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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的谆谆教诲①

习正宁

我的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虽说“知父者莫如子”，但我对父亲的认识却有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亲子之情到革命理智的过程。尤其是经过数十年的风雨沧桑、风云变化，我对父亲的认识可以说是“火后见琮璜，霜余识松筠”，我对他的品德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但我不想去谈具有70余年党龄的父亲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政绩和业绩，我仅从他日常生活中如何教育我们子女，来谈一些亲身经历与体会，从而体现他为人处事的道德风范。 　　要勇敢对待艰难险阻 　　天虽长，地虽久，悠悠往事总回首。我从童年到现在，父亲虽然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但在我心中，父亲却像一座竖着的威严的丰碑。也许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同感，那就是父亲教育自己的子女极其严格，不允许子女有半点与众不同，他的教子严格是众有所闻的。但话又说回来，他严格中不乏慈爱、不乏以理服人和循循善诱。 　　我童年中的一些往事如今仍历历在目。40年代，延安的一天。父亲在窑洞内伏案办公，我在窑洞外院内玩耍。本来好端端的天空，不知何时布满了乌云，忽然狂风大作，同时天上撒下铜钱大的雨点，其中夹着什么硬东西砸了下来。我赶紧奔跑着钻进窑洞，直往父亲身边躲。父亲抬起头看见我惊慌失色的样子，又往窑洞外边望了一眼，只见枣儿大小的冰雹夹在阵雨之中，噼啪地往地上砸，把树叶都砸得掉落满地。这时父亲笑着离开办公桌，拉着我的手走到窑洞门口，命令我出去给他捡冰雹。我当时年幼，感到莫明其妙，眨巴着眼睛，仰着脸对他说：“雹子打人痛呢!”但见父亲满脸认真严肃的表情，非叫我出去捡不可。无可奈何，我只好抱着头又迈出了窑洞大门。可是，当我刚一露头门外，几个冰雹打在身上一阵生痛，我赶紧抱着头又缩回窑洞，再也不敢迈出门外一步。可是爸爸对我的这一表现很不满意，他—边把我往门口推，一边给我讲：“不要胆子这么小嘛，你不仅要锻炼勇敢，同时要动脑筋想办法，要把冰雹捡回来，又不让冰雹打着你才行啊!”我愣在原地进退维谷。这时只见父亲拿起一只洗脸盆扣在我头上，然后他自己也头顶一个洗脸盆，拉着我冲出了窑洞，钻进风雨交加的露天。只听见冰雹砸得我们头顶上的脸盆叮咚噼啪乱响，我们就像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一样，我也忘掉害怕。满院子跑着、喊着、叫着与父亲比赛地捡起了冰雹。我们父子的举动，逗得站在窑洞门口的警卫员俊成捧腹大笑，并高喊着我的小名叫道：“富平，加油呀，加油!”在俊成的鼓舞下，我更加来劲，把捡的冰雹装满衣服口袋，一边装一边化，直往下淌水，我也顾不了啦，满头大汗……顷刻雨停了，收场了，父亲笑着表扬了我后来的勇敢行为。 　　这一幕已过去40多年，但父亲用心良苦，利用自然环境的风云变化，来教育我从小就要不畏风暴和具有勇敢机智的品德，给我上了这么生动难忘的一课。彼情彼景永远印在我的脑海，激励着我勇于对待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团结为本 宽厚待人 　　待人要宽厚，要大度，这是父亲对我们教导的又一条处世道理。记得延安时代，有几天我闷在家里独自玩耍，不像往常一样与我的许多小朋友成群结队地嬉戏在延河畔上。日理万机的父亲却发现了我这一反常举动，很奇怪。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问：“这几天怎么不出去和小朋友玩了?”我嘟着嘴回答说：“他们和我打架了，我再也不想答理他们这些人了。”爸爸听后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去睡觉，我满以为爸爸赞成和同意我的看法。但是，第二天上午，爸爸让警卫员在他窑洞办公桌上摆了许多花生、瓜子、枣等吃的东西，然后又让警卫员一个一个把我的小朋友请进窑洞，顿时窑洞内充满了孩子们的叽喳声，爸爸也让我进来，叫我们一个个坐下，吃糖果，嗑瓜子，又说又笑。过了一会，他开口说话了，他说：“你们这才叫没有出息哩!怎么一打架就闹别扭，连话也不说了，也不互相来往，不在一起玩耍了呢?打架怕什么，不打不成交嘛。打架以后往往才能成为更好的朋友呢。我们大人要团结，你们小朋友也要团结嘛，咱们大家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垮蒋介石反动派呀。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我们异口同声说：“是!”然后我们互相道了对不起，表示今后再不闹意见了。我们把桌上吃的东西风卷残云，装进衣袋，一扫而光，手牵着手，欢天喜地地出去玩了。爸爸望着我们这群小家伙的背影，会心地笑出了声。 　　“不让今人，是谓无量。对人要宽宏大量”。这是爸爸一贯的作风，也是他教育子女的一条宗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也形成了我在人生道路上对待同志、朋友的人生观，我有时竟会是“宁肯人负我，而我不去负别人”，也许这是多少带点父亲的遗风。 　　为祖国学文化 　　我们这一代人是生在战争年月，整个童年伴随着炮火连天。我们童年玩的游戏也是模仿大人打仗作战。在我们小朋友中也分成司令、政委、营长、团长、士兵、警卫员……整天在延安的山坡上、河畔上冲呀杀呀，玩得不亦乐乎，根本不懂得念书学习。爸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发现了我这一倾向，把我叫到他面前询问我每天都干什么。我满得意地说：“我是我们小朋友的司令，我们天天演习打仗，将来我们也要去打仗，消灭蒋介石反动派!”爸爸听后哈哈大笑，并对我说：“有这个志气是好样的，可是等你们长大了，蒋介石早就完蛋啦，全中国都解放了，大家要过上和平日子，要建设新中国，你光练打仗成吗?”