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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兵变

陕西省陕甘宁研究会，崔晓民，崔利民，温若谷

挫折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更是这样。 　　1930年农历正月初八，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临时省委有关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中共武字区委派年仅17岁的习仲勋进入国民党一支杂牌军工作。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习仲勋进入了驻陕西长武县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支队长)。 　　1930年秋冬之时，王德修部队被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收编，被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长孙策轩，王德修任二营营长，习仲勋为二营二连特务长，仍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 　　1931年4月，王德修营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唐嗣桐，二团团长曹润华，王德修任一营营长。为了做好该营兵运工作，陕西省委又先后派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同志到该营工作。经过习仲勋等同志的艰苦努力，全营很快发展党员30多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后经省委同意在该营一、二、三连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营党委，习仲勋任营党委书记。 　　1931年5月，该营移驻陕西凤翔县。1931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警三旅二团奉命移驻陕甘交界的凤县，在甘肃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即驻扎凤县，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两当县。 　　习仲勋在一营扎稳脚跟后，遵照省委指示，秘密酝酿策划兵运，积极开展活动。习仲勋以特务长和其他公开身份作掩护，采取个别串联、秘密开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士兵谈话等形式，通过《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材料，揭露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揭露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榨和掠夺，揭露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的反动罪行，揭露长官对士兵的压迫和剥削。经过宣传教育，士兵们很快接受了革命道理，萌发了革命思想。 　　习仲勋等人的活动引起了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想法安插自己的亲信，将该营的四个连长撤换了3个。为防兵变，1932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决定一、二营互换防地，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徽县、成县一带。当时，虽然已是3月，但陕西西部山区还很寒冷，一营士兵衣服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都没有。当全营听说要拉出陕西开往甘肃，进驻更加寒冷的大山区后，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在全营迅速蔓延开来。 　　了解到这一情况，习仲勋及时召集营党委委员在凤县西门外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要利用换防之机拉出队伍，举行兵变。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火速前往西安，就兵变之事向省委汇报。省委接到报告后同意了一营党委的意见，并决定：立即发动兵变，兵变后将队伍带进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风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军力量，增强我党的影响。为了搞好这次兵运，省委决定派省军委秘书长刘林圃为省委特派员随张克勤一起赶到凤县，直接领导兵变。 　　没几日，团部下达了一、二营换防令。4月1日拂晓，一营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向两当换防，刘林圃按计划插队随军前行。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宿营。当晚9时左右，刘林圃和习仲勋主持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要求排长以上的党员参加。会议决定当晚12时在两当举行兵变，由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习仲勋领导全营行动。 　　12时，兵变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击毙，收缴了非党排长的枪支，枪声震动了两当县城。集合号吹响之后，各连按计划至北门外集合，三个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300余人被带出，兵变取得了初步成功。 　　习仲勋、刘林圃带领兵变部队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最北端的太阳寺休息吃饭。饭后，习仲勋组织召开了营党委会，研究部队改编等问题。会议决定：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队长，刘林圃任政委，习仲勋任队委书记。 　　改编后的红军五支队，在当天下午按照刘林圃指定的行军路线，从太阳寺向北进发。在沿途小镇与国民党军作战多次，均取得胜利。但当部队向岳御寺进发时，因道路不熟，被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匪军突然包围，经过数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功败垂成。 　　这次兵变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同时，这种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王天丹、凤县党史办主任文尤才提供。) 　　 习仲勋的故事/陕西省陕甘宁研究会，崔晓民，崔利民，温若谷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