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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善处逆境 宽容厚德

何载

革命是伟大的光荣的，但同时又是艰巨而复杂的，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复杂的，像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时而流经平川，风平浪静，时而穿越峡谷悬崖，声若雷吼，特别是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光荣的一生，对革命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但也遭受了不同寻常的坎坷和挫折。 　　我认识仲勋同志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先是从曾在陕甘边红26军经济处长(即后勤部长)刘约三口中知道他和刘志丹蒙冤入狱的情景。刘约三和我在党校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仲勋同志。此后，我一直直接或间接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学习了他善处逆境、宽容厚德的品质。 　　胸怀宽广，不计前嫌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出席会议的边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中央机关各部门领导、中央高级学习组的成员共300多人，中央党校一、二部学员列席。 　　会议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他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贺龙、林伯渠、陈正人、谭政等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分别讲了话，高岗作了总结发言。为了加强领导，任弼时驻会指导。 　　会议最初准备解决边区的财政问题，由于接受边区干部的要求，用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因此，会议的主要成就是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批判了过去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 　　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1935年在陕北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200多人曾遭错杀，陕甘边的红军和苏维埃主要领导，被肆意扣上“右派反革命”、“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逮捕关押，准备处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多亏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到达，挽救了严重危机。因此，大会上不仅受害的同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参加会的其他同志都愤怒不平，慷慨激昂。一次，在群情激奋时，人们纷纷起立，都站在凳子上，有人高呼口号，要求惩办凶手，偿还人命。我作记录，也激动得手抖个不停。最后，毛泽东说了话，大家才平静下来。 　　但习仲勋的表现却与众不同，他沉着冷静，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摆事实、讲道理，时不时说一句幽默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习仲勋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发言道： 　　“阎家洼子会议大概是阳历7月前后召开的，我也是参加那个会议的一个，许多情形都了解。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当时我确实也是马马虎虎，不知他是中央的代表，还是北方局的代表，介绍信我也没有看。在那个会上我很拘束，过去我不爱说话，一说话面孔就红。我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少，当时我还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也不知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只就照金苏区、武子苏区讲子一些意见，讲的不很多。在会议后，洪涛同志便根据这个东西，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文。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众笑) 　　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开了88天，历时将近3个月。陕甘宁代表有46人发言，其他代表有24人讲话。与会同志通过会议，提高了对马列主义党内路线斗争的认识，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党性。通过聆听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提高了革命自觉性，调动了积极性。会后在全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文教事业蓬勃发展，建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为后来的自卫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高干会议召开期间，中央通过的《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这对一些人又是一种考验。有的人从此背上包袱，骄傲了。但习仲勋却不同，他更加谦虚、谨慎了。在后来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把成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坚持说：自己只走了井冈山道路，尊重实际，践行了实际。 　　他在《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写道：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 　　团结为重，不理流言 　　1951年到1952年，西北地区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也稳妥地进行了土改，使国民经济明显上升，这是难能可贵的成绩。但是，到了1962年，习仲勋被打成“反党分子”、“彭高习反党集团”时，有人借机提出“西北的土地改革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陕西关中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民主革命补课”，竟然在新中国成立15年后，推行所谓的给“漏网地富”补划阶级成分，极其荒唐地把许多贫雇农当成“漏网地富”，而且把一些革命老干部和烈士因家中无劳力，请人代耕少量土地者，也划为“漏网地富”。据统计，仅关中20多个县就补划了5.8万多户地富，在农村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挫伤了基本群众的感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中地区的村、乡、县经过认真复查，发现“漏网地富”几乎全属错划，按照党在农村的政策，予以彻底平反，恢复他们原来的阶级成分。 　　1981年我参加了西北调查，回来汇报时，顺便也谈到此事，习仲勋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团结起来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向习仲勋调查60年代被整的事时，他一笑了之，说：“那是过去的事，与当时的客观形势有关，不必责怪他们。” 　　据秘书范民新说，整他的人遇到困难时，习仲勋还是热忱帮助解决，前来求见时，他仍然热情接待和交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冷静沉着，善于等待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创作了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作者经过长期调查研究，于1962年夏，写出了小说《刘志丹》的第5稿，工人出版社印出样书，送请有关领导和中宣部审查。同时，《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开始连载该书部分章节。当初，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认为：这部小说涉及西北历史问题，“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同意出版。他一方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同时写信报告了康生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康生得知这个情况后，一方面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得发表《刘志丹》，并要中央书记处以包庇的罪名，“进行批斗”。同时，在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肆意编造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的，是为高岗翻案，美化自己。习仲勋向中央写一封信，声明小说不是他主持的，康生恼羞成怒，又在会上诬陷习仲勋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习仲勋不服，据理力争，9月27日，中央成立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负责。这一审，就是16年。 　　事实是：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撰写《刘志丹》小说，开始，习仲勋并不知道。 　　1959年春，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第3稿后，送给习仲勋审阅(习当时分管文教工作)，习仲勋翻看了前面几页以后，当即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扯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段回忆，岂不更好! 　　李建彤不同意习仲勋的意见，随后，习仲勋又对刘景范说：“你最好劝说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小说，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她是你的爱人……” 　　又说：“高岗反党，变坏了，写这样一部小说，不涉及他是很难的。我很犯愁，难道你就没有顾虑吗?”刘景范答应回去劝说李建彤，但李建彤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60年，习仲勋又接到李建彤来信要求支持她脱产修改小说，同时又听到中宣部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刘志丹的老战友马锡五也多次劝习仲勋支持写刘志丹小说，习仲勋觉得可以一起谈谈，于是这年春末，习仲勋两次约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座谈《刘志丹》小说。 　　在会上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习仲勋主要是强调写书“为了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 　　又说：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是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座谈会后，李建彤又回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深入生活，访问了很多当年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进一步查阅了史料，1961年春，李建彤又送来了第4稿。习仲勋因工作忙，顾不上看，就委托秘书看了一遍。到了1962年夏，李建彤写成《刘志丹》第5稿，同时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小说的部分章节，于是就发生了所谓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的冤案。 　　在那个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年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岁月，专案组在康生操纵下，给习仲勋的罪名为：先是推定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反党纲领”，习仲勋是“主谋”，是“第一作者”。再是硬说小说中塑造的罗炎和许钟两个人物，就是高岗和习仲勋，因而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后又任意胡说小说中把陕甘根据地说成“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贬低和否定了毛主席的地位。 　　习仲勋不承认这些捏造的罪名，就被定为“继续反党”。之后，刘景范、李建彤等一些人被打为“反党集团”。 　　蒙冤16年的习仲勋，一直采取沉默的态度，直到1979年1月8日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三周年，才在悼文中简单地讲了经过。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后来，我听到中央宣传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志丹同志的老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在作者多次催促之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① 　　红日终于照亮了西北高原。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呈报《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文件，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而蒙受的冤案彻底平反，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恢复名誉，一律平反。 　　①《习仲勋文选》，第315页。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