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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

马松林

我作为一个延安时代的速记工作者对仲勋的几点回忆： 　　一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纠集34个旅25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只有6个旅(三五八旅、教导旅、独一旅、三五九旅、新四旅、警备一旅)加军分区兵力共有4万余人。敌人的装备全系美式化，我军是小米加步枪。但在西北战场上有两位好统帅——彭德怀、习仲勋。他俩的使命是既要抗击武装到牙齿的20几万敌人，又要保证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的绝对安全，任务非常重。我此时跟随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及几位常委(贾拓夫、张德生、马文瑞)还有边区政府的刘景范，在西北野战军总部工作。 　　彭、习两位统帅对毛主席决定他俩一起合作作战很满意。彭总多次向指战员讲：不要表面上看敌人来势凶猛，兵多装备好，要从实际上看我们比他们强，我们还有边区人民这个最好的靠山，这是我们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还有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仲勋他们几位都是边区的老同志，和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边区的地理情况都非常熟悉，有他们的支持，敌人也就成了纸老虎，我们可以运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转，转到有利于我们的时候把敌人一批一批地吃掉。彭总还满意地讲：我曾打过不少仗，但从来没有这次愉快，本来有许多工作应由我们指挥员去做，但仲勋他们几位都帮我们做了，如军队政治工作、后方的支前工作及作战需要掌握的地理、地形和敌人动态等，他们都一一提供给我们，我们只剩下作战方面的问题，作为指战员我们万分地感谢仲勋他们几位给我军创造那样好的作战条件。 　　仲勋他们几位老领导所起的作用，其他人都无法代替，边区人民很信任他们，他们和边区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对边区的情况他们掌握得非常清楚。所以边区人民称西北野战军总部是党、政、军、民总指挥部，它起到了一呼百应的作用。总部这几位老同志在转战期间确实很辛苦，他们对政治、后勤、群众等工作抓得非常及时，每到一地都要召集干部、群众、党员开座谈会，宣传前方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安排群众在战争中的生活及支前工作，让彭总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是个穷地方，再加上敌人的封锁及不断地进入边区抢劫烧杀，人民处在水火之中，特别是在转战期间，人民吃饭和子弟兵吃饭问题使仲勋伤透了脑筋。但边区人民的心和仲勋的心总是连在一起。关于转战期间子弟兵吃粮问题，群众主动地和地方干部作了妥善安排，他们自己宁愿吃糠咽菜，绝不让子弟兵饿着肚子打敌人。边区的人民和军队就是这样一种鱼水关系，我们离开人民就无法生存。有一次仲勋在征求意见的干部、群众会上，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啃着糠菜饼，当时他心如刀割，含着泪说：边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作为边区党委一名人民勤务员，我应该向你们作检讨，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让那样小的孩子啃糠菜饼，你们大家可能连这样的糠菜饼都吃不到，这使我感到万分的痛苦。在场的我们，眼中泪水亦直流。在群众中有一位年纪大的老人站起来说：习书记，你们不要难过，这不怪你们，不怪边区党，不怪边区政府，你们一心处处为人民着想，你们的心是和边区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的。作为边区人民，我们当前再困难，也不能让咱们的子弟兵饿着肚子去打胡子儿，子弟兵的吃粮问题我们保证供上。你和彭总应放心，集中精力指挥好作战，只有消灭了胡匪，边区人民才能过好日子。 　　我们的彭总也是一样，多次对指战员讲，边区的父老兄弟把他们的儿女送来参军，把他们的救命粮送给我们，他们吃糠咽菜度饥荒，如果我们不加快消灭敌人怎能对得起他们呢?边区人民这样无私的支援，确实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3月25日青化砭伏击战，全歼敌人4000余人。总部决定部队进山区短时间休整，以利再战。此间彭、习决定以三五九旅为主，再从各旅抽一个排佯装成全部主力向绥、米一带转移。敌人误认为我们的主力部队和党中央、毛主席要过黄河了，胡宗南在他的补给基地蟠龙仅留下了一个师的兵力，其他兵力全部出动向绥、米一带追赶我军。实际我们的主力已到蟠龙周围。5月3日蟠龙战斗打响了，由于敌人工事坚固，打了两天还未攻下。胡部发觉他们上当了，回头拼命地向蟠龙赶，唯恐我军攻下蟠龙，失去军需物资。敌人派飞机轰炸，战斗打得激烈。5月4日结束了战斗，全歼敌人6700余人。胡部蟠龙基地存有大量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让我们的部队换了装，战士们高兴地说：蒋、胡运输队长给我们换装了。