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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从延安到北京

《谢觉哉传》编写组

成立宪法研究会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根据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齐燕铭、吴玉章、张曙时、徐特立、刘少白、黄齐生等发了言。会议推选谢觉哉、何思源、李木庵、李鼎铭、齐燕铭、张曙时、陈正人等七人为宪法起草人，并决定谢老为宪法研究会负责人。宪法研究会的任务是：一方面起草新民主主义宪法，一方面批判“五五宪草”①。 　　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谢老带着大会的精神，到宪法研究会开展工作。他根据宪法研究会的任务，首先组织批判“五五宪草”，以便统一认识。他在一次会议上，对于“五五宪草”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五五宪草”的所谓“权能分家”，不是为要政府有能，而是为要人民无权，因为人民的权利，全被“依法律”三字打消了。他认为，“五五宪草”比法西斯的宪法欺骗性更大，它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实行独裁专制。与此同时他还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深入批判“五五宪草”的流毒。 　　在批判“五五宪草”的同时，谢老组织宪法研究会成员，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宪法由起草到通过，将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他设想了几个有关新民主主义宪法的重要问题，提请宪法研究会讨论。这些问题是：社会结构即国体问题、政权机构问题、人民权利问题、一院制与两院制问题、地方自治问题、选举制度问题。他对此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及实行的意见。大家很赞成谢老的主张和见解，并依据这些原则起草了《宪法草案大纲》。谢老在他写的《宪法草案大纲》的说明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他的政权机构应采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并由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便是全国解放后，普遍实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早设想。这是谢老领导的宪法研究会对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贡献。   　　谢老将宪法起草的情况和有关宪法内容的原则问题，报告给党中央。他在报告中说，这个宪法草案，是边区宪法，也是全国宪法，是理想，也是现实。宪法草案中的人民权利和民主方法一章，别的宪法是没有过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发明，是合乎我国社会情况的新发明。中央为此先后召开了会议，讨论谢老的报告和宪法起草的有关问题。谢老参加了中央会议，对有争执的问题作了说明。毛主席的意见是，宪法必须请边区同志多研究，多提意见，成为边区自己的东西，要冒出泉水才有用，泼的水是无用的。外来同志尽泼水之力是需要，但必待它自己冒出泉水。为了贯彻这些精神，习仲勋主持西北局会议，由谢老报告宪法草案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根据讨论意见，由谢老主持，对宪法草案大纲进行了六次大的修改。谢老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和西北党校、延安大学等单位，讲解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和起草过程，广泛征求意见，力求完善周到。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老担任主任委员。委员有林伯渠、徐特立、陈伯达、李木庵、张曙时、刘景范、马锡五、廖鲁言、黄松龄、王明、黄觉民等。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成立后，除了继续修改宪法草案外，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了新的立法活动。当时的任务是研究法律和草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六月十七日这天，谢老正在修饰他的长胡子，忽然从窑洞门口进来两个人，他急忙用毛巾擦了脸上的肥皂沫，细一看才看清不是生人，是徐老和王明。徐老笑哈哈地走到跟前，摸着谢老的胡子说：“你虽是‘宁乡四髯’之一，还没有我的胡子长哟!我不是宁乡人，却是湖南人，咱们合称为‘湖南五髯’吧。”接着他们告诉谢老，今天不是来看你的，是有担子给你担。然后交给谢老一张中央决定的法律研究委员会的人员名单，并传达中央的意见说，中央要你尽早召开成立会议，以利工作的开展。