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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迈的到来

《习仲勋传》编委会

在恢复关中苏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习仲勋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给他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长女在党中央驻地的保安县马锡五①家中的一孔窑洞内出生。一个多月后，这个婴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背篓中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父亲身边。初为人父的习仲勋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儿，目光中饱含着深情和慈爱。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置身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的习仲勋，寓意深远地给女儿取名“和平”，把人间一个美好的希冀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习仲勋在关中特委驻地的淳耀县桃渠河，迎来了一位堪称“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②，大家亲切地称他“罗迈同志”。 　　罗迈，即李维汉，湖南省长沙人。五四运动前即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六月与周恩来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城工部部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此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月在北京逝世。 　　李维汉赴关中特区，是他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之后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托而来的。此间，习仲勋得知陕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请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对关中特委实施直接领导。据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甫致周恩来、博古电称：“关中特委习仲勋要求指示，望省委即速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最近他们派了交通员来中央。在陕西省委未接收前，他们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指挥。”③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中共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推进。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海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④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西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⑤ 　　李维汉在关中特委工作了近两个月时间，直至三月中央决定陕甘省委结束才离开。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每当面对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时，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维汉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多次主持特委开会汇报、交流、讨论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李维汉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委开会讨论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和平的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一)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二)把刚从游击战争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且在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⑥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很不稳定。为了防止突发事件，习仲勋积极协助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多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反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李维汉针对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为了民族大计，放蒋也还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共同抗战，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使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正在吃奶的习仲勋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小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也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作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勋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在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勋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将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托付关中特委秘书长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李维汉住关中特委近两个月时间，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顺利开展新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关中特区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月十五日，习仲勋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模范区域。”⑦习仲勋深感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做好特区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会选举了由执委十七人、候补执委六人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执委。这是一次民主团结的大会。在大会上，习仲勋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们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 　　习仲勋与李维汉在关中特委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数十年中，这种革命情谊更是历久弥深。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印象颇佳。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等。”“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了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是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年逾八旬、体弱力衰的李维汉在病中写的回忆录中，还以生动朴实的笔调记述了此次关中之行及与习仲勋的交谈。他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那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互相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耀县桃曲河，见到特委书记习仲勋。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 　　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不很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就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仍向省委驻地店头镇前进。⑧ 　　习仲勋对李维汉十分敬仰和关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勋好几次去医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又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深情地写道： 　　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维汉生前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出版，习仲勋又欣然为之作序。《序》中说：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为党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大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联系在一起。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活动，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确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这个回忆录里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回忆录的鲜明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讳，并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我深为敬佩。⑨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陕甘省委结束。四月，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特委新设立常委会。以强自修、张策、霍维德、张仲良为常委，习仲勋仍为书记，并以习仲勋、强自修、张策等十一人组成执委会。特委各工作部门也逐步健全。同时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救国政府。原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调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兼党团书记，封正宝任副主席。关中特区司令部武装力量扩大，所辖淳耀第六、第八、第九、第十支队和赤水第十二、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及新宁第二十支队等游击队。张仲良、金道松分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① 马锡五(1889—1962)，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人，时任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 　　② 习仲勋：《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1984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③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05页。 　　④ 洛夫(甫)、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李富春、萧劲光等电，1937年1月3日。 　　⑤ 洛夫(甫)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3日。 　　⑥ 罗迈：《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载《党的工作》第30期，1937年4月4日。 　　⑦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225页。 　　⑧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83页。 　　⑨ 习仲勋：《回忆与研究·序》，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