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贺龙 > 全文图书 > 贺龙年谱

1936年 四十岁

《贺龙年谱》编写组

1月1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二、六军团进抵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休假过新年，已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在后面。 　　1月初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根据原定在湘黔边争取建立新根据地的总任务，以一部分兵力西取贵州的玉屏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以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在晃县城(今新晃侗族自治县)和龙溪口地区待机反击尾追之敌。 　　1月4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张子意等在晃县的龙溪口开会，决定集中兵力于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地区打击由芷江向晃县伸进的敌李觉纵队的前卫第十六师。 　　1月5日 下午，肖克和贺龙等分别率六、二军团相继进入便水地区与敌第十六师展开激战。次日，敌第十九师和六十三师相继赶到，致失去歼敌的可能性，六、二军团与敌再战1昼夜后，不得不先后撤出战斗，向黔东转移。 　　1月7日 六军团进抵贵州的玉屏县田心坪，消灭黔军蒋在珍部1个营。 　　1月8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进入玉屏县田冲。 　　1月9日 六军团进占江口县城。 　　1月10日 留在黔东根据地执行钳制任务的第十八师历尽艰险，突围到江口县的茶寨。和任弼时、关向应当即电令其到江口县城归还六军团建制。 　　1月11日 十八师奉令到江口县城归还六军团建制。此时十八师尚剩600余人，缩编为1个团。 　　1月12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占领石阡。至此，红二、六军团完成了向石阡地区转移的机动任务。 　　1月16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令各师调军政学生成立教导营。 　　1月17日 电令六军团明日到石阡县石家场以西地区待命。 　　1月19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等在石阡城开会讨论部队行动。由于便水战斗没有打开局面，而敌15个师又已围拢，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原打算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争取创建新根据地已不可能。遂决定继续西行，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广大地区去活动，相机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并对六军团领导人在便水战斗中擅自撤出阵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月20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六军团离开石阡，开始抢渡乌江战役，经过白沙、马家屯、河坝场进入余庆县境。 　　1月21日 为了迷惑敌人，率部在余庆县的龙溪附近突破敌第二十三师封锁线后，立即向南挺进。 　　1月24日 克瓮安。 　　1月26日 占平越(今福泉)。 　　1月28日 率二、六军团西取龙里县属的洗马河，威逼贵阳，迫使红军东、北两面的敌第九十九师和二十三师向贵阳收缩，致使贵阳以西的乌江防御减弱，为西渡乌江造成有利条件。 　　1月30日 为了使遵义方面敌约3师人滞留在乌江北岸，就指挥二、六军团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 　　1月31日 通过了距贵阳60里扎佐的碉堡线，占领了修文县城，造成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使乌江北岸敌不敢南渡。 　　2月1日 令红六师秘密地向西南急进，直取贵阳以西的乌江上游干支鸭池河渡口。贺龙亲率四、五师及第七十七团在修文城集结，准备打击由贵阳来犯之敌第二十三师，掩护和等待红六军团通过。 　　2月2日 先头部队第六师强渡鸭池河，剑锋直指黔西。贺龙率二军团第四师和红六军团抵清镇县的镇西卫(今卫上)，不久也相继渡过鸭池河。 　　2月3日 先头部队第六师袭占黔西县城。 　　2月5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在黔西县城开会，决定实行战略展开，以第五师和第十六师西取大定和毕节，发动群众；以第十八师在黔西方向担任钳制任务；其余三个主力师集中起来迎击东面急进之敌第十三师。 　　2月6日 第五师占领大定县城。 　　2月7日 在大定成立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发布布告宣告“在川滇黔边创边抗日的苏维埃区域”。① 　　2月9日 在贵州地下党组织的策应下，王震率第十六师占领毕节县城。 　　2月上、中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第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大同盟”，“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抗日组织，同时打击来犯之敌。 　　2月19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电令红六军团十七师在大定以西适当地点伏击向毕节侵犯的敌第十三师。十七师旋即在大定城西的将军山消灭了敌第十三师先头部队的7个连，缴获步枪300余，轻重机枪9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2月21日 和陈希云、朱长青联合发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4号)》，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倒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和封建地主阶级，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2月25日 敌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和郭汝栋等4个纵队共7个师又1个旅兵力已逼近，形势不利于红军继续在黔大毕地区活动。贺龙等决定首先转移到黔南的安顺地区，争取在那里创立临时根据地，准备等时局大变动时再东进湘黔边境。 　　2月26日 晚，在毕节城内小校场开军民大会，贺龙讲话，鼓励大家加强团结，争取反蒋抗日斗争的胜利。会后和群众一起参加提灯游行。 　　2月27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六军团退出毕节城。敌10个师又1个旅全在红军后面和左侧后，直接去安顺地区已不可能，决定先跨乌蒙山以摆脱敌人。 　　2月29日 率红二军团直属队和六师到赫章县的野马川。 　　3月2日 敌李觉、郭汝栋、郝梦龄3个纵队已转到红军东南，截断去安顺道路。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在野马川召开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会议，决定改变方向，继续西进，准备到妈姑地区再折向南，赶到敌李郭纵队的前头，经狗店子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再相机去安顺地区。 　　是日 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前去动员不愿离乡跟随红军的由“绿林好汉”收编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在毕节县以西的七星关涉水过河，不幸溺水牺牲。贺龙和任弼时即任命张子意、袁任远为六军团政治部正、副主任。 　　