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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人民公仆

高登榜

我认识习仲勋是1946年在延安的时候。 　　这一年的秋天，我和100多名难友在党中央、周恩来的全力营救下，离开新疆盛世才的监狱，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延安。 　　在延安休息一个多月，组织上给每人安排新的工作。 　　7月的一天，我们正在集中学习，马明方来找我，要我随他到西北局见见过去的老同志。在西北局机关的一排窑洞里见到马文瑞，交谈几句，我们三人来到当时担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办公的窑洞里。 　　握手之后，谈到工作，习仲勋问我：“登榜，你是留在边区工作还是出去?”我告诉他希望留在边区工作。当他得知我是延川永坪人时，便问我要不要回去探亲。 　　我1938年从延安到新疆工作，1946年从新疆回延安，离开家乡已经八年多了，心里真想回永坪家乡看看父母亲属，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我表示很想回家乡看看。习仲勋笑笑，点头同意了。第一次同习仲勋见面，他关心体贴下级，善解人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习仲勋送我们出来时，他说：“离开家乡多年，是应该回去看看。你的工作等回来后再安排吧。” 　　从家乡探亲回来，组织上已安排我在西北财经委员会担任副秘书长。 　　对人对事公正，生活艰苦朴素 　　上任不久，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精锐部队大举进犯解放区，延安危在旦夕。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延安的准备。西北财经委员会多少有一些家业，要迅速地进行清理转移。我临时被派到贾拓夫身边担任他的助手。 　　习仲勋百忙之中来到西北财经委员会，详细了解转移工作准备情况。然后连夜返回西北局，积极准备大撤退。 　　战争开始，从3月底到5月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在真武洞举行庆功会。我和贾拓夫前去参加庆功会，会上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副政治委员都讲了话。会后，习仲勋来窑洞里看望我们，再三叮嘱：“西北财委工作任务繁重，你们回去要把后方机关这一摊子事情做好。” 　　以后，同习仲勋工作接触较多，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 　　一是搞土改积极稳妥。边区首先进行土改的是绥德和延安地区，由于当时康生在晋绥边区搞土改实行“左”的做法，土改工作一开始便出现过激行为，如对地主富农随意打骂、刑讯逼供，对这种背离党的政策的做法，当地农民议论纷纷。陕北地区的土改开始了，习仲勋负责全面工作，他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在田间地头倾听多方面的意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1947年西北局召开义合会议后到1948年1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连续作了多次书面报告，如《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按三类不同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是正确的》和《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等，并在不同的干部会上作报告。他密切联系群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条有理地进行部署，体现了很高的水平。他派谢怀德、霍维德等率领工作组下到乡村，紧紧依靠当地贫雇农和基层组织，有条不紊地进行土改，然后向面上推开，受到广大贫雇农的拍手称赞。大家反映，陕北地区的土改就是与晋绥不同，原边区政府贸易厅厅长、进西安后担任西北贸易部部长的喻杰曾经两次对我说：“就是仲勋稳重，对土改政策掌握得好。” 　　二是对人对事很公正。1947年，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到晋西北，在机关中也存在“左”的风气，对人对事时有偏激的行为。当时党内著名的四老之一林伯渠就住在边区政府。一天中午，我去看望林老，他在窑洞前的小院里心绪不安地坐着。见了我，招呼我坐下，他说：“登榜，中午在我这里吃饭，咱们做个伴。”我很奇怪，问他，夫人呢?林老苦笑着，说他爱人朱敏因同他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中难免有些特殊，已经被批斗好几次了，现在两位老人分开伙食，各吃各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天开饭时，林老孤零零一人吃着饭，夫人同大家排队盛饭。我听后实在不理解。从林老家中出来，我径直来到西北局。习仲勋正边吃饭边看材料，我气不过地把刚才在林老家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习仲勋一听，立即沉下脸，筷子往桌上一拍，亮开嗓门：“中央就留林伯渠一人在后方，这样对待林老，怎么行呢?登榜说得对，这事应该管。”习仲勋喊来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要他立即去看看林老，并通知那些人马上停止这种行为，说：“林老那里不好住，我把他两口子接到我这里来住!”习仲勋余怒未息，曹力如领命而去。当天，林老和夫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习仲勋还专门去看望了老两口，安慰他们放心住下，并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告诉他。习仲勋还检讨自己官僚主义，没有尽到责任，等等。习仲勋办事公道、敢说敢为，在西北局中传为美谈。 　　三是生活上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习仲勋生活节俭，不讲究吃穿。小米稀饭、馒头、面条，有什么吃什么，外加一碗辣椒，便吃得津津有味。1960年中央国家机关掀起劳动竞赛高潮，各个部委派人到农村参加夏收劳动。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有劳动任务，他一大早便戴着草帽，提着镰刀和干粮袋，走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国管局)大院搭车，和大家一起到农村田头收割麦子。