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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作风问题●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谢觉哉 　　应该说我们政权机关的作风是赛过任何时代的。 　　前清时衙门口树着一块牌，一边写：“清慎勤”，一边字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无论那一个同志都可对此无愧，而且还加上吃苦耐劳，群众观点，做人民勤务员等。我们得到人民拥护，成为民主政权的模范在此，这一点要足够估计到。但是我们还有坏的一面，没料到的一面，不要忽视这一面，说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改正，大则坏事，亦劳而无功。 　　是歪风就得整，就得快整。不怕难整，怕没有去着手整。整的过程中会碰到困难，就会发现很多问题。碰到困难，把它克服；发现问题，加以分析，那个要整，那个不要整，那些整清楚了，那些没有整清楚。先要从领导机关整起。去年参议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决议上说：“……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不仅下级干部中存在，而且领导机关也存在着的，所以特别需要警惕。”从领导机关着手，一是以身作则，二是取得经验。 　　下边提出几个问题。我个人想的，不是包括一切，仅供大家参考。 　　开窗子透空气 　　领导，比如边区政府各厅处院长间，厅处院长与科长科员间，这一个天天碰到的，应该是最亲密的团结。应做到互相了解，无所不谈。能互相了解，才能无所不谈。谈错了没有关系，争论也不会脸红，彼此间就会发生交情，有兴味，彼此间的帮助也会更多。有些问题本来见解不一致，因为无所不谈，一谈，忽然一下碰通了。专门谈，常说不通，偶在别的地方一转，大家都豁然贯通。所以无所不谈，能使不一致的归于一致。另方面谈的中间互有补充，有进步，今天修改一下，明天又修改一下，彼此之间都有进步，把缺点去掉，长处发挥。 　　毛主席提倡谈心，谈心者谈心里的话也。谈心一名扯谈，又叫拉话。从这扯到那，从无拉到有，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学习。一年三百六十天，三百天做工作，拿六十天的时间扯谈，总不算费时。 　　彼此接近态度要自然，不要感到形式，要谦虚，不要有痕迹。东扯西拉，有的话有意义，有的话无意义。有〔从〕流开空气上说，是清风徐来，不是狂风卷起。昨天报上艾思奇同志讲到鲁迅说豪猪的文章，说它们虽是一群，而因为身上有硬毛互相刺的痛，晚上睡觉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能亲密靠紧。鲁迅先生这个讽刺，革命者应以为戒。 　　还有，因结要互相照顾情绪，要彼此了解。这样的工作不容易做好，但只要注意，定可以做好。这个工作两方面的，但主要的负责人，是领导者，不管是那一级的领导者。要承认如果在我们领导集团不十分亲密，甚至还有隔阂的话，那么要办好事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团结各阶层千千万万的人，应先从切近的团结做起。这个机关和那一个机关，这一级机关和那一级机关，比如边区政府同各专署、各县不能每天在一起，但同样要相互关照，无所不说。上边要听，下边要讲，听是启发讲的。如果下边提意见，上边不看，如石沉大海，那下边也就会懒得提了。同样上边讲的，下边也要研究，不可只依样画葫芦，结果不只没有新的意见帮助上边，你的“刺”是甚么东西也不懂得。 　　上下级有意见，可用私人书信来往，用商量态度。公文来往，是不易彼此通达空气的。 　　政府对于人民的话要问、要听。一句古语：“询于刍荛”。为甚要问他们?因为拦牛羊种地的人是实际生活的体验者，他们口里有很正确的东西。又有一句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施政纲领也说：“人民有用无论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的权利”。如果不准人民说，但人民仍是要说，政府错了得不到改正，可是人民是不允许你久错的。 　　有两句值得考虑的话：“说怪话”。一种是毫无根据的怪话；一种是因为刺了你的心才说它是怪的。