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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以统战法宝机智解开民族问题的难题

何载

1952年5月，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为了争取团结众多的民族宗教人士，为民族宗教地区的土地改革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著名观点。即先做好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改革，即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 　　这是习仲勋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运用，也是他对民族政策的丰富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是全民信教，而且实行政教合一。其头人既是宗教首领，又是行政长官，还是军队的指挥官，一身任三职，机构设置也是三者合一。 　　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曾有过程度不同的冲突、断交和兵刃相加，因而存在着隔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又乘机挑拨离间，少数民族对共产党有很多疑虑和怀疑。 　　在这些地区如何立脚，怎样开始工作，怎样取得群众信任、支持和理解，是当时紧迫的课题。习仲勋和西北局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必须首先争取他们中的开明人士，使他们赞成我们或不反对我们，至少先持中立态度。为达此目的，需要对这些人实行必要的让步政策，采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和平”，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用“和平形式”进行改革。这就是习仲勋“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的内涵。 　　这个有创造性的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 　　习仲勋这个政策的贯彻，有三件事最为成功。 　　起用黄正清，顺利解决甘南叛乱 　　黄正清，1903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自幼学习和传播藏学佛经，为甘肃、青海的藏族领袖。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国民大会代表。在解放战争的前夕起义，投向革命。 　　招降纳叛，封官许愿，是蒋介石的一贯伎俩。就在黄正清起义之后，蒋介石以蒋中正的名义派人送给黄正清一枚关防卡，委任黄正清为甘南“守备司令”。习仲勋为了做好民族工作，主动和黄正清交上了朋友。新中国成立之初，习仲勋、西北局对黄正清就委以重任，让他担任甘肃省农业厅副厅长、西北民委副主任等要职，充分发挥他在西北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在藏族群众中的影响。黄正清也经常深入民族地区视察、调查，了解社情民意，在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2年夏天，甘南军区部队在阿木去乎和甲尕滩开荒种地，引起寺院和当地部落的反对。他们纠集了藏族武装，愤怒地与我军对峙。省政府决定修建阿木去乎到朗木寺的公路，又遭到当地居民反对，也与解放军处于对峙状态。在这危急的时刻，习仲勋委任黄正清为甘肃藏区访问团的总团长。 　　黄正清率访问团到夏河后，先把各部落头人、寺院代表请来，对他们说： 　　“如今人民政府和解放军讲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解决，搞武装对峙是错误的，要动武那就更不允许了。” 　　后来，阿木去乎的头人派代表来，黄正清又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 　　“现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我来和你们讲政策，和谈解决。第一，解散集结的藏兵，统统回家放牧耕田；第二，修阿朗公路是为改善藏区交通，为我们办好事的，一定要修筑，不准阻挡；第三，跑到马匪那边去的人，统统叫回来，一律不追究，宽大处理。三件事，你们听我的话就照办，不听者，后果自负。”① 　　接着，黄正清又把西仓、双岔两部落的头人和代表请来，也郑重地向他们重申了三个条件： 　　(一)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听人民政府的话； 　　(二)集结的藏兵解散归农，支持阿朗公路修筑； 　　(三)与马良股匪划清界限。 　　正是由于黄正清的工作，不久，阿朗公路顺利开工了，甘南70多家藏族群众跟马良股匪跑的人，听说“阿巴阿洛(黄正清)来谈判和解”，都纷纷携带枪支弹药和马匹跑回来投诚。政府即按先定的协议发给他们投诚证书，枪支也不收缴，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头人赛拉次成姆也跑回来了，让他当了阿木去乎的乡长。② 　　经过黄正清等人半年多的细致工作，从头人到僧俗，全部接受了“协议”，甘南人心安定了，广大群众与马匪划清了界限。 　　瓦解马良股匪 　　1952年春，临夏股匪马良聚众作乱，危害人民。解放前马良是临夏县参议长，解放后他纠集国民党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川、青藏族地带继续与人民为敌，台湾方面也用飞机给他空投物资，他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习仲勋知人善用，请黄正清参加剿匪工作，任黄正清为副司令员，随军进剿，还送给他一支勃克小手枪，说：“带上它，好护身。”并勉励他说：“你上次去甘南工作很成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次去要大胆工作，发挥你的作用。”“我们共事几年了，十分了解你，相信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黄正清十分感动，觉得习仲勋很信任他，认为习仲勋给他赠送手枪是最高礼遇，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便兴高采烈地奔赴剿围前线。