谢老感到责任的重大，随即便约请林老和习仲勋等负责同志，详细交谈了有关问题。  　　谢老在这个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法律研究会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他坚定而鲜明地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是谢老历来主张的立法原则。 　　关于立法原则，早就存在着新旧法观点的争论。这场原则争论，一直继续到一九四八年，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在法研会的会议上，有人认为，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不仅不能批判，而且还要沿用，因为共产党还没有成套的法律，也不可能很快立出法来。因此必须沿用，也应该沿用。针对这种观点，谢老严肃指出：国民党的全部法律，是在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法律基础上，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而制订的，是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是必须废除的。他认为，我们的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不是继承旧的而是对旧的革命，不是对旧的修改，而是形式和内容的全部改造，不冲破旧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来，这就是“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他强调说明，法源在人民，在人民新的秩序，新的要求。人民对于新的秩序、新的法律的要求，已经是现实，制法已成为必需和可能。依据这些原则，谢老对宪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主张。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开始进行着紧张的立法工作。法研会决定分为两个小组：一是宪法组；—是法制组。除宪法外，还要起草民法、刑法和土地法。谢老为了批判旧法观点建立中国自己的立法原则，查阅了历史上许多有关宪法、民法、刑法以及诉讼法的丰富资料，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为新中国的新法典，费尽了心血，他还代中央法研会给毛主席起草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发誓努力自己的立法工作以迎接你所指挥的伟大的中国解放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边区宪法草案终于完成了。谢老总结了几点经验。他说：“边宪草修改在十次以上，最初稿已全部存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苏联法系，初颇景仰苏宪，后又接近英美，最后决定我仍是写边区的，写中国的边区的宪法，不学英美也不学苏联。人类生活发展规律，我国和外国有许多相似。因此，研究外国宪法对我们有帮助，不吸收他们的经验，限制自己在小的时空圈子里，不能写出合适的宪法。但我们是写自己的宪法，要句句是自己的。国内某些宪法学者‘入主出奴’，我们没学过宪法的人，这过程倒走得很快。”他指出：“斯大林说宪法是写已经有的，和纲领是写希望有的不同，是从来宪法学者没说过的真理。这和毛主席说国体是表示社会阶级的支配，政体是支配阶级保护自己之未为前人说过一样，边宪是根据边区已实现的东西写的；但多少也有点纲领性，即尚未做好及正待做的也写了些。不过不是理想，而是已有了经验基础和人的能动的根据。不是要待将来的证明，而只是以法律确定促人去实践：”他强调：“抄袭模仿不能免，参考参考，模仿模仿，但绝不顶事。凡是抄的，外国的，总不尽合于中国及边区情形；中国的，以前所讲宪草大部关起门写的，不合实际，一经研究，非改不可。在他是好东西，在我不定是好东西。不要以来头大，就轻于接受。”对于专家的意见，谢老说：“专家的意见要尊重，因为专家晓得我们所不晓得的东西。但不是听了就得，而要去考究其来源及是否合乎实际。这里非专家向专家学，把经验提升到理论。专家应向实际经验者学，把理论与实际结合，有助于实际，且可开展新的理论。”他还说：“集体起草最好。反过来，复过去，讨论一次，有一次进步。可以集中意见，也可以训练自己，是作也是学。” 　　撤离延安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我党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这年底，上海、北京先后爆发了反蒋群众运动。十二月十二日，在延安召开了各界人民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大会。谢老担任大会主席，并讲了话。大会通过四项决议：一要督促蒋介石立即释放张、杨二位将军；二要废除美蒋商约，并惩办签订此约之卖国头子；三要审判战犯冈村宁次；四要动员人民保卫边区，歼灭进犯的蒋胡敌军。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周恩来、李鼎铭、申伯纯、李敷仁、杨明轩等。