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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狱

《习仲勋传》编委会

已是清明时节，渭北高原的春季乍暖还寒。 　　“三师毒案”发生后，三原城头乌云翻滚，阴风阵阵。 　　先是被省立渭北中学驱赶出校的杨少农，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带地方武装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了共产党员八名，共青团员三名，进步学生十余名。继而反动当局向第三师范发动“围剿”。 　　“三师毒案”发生后第三天早晨，学生刚刚起床，有的已开始吃早饭。凄厉的警笛声、吵闹声在学校周围响起，国民党三原县县长带军警特务一百余人将三师团团包围。学生只许进入，不许走出校门一步。接着将全校师生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习仲勋从其他同学传说中得知，这是当局追查“毒杀案”，他转而又想，党团组织负责人宋文梅已经逃离学校，执行者程建文亦外出躲藏，因而心里较为平静地和同学们一起进入教室。几名警察满脸杀气地站立在室内和门口，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王藩臣板起面孔训话：“我谆谆劝诫，苦苦忠告你们要安心上课，不要胡闹，但有的人居然给先生锅里下毒，幸而中毒较轻，都已抢救过来了。” 　　县长马润昌用恐吓的口气说道：“学校有坏分子捣乱，这里的人都不许动，谁动就对谁不客气。我们要叫几位同学去县府，把这件事研究研究。”说完即按魏海三月十二日记下的名单，将习仲勋和李彦仓、王秉衡、董子平(易正)、华岳重(西峰)、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得林)带到国民党县政府。此时，已躲进三原民治高小的程建文也被三原当局逮捕，同时还带走了民治学校学生数十人。第二天早饭时，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廷俊也被捕押。 　　霎时间，三原城内岗哨林立，商市停歇，人心慌乱，一派阴森恐怖气氛。 　　习仲勋等被带入三原县政府的当天，县长马润昌即在县政府二堂西厢房内亲自对九人轮流审讯。马润昌审讯习仲勋时绕过毒杀案一事，用套供的方法问：年龄多大?什么地方人?几时投考第三师范?习仲勋一一作了回答。马润昌又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城内河道巷召开秘密会议你参加了没有? 　　习仲勋回答：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什么会议。 　　马又诈问：“前面被审同学都已供认，你还狡赖?” 　　习仲勋提出可以和供认的同学当面对证。在审讯无结果的情况下，马润昌又以有嫌疑需要调查为由，将九人押入看守所。这是习仲勋一生三次系狱中的第一次。 　　三原反动当局对逮捕的民治小学的数十位小学生审讯后，便由该校校长出面担保释放，只将程建文一人在县政府后院单独关押，后送往西安模范监狱。他们将习仲勋等第三师范的学生视为共产党重大嫌疑犯，给他们戴上脚镣，押入县看守所内，严加看管。在给习仲勋戴脚镣时，一位押在同院内的马鸿宾部逃兵，看到习仲勋年纪小，刑具沉重，就从自己裤子上撕下一块布将铁镣裹上，使习仲勋极为感动。 　　武廷俊被押入看守所后，便成为组织指导狱中斗争的核心。他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当局没有抓住我们任何证据，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一天，他单独和习仲勋谈话，郑重宣布习仲勋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说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①参加活动。从此，习仲勋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三十九年后，在古城西安身受造反派围攻的习仲勋，以朴素的语言和复杂的心情，说出了当年执著追求革命的心情：“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廷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我那时只是对旧社会不满，并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仅凭个人热情闹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气，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还是在狱中由于武廷俊的帮助才取得的。”②为了有利于团结斗争，保守秘密，他们成立了一个党团员秘密小组，由武廷俊负责单线联系，习仲勋、刘全中、高天作、王秉衡、李彦仓等参加。 　　在三原看守所两个月内，他们主要进行了三项活动和斗争：一是学习知识，统一思想认识。武廷俊和外面保持秘密联系，让人送进了一些如《社会进化史》之类的理论和进步文艺读物，武还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宣传和讲解。当时，个别同学流露出动摇和消极埋怨情绪，为了防止敌人分化瓦解，暴露组织和身份，秘密小组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华岳重回忆说：“习仲勋当时年小，但很有主见，有魄力，说话掷地有声。他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③二是进行了以改善伙食为目的的绝食斗争。看守所内伙食极差，饭菜变质，不能食用，是常有的事。为此，武廷俊带领九名学生和看守长进行说理斗争，并提出当局如不解决问题，即宣布绝食。情况反映到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后，县长被迫答应了条件，不再供应霉烂变质食品，改发每人四串钱④，从外购饭。但是钱只发在押的学生，其他人不在此列，目的没有完全达到。武廷俊和大家研究后，认为绝食应当适可而止，遂停止了改善伙食的斗争。三是对看守所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进行宣传和串连，提高他们对反动当局和军队本质的认识。同时还把每人发的四串钱分给他们一半，以改善他们的伙食，争取士兵觉悟。他们还以孩子们特有的方式和看守警察作斗争，有时，游戏似地在看守所高声大笑，继而又哭又叫，使得当局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些斗争方式尽管受到所处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渭北上空之时，这些尚未出校门的少年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智慧，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六月初，关中已进入麦收大忙季节。