后一种不算怪话，应该欢迎。就是前一种，既是毫无根据，那“见怪不怪，其怪自绝”，又何必大惊小怪起来。又一个“说服”：——先确定“我对你不对”的说服法，不见得很妥。先就肯定的说他的不对，这就不好。人家就不听，就应该分析一下，人家不对在甚么地方?是百分之百的不对?抑还有百分之一、二对?纠正他不对的，指出他的对的，这样才能说服人。对于老百姓，更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不然他觉得你难说话，也就不愿听你的话。 　　开窗子透空气的方法很多，不搞好这一条，工作难做好，所以把它放到第一条。 　　开机器——想 　　毛主席讲，人的特征在能想。干部的任务第一个是打主意，打主意就要想。大干部，大想；小干部，小想。不会想的人绝不能去领导工作，也不会做好工作。 　　不是没有好办法，而是没想出来好办法。 　　第一，想要能□空一点，不为片面、成见或一时的现象和趋势所拘。读书研究理论，为的是学得些知识和方法，一到做事时须把书本丢开。如果拿书本去套现实，那就会成为教条而不是指南了。又如从实际出发完全是对的，出发到那里去?到理论去，再从理论又回到实际来，回到的实际，当已不是原封不动的出发的实际。还有，遇到问题，要从它直的发展上——过去、现在、未来；横的连系上——正面、侧面、近的、远的都想一想。这就不会拘限在小的圈子里。 　　第二，想要抓住基本的要紧的东西想，样样都去想不可能。因为你只有一个脑子。能寻出一个问题的一般的特殊的规律，就是大成功。一个问题想通了，别的问题也就容易搞。东搞一下，西搞一下，甚么都知道甚么都不知道，这是最笨的工作方式。 　　第三，想问题不要怕碰钉子，钉子常是想的引路者。不碰钉子是没有的事，看你是否在钉子面前屈服，不肯屈服就得想。这方法错了，另找一方法，这方面错了，走另一方面。所谓“吃一亏长一智”。 　　第四，来自某方面或某人，不去想，就从了，叫盲从；来自某方面或某人，不去想，就不从，叫盲不从。“真理总有限度”，对的中常且有不对的，不去想而盲从，不止不会运用且不免出岔子。到处都有真理，盲不从又不免失去真理，即许是仅有百分之几的真理。 　　还有，自以为是，拒绝再想。是，没经实际证明，不会是绝对的是，就是证明了的，也常有今天实际证明是对，明天实际又证明有某些不对。 　　还有，不置可否。为慎重起见，不轻表示意见是好的。但如是看风，不肯用心去探索其所以然与所以不然，这也是不好的。 　　第五，想是集体的，不是那一个人脑子能想得完全。而是毛主席讲“我就想不出什么东西，我搞出来的东西都是大家同志们想的，我只是把他集合整理一下。”这话虽是谦虚，但也实是如此。政权里的同志，如只靠一个人想，而不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各方面的意见，一定想不出好办法。有句老话：“智者千虑有一失，愚者千虑有一得。”又说：“集思广益”。伟大的指导者，在于也实际上能把大家想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弄出来，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去的时候加一点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只自己想，而且要启发人家和人家一道想，并善于吸收人家所想的。 　　第六，应有系统的想。工作总是发展的向前进的。要走曲路，走曲路是为前进。重复路虽难完全避免，但不应走太多。昨天以为是的，今天以为非，今天以为非的也许明天又以为是。但明天之是决不应是昨天之是，而是向前进了一步的是。从原来的地方又走到原来的地方，某些工作上我们曾有过，尤其在某些具体工作上。既要回到“原来”，为何要改变原来?这种不会想的毛病，务须避免。 　　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想上受到波折是必经之路，正确的思想方法要在运用中才能得到。世界上的事没有难做的，一想总会搞通。所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也没有易做的，越想会就感到不足，所以“虽圣人有所不能之”。 　　从正确的方针到正确的具体实施，中间的过程还相当的远和复杂。会想的人不只脑子经了训练，还须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摆在我们面前不知有多少问题，须要我们去总结经验，抽出规律以供给各解放区乃至全国的参考，同时指出现在前进的道路。不想不行，不想不能前进一步。 　　