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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策略的启迪

《习仲勋传》编委会

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勋及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对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作用，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必须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讲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从而赢得反磨擦斗争的不断胜利。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回函习仲勋，讨论当时斗争的策略问题。信虽不长，但可以看出他们对反磨擦斗争策略的准确理解和工作布置的细致入微。信中说：“关于磨擦事件，时紧时松，成了一个规律，有时闹得满城风雨，有时又平风息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随时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同时在任何紧张情况下，要把握大局。因为不把握大局，便会以为磨擦凶了，就是统一战线全部破裂，以致上了反共分子的当。而要在紧张情况下，坚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的来势汹汹，我即有备无患。在政治上先用劝告，礼节对付。一次劝告不听，则再次劝告。正面劝告不听，侧面再劝告。如果一再劝告还不听，则选择对方最弱的一点，予以有力的还击。但任何时候都不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① 　　习仲勋及其关中分委正是这一系列策略方针的实践者。他们对边区周围有进步倾向或持中间立场的地方武装头目、士绅，尽量争取和团结他们，对如张中堂、郭相堂、李养之等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直至全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的井村、底庙、马栏、柳林等数十次反磨擦战斗，就是在劝说、警告无效，无法忍让的情况下采取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行动。 　　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也要注意维护团结和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一九四〇年八月十日，驻小邱国民党军六名士兵哗变，携枪投归分区淳耀县三区自卫军。习仲勋得知情况后，即让该县劝说哗变士兵将枪送回原部。事后他即向林伯渠、高自立写信报告了此事处理经过。信中说： 　　查小邱驻军平素与我方关系尚好，而此事又不能秘密住下，为顾全统一战线，以便团结起见，职已饬令该县，叫把枪仍送还该军，对来归之士兵已晓以团结大义，着回原部或他往，实则留下分配工作或着住受训，因为若送回去，恐被杀害，影响不好。至于那活动哗变的自卫军连长，不懂目前党的政策，着予纠正与教育，并借以教育其他同志。 　　必须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并重。“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习仲勋深知，关中分区几乎四面处于国民党军包围之中，我们军事力量与顽固派相比处于劣势。要掌握反磨擦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宣传感化、孤立瓦解顽固势力。一九四〇年习仲勋在写给陕甘边区的二十多份报告中，大都提到了与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对于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削弱其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关中分区在驻地马家堡举行有分区部队和中学生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会上习仲勋同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说理斗争。习仲勋首先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后说：在全民抗战接连取得胜利之时，却有人挂羊头卖狗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手提文明棍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站了起来，阴阳怪气地向坐在会场前面的部队战士发问：“你们是拥护南京政府(汪伪政权)，还是拥护重庆政府?”战士们不解其意，即随口回答说：南京政府。该县长即抓住这句话不放，高声说道：“究竟谁在挂羊头卖狗肉，你们现在还拥护汪精卫政府。共产党嘴上喊全面抗战，这岂不是在片面抗战!”习仲勋愤怒驳斥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国民党当局惯用的一套。刚才我们的战士只是脱口而出罢了，竟被你抓住不放，真不可思议!”如此你来我往，气氛十分紧张。习仲勋接着列举事例讲道：“当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但我们派到旬邑县城的抗敌后援会被捣乱得不能活动。我独立一营也遭友军武装进攻而撤出县城。而国民党县政府却分成两个，驻扎在边区做点线工作②，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今后，我们对这些搞磨擦、做点线的人也要礼送出境。” 　　习仲勋讲话以事论理，掷地有声，博得全场赞同。 　　国民党县长虽不服气，但还是软了下来，最后无可奈何地说道：“今天我不走了，就住在马家堡，看看谁是真抗日。”当时目睹了斗争场景的张西民回忆说：“习仲勋口才流利，讲话逻辑性强，好像国民党县长也不松火③。”④ 　　习仲勋善于演讲，讲话富有激情和号召力。其时年仅二十多岁，英姿勃发，潇洒利落，讲话时常引起轰动效应。一次陕北公学和当地学校几千名学生在看花宫听习仲勋作报告。陕北公学许多外地籍的女学生争着以报告台为背景照相，引得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风趣地插话：请同学们好好听演讲，习书记已经结婚。全场立即响起一阵掌声和笑声。⑤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习仲勋特地给新正县三科科长杨辛程写了一封要求揭露顽固派罪恶的信，其对政治斗争之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信中说：“辛程同志，当你走时，忘了一件事，就是对方侵占崔家河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兵力夺回，又不能以谈判交我，剩下的一步路，只有抓紧将顽固派的罪恶公诸国人。请你就便写一通讯，送新中华报披露至要。” 　　习仲勋意识到这场特殊斗争必须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讲求灵活性，注意斗争艺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磨擦与反磨擦斗争，是当时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曲折复杂，此起彼伏。因而同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在不损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情况下，仍然要具体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既要坚持有理，还要考虑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当顽固派残杀八路军伤残员、强占旬邑县城之时，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们适时地向分区军民陈明利害，从抗日大局出发，不意气用事，必要时请求上级出面进行政治交涉，使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避免了盲目进兵动武，引发更大冲突，损害统一战线大局的事情发生。当顽固派武装侵占关中分区地域，组织保甲，与分区政权相对峙时，习仲勋明确提出对顽固派保甲组织的策略是：在其有武装驻守之区，暗中发动人民，保证将好的群众选入保甲中，保障人民已得利益，维护干部和抗工属⑥利益与财产无损，并暗中为我工作。在无武装驻守区，则严格不让其保甲成立。即其每成立后，我即派武装或以别种形式将保甲赶跑，使其无巩固之法。这些灵活多变的策略和诸多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措施，应对了当时许多突发和复杂事件，为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在一九四〇年夏稍平息了一段时间，然而暂时的平静掩藏着更大的风暴。当年冬，抗日阵营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危机，国民党又加紧推行其反共政策。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发动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反共高潮。此次反共高潮重心虽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相呼应，以四十万之众的兵力加紧了军事包围，又将关中这个“宝葫芦”作为第一步夺取的目标。为了应对胡宗南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令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后警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警一旅兼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警一旅下关中后即同关中分区部队首先在分区边境的凤凰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和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凤凰山以南；接着又攻打收复柳林、土桥镇和新正县部分地区，至此南线的磨擦反磨擦斗争才基本平息了下来。 　　在严酷而复杂的反磨擦斗争岁月里，习仲勋的二女儿乾平和长子富平相隔三年先后降生。这对于正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紧张工作的习仲勋夫妇来说，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战时的特殊环境，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儿女情长，只好将一双儿女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儿子富平因为奶妈乳汁不够吃，身体瘦弱，又从群众家抱了回来。但二女儿乾平则因为关中分区首府马家堡被国民党军占据失去了联系，而这一分别，就是九年。待她再回到父母身边时，陕西省全境即将解放，西安已经回到了人民手中。 　　①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15页。 　　② 点线工作，指1939年后，国民党派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发展秘密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动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 　　③ 不松火，关中方言，意为不相上下，不逊色，或较之更强更甚的意思。 　　④ 张西民谈话记录，1998年5月31日。 　　⑤ 张西民谈话记录，1998年5月31日。 　　⑥ 抗工属，指抗日军人家属和脱离农业生产的抗日工作人员家属。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