蟠龙战斗之前，我军于4月14日打响羊马河战役，全歼敌人4700余人。三战三捷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5月14日在安塞真武洞开了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了话。此后我们向陇东、三边挺进，投入昼夜急行军。按规定，彭、习配有专用马，但他们很少骑，总是让给重伤病员骑，他们和大家一起走，有说有笑和大家打成一片。在行军中有一位姓谭的记者，他的眼睛高度近视，下雨后他总爱往亮的地方走，其实亮的地方往往是积水多的地方，所以遇到雨天他全身是泥巴，两位统帅就叫他“泥菩萨”。有一次“泥菩萨”去解手，回来后彭总看到他十分痛苦的样子，问他：病啦?“泥菩萨”回答：有苦难言，我到草中去解手，不知什么东西向我身上乱扎，扎得我疼痛难忍。仲勋一听哈哈大笑说：“泥菩萨”招祸了，你赶快把裤子脱下来让我们给你拔毒刺。彭总反问仲勋：你怎知道他受了毒刺的苦?仲勋说：我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曾吃过这种苦头，在陇东、三边一带有不少地方生长这种蝎尾草，不管什么东西接触它，它就自动的用毒刺防护，这种毒草和黄蜂蝎子一样，只有把毒刺拔出才能减轻痛苦。于是大家就按仲勋的意见给“泥菩萨”拔了不少刺，又给上了药。 　　仲勋又告诫大家，陇东、三边有些地方十分缺水，群众靠吃窖水生活(雨雪水)，还有几条河水不能吃，吃了肚子痛，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吃群众窖中的水，我们吃了群众窖中存水，群众就无水吃。彭总马上插话：仲勋真是我军的好向导，他很熟悉民情，并要参谋通告全军：一、不准吃用群众窖中水；二、人不饮用有毒的几条河水。我们全军到了缺水的地区，靠自带干粮和水度日。 　　我们离开延属地区后，敌人找不到我们主力部队的去向，派出飞机侦察。我们进入陇东、三边地区，要经过不少沙漠地带，沙漠地带是不好隐蔽的，所以过沙漠地带尽可能争取夜间行军，但也避免不了白天行军。一天白天在沙漠中行军，遭到敌机扫射，我们伤亡了一部分同志，大家非常悲痛，就地掩埋了战友，同志们久久不愿离开。两位统帅含着悲痛的眼泪劝慰大家，“同志们莫悲伤，擦干眼泪继续前进”。平时他们是我们队伍中的宣传鼓动员，为了活跃行军生活，动员张三唱个民歌，李四唱段秦腔，有时跑前跑后问问你脚上的泡好一些吗，你的伤口痛得好一点吗。我军在合水与马步芳交锋时，双方都有伤亡，引起我们的战士和部分指战员对马步芳军的愤恨，但总部对俘虏仍加优待，有不少同志想不通。仲勋及时召开了指战员及随军工作人员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指出马步芳的士兵和国民党的士兵一样，他们都是被强逼抓来的劳动人民。马步芳的士兵和我们交手少，对我们的俘虏政策还不够了解。马步芳一直向他的士兵宣传说红军要来报仇，被他们捉住一个全都杀掉。马步芳的士兵是受了这样的欺骗，所以在合水战场上和我们硬拼。我们优待俘虏，给他们路费，放他们回去，事实揭穿了马步芳的欺骗宣传，下次他们再和我们交锋，他们就不会那样顽固了。大家听了仲勋的讲话后，深深感到受了一场活的政策教育。 　　在这次座谈会上，仲勋提出一个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他说，我们西北野战军自开战以来不但没有减员而且增员不少，三战三捷俘虏敌人排以下人员全部补入我军，很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素质方面的教育，我和彭总交谈过，在适当时间内开展一次整军运动，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请各位指战员考虑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加快提高我们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仲勋要彭总作指示，彭总表示完全同意仲勋意见，在会上还称仲勋是我军的好军师。 　　我西北野战军在陇东的陕北榆林附近集结，准备打响沙家店战役。8月中旬取得了沙家店大捷，歼灭胡匪三十六师6000余人，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打掉了。这也是我们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战斗结束后，我军转入绥德山区地带进行短期休整，很快转入冬季新式整军运动。我跟随彭总、仲勋到几个诉苦、三查点看过，那种场面真感人，新、老战士包括连队干部都争着在诉苦，都想吐出旧社会和反动派对他们压迫的苦水，他们诉到受地主、反动派欺压家破人亡及其姐妹们被拉去顶债等苦水时都痛哭流涕，并喊出打倒地主恶霸、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等口号。经过诉苦，人人都弄清了苦的根源在于旧社会和反动派，只有消灭万恶的旧社会和一切反动派，人民才能彻底解放，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大救星。三查是在诉苦的基础上展开的，每个战士和指战员在思想上都认识到，加入人民解放军的使命是为解放被压迫人民而战，是为建立新中国而战，西北野战军当前的使命是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同时大家对三查都有一个好的理解，三查的核心是查斗志。这样在整个三查中形成比觉悟、比认识、比斗志，不少人提出火线入党。经过这次新式整军，西北野战军全军素质大大提高了，斗志增强了，加之打败胡宗南后，在兵源上和装备方面给我军提供了补充，我军由三万人发展成了七万人。 　　