3月4日 率二、六军团抵妈姑、回水塘地区，敌李郭纵队已到水城、威宁之间，红军南进又受阻。遂又改变路线，暂时转向西北指向滇东北的奎香、彝良，想尽力将敌向北调动，以使红军南下滇东。 　　3月7日 在彝良县的奎香镇，和任弼时、关向应令在以则河担任阻敌任务的二军团四师和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迅速南返50里，在以则河、法冲一线阻击追敌樊嵩甫部。 　　3月8日 二军团四师和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在以则河南面乐依沟两侧高地，伏击歼灭敌樊嵩甫部前锋的1个侦察连和1个步兵连。旋即返回寸田坝、奎香地区，随大部队经写沙寨、放马坝转向东指向镇雄。 　　3月12日 本想经则章坝(今哲庆坝)向杨永湾前进，从俘虏口中得悉敌万耀煌十三师要经则章坝去镇雄，即部署伏击。结果歼其一部，敌纵队司令兼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几乎被俘。嗣后，乃率部向财神塘转移。 　　3月13日 在财神塘地区与敌郭纵队遭遇。此时，敌郝、万、樊和李纵队均从四面赶来，包围圈越来越紧。这是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以来处境最险恶和最困难的时期。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分析了形势，即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率二、六军团从郭、樊两纵队之间隙向西北方突围。 　　3月15日 率二、六军团穿插于樊纵队之后和郭纵队外侧，跳出了敌人包围圈，第三次进入奎香一带。 　　3月17日 率部乘虚兼程南进，从云南昭通、贵州威宁之间穿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从乌蒙山区直趋滇东。 　　3月23日 在云南宣威县的来宾铺打退滇敌两个旅的阻击，继续向南转移。 　　是日 接张国焘、朱德电，要二、六军团“在渡河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在旧历三月水涨前可设法渡过金沙江，到雅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如不十分疲劳时，也可以在滇黔边活动。” 　　3月28日 二、六军团进入贵州盘县、亦资孔地区，胜利进到南北盘江之间。 　　3月29日 因为不明白张国焘、朱德为什么要二、六军团过金沙江，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复电张国焘、朱德提出：在当前敌我力量对比下，以运动战战胜敌人，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军渡河技术虽幼稚，也不致有大的困难。在整个战略上二、六军团是否应即北进，均难明确估计，究竟应否渡江，请予决定。 　　3月30日 收到张国焘、朱德关于“你军最好渡江北进”的复电，当即召开二，六军团领导人会议。尽管当时情况有利于二、六军团在南北盘江一带建立根据地以坚持江南斗争，但根据总部指示，毅然决定北上。 　　3月31日 率二、六军团撤离盘县，准备按张国焘指出的五条渡江路线中的第三条，即经普渡河、元谋，由龙街渡江，再经华坪、永北北进。在云南平彝(今富源)附近冲破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滇中疾进。 　　4月6日 占寻甸县城。 　　4月8日 指挥二、六军团抢渡普渡河，受滇敌阻击，未遂。 　　4月9日 拂晓，命六师由可郎折返50里，在寻甸县的六甲地区反击滇军孙渡纵队。午后，又命五师增援，给孙纵队很大打击，粉碎了敌企图围歼红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的阴谋。 　　4月10日 五、六师在毛宣湾赶上主力，贺龙亲自跑出来迎接，对六甲战斗给予高度评价说：“同志们!你们这一仗，打得苦!打得好!没有你们这一场苦战，全军就没有今天。同志们!好好休息一下，好好吃一顿饱饭，准备打过金沙江去!”② 　　4月11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六军团折转南下，直逼龙云的昆明老巢，攻占了富民县城，迫敌急驰回守昆明，红军即乘胜涉渡普渡河。 　　4月中旬 为摆脱追敌和避开川军拦阻以利北上，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将红二、六军团分成两路向滇西疾进，准备改取最后一条渡江路线，即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石鼓一带渡江。并电告朱德、张国焘，请派部队赶至江边接应。 　　4月15日至23日 红二、六军团先后攻占牟定、姚安、盐丰、楚雄、镇南、祥云、宾川、鹤庆等城。 　　4月24日 红二军团前卫进占丽江，到达金沙江边之石鼓镇。 　　4月25日至28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指挥红二、六军团由石鼓、巨甸两处，先后渡过天险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③ 　　此时，追敌过于疲惫，无法克服藏区物质条件和高原地形方面的困难；湘军为保存实力也不愿入康远追，所以都怅然停下，改为防红军南返的部署。 　　4月底 指挥二、六军团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迤逦前进。准备到中甸作短期休整，扩大红军和补充物资再继续北上， 　　5月1日 率红二、六军团主力进抵中甸县城及其附近，发现原来寄于很大希望的中甸是只有几百户藏民的海拔4000公尺的荒僻山城，根本无法在此休整补充，遂命部队作好提前出发准备。 　　5月初 在中甸，为了顺利通过这一藏族聚居地区，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对二、六军团及时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贺龙还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发布文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藏族人民解除痛苦，为藏族人民谋利益而来，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号召广大藏族同胞和喇嘛僧侣“各安居乐道，毋得惊惶逃散”，并希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等等。 　　另外，贺龙在中心镇经堂接见归化寺的谈判代表夏拿古瓦(夏拿为其姓，古瓦为职务名称，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服，在喇嘛寺中是一种低级职务)，给他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并以个人名义向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④，请他捎去。 　　喇嘛寺见到红军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非常感动。帮助红军解决了许多粮食。并破格举行“跳神”⑤盛会欢迎红军代表。 　　贺龙欣然接受邀请，率领红军代表40余人应邀入寺，向喇嘛寺献了哈达。在欢迎仪式上，贺龙代表红军广大指战员讲话说：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我们是为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来到中甸地区，我们还要北上抗日，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喇嘛寺对红军支持帮助很大，我们表示感谢⑥。贺龙讲完话，又把用自己名义写在红布上的一幅“兴盛番族”锦幛赠送喇嘛寺。然后举行“跳神”活动。 　　5月3日 上午10时贺龙写信⑦请喇嘛寺派兵护送红二、六军团通过藏区。 　　5月5日 为减少沿途供给困难，二、六军团分为两个纵队先后由中甸出发。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率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今新龙)，同时向甘孜前进。 　　6月3日 六军团先头部队十六师在理化以南之甲洼寺与远道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改称)会师。 　　