国民党三原县县长换成了一位姓沈的，接着又换上了一位姓孟的，县长三易其人，但三师学生被关押一事仍没有最后结果。孟姓县长上任伊始，即答应尽快了结此案，释放学生，后又怕担当责任，决定将此事移送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处理。 　　一天，习仲勋等九名学生和武廷俊一起由马鸿宾部派士兵押解，分坐两辆牛车，走上了通往省城西安的道路。 　　天空骄阳似火，车轮下黄尘滚滚。牛喘着粗气，“囚车”摇摇摆摆地艰难前行。车上戴着脚镣的习仲勋等十名学生，因为遭受两个多月的牢狱之苦，衣衫脏乱，头发蓬长，面色憔悴，长途颠簸已使他们焦渴难忍，昏昏欲睡。这群少年第一次进省城，就是沉重的戴镣行。孤单的牛车，年少的“囚犯”，更多了几分凄凉和悲怆。 　　习仲勋等被押抵西安后，即交由位于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关押。 　　这个军事裁判处，是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辖的一个军法机构。大革命失败以后被陕西当局逮捕的所谓政治犯多在这里囚禁审讯。其名为军法处，实为反动当局专门捕捉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暴力工具。这所监狱实行所谓“内宽外严”的管理方法：高墙、岗楼，戒备森严，谓之“外严”；对待“人犯”“温和”，有时看守人员和“囚犯”还可以开“说笑话会”，谓之“内宽”。实则以此笼络人心，瓦解政治斗志。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杨明轩先生，于当年1月被军政当局逮捕，也关押在这里，直至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得以释放。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卓越的组织活动家和教育家李子洲，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被捕后亦关押在军事裁判处，其间遭受酷刑摧残，致使病情恶化，不幸在狱中逝世。还有潘自力、刘继曾、李大章、李子健等陕西早期中共党员也先后被囚禁于此地。最多时，关押人数达百余人。许多年后，习仲勋对当时的情形仍有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与杨明轩同一监狱。当局慑于杨先生的社会声望和广泛影响，还在狱中单独给他设置了一间较为宽松的“优待室”。我在他之前获释。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⑤ 　　三师学生被关入军事裁判处后，再不是三原时的十人一室，而是分别关押在小号房内。习仲勋和华岳重、王秉衡同囚一小屋。白天看管较松，可以相互交谈。晚上小房上锁，不能串号。第二天，他们按狱方要求填写了“犯人登记表”。在分别隔离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保持着和武廷俊的密切联系，一有放风或其他机会，就和武廷俊接触，听取武的意见，诸如允许和哪些人接近，如何应付审讯以及斗争方式的变换等。习仲勋只与同狱的原三原党团组织负责人李子健、王鸿俊两人接触和交谈，同其他人皆保持距离，不单独接触和谈话。习仲勋曾回忆说，这里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李子健和王鸿俊，特别是李子健，当时只要有机会，就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⑥一个月后，习仲勋被叫去受审。主、陪审者两人，一个四十多岁，留有长须；一个瘦高个，面色较白，三十岁上下。留须者问道：“哪里人?”习答：“富平人。”又问：“多大年龄?”习说：“十四岁。”“参加过共青团没有?三原第三师范的毒杀事参加了没有?三原河道巷会议参加了没有?”习仲勋均以事先统一的口供或“不知道”或“没有参加”作了回答。瘦高个是陪审，不时地在一旁帮腔威胁，但习仲勋仍从容应对，不为其气势所动。审问者一无所获，在二十分钟内就结束了审讯。接着又以同样的程式和内容，对其他九人轮流审讯了一遍，未使用刑罚，未进行逼供，以后再也未过问此案。 　　当局的“宽容”，并不说明他们对革命者仁慈和手软，只是因为没有掌握到任何证据而无可奈何，特别是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还没有被他们视为真正要铲除的共产党人。而一旦被认定是真正共产党人时，则予以严酷镇压和迫害。就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反动当局将同押于军事裁判处的徐九龄、方鉴昭、任醴、李嘉谟、校明济等九名共产党员活埋于西安市北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一七”血案。 　　军事裁判处处长叫萧振瀛，他主张实行一套“外严内宽”的看守管理办法。监狱一位张姓看守长，常到狱中游转察看，并对习仲勋等人散布说：“萧处长非常关心青年学生，你们如果再看到处长来时，就当面哀求，处长会设法释放你们的。”学生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开始认为是狱方策反，要他们向反动当局屈膝求饶。后经过研究，认为不妨一试。一天早饭时，萧振瀛进入高墙内察看了一圈。习仲勋告诉同屋的王秉衡、华岳重说，在萧振瀛转近时，趁机提出释放要求。萧振瀛看见习仲勋等人围在饭盆前既不吃饭，又不起立，便问道：“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华岳重首先回答说：“我们都是从学校里抓来的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关了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习仲勋、王秉衡也接着说：“我们到底有什么罪?不明不白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谁家的父母不操心儿子?再不处理，我们就不吃饭。”其他囚号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 　　萧振瀛看着这些衣衫破烂、形体瘦弱的孩子，兴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当即答复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释放你们。” 　　武廷俊、习仲勋从萧的话意分析，感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对第三师范学生已无意深究，可望较快获释。 　　八月的一天，看守长来到狱中告诉说：萧处长准备亲自带领你们去见宋主席，见了宋主席，你们就苦苦哀告，宋主席会释放你们的。