沙家店战斗结束后，11月22日，毛主席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准备召开中央扩大会议。12月上旬我跟随彭总、仲勋和张宗逊几位领导去做记录。12月7日至24日先开了18天预备会，分组讨论几个专题问题，正式会议开了4天，毛主席在会上讲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在1948年二三月间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这时，仲勋告诉我，党中央、毛主席就要离开陕北，西北局没有速记员，要我留在西北局办公厅，为西北局培训一批速记人员。仲勋说，西北地区是个穷地方，但人民和我们有感情。这样，我就离开中央办公厅，调进西北局办公厅。 　　二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我们从延安撤出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都感到万分的兴奋，同声喊出：我们要回家了!仲勋和大家一样兴奋。我们对延安是有特殊感情的，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生活、战斗了十年。延安时代培育了我们，是我们革命的摇篮。仲勋要副秘书长曹力如和我马上动身返回延安。他说，我要抢先回到延安看望延安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抢先了解敌人对延安破坏的情况，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几位常委居住过的地方。我们就往延安赶，到延安路过西北局原办公地址看了一下。敌人对西北局办公原址破坏得非常厉害。随后我们赶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延属委同志也赶来了。仲勋仍想马上到中央领导居住过的几个地方看一看。延属地委同志说：敌人撤出时有不少地方埋了雷，我们正组织有经验的民兵在扫雷。地委同志和曹力如都不同意仲勋到处跑着看，地委同志和力如约好，第二天由地委领导向仲勋详细汇报情况。力如要我和梁子英留下，并给我一个任务，在几个主要旧址未清理完前，绝不让仲勋跑出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不好向党中央交代。力如交给我这一任务，我感到实在不好办，我很了解仲勋个性，他要做的事谁都扭不过他。但力如给的任务又必须坚决完成，这是事关党的利益的大事。 　　早上天还不太亮，仲勋就叫我和梁子英同他到杨家岭去看看。我和子英对他说：我们不去，你也不能去。他反问我们抢先赶来延安为什么，并说，你们不愿去，我自己去。我说，地委同志要来汇报工作，而且在几个主要遗址清理完前就不让你去，这是力如给我的任务。他生气了就要走。我着急了，说，子英咱们三个都是党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党小组，我们表决，按党的组织原则办，少数服从多数。我这样一提，还真的起了作用。仲勋一下子坐在凳子上不说话了，我和子英也不再说什么。仲勋沉默了几分钟，说：你小马还真有办法制我，你提到组织原则上，我当然不敢违纪。我们三人都大笑起来。这时地委同志已到，问我们笑什么。仲勋说：我想就近去杨家岭看一下，他们俩不让我去，并用党的组织纪律制止我，作为党员的我当然应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地委同志向仲勋详细汇报了敌人占领延安的情况。在听汇报时，仲勋多次问到群众目前生活情况，及地委、县委和各区打算如何恢复战争创伤。结果这个问题一连谈论了几天。在这几天内，力如结束了扫雷工作回到了王家坪，听到我们三人发生的小插曲，他高兴地说：太好了，仲勋是一贯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的模范，我们应向他好好学习。仲勋却称赞说：力如哪有困难、哪有危险，都抢着去干。并说这是力如一贯的品德。 　　“五一”节延安军民隆重集会，欢庆光复延安，仲勋向延安人民问好，介绍了我军在全国各个战线上胜利的好消息，并动员延安人民、边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恢复战争创伤，展开生产运动。欢庆会结束后，仲勋再次提出要到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过的几个主要遗址看一下。在看的过程中，仲勋再三强调，对党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刘、周、朱、任等办公及居住过的遗址一定要特别保护好。当然还有许许多多需要保护的地方，如宝塔山，清凉山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办公遗址，以及中央党校、抗大、女大等学校遗址都应保护好。延安是革命圣地，包括南泥湾及延安所有山上的土窑洞，都是革命的摇篮，从延安培育出去的同志，一定想回来看一看培育过他们的家，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国内外也会有不少人要来看一看延安这个革命圣地，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一定会来这里“朝拜”的。仲勋说：延安曾受到几次大破坏，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把延安炸成一片瓦砾；从1947年3月11日开始，国民党又用45架飞机，轰炸延安，投了59吨炸弹，延安变成一片火海。