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又召开了延安各界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政协会议周年纪念大会。谢老仍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声势浩大，振奋人心，增强了全体军民保卫边区的信心。这天晚上，他还参加了中央特地为徐老举办的七十寿辰的宴会和文娱晚会。为了向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敌人表示同仇敌忾和延安军民的从容不迫，党中央特别出了祝寿专刊，祝寿晚会开得十分隆重和欢愉。在晚会上，谢老和林老兴奋地谈笑着。言谈之中对新中国的胜利，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作了提前疏散的安排。谢老要王定国带着孩子和他的日记等重要历史资料，转移到距延安几十里远的真武洞去住，他自己仍然坚持工作。白天，埋头在窑洞里那块即将搬走或毁坏的木板上，认真地总结起草宪法的经验。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照常读那本未读完的《鲁迅选集》的后半部，阅间，诗兴一来，还挥笔作诗述怀。战火即将烧到延安，但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在这样险恶形势之下，中央仍坚持抓紧制订各种法律。为了工作方便，二月四日，谢老从参议会搬来党中央驻地杨家岭办公和居住。在中央办公楼西边的山坡上，有一座小院，三孔土窑洞坐西向东，砌着石面，围有低矮的土院墙，按个小门楼，小小院落，别致幽静。中央法制委员会就设在这个小院里，院子左上方的山脚修有防空洞，背靠大山，面对峻岭，十分安全。但因窑洞久不住人，天又冷，土炕一烧火便四处漏烟，感到闷气头晕，因此谢老常到窑门下的花园散步。花园里有石碑、华表、石马、石牛，谢老详看碑上的记载，才知道这里原名是“杨公陵”，后改称“杨家岭”，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杨兆的墓地。这天下午，谢老带着身边从疏散地刚回来的一个孩子，在山坡上散步，迎面碰见毛主席也在散步，毛主席抚摸着孩子说：“这大概是你的唯一伴侣了，这也叫老少扶嘛。”谢老笑着说：“人渐老渐感寂寞，回味一下，最快乐时是在私塾八九岁到近二十岁时期，那时候的朋友，无不好，玩得真有趣。如果胜利后，回乡去找那些朋友，而那时出身贫雇农的童友，早已象鲁迅与润土，彼此之间筑了一道墙了。人老了，被人敬而远之了。”毛主席风趣地说：“我不是还在吗?”两个人都欢快地笑了。 　　不久，国共合作破裂。三月，国民党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变为向陕北、山东两地的重点进攻。胡宗南率数十万兵力侵犯延安，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并让老弱者先走一步。谢老留恋着延安的十年生活，怀念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三月六日，也是在延安的最后一天，他检点了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后，从杨家岭回到边区政府的窑院，怕还有什么遗忘的事情。他唯恐一时回不来，便给林老和王明写了一封信，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法委会工作的安排讲了自己的意见。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谢老恋恋不舍地离开杨家岭，告别了延安，向山西转移。同行的有吴玉章、陈瑾昆等，一行七乘“架窝”。“架窝”是由两头骡马一前一后，抬着一个木架，木架上铺着行李，中间坐人，俗称“架窝”，这是陕北民间的传统工具。谢老是有生第一次乘坐这样的运输工具的。他们七乘“架窝”组成一列队伍，连同随行男女老幼共几十人，浩浩荡荡向延安东北方向进发。谢老坐在架窝里，一手紧握木架，一边不时回头看看，看看脚下平静如常的延河流水，看看对面巍峨矗立的宝塔身影，看看亲手题额的参议会礼堂，回忆着十年延安的革命生活，不禁感慨万分。谢觉哉看着想着，不觉得一时来到飞机场旁边。忽然，一阵飞机声从长空传来，以为是敌机来袭，其实是董必武从南京撤回延安来了。谢老心情激动，想跳下架窝，去迎接久别的董老，但传令不能停留，要继续行军，于是他只好一面看着飞机降落，一面向前赶路。    　　路途上，早出晚宿，翻山越岭，有时山高坡陡，还得下了架窝，徒步爬山，跌倒了起来再爬。一路上，敌机跟踪盘旋，有时炸弹就落在队前。   　　转移途中，路经绥德县，谢老徒步进城看看安文钦副议长。安提前转移到家乡居住，今天没想到在他的家里见到亲人一般的谢老，感慨地说：我很对不起政府，对不起朋友，我想，我为甚要做财户的奴隶?他擦一下眼泪激动地说：现在想通了，我把田产房产都献给政府分给群众，自己够生活就行了。谢老赞扬他做的对，并安慰他在家休息，还向他讲了最近的内战形势，当谢老离开绥德时，安文钦于凌晨赶来送别，并带来一些家里做的干菜，送给谢老路上吃。行程中，谢老有时将他坐的“架窝”让给有病的人或小孩子坐，他便骑马。他风趣地说：骑马比坐“架窝”舒服多了，走路比骑马更痛快。有些诗词还是在马背上吟成的。 　　三月十七日，他们赶到黄河两岸的宋家川。半夜接到传令，要他们当夜十二时出发，抢渡黄河，转移山西。他们急忙收拾上路，赶至渡口，天刚蒙蒙亮。这时，河水落槽无浪，几橹就过去了。