要时间 　　谈心也好，想也好，没有时间怎么办?不仅要有时间而且要闲一点。而我们总是忙得开不了交，脑子静不下来。先把时间分配一下，每天十个钟头，五个钟头办公，另外五个钟头：学习、拉话、想、谈问题。自然，领导较少的，拉话想的可以减少。怎样使得不太忙?一、把一时不易办好又无力办好的事丢下。要糟就让他糟，反正天一下子塌不下。要人推着事走，不要事推着人走。二、指示别人做。领导搞下计划，分给下面干部去做。不要样样自己下手。偶然自己动手，为的取得经验，指导别人。不敢放手给人做，事事揽在自己手里，“上忙下闲”事务主义，“狗咬老鼠，劳而无功”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三、要懂得领导与代替的区别，领导与干涉的区别。代替下级，两不讨便宜；干涉下级不能锻炼干部，自然，某种必要的干涉，还是需要。四、“中央军税多，八路军会多”，“开会就是工作”，“生活就是开会”。从边府直至区乡，一天一个会的人是常事，有的一天几个会。似乎都重要，减不了。要求开会要有很好准备，缩短开会时间，不要拉拉扯扯一开就一天。其次可以不必参加的人，不定要他参加。 　　忙，不一定是事多，而是今天办这样事，明天仍是这样事，今天办这件事，明天遇到这件又重新搞一道。所谓“日计有余，月计不足”。多想，多拉话，为的把事一次办妥，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要有办公时间和办公制度。私人住室〔办公〕很不好。要有休息时间。办公时间硬办公，过了时间就休息。星期日要休息，轮一人值日就够。人是血肉做的，不能不分昼夜地熬。何况我们并不是事多得很，腾不出时间。 　　不能腾出时间，以闲对付忙，以静对付动，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学和教 　　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复杂：第一件事是培养自己和培养别人，时时准备能担负更多的更大的工作。从首长到杂务人员都应该是这样。对于人家，我们就该准备我领导的人，要他随时可来代替我。一个伙夫班长调管理科了，伙夫中马上有一个接任班长。一个厅长如果有事要走，马上找得出能当厅长的科长来。这就是对工作负责的。我们怎样培养人材?1、不要随便调动，使他久于其事，久做自熟了。2、放手把事情给他去作，让他碰钉子，不要泼冷水。3、帮助他总结经验，指导他怎样求进步，有进步才有兴趣。4、指导他应有的学习。5、顾计到他的情绪，不要扰乱他的工作。生产任务、动员等不必平均分派。总之，用一个干部不仅完成了分配的工作就够了，而要他在工作中有进步，将来他可以负担较大的工作。这是革命发展的需要。 　　现在提到学习，就说进学校。进学校当然好，但若说工作中不可学习，学不好，这也未必有理。中央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说得很清楚，政治理论业务文化都可以学，配合实际来学，也许进步还可以快。我们不只教他人还得教自己，能当人家的学生，才能当人家的先生。要对任何人学，有大计划的学；在工作中学，因为工作而须补习某种业务的理论与技术。 　　如果作了若干年政权工作，培养不出自己的(接)替人和助手，只伸出手向上级要干部，上级又向谁要呢?干部调剂是必需的，但主要是在工作中培养出来。 　　如果自己作了若干年的政权工作，却没有更大的把握，去作更大的工作，这在自己也是可羞的。时局发展，干部供不应求，对干部能力的要求也更大。我们要做这个准备。 　　越是上级越是老资格，越是能力强的干部，他培养人家培养自己的责任就越重。越老资格，越有能力，就越能培养成为负大责任的人。越老资格，越有能力，他也越能培养人家。 　　边做边像，越做越能 　　要有为群众为革命服务的观点，但不是先已有了坚强的观点才来做事，观点是从工作过程中练好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事务主义谁都讨厌它，但必须在实际考练上才能逐渐把它丢掉。责任观念、工作方法也是同样。事做好了，尽了责，就更感到负责的愉快。某样做不好，某样做好，某样做更好，方法乃就更能“得心应手”。 　　作风，我们谈得多了，谁都感到某些不好作风的苦痛与损失，要改；但是，扭转作风的经验并不多。主义、观点、认识似还不错，但怎样使坏的从本身离开，好的和本身结合，却很难说出。“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一切在亲自动手，一切在亲自动手中学。今天不满足昨天，明天不满足今天。 　　