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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练中的抉择

《习仲勋传》编委会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热浪袭人，但在不远的渭北已有了几分清凉。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此后的一年间，是习仲勋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师范学潮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的学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学生，故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特别是对中共富平党团组织内部和学生家庭造成很大压力。有个别学生的家长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长的严木三，质问严给学生都讲了些什么，并施压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释放，就没个完等。复杂的形势也使党组织内一些同志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极深、安分守己的习仲勋父亲习宗德，则认为自己年少的儿子入狱，有悖于耕读治家的门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个多月中，舐犊情深，思儿心切，整日抑郁不欢，终积郁成疾。习仲勋回到家时，父亲的病一下好像轻了许多。当他得知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是为了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时，心中由原来的愤懑埋怨情绪转为理解和赞同。习仲勋回忆说：“我父亲是个老实农民，我被捕出狱后，当时还怕他指责我，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一个农民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了。”①但是，这位正直的农民父亲未能逃脱病魔的吞噬，于是年农历十一月逝世，时年四十三岁。 　　正当壮年的习宗德突然病逝，对这样一个十几口人的家庭，犹如晴空霹雳。习仲勋的父亲是全家当家人，他去世后，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子女。习仲勋年龄最大，仅十四岁。小女儿雁英才三个多月，尚在襁褓之中。还有同家生活的习宗仁夫妇及四个子女。习宗仁平时只是下地做农活，从未照料过家事。习仲勋的姑母也因早年丧夫，携孤寄住娘家，同时帮助料理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 　　关中一带将幼年丧父视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也使习仲勋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此，他过早担负了主管家政和抚养弟妹的义务。 　　回到家中，习仲勋还有一桩更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够尽快地找到党组织，听到党的指示。但是由于在狱中时屋内潮湿，不见阳光，他患上了严重的湿疹疔疮，回家后疮面发炎，出现脓肿，遂引发久烧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时下地只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虑和痛苦，特别是失去组织联系，更感到像飘泊于远方的游子一样寂寞和孤独。 　　一天，习仲勋的好友宋文梅来到家中，告诉习仲勋说，党组织决定派一批人去学习军事，准备日后搞武装斗争。并说明自己要考陆军大学②，约习仲勋同去报考。习仲勋望着这位对革命充满信心和热情的挚友，既兴奋又难过。兴奋的是听到了党组织的声音和信息，看到与自己生死相依并肩战斗的同志又要踏上新的征程；难过的是自己处于病痛之中，不但不能赴外地投考军校，甚至行动已颇为不便。习仲勋郑重地表示：“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廷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宋文梅为习仲勋的真诚所感动，严肃地回答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廷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③ 　　宋文梅离开以后，再没有与习仲勋相会，后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待他们再次会面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年，已届不惑之年。 　　习仲勋病愈后，即专程到富平县城找到了自己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陈叔馨。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四月接替严木三担任共青团富平特别支部书记。习仲勋在一高上学时，经常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但是，此时富平县的政治形势逆转，中共组织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曾参加了渭华起义的中共富平县委书记马文彦，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主持召开富平党团代表会议，改选了县委，并由冯异生继任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县委机关也由县城的第一高小迁往美原镇的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国民党富平县当局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制发“异党分子登记表”，威逼共产党员填表自首。同时，国民党三原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员来到富平，在教育局内设立“三原兼办富平国民党员临时登记处”，在登记国民党党员的同时，办理共产党员自首手续，因干旱，麦子未能播种，饥荒已现端倪，富平当局即以不加入国民党不予聘用相要挟，不少人迫于生计而加入国民党。个别中共党员也先后“悔过”自首，退出中共组织加入国民党。陈叔馨对习仲勋说，你先住在家里，能做什么就做些什么，以后还可以联系。习仲勋得知党组织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形势后，为避免暴露或失密，故暂未冒昧与其他人联系。 　　此时，习仲勋对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颇费心思。他希望仍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想选择一所学校再读几年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④。但是，当他走了几所学校以后，“都因为我是以共产党嫌疑而坐过狱的人，就像挂了号一样，凡知道这个情况的学校，谁也不敢收我这个学生，使我大失所望”⑤。过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甚至过去共同参加革命活动交情甚深的党团员，也不愿接近他。一位和他从小要好的邻村同学的父亲，多次拒绝习仲勋与他的儿子来往，像似惧怕瘟疫传染一样，使习仲勋受到很大刺激，一度对眼前的现象困惑不解，几度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但是，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坚定了“出外干革命的决心”⑥。 　　一九二九年，一场空前惨烈的天灾人祸，挡住了习仲勋走出家门出外干革命的路途。 　　这一年，是关中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年馑发端于头年二三月间，始为春荒，夏无收成，秋未种上。又干旱无雨，麦未能下种。饥民“皆赖草根树皮油渣糠秕度日”。再后“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是以饿者日死，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更难数计”。