谢老却觉得没有看到《黄河大合唱》的场面，甚感遗憾。别人告诉他说：“黄河在咆哮……”的情景，要到龙门以下才能看到，这里如“咆哮”就过不去了。 　　过了黄河，他们怕敌人轰炸，只能夜行军。夜里更冷，还要过河，河里冰碴划破了腿，就这样一夜连续过了二十二道河，冻饿交加，而谢老却仍象长征路上那样，边走边给大家讲笑话，给大家增添了欢乐。     　　从三月七日离开延安，经过十六天的艰难行程，于三月二十二日到达山西临县的后甘泉村。这里是转移中的第一站目的地。  　　后甘泉村，是甘泉村的后沟，距临县县城五里多路。村下有一泉水，“清而微温，入冬不冰”故名“甘泉”。谢老和中央法研会其他成员，都先后从延安转移到这里。董老和中央机关一些人也暂住在这个村庄。到这里落脚只有几天，谢老即召开法研会会议，根据中央指示这一时期的任务为起草全国宪法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九月新宪法草案初步完成。 　　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 　　一九四七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各解放区都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谢老和法委会人员转移到山西临县后，这里的土改运动已逐步发动起来，但是有些地方却不顾党的政策，以过“左”的做法对待地主富农，以至伤害中农，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坏影响。谢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同“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有一次斗争大会上，群众将一名区级干部打了一顿。会后土改工作团在总结时，谢老说：“工作团任务不仅在于发动群众斗争，而且要告诉群众进行斗争的方式。干部坏要斗争，目的在使之改悔，不是要他挨打。打，是群众太愤激时所为，但也应相当劝止。况且，工作团没有掌握材料，对他们犯的错误事实没有做具体分析，还只是一些听来的材料。这样即交群众大会去斗，去打，是错误的。”谢老据理制止了斗争大会上打人的现象。王明在一次会议上讲所谓“贫雇农路线问题”时，谢老旗帜鲜明地指出：“贫雇农为农村中最革命的，应该依靠他们，满足他们的利益。但凡事都由贫雇农去决定，贫雇农说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叫‘贫雇农路线’的话，那很易使贫雇农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事后，他在河北平山曾说过：“把成立了若干年做了若干革命工作的政权不要，以农会或贫农会代之，叫篡政，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他认为，培养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在于使他们能联系群众（中农及正当的富农在内），能掌握政策，能运用民主，这样的干部才是骨干，才是有血肉的骨干。谢老的看法，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因而致使所谓“贫雇农路线”没有肆意发展起来。 　　谢老对于“交群众处理”的做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是自下报上常见的话。所谓群众处理的方法，不止是来自群众的朴素的方法，而且是经过领导方面的洗炼又得到群众承认的周密的方法。至于满足贫雇农要求的问题，主要是分给他们土地、工具及暂缺的口粮，而不是看见人家有东西就斗。中农有一点，富农多一点。但是，这些都是不能伤害的，因为“我们要求都富”，“不是要求都贫”。谢老早在这时，即鲜明地提出了“都富”而不是“都贫”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对富农政策如不妥，也可使中农不安。“中农目前是农村生产的主力，要使他们不怕发财，且容易发财，贫雇农是土改中的骨干，要使他们很快赶上中农。”谢老坚持党的保护中农利益的政策，使农业生产能够正常发展。    　　谢老为了深入研究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他亲自到临县五区南庄村调查了解这里的土改情况。他发现存在着几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一是果实分配重于土地分配，因而斗争果实和分配果实用的力量特别大，而又把主要力量放在消灭地财——埋藏土中的银洋、粮食、衣物等上面。为了搞底财，则不顾政策和政治影响，采用什么软硬兼施，捆绑吊打、扫地出门等错误的做法。谢老对于这种现象，严肃指出：我们以为主要应是消灭地主赖以剥削的土地，而不是这些底财。谢老对土改干部讲解说：使被斗者有出路，丢下地主皮，还可以做人，可以拆散地主阵线，使真正的恶霸地主孤立，使富农中农安心。他坚决反对在斗争地主时的打人之风，严厉指出：“打风不可开，何况有意地去打死人。”对于打死人的问题，实际“只是少数人咯吵一下，不问本人，也不问旁人，甚至所谓材料，也矛盾很多，不加分析，就对人判决。”他认为，这是人命关天，不是杀鸡杀狗。地富与农民，经济上是敌对阵营，但仍然是人。    　　