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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三十九岁

《贺龙年谱》编写组

1月初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抓紧部队整训，加强党的建设，进行政治教育，实施射击、投弹、刺杀、防空等技术和战术训练，使部队的政治觉悟、军事素质有了提高。 　　1月6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在永顺县的塔卧召开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进行反“围剿”战争动员。 　　1月11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召开二、六军团领导人会议，制定反“围剿”的方针和作战计划。起初，贺龙曾提出：我军应充分利用敌人的指挥不统一、空隙大和后方兵力空虚等弱点，将主力伸到慈利、桃源、沅陵之间的地区，或前出石门以北，在敌人翼侧或突入敌人后方积极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与我作运动战，争取打几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两个师，以达到粉碎敌人“围剿”和保卫根据地的目的。后经集体研究，确定将二、六军团主力集结在大庸附近，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远出迎击对大庸、永顺两城威胁最大的敌人。会后，贺龙与任弼时、肖克、王震并联名向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发出请示电报。① 　　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1月23日 湘、鄂敌军达成协同作战协议，组成以陈耀汉、郭汝栋、李觉、陶广、徐源泉、张振汉为纵队司令的六路纵队，共80多个团10多万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1月27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在大庸县丁家溶的关庙召开第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这次会议对于保证湘鄂川黔及军队党的团结与统一，对于胜利开展反“围剿”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2月初 东面敌郭汝栋纵队一个旅推进到慈利的溪口东南地区，对大庸造成威胁。 　　2月8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主力于溪口将郭汝栋部击溃。 　　2月11日 中央及军委给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负责同志发来一份关于粉碎敌人“围剿”的指示电。指示说：“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并明确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此外，鉴于形势的严重，中央在电报中说：“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指示还说：“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2月中、下旬 依据中央2月11日电示，组成了由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和王震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 　　2月28日 中央书记处电示二、六军团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 　　是月 得知遵义会议撤换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心情激动。他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感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② 　　3月13日 敌陶广纵队章亮基第十六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由王村渡白河(酉水)向永顺方向进犯。 　　3月14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红军主力于永顺县的高梁坪迎击敌人，先后击溃敌保安团和十六师各两个团。 　　3月15日 敌李觉等乘红军主力远在高梁坪作战，大庸空虚之机，侵占了大庸县城及其以北地区。 　　3月中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鉴于四面敌人正在逐渐深入和红军在内线活动的范围日益缩小，决定组织1个战役，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战役计划是，集中主力8个团，首先在后坪(大庸城西约20里)地域在运动中击(溃)(歼)灭李(觉)敌。估计李敌复灭后，陶(广)、章(亮基)不敢急进，(我军再)以一部扼澧水以阻郭(汝栋)敌，主力隐蔽转移于桑植，击(溃)(歼)灭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张(连三暂四旅)部队，进击或逼进郭敌，然后转移石堤溪、永顺之线，迎击陶(广)、陈(渠珍)两敌，这样各个击破敌人，粉碎‘围剿’。整个战役计划中，以击(溃)(歼)灭李敌为重要关键。” 　　3月20日 和关向应以1个团扼守大庸县后坪东面的鸡公垭高地，主力隐蔽在附近地区，待敌李觉部就范。但当天敌人没有行动，误认为敌军已觉察红军企图，加上天雨顾及部队寒冷和疲劳，把主力撤收并后退10余里于龙爪关一带村庄休息，计划第二天再返回伏击阵地。 　　3月21日 敌李觉部先红军占领鸡公垭高地，红军奋战一天，虽毙伤敌军近1000人，但自己伤亡亦大，最后被迫撤出战斗。 　　3月22日 敌陈耀汉纵队侵占永顺县城。 　　是日 由于后坪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遂以任弼时代表省委和军委分会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发出了请示电报，说明当前反“围剿”面临的严重形势，询问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并提出“万一二、六军团因被迫转移，……只有渡长江到(南)漳、兴(山)、远(安)边为便利”的建议③。