田野无遮无挡，头顶骄阳如火，暑气蒸人，习仲勋劳动得大汗淋漓，一条擦汗的毛巾都湿透了，他也不肯歇一歇。午饭时间到了，习仲勋洗洗手，就地找个有树荫的地方坐下，开始午餐。习仲勋的干粮很简单，三个馒头、两条黄瓜，当地生产队只负责供应开水。他啃着馒头，就着开水，把一顿午饭给打发了。习仲勋生活节俭，为人们所称道。他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要勤劳，要节俭，每个人都要有自觉的艰苦朴素的行动。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就是将来很富了，也不应该浪费。”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习仲勋身先士卒，干活拼命，特别是配合周总理稳推独轮车运土，非常熟练。《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这张照片。他务实、肯干、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记忆犹新。 　　国务院机关的“大管家” 　　1956年2月，国务院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决定调我担任国管局局长。任命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单独接见我，鼓励我尽快熟悉业务，好好工作。国管局的工作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秘书长齐燕铭总负责。从此，我又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一直到1962年“《刘志丹》小说案”发生。 　　习仲勋对他负责的国务院机关行政后勤工作善于抓大事，抓落实，不遗余力，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在他领导和主持下，国管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础建设，设机构、定编制，加强组织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质量，并且颁发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管理局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从凭老经验办事逐步走向按制度办事。在习仲勋领导下，我们相继颁发了《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的供给和生活照顾问题的通知》、《关于节省中央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行政经费的几项规定》、《中央行政机关固定资产管理试行办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简则》、《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用公家宿舍收租暂行办法》、《国务院直属机构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审核批准试行办法》、《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办法》、《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的开支暂行标准》、《接待外宾须知》，等等。习仲勋工作细致严谨，这些规章制度都是经过秘书长会议认真讨论反复修改后通过的。他对于国管局编写的每份简报，都阅读得十分仔细，并提出许多具体意见。他时常鼓励我们放手工作，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对一些不够成熟的设想和方案，他也不急于求成，而是提出让办法和措施在实践中检验一下，看能不能行得通，再全面推广。他强调要注意调查研究，吃透两头，对主、客体有全面的审视和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扎扎实实，稳步前进。习仲勋的许多重要批示，使我们对事物发展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一些，步伐更稳重一些，更理解了“登高望远”这句话的含义，从中吸收了许多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管局向习仲勋递交了《关于国家机关事务工作改革方向问题的报告》，对如何搞好机关后勤事务工作提出许多大胆的设想，这在当时是很有创意的。在50年代后期，国家机关事务工作的管理方式是在过去供给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除了管理机关行政事务工作之外，还管着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事务，从宿舍、食堂、托儿所到上下班交通工具、浴室、理发室，等等，几乎无所不管。这种管理办法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是管理分散，每个机关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单独解决本单位的需要出发进行筹划、建设和安排，各搞一套，这就与城市全面的有计划的建设发生矛盾。因此在建筑要求上、地区分布上以及公用事业的设施上都产生很多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浪费现象。二是机关事务工作繁杂，不但增加许多事务干部，而且要配备一些技术工人，使得非业务人员在编制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一般都要占单位总编制人数的15%—20%，而且机关越小，所占比例越大。三是宿舍、食堂、汽车、托儿所管理工作都带一定的专门业务性质，行政机关的领导很难管好，业务难以提高，管得不好又将影响到广大干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四是对机关宿舍的房屋、家具、水电、暖气以及托儿所虽然规定了收费制度，但是机关财务对这些方面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完全改变供给制的性质，在管理上还遗留着供给制的习惯和作风，形成机关办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难以起到改善管理、精打细算的作用。