为了纠正这些“左”倾错误偏向，他连续召开了土改工作座谈会，讨论中央新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谢老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育，他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强调重在实行。他认为：土地改革政策是基本的一环，要求每个党员要研究政策，因为全国人民把生命寄托于共产党。 　　在“左”倾错误盛行之际，谢老曾两次写信给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反映土改中的严重错误及其造成的后果。他还以法研会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他在给任弼时的信中说：“幸而分局纠正的决定来了，大家进入了复查土改、学习中央文件，经过一个来月的检讨，过去以为是的，今都知其不对了。……为使纠正中不发生偏向，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里搞得颇乱。”他在信上强调说，只要耐心并采用正当方法，是可以搞好的。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出在复查成份中，关于划定地主、富农的时间界限问题，强调应以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程度为依据，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他说这一问题对老解放区仍很重要，中央似应有一指示为好。他对土改干部反复习讲解刘少奇给晋绥领导干部的信，以求彻底扭转土改中的“左”的作法。他认为，在肃清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真正可怕的不是地主阶级有形的力量，而是社会上甚至干部中无形的封建思想残余，因为他们害怕民众越来掌握不住，害怕民主制度的麻烦，而喜欢强迫命令。因此，他要求把中央文件的原则切切实实贯彻到实际中去。 　　谢老这时担任中央法委会和驻后甘泉各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会、和人谈话，颇为忙碌。他认为，人事关系似乎比战争环境还难处，但又必须处好，相信只要有原则、有步骤，任何人都可以处好的。他为了消除因土改工作中左右问题而闹得不和的现象，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 　　对于因“左”倾错误受害的人，谢老很重视对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平反纠正。他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位烈士，是红军团长，土改中将他的家庭错定为地主成份，家属“扫地出门”，烈士纪念碑也给砸掉了。在纠正错误中，谢老负责给这位烈士家属作了平反安置。但区乡干部都不愿再给立起烈士碑。这时上级已通知要谢老和法委会人员立即动身转移，但谢老坚持要将这个烈士碑建立好以后再走。区乡干部无奈只好重新树起烈士碑，谢老满怀激情地亲笔为烈士碑题字，亲眼看着碑已树好才离开这里。他这种对烈士的深厚情感和对党的政策的严肃认真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基层干部和群众。 　　通过“左”倾错误的严重教训，谢老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工作的迫切性和它的深远意义。他针对“左”倾错误时所出现的违法事件，提出了一系列立法方面必须研究和采纳的法律内容，并且提交法委会作为起草法律的参考。 　　重返河西 　　一九四七年八月至十月间，我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面进攻。在这个全国解放为期不远的新形势下，谢老认为，中央法委会的立法工作也必须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们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之后，已经制定出几个法律草案，为全国的胜利做好了立法准备。于是，谢老和王明带着宪法和几个法律草案，西渡黄河，重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经过三天的爬山涉水，于十月二十二日晚渡过黄河，到了陕北佳县城内。 　　到河西的第二天清早，谢老一扫连日行程的疲劳，直奔中央住地神泉堡。他兴致勃勃地掀起一个窑洞的门帘，只听窑洞里有人惊喜地叫着：“啊，谢老，你真有神通，还能寻到这里来!”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使他非常激动，他紧握着对方的手：“恩来同志，看到你还健实，真高兴。”周恩来拉着谢老坐在火盆旁边，任弼时、陆定一也紧紧围住他。分手只不过几个月光景，但好象多年没见过面围坐一起，他们畅谈延安离别后各自的经历情景，一直谈至深夜。 　　不久，谢老又去白云山见到毛主席，他们“夜谈颇久，不能入睡”。毛主席约谢老游游白云山，换换脑子。谢老兴致勃勃地畅游了山峰寺庙，几乎忘了此时正是战乱年月。白云山临黄河之滨，距佳县城约十里，有“关西名胜”之称。山顶建有几座庙宇，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庙内有藏经阁，胡军退却后，山僧以为圣物受污，将其全部烧毁。