了解实际情况。 　　这是检讨中谈得最多的问题。彻底的普遍的了解很难，一般的局部的了解并不难。 　　怎么办? 　　1、听一听。任何地方发出的呼声，不要装聋子，不要存成见，把它分析一下，推类一下。2、谈一谈。来了人谈一谈，碰着人谈一谈，彼此间谈一谈。3、看一看。来的报告、书信看一看；关于报纸、杂志，关于我们所了解的东西看一看。4、走一走。农村中、市场上、各机关里有机会走一走，看有何具体东西。 　　派人下乡调查，人回来了，谈都没有谈一下。自己天天要下乡去调查，人家来的报告却不看，这是个矛盾。不是没有东西供给我了解，而是我没有去了解。听了、谈了、看了、走了未必就有所得，那还要研究分析。把现在听的谈的看的与原有的各方面的材料对照一下，加以研究，判断它的真实性有多大?是局部的还是全部的?然后分析其所以然，得出对付的办法。自然，还不能肯定它好，它是好的是推理上的好，不是事实上的好，真正好与否还待实行来证明。 　　不少这样的事，自以为合乎实际了而实不实际，证据就是定的办法走不通。原因是某种实际被掩藏着，一时看不出来；或者只看到实际的一个方面，没有和各个方面联系看，因而没抓住真相；或者实际本明白摆在面前，而因为自己的思想方法错误与知识缺乏，看不出来。所以除听、看、谈、走以外，要加上想一想。 　　谁也不能说我已了解实标，因为实际实在是太多太广。但谁也不能说不能了解实际，因为你并不处在实际的圈子外而是处在圈子中。就在你面前了解起，不要等着下乡(能下乡固然好)，在今天了解起，不要等到明天。 　　主动不是事来逼人，而是人去找事；不是应付过去，而是彻底解决。 　　惠中权同志说，近来专搞水利问题，种棉花问题，过去找出了的规律，现又得了些补充。他有计划地派干部去调查，干部回来有劲了；有条理地写信问下级，下级不能马虎答复了。这就是主动地处理问题。一个问题处理好，再来第二个。处理好了的问题，以后有新的发现，加以修正，而不要一遇到又重来。 　　条理性。办公室有条理：文件种类，已办未办，一找就得。读书有条理：某书在何处，有签；某事在某页，有札记。做事有条理：今天做这，明天做那。研究问题有条理：我搞这门工作，关于这门的历史材料，现在材料，此地材料、外地材料就应时时关心，有联系，有分析，初做有小得，久做必大得。如果起草〔文稿的〕同志，今天把昨天起的草忘记了，至于自相矛盾；司法的同志，问了若干年案子，举不出一个判例，临时找些人去翻卷；下面做假报告，或抄上年旧报告，自己不坦白，上面却从未发现。这是何等的无条理?这种现象应该停止了。 　　时间性。今天该办的事就应该今天办完。不只怕积下办不了，而且不及时，常常失去作用。 　　需要与自愿。 　　需要常常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只是人民觉悟程度的问题。这里要的，那里不要，明天宜的，今天不宜。 　　一切要问人民：有的要说服人民——不做落后的尾巴；有的要被人民说服——因为干部了解的常比人民少。被说服较难：自以为是，不听人说；盛气凌人，人不敢说。 　　具体工作不要由上面摊下去。为人民谋利，反成了人民的负担。应该上面只作原则指导而发动下面自动的干，反映经验到上面来。不要忙，“欲速则不达”(如合作社)。 　　问人民是民主作风，尤是民主制度。前者虚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后者人民有决定的权。人民找干部算帐、“洗澡”，①由于没法子出气。向合作社算帐的，不是社员而是政府，谁在合作?都由缺乏民主制度所致。 　　真的人民自愿了(为他好没有不愿之理)，自己动手了，必有意想不到的成绩。政府站在帮助地位，省事得多，古所谓“事半而功倍”。 　　建立法制遵守法制。 　　方针(如施政纲领)有了，执行方针的具体法制，搞的颇少。新的法制，应该是根据方针，根据实际，参考历史(中国的外国的)。不易搞，但不是不能搞。我们也搞了一些法制，有的比较是经过研究的，可以运用，但有的则搞得颇粗糙。这表示我们有经验，欠总结。找着了一些规律，欠明确。因而不能很成熟地反映到明确的制度上来。 　　有了法制就得遵守。比如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累进税率等条例，对生产者贫者的利益有照顾，对剥削者富者的利益有限制也有照顾。不及条例不对，超过条例也不对。还有禁令，不论暂时的或永久的，一经颁布就得执行。 　　首先制定法令的政府系统，先要有守法观念。法是强制的，不许不执行。执行过程，虽也许有曲折，如姑念初犯，姑念无知，姑念事出有因，但这回饶了，不次不许。