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向习仲勋建议，机关事务工作必须逐步加以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把机关事务部门缩小，只管与机关办公直接有关的事务；属于工作人员食、住、行等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逐渐由所在城市的社会服务部门去统一筹划、办理；明确“为机关服务”是市政部门工作的一部分，在管理办法上应该改变目前带有供给性质的制度，实行企业经营方法，同时在收费标准上照顾到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 　　这份具有“超前意识”的报告，习仲勋反复看后，提笔批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马上全面实行，则牵动很大，可由国管局约集有关方面再细致斟酌，市管什么?机关管什么?市服务机关不可能什么都管，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大‘托拉斯’。请具体研究提出在北京的试点方案。另可将现在北京市机关在这方面的情况，加以详细检查，找出主客观原因，有步骤地改进，目前重点应放在这方面研究。”习仲勋的这段批示，使我们头脑冷静了许多。任何改革措施都是同当时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相联系的，超越当时的客观条件，过早地实行“企业经营”的方式，其结果将“欲速不达”。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工作，大家感到精神愉快，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敞开讲，他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平易近人。只要你的意见是对的，习仲勋都善于接受，从善如流。在工作中他善于发挥集体智慧，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共同把工作做好。对于工作中的失误，他勇于承担责任，为下面的同志说公道话。虽然他在批评人的时候十分严厉，但都是出于好心，出于公心。批评之后，他仍然关心爱护同志，嘘寒问暖，宽厚待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财政相当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机关工作人员每月薪金微薄，生活清苦。习仲勋指示我们想想办法，给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找一些荒地用以发展生产，改善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我们同北京市联系，从郊区要了一大片荒地，分成块块交给机关各部委作为农场。各部委在荒地上耕耘灌溉，施肥播种，种粮种菜，喂猪养羊，以改善生活，一部分收入作为机关干部的夜餐补贴。有的部委种菜养猪不乏能人，石油、地质部在打井抽水灌溉方面富有经验，因此他们种的瓜菜和苞谷长势喜人。习仲勋听了我们的介绍，感到十分高兴。 　　高度重视接待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后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国务院曾四次召开全国招待(接待)工作会议。这几次全国性会议，广泛交流经验，树立典型，取长补短，推动全国党政机关后勤管理工作的开展。在前三次会议召开之前，习仲勋都事先听取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1958年3月15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交际接待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秘书长、交际处处长等200多人。会议期间，陈毅副总理、习仲勋秘书长到会讲了话，勉励后勤行政接待同志努力工作，关心时事政治，提高对内对外服务质量。这次会议为全国后勤工作的全面推开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961年12月11日至22日，第三次全国接待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会前听取我们的汇报，委托习仲勋副总理在开幕式上讲话。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接待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整理，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会上特别强调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并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政治思想第一、物质接待第二的接待工作原则。 　　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1)接待服务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事务工作，是一项对内对外开展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事务工作，接待工作绝不是生活上的小事，更不要以为它是伺候人的工作而不屑去做。(2)要制止在生活接待方面追求高标准、铺张浪费的现象，在楼堂馆所的修建方面要量力而行，不能超标建筑，要警惕和平环境里滋生贪图特殊化的风气。(3)重申接待工作要克勤克俭、厉行节约，发扬延安时期的作风，花钱一定要精打细算，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取得最好的效果，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 　　习仲勋谆谆勉励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们，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顶住歪风邪气，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二要加强业务学习，做专业方面的通才；三要加强组织领导工作，统一领导，使招待工作更上一层楼! 　　1960年5月，国管局为加速培养烹饪方面的人才，报请习仲勋副总理同意，成立了国管局烹饪学校。学校分设进修班和普通班两种。进修班学员由中央直属机关保送，学制一年，普通班招收青年学生入学，学制为三年，学习成绩优秀的可以提前毕业。第一期进修班招生160人，普通班共招生420人。创办烹饪学校，对于发掘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研究我国民间烹饪艺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学校创办之前，我们向习仲勋汇报了办学计划和发展方向，习仲勋对办学一事十分赞成。