白云山藏经，是唐以来手写本，满藏一楼，为国内有数之宝。前几年，谢老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曾有人建议要边区政府搬去收藏，当时谢老觉得时局未定，藏之政府不如藏之山寺，而未于赞成，不料终遭此厄。今天，亲临此山此庙，他感慨系之。谢老走访了山间几家居民，幸好找到几部抄本。 　　游完白云山，谢老和毛主席回到神泉堡，他俩又作了长时间的深谈。谢老回忆说，毛主席谈锋颇健，说他自作战来身体比前好，每天能有目的地走上十里，对身体最好。毛主席又说，用脑过则倦，倦到洗澡都不能支持，写文件如感到倦，又强写完，就会倦到手发冷，须躺下数小时才能恢复。 　　这年十二月七日，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谢老出席了这次会议。结合毛主席不久前与他的谈话，使谢老感触颇深，他彻夜未眠，吟诗一首： 　　神奇本自平凡出，变化原从不易来。     　　情况了然斯不惧②，放心做去可无灾③。   　　繁荣枝叶先培本④，利用艰难始见才⑤。  　　又是一番新气象，运筹定计会重开。    　　临别时，毛主席要谢老和他照个相留作纪念。在毛主席住室的门前，毛主席坐在右边的凳子上，谢老坐在左边的凳子上，两人都穿着同一色同一厂缝制的灰棉衣，但仍有寒意，谢老两手自然地互相塞进袖口，俩人都带着喜悦的微笑。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不幸逝世，谢老深感沉痛，深夜枕上作挽语：    　　茹旧含新自来俊杰识时务； 　　知微见著毕竟聪明属老成。 　　会议中，谢老常常抽空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交谈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一天下午，小组会结束后，彭老总来到谢老住的窑洞，他俩亲切地闲谈着。彭老总说，战争中最有功的是伙夫，他们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睡足过一晚觉；其次为战士，然而功总归于将领，这是窃人之功。彭老总还谈到自己的贫苦出身和不幸的童年生活，使谢老对从谈话中深受教育。他说：“德怀同志不多言，不喜讲自己的经历，这些话以前没听到过。”  　　谢老回到后甘泉村，立即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中央这次会议精神和中央各负责同志对他的谈话。根据这次中央会议的方针政策，谢老对法委会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使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形势的发展，加快起草各种法律，以便全国解放后，立即废除一切旧法律，实施新法律，以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方面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开路清基 　　一九四八年初，人民解放军已开始转入反攻。党中央决定离开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于三月东渡黄河。五月，中共中央到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与早在这里的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根据这一形势，中央通知驻在山西临县后甘泉村的中央法委会和其他各机关，也向河北平山县转移。谢老和法委会成员，于四月七日告别甘泉村，走上新的征途。 　　这天的清晨，村里的群众男女老少，都早已站立村头，为他们送别。在这里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结下深厚的情谊。谢老对甘泉村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状况逐年了详尽的调查。因而，他对这里的人民群众、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深含着无限的情感。送别的人群中，走出一位翻身的老农，紧握着谢老的手，哽咽着问他：“你们还回来吗?”谢老以泪眼模糊的视线望着老人安慰说：“我们以后看望大家来。”谢老觉得，虽然在土改中由于“左”倾错误而走了“之”字的弯路，但农民群众还是得到了利益，不久他深有感慨地写诗道：“农民毕竟驯良甚，犹向公家表谢忱”。    　　谢老在转移途中沿途注意调查了解群众的生活生产状况和土改的“左”倾危害情形。他们到达白义镇时，遇雨不能赶路，便到区公所了解当地对土改纠偏工作进行情况。他还踏着泥泞的田间小路，到农民群众家中调查访问，看区公所介绍的情况是否属实。一天，他夜宿康宁，听说这里是曾三领导进行土改复查的，他便不顾白天行路的疲劳，翻沟越洼到村中访问群众，与曾三同志一起总结工作经验。    　　当他们一行过雁门关，过长城口时，谢老看到这里的群众缺衣少吃，生活极端贫苦。他久久不能平静，吟诗道： 　　出长城口号杨方，塞外春寒景物荒；     　　儿裸全身娘护乳，给人温暖只斜阳。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他还多次同人谈起这个情景。 　　谢老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寄于深切的同情，对于革命英烈则痛悼敬仰。