我们的林老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曾多次说过，待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把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建设成一个美丽的花园，把延安周围的山全绿化起来，山堑都变成“万花山”。 　　在我们到延安不久，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人员陆续返回了延安。仲勋的主要精力转到西北五省全局工作方面。仲勋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西北的实际相结合，在土改问题上他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建议，如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三 　　1949年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并控制了渭河南地区。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等领导率领西北、西南两地区县以上干部，从延安王家坪出发向西安进发。仲勋要我跟随他们一起去。我们赶到三原县。三原地下组织领导介绍西安目前的情况，说：胡宗南主力部队虽已撤出西安，但小股敌人仍正撤离中，建议在三原留住一天。第二天我们从三原出发赶到西安，我们从东门进，看到敌人散兵人员仍从城里往外逃跑，城内的商店全都用砖封了，怕敌人撤退时抢劫。我们进城后当天住在新城树林下，第二天对几个地方经过清理(扫雷)分别住在新城和南、北院门等地。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等领导及我们随员住在建国路原国民政府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公馆(现省政协办公地)，从延安来的所有人员，都带有防身武器，可以对付小股敌人。 　　西安刚一解放，我们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渭河南地区，胡宗南主力部队虽已撤出西安准备入川，但他们的心还不死，因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已进入关中，所以他们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阻止我军解放甘、宁、青或南下汉中。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约20余万人，他们想联合进攻我们西北野战军。但他们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按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要把这三股敌人全吃掉，绝不让他们逃掉。第一野战军要同时吃掉这三股敌人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毛主席下令要十八、十九两兵团向西安进发，并指示彭、习对胡宗南和二马不要同时动手，要钳马打胡或钳胡打马，分别歼灭。在我十八、十九两兵团未赶到西安前，我们第一野战军正在运动中准备击破胡宗南和二马的联合进攻。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西安的。所以刚一进城就听到城里城外枪炮声响个不停。 　　胡宗南主力撤出西安，但国民党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及恶霸等坏分子等仍留在西安，投机倒把商人囤积粮油抬高物价。我们进城的干部亦提出多种建议：有同志提出马步芳已进入草滩，我们应有防范措施，防止马匪在城内乱冲；还有同志提出我们可否暂撤出西安城。仲勋和贺龙等领导提出果断的措施，召开了进城干部会。仲勋开头就讲，谣言满天飞，什么西安地区回族要和马步芳配合攻入西安城。我们不要上敌人谣言的当。西安地区的回族是我们的好兄弟，他们对我们的党很了解，他们对胡匪及二马是十分仇恨的，西安地区人民吃过敌人不少苦头，他们热爱我们党。仲勋说，有同志提出我们暂撤出西安城，避开敌人的冲击。这一建议我们不能采纳，大家都知道进入西安城的全体干部，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培育多年的革命种子，我们向城外撤，敌人伺机来个大冲击，万一我们的干部受到损失，我们不好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至于有同志提出加强防范马步芳向城内乱冲击，这个意见是好的。除加强防范外，我们要马上行动，进城干部上街向市民宣传我们第一野战军在陕北胜利的消息，二马不日也会被我军全消灭，全国各个战场胜利捷报不断，蒋家王朝就要消亡，新中国就要诞生。仲勋说，要告诉人民，毛主席已令我们另一路主力军——十八、十九兵团不日进入西安。会后，我们按仲勋的指示向市民进行了宣传，大大地鼓舞了人心。仲勋的另一个措施，是要进城的同志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对国民党留在城内的反动组织、坏分子及国民党的特工人员来一次大清捕。经过这些措施后，城内枪声也就熄灭了，西安商店也拆掉了砖封的门面，开始了营业。 　　我们到西安十余天尚未起灶，每天从街上买馍和咸菜加开水度日。