他认为，过去有许多人看不起厨师行业，这是错误的。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出状元。厨师行业并不低人一等。他表示，学校开学后，一定要同师生们见个面。9月8日上午，天气十分晴朗，习仲勋抽空来到烹饪学校看望大家，在烹饪学校简易的校舍里，他受到全体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习仲勋即席讲话，他热情洋溢地祝贺烹饪学校开学，以唯物主义的态度，重申了“物质劳动是人类生存第一要素”的观点，高度评价“劳动创造一切”，“劳动者无上光荣”。这个讲话，充分体现了习仲勋的唯物主义思想，表达了他同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感情。 　　习仲勋说：“若按过去的旧观念讲，学当厨师的，学做菜的，好像不大好听，这是过去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的说法……我们不要小视或轻视这个工作，要改变这个观念。这是有意义的工作，也是生活必需的一项不可少的工作。 　　“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过好日子，为了有饭吃……我们将来还要在人人有饭吃的基础上吃得更好……我们还要斗争，还要劳动，还要做更多工作。 　　“劳动是根本，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创造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有这么多东西就是劳动搞起来的。一个人不劳动就不行，不劳动就没有东西可吃，不劳动就没有东西可供给我们。 　　“我们过去常说‘七十二行’，实际不止‘七十二’，哪一行都不如你们这一行大。如果没有这个行业的人，没有这个行业好好工作的人，生活就会搞不好，就会影响我们健康，影响劳动情绪，影响出勤率。 　　“在生活方面，要节约一点，要养成节约的习惯，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新人的重要品质。我们要吃苦耐劳，要走在别人前面，共产主义觉悟要走在别人前面…… 　　“要把宝贵经验全部无遗地保留下来，教给新的一代。过去全靠经验，没有这方面的记录，那么可不可以把它科学化呢?我们有责任把全国各地烹饪方面的好东西都集中起来。一辈子辛勤劳动得来的知识经验，应该积累整理起来，用新的、科学的、马列主义的观点把这些知识整理起来。” 　　习仲勋指出，作为全国第一所烹饪学校，一定要办好，要为培养具有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烹饪工作人才努力工作。 　　习仲勋的这个讲话，至今已几十年。当初烹饪学校的众多师生，现在已经退休或仍然担负着传帮带的任务。每当这些学生们聚集在一处，都无比怀念当初第一届烹饪学校的学习生活，都要想起习仲勋对全体师生的谆谆教诲。 　　与党外民主人士肝胆相照、情同手足 　　习仲勋长期负责民族宗教、统战方面的工作，同民族宗教和民主党派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期间，关心爱护党外人士，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其诚恳之心、友善之情得到广大党外民族宗教界和民主党派人士的交口称赞。在他的周围有一大批党外的朋友，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肝胆相照、情同手足。像傅作义、包尔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邵力子、黄正清、李德全等，同习仲勋都有很深的交谊。文化艺术界的许多人士同习仲勋也有着广泛的联系。每当逢年过节，习仲勋一家家登门看望这些党外朋友，表达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每当宴请这些党外朋友，在座位的排列和菜谱的拟定上习仲勋都要亲自审核，细致而又周到。十世班禅大师同习仲勋的情感之深有口皆碑。班禅大师定居北京后，每次出访外地，临行前都要去看望习仲勋，并按照藏族的风俗向他敬献哈达。习仲勋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都要抽出时间来热情接待，嘘寒问暖，关心体贴，无微不至。 　　习仲勋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对人对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态度鲜明，敢于直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爱憎分明、无私无畏，决不向恶势力低头。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停职审查。1965年他又被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1月，他被红卫兵揪到陕西批斗达一年时间。这一年，我也在康生所谓“揪叛徒集团”的叫嚣声中被打倒，关进监狱长达八年之久。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特别是1975年对各方面的整顿，对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的最后平反昭雪作了强有力的推动。这一年的4月，我从监狱中解脱出来。后来才知道，康生的所谓“揪叛徒”，不但要整倒一大批老干部，其目的是要打倒敬爱的周总理。出狱之后，组织上任命我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副秘书长、党组成员。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我是全国政协科技界的代表，住在友谊宾馆。一天上午，听说李维汉、习仲勋也被召回北京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下榻在友谊宾馆，我闻后又惊又喜。习仲勋依旧精神焕发，声如洪钟，毫无劫后余生的疲惫之感。在以后的多次接触中，习仲勋从不谈自己的坎坷遭遇，每当人们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时，他总是说：“过去的事就不说了，我们的遭遇都差不多。”表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的党性和不计名利得失、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怀。 　　(作者系全国人大原常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