当他路经黑茶山时，“四八”烈士的身影好象就在身边，他远望巍峨迭嶂的山峰，沉痛地吟诗追念他们为党和人民立下的伟大功绩。 　　五月十三日，突然传来一个悲愤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西北民盟负责人杜斌丞先生被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安杀害了。谢老悲痛万分，深夜不寐，到凌晨写成挽诗：   　　誓扫奸顽不顾身，不移不屈道常新。 　　因持正义惊群丑，敢以空拳抗万钧。 　　碧血丹心光史册，文章名节冠人伦。   　　功成解放资遗矩，岂止高风不帝秦。 　　谢老到达西柏坡后，又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他谈了自己沿途所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法委会工作安排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对谢老说，华北联合政府快成立了，要他担任司法部长，对刑法、民法要边做边订边改，以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私人财产，使人民乐于生产建设。因此，要建立正规法治，要训练干部。谢老向刘少奇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有二十多年的政权建设经验，又有近几年的立法经验，可惜没有很好地总结。随后，谢老便集中精力起草《县市村民主政权组织纲要》、《县市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和《危害解放区治罪暂行条例》。刘少奇看到这些条例后，给谢老写信说，这几个条例很及时很实际，要求尽快起草其他法典。谢老在给刘少奇的回信中说：本条例是军事时期的特别法，不全同于一般刑律。他阐述了条例的特点及其性质，并说明本条例在中心区和边沿区皆可适用。不久，破获了献县天主教堂间谍案，周恩来写信给谢老，询问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谢老给周恩来的回信中说：此案着重以间谍罪起诉是对的，被告的罪行在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容宽恕的，至于引用法条，如感到不便，可以我们的政策来判决。谢老对于审判程序问题，在信中也作了提议。他认为，此案可用普通审判程序，准其上诉。第一审是晋察冀高等法院，如上诉，当是待成立之华北高级人民法院。谢老给周恩来的信，对于审判这一国际性案件，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四八年八月，华北临时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谢老从他居住的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口村动身，冒雨赶来石家庄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县市村政权组织条例》的说明。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谢老为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长。他在就职会上讲话说：“人民政府”这个名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也没人敢这样称呼过。资产阶级国家自命民主，但胆怯，不敢叫他的政府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他。人民政权，不只说政府真能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人民直接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谢老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几种政权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以及旧民主与新民主的本质区别。他认为，“民主事业是群众事业，不是个人的英雄事业”。他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称赞，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政权建设和民主制度的精辟论述。他还到华北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去讲话，进一步论述了这些观点和见解。 　　从九月二十七日开始，谢老和杨秀峰等交谈司法部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和办公地址等问题。十月六日，司法部正式开始办公。部址暂住西王子村。   　　谢老很重视司法人才的培养。华北司法部刚成立，开始工作不到十天，他即提出办司法训练班的主张。