⑦继而旱、风霜、冻、病疫不断，连续四五年之久。据《富平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夏，“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小麦干旱无法下种，秋禾无收，斗麦涨价至银币六元。乡民哀鸿嗷嗷之声，弥漫全境，稍堪充饥者，无不挖剥净尽。全县每日饿死七十四人，多则二百一十八人。是年因灾荒饿死者四千余人。背井离乡外出逃生者八千余人。农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为历史上所罕见，后称‘十八年年馑’。”⑧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大雪连降数日，积雪尺许，寒云密布，朔风怒号，气候严寒，积雪成冰，直至来年二月始融。田野树木，冻死大半，时适年馑，乡民饥寒交迫，死者约七千余名。”⑨“民国十九年六月，富平狂风为灾。”⑩“民国十九年，县境蝗虫为害，庄稼多被食尽，一、二、五区灾情特重。”(11)“民国二十一年夏季，虎疫(即虎烈拉，属一种急性霍乱)流行。病初发，其势迅猛，不数日间蔓延县境，患者达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一人，死亡一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入秋后始缓。”(12) 　　年馑春荒，日子格外难熬。习仲勋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成了大事，无米面下锅，停炊断顿的现象日渐增多。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和堂弟，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的人群之中。盐滩位于富平县刘集乡、施家乡、张桥镇一带，面积达一百二十多顷，盛产锅板盐(亦称锅巴盐)。他们先从县东四五十里的盐滩将盐驮回，又到百余里以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 　　但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习仲勋悲痛欲绝，五内俱焚。这就是他慈爱的母亲逝世。习仲勋的母亲在丈夫逝世后，由于极度悲伤和生活的重负，终使这位中年妇女心力交瘁，遂引起肺病复发，整日咳嗽不止，后发展到大口咯血。重病中她还要哺乳出生不到九个月的幼女。 　　春夏之交，富平气候奇异，黑霜、黄雾、暴风、冰雹接踵而至。 　　在一个黑云蔽日的早晨，习仲勋的母亲眼睛、鼻孔突然流血不止。习仲勋、习秋英、习冬英兄妹拥扶着母亲坐在炕头，他们还想听母亲说些什么。但是母亲眼看着一群儿女，就没有了气息。 　　当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去时，顿时哭作一团。他们跑到四五里以外的都村，叫来外婆料理后事。但是，这时习仲勋家中已无经济能力埋葬亲人了。无奈之下只好按当地通行的办法，在门房内厝(13)了起来，天热时尸味浓烈呛人，孩子们有时也吓得不敢进屋。直至两年以后，还是买不起棺木，只好用棉被缠裹掩埋。谁知祸不单行，就在习仲勋的母亲病逝后，家中唯一的成年劳力、习仲勋的叔父习宗仁因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灾祸袭击，也患急病，既不能下地耕作，还须人照顾吃喝。接着习仲勋的叔母又患病身亡。短短时间，三人殁世，一人重病，习仲勋一家几乎濒临绝境。严酷的现实给习仲勋稚嫩的心灵带来终生难以弥合的创伤。他趴在父亲墓前哭呀喊呀，鼻孔中都哭出了血。幸而，习仲勋的姑母除料理家务外，还经常安慰孩子们咬紧牙关，苦日子总会有个头。外婆也将习仲勋的小妹雁英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并时常给予习仲勋兄妹生活上的照应。两位老人一时成为孩子们精神上的依托。此后，在延续五年之久的灾荒年馑中，习仲勋的大妹秋英和三妹夏英，又先后患肺结核和白喉病，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双亲离世和异常艰难的家境遭际，给习仲勋带来精神的痛苦和思想负担，长时间难以排解，加之又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时不能恢复，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此刻他愈发感到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无力展翅，前程茫然。这时，他想起了在小学和第三师范上学期间非常喜欢的一本名为《少年漂泊者》的书。他又一次打开书卷，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14) 　　《少年漂泊者》，是现代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蒋光慈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位名为汪中的主人公传奇漂泊幻颠的生活经历。主人公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为一个孤儿流浪异乡。后来又当过没有成功的土匪、乞丐、盗贼、学徒、流浪者、茶房、工人、囚犯，经历了各种坎坷遭际，最后走向革命，为大众的事业牺牲在战场上。他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对革命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他企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汉”，有一定的革命气概。小说展现了从五四运动到二七惨案以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力图表现由个人奋斗到参加集体斗争的全过程。郭沫若称它是“革命时代的前矛”。这部小说，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尤其需要反映工人农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以教育鼓舞推动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斗争。《少年漂泊者》作者自称这部作品是为革命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 　　习仲勋再一次阅读这本书时，心情开始是郁闷的。但是当他打开小说第一页，就深深为作者情绪高昂、宏朗奔放的《怀拜伦》题诗所感染： 　　拜伦呀!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强暴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习仲勋在读到第二章时，思想感情与书中主人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感到主人公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又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样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潮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弱苦的孩子，无依无靠的我。”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他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受了许多耻辱，但是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俩的耻辱洗去。这里有野外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虐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习仲勋读着这些文字，泪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双亲墓前，向他们诉说衷情。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 　　书中这些情节，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灾情，和穷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了——睡在床上，又冷静，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继续读书罢，当然没有希望了。