6月22日 六军团沿雅砻江北上，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会合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6月30日 贺龙等率二军团的直属队和四师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⑧ 　　7月1日 贺龙和任弼时到甘海。朱德总司令骑马到60里外来迎接。 　　晚，贺龙和任弼时与朱德长谈。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以及中央对张国焘的斗争情况时，他们愤怒地说：“这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⑨接着，详细研究了对策。贺龙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要张国焘从四方面军建制中抽出两个师兵力补充红二、六军团，借以削弱和分散张国焘的实力。 　　7月2日 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举行盛大的联欢会，交流通过草地和战斗的经验，整个部队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当地“波巴依得瓦”政府(即藏族人民苏维埃)也组织了藏民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在甘孜，和任弼时、关向应等只许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向二、六军团介绍通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讲党中央一个字；命令将张国焘送来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统统放在政治部，不准发下去。张国焘提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从组织上强迫二、六军团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当即提出：“谁作报告?发生争论谁作结论?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坚韧努力，加上徐向前总指挥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很快失败。二、六军团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对推动张国焘率部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起着重要作用。 　　7月5日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⑩，二、六军团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二军团、六军团番号不变，红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二军团第五师改编为三十二军的九十六师。 　　7月上旬 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今金川)地区相继出发，向甘南挺进。二方面军则组成两个梯队，由甘孜出发，沿左纵队行进路线，经日庆、西穷寺、绒玉、阿坝、包座向哈达铺前进。 　　部队穿行广漠、荒凉的千里草地，遇到极大的困难。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为了领导部队，战胜难以忍受的艰难，胜利通过草地走上抗日前线，在部队中不断地进行艰巨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据中共中央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抗日民族革命的形势来教育鼓舞部队，提出“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口号。同时，为了给部队找到吃的，贺龙等曾冒着中毒的危险亲尝各种野草。另外，加强收容工作，并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还帮助战士背枪。 　　7月13日 中共中央电示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陇南的岷州(今岷县)，并指出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势。” 　　7月22日 中共中央电示二、四方面军称：“我们正动员全体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 　　7月27日 为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的中共西北局。 　　8月1日 四方面军到达包座地区。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 　　8月5日 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决定立即以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 　　8月12日 鉴于红军三六主力会师的形势已经造成，国民党东北军已与红军达成共同抗日协议，日军和伪蒙军正进攻绥远，企图隔断中两国的联系，蒋介石正忙于应付“两广事变”等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与张学良协商，提出了一个战略计划。计划指出：今后总的任务是，红军三个方面军与东北军密切配合，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巩固内部，出兵绥远抗日，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以此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为实现这个任务，从九月初起，第一方面军主力应由清水河以东、豫旺堡南北地区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之海原、固原、靖远地区，寻歼敌冯鸿逵、马鸿宾部，策应第二、第四方面军作战，同时以一部保卫定边、盐池、豫旺、环县根据地，一部保卫陕北根据地，一部保卫关中根据地；第四方面军应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建立和发展甘南根据地；第二方面军应向陕甘南部边界地区出动，占领康县、成县、徽县、两当、凤县地区，巩固与发展陕南根据地，并同甘南根据地联系起来。10月和11月，实现三个方面军在西兰大道的会合，发展和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准备进攻宁夏。预计从12月起，以1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对付蒋介石军队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敌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尔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寇和伪蒙军的进攻，把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8月25日 六军团走出草地到达岷县哈达铺(即白龙镇，今属宕昌县)地区。 　　8月30日 中共中央将在12日提出的战略计划电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朱德、张国焘等。 　　9月1日 贺龙和任弼时等率红二军团抵达哈达铺地区。 　　9月8日 贺龙和任弼时、肖克、关向应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克服部队刚出草地、减员很大、体力虚弱等困难，于哈达铺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要求：乘陕甘敌人分散的弱点，东出陕甘边界，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略阳之敌，并袭取以上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分3个纵队前进。