稍后一天清晨，狱方给除武廷俊以外的九名三师学生下了脚镣，并带到了萧振瀛的住处，由萧带领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面见宋哲元。萧在行前说：“你们见了宋主席后，他问到你们有无保人，你们就说有，回来后，我就释放你们。”说完萧振瀛先去省府，两名法警带习仲勋等人来到新城宋哲元办公处门外等候。 　　宋哲元出来后先看了看每个人的手掌，然后高声说道，过去总司令⑦把路走错了，以致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只能回头是岸。又说，共产党煽动无知的青年学生捣乱，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年龄这么小，不在学校好好读书，闹什么学潮?苏联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害我们，还留下共产党胡闹。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给国家做事。接着又问道，你们有保人没有? 　　同学们回说，有。 　　宋哲元最后说，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盼望你们回来。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安慰家里人了。说完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办公室。宋哲元对第三师范学潮案处理如此宽容还有一个内部传言。据说，那天宋哲元推门进入办公室时，一阵风吹来，把摆放在案头的一沓公文吹落在地。他捡起一看，见是关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呈文。颇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认为此案“一风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释放学生。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大人物。此刻，他们之间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一个“阶下囚”的瞬间晤面。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曾奉命捕杀共产党人、围剿革命武装的宋哲元，当民族危难之际，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率部转战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在长城抗战中坚持夜战、近战、血战，屡战屡胜。七七事变爆发之时，二十九军守卫平津一线，宋不为日军最后通牒所动，命令所部将士坚决抗日。军事裁判处处长萧振瀛也在抗战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由此成为有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当宋哲元一九四〇年病逝于四川绵阳之时，习仲勋已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陕甘宁边区分区书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援前线和后方建设。 　　习仲勋等人被带回军事裁判处，早饭后又由监狱司书领到所谓“优待室”东边的大房内。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纸砚笔墨，司书说，每人必须写一份保证书，方可以回去。几位同学商量后，即用统一口径写下：“我们年幼无知，一心向往师范，日后毕了业，可以当小学教员，牌子亮，挣钱多，不料因学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几个月监狱，以后再不念书，永为农夫。” 　　但是，当局并未履行无条件释放的诺言，过了十几天时间，仍没有释放的消息。习仲勋等即与看守长交涉，看守长回答说，萧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郑州开会，走时没有交代此事，因此他们不能做主放人。待萧返回西安后，又把无条件放人的承诺变成了具保释放。习仲勋叔父习宗仁闻讯专门从富平来到西安，寻到一家赵姓的同乡以商铺具保。但是，在办理出狱手续时，狱方又提出必须有两家以上商铺担保，只好由赵姓同乡刻了一个假商号的图章，作为连环保，才算办齐了出狱手续。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习宗仁还特地买了三个大西瓜，送给了监狱看守员。 　　出狱前，习仲勋再次与尚不能立即获释的武廷俊交谈，听取武对日后活动的意见。武廷俊告诉习仲勋说，我的案子还未判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三原看守所的情况以及我介绍你入党和作为跨党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后可以与宋文梅直接联系。习仲勋望着这位介绍自己入党的人和狱中斗争的“主心骨”，心中掠过一阵酸楚。 　　不料，他们此次狱中分手竟成为最后诀别。武廷俊出狱后患严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时投江身亡。几十年后，习仲勋谈起在西安出狱时的情况曾说：“我们十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九人公认的领导人，我们九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的案情还未判决，当时还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就出狱了。”⑧对武廷俊的感念之情，可窥一斑。 　　① 跨党分子，指保留共青团员团籍的中共党员。 　　②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1月6日。 　　③ 华岳重谈话记录，1986年8月28日。 　　④ 指晚清时期发行的铜币，民间称麻钱。 　　⑤ 《在纪念杜斌丞、杨明轩同志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10月7日。 　　⑥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18日。 　　⑦ 指冯玉祥，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⑧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1月16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