在城内枪声熄灭后，街上能买到副食品才起了灶。这时已进入端阳节，贺总说，我们该打打牙祭了。仲勋也说，我们进入西安还未吃一次有菜的饭，总是馒头加开水，要过端阳节了，可买菜、肉一起吃吃。 　　6月中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一个团赶到西安。他们真辛苦，身上背着全副装备，昼夜行军一百几十里路，所有指战员和战士满身都是汗水，两脚都流着血。他们赶到西安没有停步，走遍了西安各个街道，向西安人民报到，那种场合真是感动人。接着，两兵团不几日全部赶到西安、咸阳。这时南山及草滩的枪炮声也就全熄灭了，市民也就全安下了心。7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十军四万余人。在延安的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人员陆续在七八月间到了西安，西北局机关住建国路雍村，边区政府住新城。8月26日兰州解放，歼灭马步芳部主力2.7万多人。9月5日，西宁解放。9月23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9月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 　　彭总和仲勋的工作中心转入对西北五省的城市接管，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展开剿匪反霸、镇反和“三反”、“五反”、土改等方面。彭总系西北局第一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仲勋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彭总在西安时间不长就奉调到朝鲜前线去了。仲勋始终坚持集体领导，主要问题和决定都经西北局常委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我专为西北局常委会作记录)。仲勋对张治中很尊重，出头露面的事都让张出面，使张感到有职有权。在西北五省解放后，突出问题是剿匪反霸工作。西北系多民族地区，剿匪问题是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如青海马步芳残匪发动叛乱，在平乱之后，漏网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搞叛乱。为此，仲勋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进行过多次讨论。如何正确解决好昂拉部落叛乱，不仅对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亦关系到我党在青海工作的关系，甚至对甘、川、康藏区及西藏亦有影响。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议定既要做好军事准备，又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争取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归顺。反反复复经过十几次的争取，经过两年多时间，最后项谦终于归顺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仲勋确实费尽了心机。事后毛主席曾对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一时传为美谈。 　　仲勋非常重视调查研究，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作风，他对机关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这样的。西安解放，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刚到西安，他就要机关人员马上下去作调查研究。他要赵守一和我下去摸清西安工厂情况。当时在西安的工厂很少，只有大华纱厂、面粉厂、电厂等几个厂，经调查后发现问题不少，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们反映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仲勋又要我和守一去摸清西安城内妓女情况。我当时摇头不想去这些地方。仲勋猜透我的心，他说，你不是很勇敢吗?青化砭第一仗，敌人的俘虏要押送到后方，当时因我们主力部队少得可怜，要赵怀壁和你带领民众团一部分同志去押送，你不是勇敢地接受了吗?在你们去后，我总是放不下心，唯恐押送中出了什么事，直到你们返回后我才放下了心。现在要你们去妓女院摸清情况有什么可怕的，这些妓女也是我们的姐妹呀?我和守一接受了这一任务，先后到开元寺、宝鸡巷、民乐园、巴巴坑等八九个妓女院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提出我们对这些妓女解决处理的建议。仲勋审阅了我们的调查材料后，给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打了电话，要军政委员会办公厅负责召开公安、民政、卫生、财政、妇联等部门参加的会议作出具体安排，立即行动。这样，在西安的妓女院得到了彻底的取缔，对受痛苦的姐妹们集中几个地方，医治好染上的性病，并帮她们成家立业。 　　四 　　1952年中央调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时，西北五省主要领导在西安止园开了个小型的欢送会。