我想了想，摇头说：“不行。”他说：“是不行呀。建设新中国要靠文化知识，要读书学习才行呀。”他给我讲他小时候尽管家境很贫苦，但他父亲(我爷爷)都千方百计供他上学念书，所以他今天才能看书，看报，才能掌握和懂得天下大事，才能参加革命工作。没有文化，不识字，是不行的。 　　后来我又给他提出问题：“我将来去当兵，是不是就不要念书和学文化?”他说：“等你们走上工作岗位时，正是和平建设时期，国家将需要大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即使当兵，也得有文化才能操纵和掌握先进武器。没有文化就像一个睁眼瞎子，什么都看不清看不懂，怎么建设祖国呢?你们有学习条件，还是要努力念书学习。否则，你将来会是一个对国家无用的人，这样你愿意吗?” 　　我当然不愿意。爸爸这几次谈话对我的教育作用很大，从而我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改变了以往贪玩的习性，从小学起，书念得很认真，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政治表现也不错，并在高三就入了党。但当我1960年高中毕业时，我梦寐以求想当军人的念头又萌发了。我想报考军事学院。可是当爸爸知道，就对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很紧张，苏联在科技上卡我们，压我们。我们要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你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去报考科技和理工大学，国家需要自己的科技人才。”又是爸爸的话影响了我的志向，我放弃了报考军事学院的打算，而报考了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 　　家财不为子孙谋 　　父亲教导我“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的几件实例使我难以忘怀。自从父亲给我讲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以后，我就开始重视起念书学习了。小学三年级时，我考了第12名，可是由于我和老师拌了几句嘴，老师对我不满意，以蹲班留级来惩罚我。我当然不服气，我明明考了第12名，成绩合格，凭什么让我留级?我愤愤不平，就回家找爸爸，希望他到学校找老师讲理，给我讨回这个公道。但是事与愿违，爸爸不但不到学校去找老师，反而劝我说：“老师既然决定让你留级，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就不好去改变老师的决定了。我一去说，叫人家老师今后怎么管别人呢。再说，留一级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你还小，多学一年就多增加些知识，把基础打好，对你有好处。”父亲也不支持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留级，这就是父亲的作风，凡是先替别人着想，先考虑老师的处境和难处。他担心他这位西北局书记一去找老师，一怕老师下不了台阶，二怕老师今后失去威信，不好教书。他只有牺牲自己儿子的利益，让我在学习成绩合格情况下留级。 　　自从我听了父亲的话悟出学习的重要性后，我不但努力学习，政治表现也不错，当班干部，经常受到表扬。因此高中三年级，我们10l中学党支部把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并准备发展我入党。那时候入党是很严格的，对我的这些考验是背靠背，我本人并不知道。一次，父亲被邀请到学校作报告，校长给他透露了要发展我入党的这一消息。星期六我回家，父亲就询问我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及学习成绩以及学习的目的，对同学、对老师的关系及认识。我都一一给他谈了自己的观点。他才给我说；“学校准备发展你入党，但我担心这是学校看我的面子，而不是从你的实际表现出发。这么看来，你表现还可以。”他说他给校长也说：“发展入党要看他本人的条件。”他强调，尤其对干部子弟，更要严格要求。这就是父亲的作风，深怕一些好事会莫明其妙地落在他的子女的头上。 　　我上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北京。1965年大学毕业时，由于父亲问题的影响，我被分配到陕西省户县坐落在山沟沟的一个国防科研所工作，一干就是13年。1978年，全国进行拨乱反正，各行各业都在调整发展。北京总后勤学院也恢复起来，并从日本进口了一批计算机。但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就从陕西挑选了三个专业人员，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我是1965年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毕业生，是懂行的。由于专业需要，总后勤学院调动手续办得很快、并三番五次催我赴京上班。我也准备5月1日赴京上班，可是在这之前，马文瑞叔叔调来陕西省当省委书记，他向我转达了爸爸的意见，说，陕西也需要科技人才，不同意我调到北京工作。但我清楚地了解爸爸潜在的意思，他怕我调进北京总后勤学院工作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这会让人们误认为习仲勋刚一恢复工作，就立刻调他儿子回北京工作，让人们误认为他是以权谋私。后来，他没有与我商量，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总后勤学院领导做工作，让人家撤消了对我的调令。这一切，我都蒙在鼓里。我只见和我同时发调令的另外两位同志，很顺利，很快调进总后勤学院，走马上任。可我的调动却偃旗息鼓了。就这样我永远留在外地，一直没有进京工作。 　　(作者为习仲勋之子) 　　①这是习正宁生前写的回忆父亲习仲勋的文章。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