接着将地方武装编入主力红军，作了转移北上的准备。 　　4月5日 党中央书记处就二、六军团是否应该北渡长江的问题给任弼时发来指示电，认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能是你们认为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④。 　　4月8日 永顺县城被敌占领。 　　4月9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二、六军团退出永顺县的塔卧和龙家寨的基本根据地，拟经万民岗、桑植的陈家河、仓官峪，从湖北秭归的东南香溪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去创造新的根据地。 　　出发前，贺龙对部队讲话说：“陶广、李觉、郭汝栋、张振汉、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都来了，要抄我们的家，我们这回是搬家，打烂一点坛坛罐罐不要紧，打烂了，我们要叫他们赔。”⑤ 　　4月10日 晨，二、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第四师行至桑植县的陈家河高地蒋家垭，与由桑植城出发的敌陈耀汉纵队的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的警戒分队遭遇，予以歼灭。 　　是日晚 了解到敌一七二旅系孤军深入，仅先红军一步到达陈家河，工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并且是分散配置在陈家河、铜关槽和庙垉、张家湾以及澧水甫岸的蔡家坪等三处，便于红军分割围歼。乃提出“我们要走，也要打这一仗再走”，得到其他领导人赞同。于是，迅速集中主力向敌发起猛攻，经两昼夜反复冲杀，攻下敌人全部阵地，歼灭了一七二旅，击毙敌旅长李延龄，生俘敌旅参谋长周植先。其师部和第一七四旅(欠三四八团)发觉后，慌忙南逃。 　　4月13日 率红二、六军团回师进逼塔卧，于午后进抵桃子溪地区，发现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欠三四八团)，立即发起猛烈袭击，全歼该敌。 　　4月中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二、六军团乘胜收复桑植县城，并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 　　此后，各路“围剿”之敌震惊于第五十八师的覆灭，纷纷后退。敌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入被动。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根据这种形势，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发展已经胜利开始了的反攻行动。 　　4月22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召开二、六军团党团积极分子会议，贯彻中央2月11日指示和遵义会议决议精神。 　　4月下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根据当时有利形势，决定除以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内积极钳制敌人和掩护地方工作，主力突入敌人兵力非常薄弱的后方，突然向江垭、石门、新安、 王家厂、合口方向进攻，威胁敌重地津市，澧县，迫使湘敌撤退。 　　4月底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六军团主力东出进至慈利县的象耳桥、江垭地区，进逼县城，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5月初 认为津市、澧县和常德之敌只有少数地方保安部队，形势有利。红军如到王家厂、澧县和津市地区，湘敌主力必回援，一旦回援，红军就可在广大的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寻求战机，将有利于恢复根据地。他提出要继续向东反攻。但多数人认为当面之敌第十九师和十六师兵力集中而行动审慎，红军不易下手；同时又顾虑我军继续东出，被敌人切断归路和丢掉桑植。于是，二、六军团在象耳桥、江垭地区筹集了粮款，扩充了一批新战士，旋即返回永顺、桑植、龙山之间地区。 　　5月8日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中旬 鉴于中央红军已渡金沙江，二、六军团主要作战任务不再是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转移行动吸引更多敌人，而在于如何保存壮大自己的有生力量，打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围剿”。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对主要作战方向作了重新考虑，决定把过去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而一直遵循着的对湘敌采攻势、对鄂敌采守势的方针，改变为对鄂敌采攻势、对湘敌采守势的方针。因当面敌情是：湘敌兵力比较集中雄厚，战斗力较强，和红军作战的经验也较多；鄂敌则分散薄弱，战斗力不强，是北方部队，不善于山地作战。同时，湘鄂敌军在地势上为红军分割，指挥上不统一，有可为红军利用的矛盾。 　　5月下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六军团主力进逼龙山、来凤。 　　6月2日 又由龙山之兴隆，经桶车、石牌，突破龙山、宣恩封锁线，进至沙道沟、高罗以及东门关一带。 　　6月9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突然包围宣恩城，佯攻城北椒园守敌，迫使敌军来援；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宣恩城南20里处，准备消灭可能由来凤、李家河地区来援的敌军。 　　6月11日 晚，侦知驻防来凤的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奉徐源泉令同四十八师黄兴旅等将于次日分为3个支队经咸丰县的忠堡北援宣恩的计划，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即决定留下1个团继续佯攻宣恩城，监视和迷惑敌人。主力则于前半夜秘密出动，沿两条道路急驰忠堡截击援敌。 　　