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亲属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太好受。那末，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条路上走。 　　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 　　习仲勋读着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实情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这时，从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使习仲勋精神为之一振。中共武字区委为了解决灾民断炊饥馑问题，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于五月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选举黄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黄子文在大会上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自报出粮七石。不到一个月，共筹赈粮八十余石，分配给了三千七百多名饥民，解决了临时吃饭危机。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家乡的淡村周围也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勋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系。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的宣传委员。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述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黄子文，三原县甘涝池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十一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并被指派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他和曾在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团副的胞兄黄子祥，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地群众尊称“黄氏兄弟”。习仲勋和黄氏兄弟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15) 　　习仲勋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冬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被国民党武装逮捕杀害。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三年夏，在陕西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习仲勋曾说：“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16) 　　一九二九年冬季，天气奇寒，人畜、树木皆有冻死。腊月十八起，大雪成灾，大批灾民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在日益严重的灾情面前，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国民党地方当局一面玩弄“赈济”骗术，一面却加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乘机讹诈勒索，欺压乡邻。在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他还要乡民每晚轮流替民团“坐墩”(值夜)，稍有不从，便动辄处罚。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淡村农民协会决定仿照武字区黄子文镇压民团团长的办法，给张长庆以武装打击。习仲勋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他还动员了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收缴民团枪支。农民协会首先草拟了张长庆二十条罪状，随后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悦文带党正学、李泗堂、冉四川、党德谦、石汉杰、常拴子等十多位农民，手执大刀长矛，以去值夜坐墩为名，迅速登上了民团盘踞的石家堡城门楼子，收缴了民团的长短枪二十多支。继而直奔张长庆宅第，将张缚绑，关押在堡子城门楼上，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张长庆的罪状。在应群众要求准备将其处死时，遇到士绅求情。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首领一时犹豫不决，致使张长庆乘隙脱逃。 　　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农民武装。党正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愤怒斥责当局卑鄙无耻，欺压百姓的行径。民团将党正学无理扣押，关在城门楼上。习仲勋得知情况后即带一盘麻绳接近城门楼下，准备相机将绳递上楼去，营救党正学从楼上顺绳溜下脱离险境。但是由于民团看守严密，未能得手。后党正学被反动当局枪杀。许多年后，习仲勋还深为没有救出这位农民运动骨干而感到十分遗憾。 　　习仲勋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跃在他的脑际。他决心要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诉了年龄较大的两位妹妹。他说：“我们没有了父母，你们要互相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17)但是，他这次与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离，竟成为最后诀别。习仲勋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习宗仁病体迅速康复，并开始操持家务，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 　　①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4年4月18日。 　　② 指黄埔军校。1930年宋文梅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炮科学习。 　　③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1月16日。 　　④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28日。 　　⑤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28日。 　　⑥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28日。 　　⑦ 1929年6月5日《陕西中山日报》。 　　⑧ 《富平县志》第123页。 　　⑨ 《富平县志》第134页。 　　⑩ 《富平县志》第132页。 　　(11) 《富平县志》第138页。 　　(12) 《富平县志》第136页。 　　(13) 厝，指把尸体暂时停放，待以后再葬。关中一些地方的做法是在无法立即掩埋时，将尸体放于房内，用砖垒墙隔离，待葬。 　　(14) 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15) 《致中共三原县委的信》，1997年6月28日。 　　(16)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1月16日。 　　(17) 习冬英谈话记录，1996年11月。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