二军团六师为右纵队，9月12日由宕昌出发向康县、略阳前进；二军团四师和总指挥部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11日由荔川镇出发向成县、徽县前进；六军团为左纵队，11日出发，向两当、凤县前进。 　　9月11、12日 指挥二方面军向陕甘交界出击，至19日先后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歼敌一部。接着又以一部兵力进攻凤县。实现了红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第一步的任务，在陕甘交界开辟了1个新的战略区域，与一、四方面军形成1个互相策应的有利局面。 　　此时，蒋介石震惊于红军即将大会合的形势，在解决两广事变后，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第三十七军，位于天水、秦安、武都地区的第三军，阻止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 　　9月13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敌情，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个方面军提前会合，协同消灭胡宗南部。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当即表示拥护，并致电中央：“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需要之正确决定，而且是一、二、四方而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 　　9月中旬 张国焘抗拒中央静会战役计划，坚持要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黑错、夏河、循化到西宁，然后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北部。中共西北局当即在岷州西南三十里铺举行会议，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肯定了继续北上的方针，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9月19日 二、四方面军指挥部发表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9月20日 晚，张国焘妄图推翻岷州会议决定，跑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召集军以上干部开会，煽动和蒙蔽前方将士反对北上。他要求各军下令将部队拉回，一律调头西进。 　　9月22日 张国焘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说“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宣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 　　是日 朱德向中央发出了反映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的电报，并通知西北局委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会上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议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9月26日 张国焘固执已见，又致电中央继续坚持西进青海的计划。 　　是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六人致电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要他们尽量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 　　9月27日 中共中央电示一、四方面军立即会合夺取宁夏，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 　　9月29日 张国焘被迫放弃西进计划，四方面军重新下达北进命令。 　　9月30日 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10月1日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了静会战役计划，胡宗南4个师得以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和毛炳文、王均部靠拢，致使整个战局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贺龙和任弼时等考虑到：二方面军单独留在陇南和陕西西南部活动，有被敌隔断在渭水以南各个击破的危险，遂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部队渡渭水北进。 　　10月2日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贺龙等关于北渡渭水的建议。 　　是日 一方面军为迎接四方面军北上，攻占会宁县城。 　　10月3日 和任弼时、关向应在徽县发布基本命令，二方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迅速北进。 　　10月4日 率二方面军放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 　　10月7、8日 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十师，在会宁县城、青江驿，静宁的界石铺等地，分别同一方面军的第七十三师和第一师胜利会师。 　　10月8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电称：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主要代表谈判，实行抗日统一战线。 　　10月9日 率二方面军在甘谷、武山间强渡渭河，越过西兰封锁线。 　　10月11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 　　10月15日 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关于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问题。 　　10月17日 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告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及要他们速将15日毛泽东有关停战抗日之谈话大批印刷，送给胡宗南、朱绍良等国民党部队。 　　10月18日 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告以当前统一战线形势，并要朱德、徐向前、贺龙照17日电文意旨分别致书王均、毛炳文、胡宗南、何柱国等国民党将领。 　　是日 六军团与一方面军之五团一部在老君铺会师。 　　10月22日 率二军团在甘肃境内西吉城正南不远的将台堡(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与一方面军之一师胜利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终于胜利完成了长征任务，保存了11500人的红军武装。 　　10月26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和贺龙、任弼时等46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将领，称：“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望蒋“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11)  　　11月3日 在何家堡召开二方面军干部会议，由朱德报告中共中央关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部的战斗计划。 　　