6月12日 下午3时红军主力赶到忠堡东北的黄牛棚附近，即向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将由张振汉亲自率领的敌左支队大部压迫在忠堡东面约4里远的构皮岭山凹里。当时贺龙正患病，体温达三十八、九度，任弼时和医生多次劝他下去休息，他总说：身体好，没关系，今天这个机会难得，张振汉是老敌手了，我万不能下去。叫我到后边去休息，看不见战斗的情况，说不定还会急出病来的。这次战役，经过3昼夜激战，共歼敌1个旅、1个师部和1个特务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并给敌另外2个支队6个团以沉重打击。 　　6月中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决定一面围困龙山，一面发动群众，休整部队，准备困下龙山，逼走来凤之敌，将以这两个城市为中心扩建根据地。 　　6月18日 以一部分兵力开始围困龙山县城。由于红军对战斗任务的主次规定得不恰当，以打援较取城和发动群众为次，以致分散了兵力，结果城未攻下，援敌也未歼。 　　7月27日 撤龙山之围，准备集中全力到南面去迎击增援龙山的敌陶广纵队。 　　7月28日 率二、六军团在龙山招头寨地区与敌陶广纵队战斗，阻敌侵进。 　　7月30日和8月1日 获悉敌徐源泉为防止红军再入鄂西，调遣部队向湘鄂边界推进，先后令驻太平镇(鹤峰县属)第三十四师的两个团和驻高罗第四十八师的1个旅推进到沙道沟；驻小关(宣恩县属)的第八十五师开到李家河；同时令高罗的暂四旅以一部兵力占水田坝；来凤的第一二三旅占李家河，以掩护第八十五师、三十四师和四十八师开进的计划。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敌第八十五师新近从江西调鄂西，不熟悉当地情况；其运动道路又小而崎岖，大部分在深狭的谷底，两旁全是大山密林，侦察搜索和展开都很困难；并且是从纵深向前沿运动，可能戒备较疏；鄂西敌现在分守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点与点之间空隙很大，便于红军的进出。遂决定集中二、六军团主力，再一次进入鄂西敌战役纵深，利用敌第八十五师的弱点，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道路中。 　　8月2日 敌由太平镇、高罗和小关各地开始行动。为麻痹敌人和破坏敌人的整个开进部署，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即率二、六军团由龙山的兴隆街突然北进到沙道沟附近，徐源泉以为红军企图打击由太平镇和高罗向沙道沟前进的第三十四师或第四十八师的一四二旅，命这两股敌人停止行动。致使红军取得深入敌战役纵深和楔入敌八十五师翼侧的条件。 　　8月3日 晨，敌第八十五师继续贸然前进，贺龙命令部队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并要求部队发挥自己的长处，不顾疲劳兼程行军100里，从山间小道赶到八十五师必经的板栗园地区设伏。战斗从中午12时左右打响，至23时结束，全歼敌第八十五师的两个团、1个特务营和师部，并击毙敌师长谢彬。 　　8月8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二、六军团在龙山的笆蕉坨击溃了敌陶广纵队的10个团。至此敌六路纵队“围剿”被粉碎。 　　8月中旬 召开军委分会会议，研究如何解决部队给养和反对敌人新“围剿”等问题。贺龙提出：我军应抓住敌人上次“围剿”被粉碎而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由反攻转入进攻，集中主力向敌兵力薄弱的津市、澧县地区突击，以发展胜利和创造反对新“围剿”的有利条件，得到大多数委员赞同。于是，会议决定立即东出，乘胜进攻。 　　8月20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二、六军团主力开始东出；留下第十八师和随营学校配合地方武装在根据地掩护地方工作和钳制敌人。 　　8月下旬 二、六军团先后占领石门、澧县、津市和临澧等城，控制了津市、澧县广大区域，消灭了部分敌人。并在这些区域积极扩大红军和筹集物资。 　　9月初 蒋介石将原在江西进行五次“围剿”实行堡垒主义有经验的第二十六路军、樊嵩甫纵队和汤恩伯纵队，调到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准备配合原“围剿”敌军，共130个团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新“围剿”。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二、六军团撤出津市、澧县，准备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以积极配合一、四方面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行动，借此来反对敌人新“围剿”。 　　9月29日 在石门县的磨岗隘(今磨市)和任弼时等召开红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动员粉碎敌人新“围剿”。 　　是日 接周恩来明码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情况。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非常高兴。为便于联系，以任弼时名义用密码回电，被张国焘截获⑥。 　　9月30日 张国焘用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和朱德总司令共同署名给任弼时复电，从而割断了二、六军团同中央军委的电讯联络。 　　10月上旬 鉴于敌人逐段筑碉交替前进，采用持久战略堡垒政策，使红军在不宽广的根据地内很难找到有利的战机，贺龙等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决定向红军总部请示，准备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湘黔边转移，在广大无堡垒地带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贵州省的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创造新根据地。 　　10月15日 张国焘和朱德给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回电指示：你们“在现小地区内，固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并说明：“上述意见供给参考”，“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 　　10月17日 根据红军总部来电指示，在石门县渡水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问题。 　　