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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伤

《习仲勋传》编委会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连续作战取得的胜利，使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但也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四月下旬，陕西当局再次调集四个正规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以在杨虎城部任骑兵团团长的王泰吉为总指挥，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书记金理科和军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成员随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留在照金地区，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插入敌后，在外线相机歼敌。总的方针是：内外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同时要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应对更恶劣更残酷形势的到来。 　　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习仲勋与金理科等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及时下定决心，实施正确指挥，始终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军民同仇敌忾，利用有利地形突袭伏击，有效抗击了来犯之敌。但是在敌重兵压境之时，出没于根据地附近的几股土匪武装却与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作对，时常袭扰捣乱。这几股武装分别以其头领姓氏命名，称为钟队、罗队、郭队，其反动性尤以从陕甘游击队叛变出去的陈克敏民团为最。陈克敏股匪驻扎照金龙家寨内，仅隔一条绣房沟与薛家寨对峙，给游击队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五月底的一天，习仲勋与黄子文由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他们研究决定带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附近征收驮运粮草。次日清晨，习仲勋、黄子文带政治保卫队二十余人由党家山出发到了房村，刚吃早饭时，发现在房村以东陈家坡南边的高梁上有四五个人行迹可疑。 　　陈家坡是一面东南走向的陡坡，正东是深沟。两侧梢林密布，是通往北梁、金盆、胡家巷、高山槐等村庄的必经之地。习仲勋看到情况有异，即紧急集合队伍，作了简短动员。他特别讲道：大家要高度警惕，防中敌人埋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要加强尖兵，注意听从指挥。 　　队伍按战斗队形编成两路：习仲勋、黄子文带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到陈家坡北面进入村内，同时派出三名队员组成的尖兵组，指定了联络兵负责两队之间联系。 　　当队伍行至半坡时，埋伏在坡顶上的民团和匪徒突然开火。尖兵组面对居高临下之敌，未能还击便退了下来。指挥队伍前进的习仲勋见中敌埋伏，且情况不明，地形又对游击队极为不利，遂果断决定，黄子文带队伍迅速撤离现场。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道：一班随我留下将敌人压住，其余人跟黄子文行动。但这时一些游击队员要求习仲勋也一起撤离，以致行动迟缓。 　　习仲勋焦急地对黄子文说：“情况紧急，没有时间推让，你赶快带队伍走。” 　　黄子文刚刚离开，国民党地方民团已逼近到距离游击队七八米远的土崖上，并再次开枪射击。 　　突然，习仲勋觉得头上“嗡”的一响，像被闷棍打了似的，倒了下去。习仲勋腰部被敌子弹击伤，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这时，担任尖兵的游击队员黄金荣看见习仲勋负伤，疾步跑了过来，要搀扶他撤退。习仲勋厉声回绝：“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① 　　习仲勋感到一阵眩晕，四肢无力。但他仍清醒地意识到处境危险，必须迅速指挥游击队员冲出包围，脱离险境。国民党地方民团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叫喊着：“交枪!交枪!”习仲勋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发现四五位队员多数也已负伤。他着急地用眼色暗示大家赶快冲到坡旁边的梢林中去，谁知这些队员未能领会他的真实意图，一时显得束手无策，结果被俘。五十多年以后，习仲勋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农村的放牛娃才来到游击队，既没有经过训练，又没有参加过战斗，况且是筹粮开会去的，又带有驮骡牲口，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民团伏击的。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却抓住这件事不放，硬说游击队是交枪投降。为此，我给不少人写过证明材料，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② 　　习仲勋还回忆说：“我负伤后，血流不止，周身酸困无力，当时被民团一位叫周致祥的小头目押着走。他好奇地问我，我看你是个大官。我说，我是一个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又说，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我说，我姓焦，富平人。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给他。他又退给我三块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又出来了几十个人，连珠炮似地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跑到前面是一条大沟坡，我就顺着坡势滚了下去，结果被一棵树挡住了，这阵儿我才觉得伤口疼痛，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后，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③在习仲勋的记忆中，这位曾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周致祥给他留下了不坏的印象。他在后来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出了个中原因。他说：周致祥当时虽然是国民党民团的人，但他给我们写信要投靠共产党。我们因为没有把他的来信核实清楚，所以没有给他答复。这样他仍留在民团，但对红军有同情心，向往革命。④ 　　习仲勋负伤后因流血过多难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到了下午，西斜的太阳把山沟照射得异常燥热。他感到饥渴难忍，嗓子眼像火烧一样焦灼，这是受伤流血过多出现的生理反应。他爬到一条小河边，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河水，洗净了手上的血迹，勉强站了起来，趔趄着身子慢慢顺着河道向前走去。 　　在河道沟口有一个名为柳林的小山庄，庄子西边住着一户贫苦农民叫郑老四。游击队的不少人对他都非常熟悉，亲切地称他郑四哥。习仲勋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郑老四家，受到了这位农民和他妻子的细心照管。他们用土方为他消疼止血，又擀面条、做菜汤调理饭食。但是，伤口仍血流不止，并开始溃烂引起发烧，症状明显加重。习仲勋回忆说：“这天晚上，他(郑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由于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⑤ 　　习仲勋被送到的地方叫庵子村。这时，黄子文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兼乡长王满堂及被敌民团冲散的游击队员已经在庵子村会合，五六名伤员已经得到安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常生春许多年后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政治保卫队遭匪徒伏击，被掠走了六七支枪和一头骡子，但大家还是心向革命队伍。我受伤后与几名游击队员钻在梢林里，藏到天黑时听到班长金启明喊，敌人走了，保卫队的人在庵子村集合。结果保卫队除一名叫李文治的队员逃跑以外，其余人都回到了革命队伍。”⑥ 　　重伤中的习仲勋望着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战友，听到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已经归队的消息，心中感到欣慰。 　　几天以后，习仲勋由黄子文、周冬至组织群众用担架送回薛家寨营地，在第二道寨子一孔石窑住下，开始医治枪伤。 　　习仲勋的伤情牵动着边区领导和不少群众的心。特委指定红军医院一位叫陈守印的医生专门为他疗伤。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勋，并关切地叮嘱他，先不要多想事，好好养伤。许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也热心地为他寻医问药。习仲勋总是鼓励看望他的人：“打仗负伤是常有的事，只要大伙在，我们还可以再干嘛!” 　　一天，被裹胁在陈克敏民团当兵的习仲勋的表弟柴国栋趁机逃出了龙家寨，特地赶来看望表哥。他详细叙述了此次土匪伏击游击队的经过。原来陈克敏和罗、郭几股土匪武装，是在头一天晚上驻扎到庵子、金盆、北梁、卧牛槽一带的。政治保卫队进房儿村吃饭时被土匪哨兵发现，陈克敏得到报告后立即布置埋伏，分工陈克敏队在坡顶正面堵截，罗、郭两股匪徒分别埋伏于陈家坡两侧高崖和密林之中，以数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发起突袭，使游击队完全陷入被动境地。在习仲勋的病榻前，兄弟俩还有一段颇有趣味的对话。 　　习仲勋问柴：“那天打仗时，我听出你喊‘打呀!打呀!’你是要打我们呀!” 　　柴愧疚地说：“陈克敏跟在后面，用枪逼着叫我喊，不喊不行呀!”⑦ 　　① 黄金荣谈话记录，1969年11月4日。 　　②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③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④ 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⑤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⑥ 常生春谈话记录，1996年11月3日。 　　⑦ 常生春谈话记录，1996年11月3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