11月9日至11日 出席由朱德主持召开的第一、二、四方面军指挥员会议，研究战斗部署。 　　11月18日 由3个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颁发了《决战动员令》。 　　11月21日至22日 指挥二方面军配合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两军团和四方面军一部于环县以北的山城堡歼灭敌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的胡宗南部另一个旅。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扭转了被动局势。并且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尖锐化和深刻化，进一步分化了敌人营垒。 　　11月25日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致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要“一致在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领导全体指战员坚决实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一个战役的任务。每个方面军首先决心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和影响全国各界各党各军务派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我们坚决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大的胜利，一定能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最近我们已经给了胡宗南主力两师以初步的打击，我们将在运动的斗争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并实现军委的号召。”(12)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贺龙等19人联名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3) 　　12月7日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进一步加强对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决定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贺龙继续当选委员，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12月12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 　　12月15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贺龙等15名红军将领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称：西安事变“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劝告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免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人今已高举其网矣。”“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要求南京当局接受张、杨二氏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氏，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给人民以民主权利，释放爱国人犯，把军队开到前线抗日。若能如此，我们“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14) 　　12月中旬 和任弼时、关向应等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在二方面军进行了紧急传达，并遵照党中央命令，率二方面军迅速从环县的洪德城地区出发，经环县城、庆阳城进到陕西泾阳的云阳镇地区，协助东北军、西北军准备反击何应钦的“讨伐叛逆”军事行动。 　　12月24日 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次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2月下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率红二方面军移驻陕西富平地区整训，扩大新兵2600余人。 　　① 引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 　　② 郭鹏：《六甲之战》，载《星火燎原》第3集。 　　③ 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光荣》第4集第223页。 　　④ 信的全文(转引自《红军长征过云南》一书)： 　　掌教八大老僧台鉴： 　　(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 　　(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敦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 　　(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 　　(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 　　(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⑤ “跳神”在藏族地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是庆丰收和吉利的一种表示。 　　⑥ 引自《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⑦ 信的内容： 　　5月3日上午10时 　　于中甸城军分会 　　本军将取道得荣、定乡进入康川，以兴番灭蒋，扶助番民独立，为番民解除痛苦。仰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并各带武装，为本军作前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本军到达得荣、定乡后，当将此两队骑将各赏厚资遣还，仰即遵照为要。此令 　　八大老僧 　　主席 贺龙 　　⑧ 转引自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⑨ 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光荣》第4集第226页。 　　⑩ 7月5日，中央军委命令：“以二军(团)，六军(团)、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团)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团)长，王震为政委。” 　　(11) 引自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5—786页。 　　(12) 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光荣》第4集第237页。 　　(13) 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9—790页。 　　(14) 引自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1页。 　　 贺龙年谱/《贺龙年谱》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