10月19日 张国焘和朱德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来电，重述了10月15日指示的方针。 　　11月初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富县东村与红十五军团(或陕北红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任务。⑦ 　　11月4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省委及军委分会会议，研究战略方针。认为：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眼前数十倍于我之敌不断逼进，苏区日小，部队给养很困难，根据地已不可能再继续固守。于是根据中央军委2月11日指示关于“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和遵义会议精神，确定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以创造条件建立新根据地。 　　会后，将二、六军团集中桑植休整。并从后方和领导机关抽调了许多人员充实战斗部；将分散的地方武装(独立团、营、游击队)组成第五、第十六两个师，分别编入二、六军团建制，使二、六军团人数增加到1万7千多人。 　　整编后，红二、六军团分别在刘家坪、利福塔召开红军大会，庆祝红五师、红十六师的成立。贺龙在刘家坪出席红二军团全军大会，在会上讲话说：“现在二军团已有3个师8个团，六军团也成立了16师。我们这次打津市、澧州(今澧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筹得了大批的物资，补充了大量的新兵。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今后要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打到敌人后方去，夺取新的胜利。”⑧ 　　11月19日 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会上，贺龙、肖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 　　晚上，二、六军团主力开始突围。留十八师在根据地执行钳制任务。 　　11月20日 晚，和任弼时、关向应等指挥主力从大庸的安坝、杨林渡等处突破敌之澧水封锁线。 　　11月22日 晚和任弼时、关向应等指挥主力从沅陵的大晏溪、洞庭溪等渡口突破敌之沅水封锁线。 　　11月下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以六军团东渡资水，先后占领新化、锡矿山、蓝田等地；以二军团相继夺取辰溪、溆铺、浦市镇，从而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宣传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和红军宗旨，发动与组织群众。同时抓紧时间进行扩军，筹集粮款。 　　11月30日 敌李觉纵队第十六、十九、六十三等师的先头部队，从西北方向赶到浦市、辰溪附近。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准备调集部队打击敌人，后因主力散布过宽，一时收拢不及，未遂。 　　12月6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主力转到湘敌侧后，准备在湖南坡、大水田地区侧击正在向溆浦、新化间前进的樊嵩甫纵队的右翼，不意该敌先红军1天通过，进到了马辔市、东坪一带。 　　12月8日 敌李觉纵队利用红军主力向东北伸出的机会，乘虚袭占了溆浦县城。 　　12月11日 鉴于敌李觉纵队和樊嵩甫纵队共7个师兵力已接近红军，对我不利，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遂决定退出湘中，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 　　12月中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二、六军团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之势，把追击之敌全部吸引过来。 　　12月21日 率二、六军团进到湘南之高沙市、洞口地区，广西敌军已开始北调。因此，就转向西进。 　　12月22日 在绥宁县的瓦屋塘侧击陶广纵队的第六十二师，想从此打开西进道路。但敌有备，激战一天未遂，于是改道南取武阳(绥宁县属)，绕过陶广纵队。 　　12月下旬 经绥宁、洪江间的竹舟江渡过巫水，转向北进。 　　12月底 在黔阳的江西街、托口一带，北渡沅江上游的清水江。 　　是年 得知在陈渠珍部做统战争取工作的前部下覃奏章被军阀何键毒死于常德监狱，曾著文称赞覃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在“站稳革命立场以后，很快地就成为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⑨ 　　① 《二、六军团关于反对敌人“围剿”的作战郎署向朱德同志的请示电报》1935年1月11日。 　　② 王震：《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纪念贺龙同志》，1977年7月28日《解放军报》。 　　③ 《二、六军团向中央军委报告敌军情况及我军部署》，1935年3月22日。 　　④ 《中央对二、六军团是否应该北渡长江的问题给任弼时同志的指示》，1935年4月5日。 　　⑤ 樊哲祥：《三天之内两大胜利》，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二。 　　⑥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总部的电报密码为张国焘控制，红二、六军团当时不知道这一情况。 　　⑦ 据田舍郎：《关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会师时间和地点的考证》，载《理论教研》1984年第4期。 　　⑧ 引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43页。 　　⑨ 覃儿健：《覃辅臣》，载《湖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8期。 　　 贺龙年谱/《贺龙年谱》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