黄正清到甘南后，征得总指挥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边界藏区的宗教影响，把四川的若尔盖、阿坝地区，甘南地区，海南一带(青海部分地区)的部落头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请到夏河拉卜楞寺来。先把西北军政委员会送来的礼品和毛主席像送给大家，然后对他们讲明这次进剿的方针和政策。 　　黄正清指出：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但是，马良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接受马良钱物和枪支弹药的当然不对，勾结入伙的更是错上加错。我们请大家来，就是要讲清楚现在要与马匪脱离关系，寺院和部落帐房不准马匪的人进入，彻底划清界限，回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边，不管是寺院、部落头人或群众，我们都不予追究。”③ 　　黄正清讲完后，大家一致拥护党的政策。 　　当时，马良股匪虽有1000多人，但经不起我们的政治攻势和解放军的英勇打击，大部分当了俘虏，马良父子和副官当场跑了，后来从距离100公里的大山洞里找到。到此，这次剿匪获得了胜利，先后在朗木寺和夏河召开两次庆祝大会，安定了民心，巩固了政权。 　　习仲勋放手起用黄正清，黄正清起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后来他担任了甘肃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七擒”项谦 　　启用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协助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在西北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又一典型。 　　在青海大草原上，黄河上游西岸，有一处山高林深的险要之处，名曰“尖扎堆”，这里居住着遥远的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昂拉部落。 　　公元1657年，大清王朝顺治皇帝册封其后代为“昂拉千户”。这个世袭相传的千户，传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被称为“十二代千户——项谦”。 　　解放前，这个世袭部落实行着“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辖8个庄子，7座喇嘛寺院，每个庄子七八个“百户”，约8000人。项谦把自己的亲属“分封”为各个庄子的喇嘛教的活佛、管家，本人掌握神权、族权、政权，在部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青海省军阀马步芳，曾多次派兵侵扰昂拉部落，但项谦及其部落继承了吐蕃王族勇敢善战的血统，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强悍的武力反抗，使马步芳派来的精兵强将多次碰上硬钉子，铩羽而归，不敢再犯秋毫。从此，他以“名门之后”盘踞昂拉为王。 　　1949年底，青海的昂拉部落还处于封闭状态，十二代千户项谦不明世情，纠集马步芳步兵第100师和骑兵第14旅的残余势力，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践踏人民，牧民群众一直要求进剿。 　　习仲勋认为这场斗争很重要，他从战略的角度明确提出： 　　正确解决这次叛乱，解决好昂拉问题，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共产党在青海及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顺利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会产生大的影响。 　　同时，他要省委启用佛教大师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的藏族著名人士去做工作。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奉命和喜饶嘉措等50多人深入虎穴(仅喜饶嘉措就去了3次)，先后与项谦代表谈判17次，历经两年七个月，但成效不大。有些同志产生了急于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立即电告：“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来西宁投诚，向人民政府表示了“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又背信食言，干部十分厌恶。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 　　习仲勋当即复电：应当再仔细征求喜饶嘉措和班禅行辕等人的意见，“我们的争取工作还有哪些不够?所做的事是否适当?如果我们的功夫不到，先不说军事上打不好，就是让他流窜到别处，那会给国家增加更多的困难。” 　　1952年5月3日，全省的平叛战斗结束，项谦出逃隐藏在南乎加森林里，有些同志再次提出争取项谦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立即电告省委书记张仲良： 　　“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仍是很大的。请尽快派出项谦信任的人员向他表示：只要他向政府投诚，我们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派人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1952年7月项谦终于从森林走出投诚，8月11日到兰州负荆请罪，向习仲勋献上哈达，并说：“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将要多少人头落地。”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①《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6页。 　　②《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7页。 　　③《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8—309页。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