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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三三年，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份。 　　据《耀县县志》记载：“开春群狼伤人，时有所闻。三月十三日起，狂风怒号，冷似严冬。十五六日既降黑霜，又遭大雾。二十五日降雹如卵，禾苗毁损严重。二十八日，漆沮二河暴涨，西岸滩地大部被淹。五月，狂风频作，麦豆多枯。七八月间，‘虎烈拉’(霍乱)流行，全县染病七千六百余人，死亡三千一百人。”①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内有“左”的路线干扰，外遭重兵“围剿”的根据地军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恶劣的自然灾害相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陕西省委内部出现的突然变故，使根据地面临的政治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仲勋在薛家寨养伤的日子里。 　　六月中旬，红二十六军在旬邑、宁县、长武、淳化等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连续出击，结束了外线作战的任务之后返回照金。 　　六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上以杜衡与刘志丹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见展开激烈争论。杜衡是在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时由西安返回部队的。他在困难形势面前完全丧失了信心。他认为，这里群众基础薄弱，敌人力量大，部队天天忙于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因而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南、华县一带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可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会议在距离薛家寨十里以外的北梁村举行，正在养伤的习仲勋起身行走困难，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负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重责，仍旗帜鲜明地向特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他曾回忆说：“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②习仲勋负伤后，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后来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③ 　　遗憾的是，多数人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左”倾机会主义者执行的武断专行。杜衡凭借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在会上粗暴地打断了刘志丹的讲话，并无理地给刘志丹等人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硬性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病榻上的习仲勋听到了北梁会议刘志丹等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气愤和茫然。他反复在想，红军主力南下事关红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草率从事，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大错。当然，他还不能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预料到南下的最后失败。当时只是担心红军主动离开陕甘边区，会直接危害到这块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当会议已作出决定，习仲勋尽管心中焦急不安，疑虑重重，也不好再说出来。 　　此次联席会后不久，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 　　六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挥师南下，当日到达陕西淳化县桃曲塬，歼灭偷袭的国民党淳化县保安队八十余人。翌日，又行军一百余里抵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力劝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以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用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辞藻掩盖其隐晦自私的心理和诡谲行为，是机会主义者品格低下的一个共同特征。实际上，杜衡对部队南下的艰苦性心里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还眉飞色舞地侈谈南下的如何正确，如何有利，次日却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笔现款，以向省委汇报为名脱离了部队，绕道去了三原。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洛南一带后，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一百余名红军官兵血洒疆场，饮恨南山。待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者历尽艰险返回照金时，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红二团兵败南山的消息传到照金苏区，酷热季节的深山犹如突然降了一场暴风雪，在人们的心头蒙上了阴冷的雾团。 　　伤病中的习仲勋更是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好像未愈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似的，备受煎熬。他为一百余名红军兄弟殒命终南山扼腕长叹，痛惜不已。他更担忧刘志丹等战友们的行踪和安危，万分焦虑地思考着日后根据地的巩固和斗争。 　　与此同时，又从省城西安传来更为危急的信息，一个大的政治阴云瞬息间又笼罩在根据地军民的心头。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侦探探知。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当晚，袁岳栋叛变，带国民党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产党人。不久前还喊着动听口号的杜衡先是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公开信，供认他在“庙湾芋园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继而又带领国民党军警到三原城内外和渭北各地捕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彻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质。在此之前，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也被捕叛变，省委交通处和妇委机关遭到破坏。这些叛徒组织起所谓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遣肃反专员，致使党、团省委遭到完全破坏，西安和关中、陕南地区的中共组织破坏殆尽，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惨遭杀害。 　　陕西地区的革命又一次转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遇到了空前危机。 　　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之时，陕西省委为了保留这支红军队伍建制，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委，并以红四团为主力，坚持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八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为了保存实力，红四团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习仲勋和特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了独立领导陕甘边苏区斗争的重任。习仲勋在回忆当时的困难情况时曾写道：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地方游击队的几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三十支，子弹也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发动进攻，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④ 　　王世泰也曾撰文回忆说： 　　一九三三年夏，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受挫，王泰吉起义失利，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渭北根据地陷入敌手，陕甘边根据地上空笼罩着阴霾，经受了种种磨难。习仲勋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给我说过，两个多月里，不但听不到我们的消息，反而传来了不少谣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们能安全回来。在革命趋于低潮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边区人民几经曲折，付出巨大损失之后，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排除艰难险阻，以无比的献身精神从挫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⑤ 　　① 《耀县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6页。 　　②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③ 张秀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忆述》，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88页。 　　④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⑤ 王世泰：《习仲勋坚持陕甘边根据地斗争片断》(油印稿)，1997年4月22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