如果制法机关因碰到障碍(不是法不好，亦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自己也动摇起来，那就危险! 　　其次，公家人、部队机关必是遵守法令的模范。否则“州官可以放火”，那能去“干涉老百姓点灯”? 　　检查与奖惩。“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历来治国的常规，我们不能例外。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封建政权甚至资产阶级政权中作事的人，常常是这个政权中的被统治者，统治者对他们诱之以利，惧之以刑，使其有效地为他服务。我们政权里的工作者，是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服务的不好，多数是由于无知而不是不愿做好。对付敌人是一个态度，对付自己同伴者应是另外一个态度，这是我们与旧政权的社会基础的不同。因此我们对干部鼓励应多于责备，教育应多于处罚。在干部中自我批评应多于批评。这两年以来，这样一些事实：拥政爱民运动、拥军优抗运动、坦白大会(不是抢救运动中的坦白大会)、劳动英雄模范工作大会、区乡干部冬训，收到空前的成绩，收到从来单纯奖惩所收不到的成绩。法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反对滥奖，也反对不惩。确有成绩未及时表扬，赏过其功，失去表扬作用的现象，都须停止。教育与纵容全无相似之处，个别犯了罪，没给以应得的处罚。半年来边区政府接到控告干部的案有三十一件，现只解决了四件。一般的讲，人民控告的大体都是事实。既是事实，那就应该受到处罚。犯罪而不罚(不可原谅的罪)，于政权没有好处，于干部也没有好处。检查机关，内战时有过工农检查部，封建时代有御史台，一般的国家也有这个组织。但是专靠上面检查是很有限的。在本年二届参议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决议上说：“防止官僚主义有效的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此种自下而上的检查办法，由明年选举运动中普遍实行。”这就是说我们不只靠上面检查还要靠下面检查。乡市参议会一年改选一次，来一次大的检查；两个月或三个月开会一次，来一次小检查；县同边区参议会三年改选一次，来一次大检查，一年开会一次，来一次小检查。小说上说包龙图很厉害，专替老百姓伸冤。但上面出一个包龙图不容易，下面则有无数的包龙图。当然“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检查同时又切实地执行自上而下的检查，使自上而下地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适当的配合”(参议会决议)，还有检查不出的事吗?自下而上的检查是主要的，自上而下的检查只是把工作经验、事理是非，搞得更精细一点。今年选举应注意做这个工作。 　　最后讲民主作风与民主制度。一揽子会，群众会，到群众中去访问，大家来商量，这叫民主作风。人民有权管理政府，选举罢免政府负责人员，决定兴利除弊的大计，这叫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作风要建立在民主制度上。许多不为人民欢迎的作风，如强迫命令、摊派、贫污、欺负人、耍私情……，如果乡村里人民做了主，直接民权真正建立了，且运用熟练了，当早已被纠正。蕴藏在老百姓中的知识、计划、热情、斗争技术……，也早已发扬出来，不待去采访，已送给政府，供领导者去综合研究。 　　有了人民管理政权的缜密制度，它将改造政府，也将改造人民。 　　我讲的就是这些。 　　我讲的只是根据座谈会及检查会提出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讲所有作风的全部。 　　●这是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经谢觉哉本人修改的速记记录稿刊印。其中因时久辨认不清的个别字句，由参加这次会议的常黎夫作了填补。 　　①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同洗澡洗去身上污垢，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掉思想上和作风上不正确的东西。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