说：党中央决定继续北上，这是光明的大路。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可是，我们离开毛主席后，张国焘又把部队拖回草地，吃尽了苦头。如今，二方面军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同我们会合，我们决心下定了，革命就要做一路走，继续北上! 　　听了他的话，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两只手越握越紧，再也不需要说什么话了。我们两个方面军同志的心，都是向着毛主席，向着党中央的! 　　两个方面军同志团结一起，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引下，一路向前，就要走完这艰难的道路了。可是，张国焘竟提出西出夏(河)洮(河)，拒绝继续北上。贺龙同志斩钉截铁地向张国焘说：“你还要钻绝路呀，那不是找死呀?!你要走，广大干部、战士不答应!” 　　任弼时政委、贺总和关政委命令我们加紧前进。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都坚决要求继续向北前进。 　　部队来到甘肃临洮一带。张国焘始终拒绝跟党中央会合，又提出一个荒谬主张，借口打开国际通道，要把部队拉向青海、新疆。随后，又借口执行所谓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使部队遭到严重失败。 　　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等首长带领部队西征，前来迎接我们。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贺总兴奋地向我们说：“这下子真要见到毛主席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我们都集合在毛主席的大旗下面，革命一定要发展，一定会胜利。” 　　 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