当时西北局的武开章副秘书长要我去作记录。 　　在座谈会上，五省领导都表示不舍得仲勋离开西北，他们说，仲勋你舍得离开西北人民吗?你舍得离开多年一起工作的同志和战友吗?五省人民和同志们都不想让你离开西北，你为什么不向中央、毛主席请求留在西北呢?仲勋听后说：从我内心讲我和西北人民是有浓厚感情的，我确实不想离开西北人民，不想离开多年相处相知的你们，我真心实意地向毛主席反映，按我的经历水平，怎能担当领导全国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毛主席告诫我：蛇看起来很可怕，但印度人耍蛇为什么那样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客观事物的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我理解毛主席决心要我到新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望同志们特别是五省的人民能谅解我。我按毛主席教导虚心向内行从头学起，争取尽快地熟悉新的工作。同时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西北五省的特点，多民族地区的实际，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同各民族和宗教头领搞好关系，实事求是，坦诚相见；对民主人士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搞好团结，虚心听取他们意见，使他们感到有职有权；西北地区是个穷地方，特别是老区人民在生活上还存在不少困难，应注意设法逐步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我们系多年的战友，你们都了解我，我是一个粗人，不会转弯，不论是党内党外我都是实事求是，坦诚相见，心中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这就是我和大家相处的原则。这也许是我缺乏领导艺术，我这个人存在的毛病不少，望同志们多加批评指正。 　　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仲勋胸怀坦荡，公道正派，立党为公，谦虚谨慎，宽厚待人，平易近人，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近，有话都愿意向他讲。他对干部是很爱护的，但要求也很严，你做错了事他会不顾情面地狠批，当你认识改正了，他会非常高兴。他对自己和别人从不护短，这是仲勋特别突出的优点，所以他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他享有崇高的威望，西北人民、干部、各民族和宗教的头领、民主人士都不舍得他离开西北。作为我，在仲勋身边工作多年，我更是不想离开他，他确实有我学不完的好品德。 　　五 　　1989年仲勋回到西安，住在人民大厦。自从1952年调中央工作，他先后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在这30余年当中我们再未见过面。从转战陕北直到西安解放我都在仲勋身边工作，主要是为他作记录。在他调中央工作后，我经常想着他，想得到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在他离开西北局以后，不久，我于1954年调国防厂工作，直至1963年。在此期间去北京开会不少，每次去北京总想去看他，又想他工作太忙，不该去打扰他，始终未见面。1959年和1962年彭总和仲勋先后受到错误的处理，成了西北所谓两条“黑线”，为了清除“黑线”余毒，我成了批判对象，受到了牵连，这就更难相见了。 　　仲勋这次回到西安，我高兴极了，多么想尽快见到他，但又听别人讲看望的人不少，因此，直到他要离开西安最后一天我才和刘万兴副秘书长联系(刘是当时省委专派接待仲勋的)去看望。仲勋知道后马上给我打电话说：好一个小马，你把我忘掉了，我始终记着你，我们是革命战友，你不要忘了在延安时期我们艰苦奋斗的岁月，转战陕北时期前线日日夜夜战火连天，我们在一起。我们分别30多年，我曾打问过你去了国防战线，有机会来京也未见，也听说你因为我们吃了苦头，是否有怨气。具体问题见面再谈，我叫他们来车接你。于是，我和老伴还有张振邦一起去大厦看望仲勋。 　　我们一到人民大厦，仲勋和齐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真是久别重逢，互相有说不完的话。在叙谈中仲勋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回到西安，造反派将他押到西安进行残酷斗争，在建国路北头专门搭起了批斗台，各大专院校进行轮番批斗。仲勋说，我当时身体全垮了，确实支持不了。我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到：“文化大革命”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还厉害，这样下去局面不可收拾。还写信给周总理。总理对我采取了保护措施——送陕西省军区监护，以后又送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那时你们当然见不上我。我们叙谈中专门有人录像，仲勋提出给我们照相，并要给每人一份照片。直到11点，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仲勋和齐心把我们送到门口。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