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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发展统一战线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时令已进入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此时，在古都西安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犹如一声春雷响彻天际，强烈震撼着神州大地。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以“兵谏”形式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关中特区离陕西省城西安并不遥远，但由于交通不便，习仲勋当时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时他正深入乡村农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扩大关中苏区。然而周围出现的一些特别现象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地一些国民党驻军不声不响地撤走了，时而也听到从西安方向传来的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他意识到形势在发生变化，但得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实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事变政策的传达，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地区。 　　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处于艰难环境中的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们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他们认为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期到了，应当加紧向国民党统治区拓展工作，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支，抓捕豪绅恶霸，瓦解国民党政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他们对于友区、友军①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一天，习仲勋接到从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彭德怀要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并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张策曾撰文回忆这一情节说：“我和习仲勋同志去安吴堡②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我们接受了彭总的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观念。然后习仲勋同志回特委，决定我留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待命。”③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政策的转变，为地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中特委也同样面临新的斗争和任务，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不正确，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④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应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⑤习仲勋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赞同。关中特委即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心，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当时在关中苏区以东为梢山，以西及西南均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小块的统一战线区。所辖四县：新宁县苏区占全县五分之四，新正苏区占五分之三，淳耀占淳化县五分之三和耀县的一角，赤水县包括旬邑、淳化各一部分和彬县一小块地方。人口约五万多，完全是农村。而这些地方主要市镇则在友区，关中苏区绝大多数县是西安事变后恢复的地区。友军虽然撤退，各县行政机关⑥仍然存在，为了使苏区与友军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至避免发生纷争，因而及时划定苏区和友区行政区域就显得较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陕甘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的根据。决定指出，除关中各县由关中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特委迅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划界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为了保证新正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根据“当时关中四个县，赤水、新宁、淳耀三县划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⑦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指示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廷藩为首席谈判代表，关中特委秘书长杨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省正宁县县长朱门在该县城山河镇谈判。驻防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邓华作为评判代表参加了谈判。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划定了苏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 　　区域划界解决了特区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到友区筹捐筹款、把游击队拉到友区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纠正，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还在友区的淳化、旬邑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 　　二、争取民团。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大多数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结怨较深。但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其他同志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一些过去有统战关系的民团进一步与特区政权靠近。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大多数民团团丁发生动摇，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枪不干。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团丁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了苏区。为了做好民团工作，关中特委采取的对策是：(一)停止让民团哗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于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采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的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其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关中各县根据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纲领，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多数只是徒有空名。城镇工人附属于商人的抗日救国会，乡村中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兼救国会主任，而真正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并没有建立起来。据此，中共关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这些空头组织名义，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淳化县首先采取了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其次，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众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增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再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赞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第五，改善群众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的毛病，既要发动群众，又要顾及上层统一战线。第六，加强党组织工作，发挥党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习仲勋还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地区。习仲勋主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的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〇年三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胡家湾成立，习仲勋到会并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做的贡献，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仲勋还特意让关中剧团为救国会演出，以表示祝贺。 　　后来，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缔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历史时，曾这样阐述关中特委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⑧ 　　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磨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⑨ 　　① 友区，指国民党统治地区。友军，指国民党军队。 　　② 安吴堡，是指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以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庄。 　　③ 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74页。 　　④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⑤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⑥ 行政机关，指国民党县行政机关。 　　⑦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⑧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⑨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