他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形势稍有稳定，就提出举办司法讲习班，这也是我国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司法讲习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第一批司法干部。而且，他亲自拟定司法讲习班的招生通知，写教材。开学前几天的日日夜夜，他日夜操劳着这件事情。有天晚上已经午夜以后了，他还在灯下和陈守一交谈司法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和讲话问题，陈守一要求他这位第一任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长亲自担任一部分讲课任务，他欣然答应了。 　　司法训练班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学。开学后第三天，谢老便坚持每天讲课，一次讲三小时，连续讲完他所担负的课程。他亲手写出详细的讲课提纲，其内容有：国家的概念问题，法律的概念问题，国体、政体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对旧法律和旧法观点的批判问题，新的司法工作问题，学习方法问题。谢老在讲课中引述中外历史事实，说明“两个阶级，两种司法”的道理。他说：有的人不同意废除《六法全书》，认为这是最高法典。当反动派需要的时候，便“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松一个”，也不顾他们自己立的《六法全书》了。因此，谢老强调指出，我们的司法是新的司法，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懂政治，不懂政治决不会懂得法律。    　　谢老特别指出：我们要进大城市了，我们不仅要立新法，还要打碎旧司法机关、旧的法律，而对旧司法人员须在大大改造之后才能使用。他认为，司法工作者要打破等别人“立”了法才“司”的观念，要我们自己帮助政府立法，要从政治来司法，又从政治上来立法。谢老对于司法独立问题、司法形式问题以及如何养成守法观念问题，都在讲课中，做了深刻的阐述。     　　谢老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和司法部长后，仍继续参加中央法研会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他和陈瑾昆来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参加了法研会召开的立法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是总结宪法起草工作，说明宪法中国体、政体的重要理论问题。谢老写出了一个说明提纲交会议讨论。二是总结立法上的争论问题，主要是对《六法全书》和旧法观点的批判问题。会议决定，拟写—个文件说明新的法律观点和应起草的各种法律名称。 　　这次会议，对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正式改组为中央法律委员会，积极组织安排进城后的立法工作，以及接收旧司法机关的准备工作。谢老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和所训练的这批司法人员，便成为新中国成立过程中的司法依据和骨干力量。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央决定，华北人民政府要于本月十一日迁进北平!消息传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日夜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使大家对进城后的一切变化，既有思想准备，又有具体措施。谢老向大家讲解了进城后的各种纪律规定，要求个个人严加遵守。 　　谢老和王定国一行乘汽车，于二月十日到达石家庄。二月十三日，谢老和王定国一行乘火车，进入盼望已久的北平市。 　　二月二十日，谢老从打磨厂街第一宾馆迁居东昌街商震公馆。这天下午，在北京饭店宴请各界人士，谢老应邀赴宴。席间，他广交党外朋友，谈笑风生。第二天，在这里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董必武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谢老在会议中发言说，报告草案应能看得出是在什么状况下，即大规模的激烈的战争和长期的战争破坏的状况下进行工作，成绩能令人满意又难令人满意。他认为，在整顿政风上，应反对无组织先纪律状态，各方面工作应是有机的相联系相照应，要如人身的毛细血管一样，应请示报告，服从指挥；而且，要能动地创造，看得远，“铜山西崩洛钟东”。他指出：前者要有奖惩制度，即政纪；后者则要从提高对革命负责心、用脑筋、反对得过且过、马虎、疲塌，即从教育着手。他极力反对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说事务总是有的，办不完，象个海，要赴海而不溺死，就得抬出头来，从事件中找出规律作解决的指针。他的发言，对于某些进城后只贪图享受和工作不负责、不认真的官僚主义者，是个中肯的警告。谢老自己，仍然保持着“山沟里的作风”，生活简朴，工作刻苦认真，日以继夜地忙于进城后一系列新问题的处理。他白天忙于接见来人，处理日常工作，夜里埋头灯下，修改整理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纪录，整理民主建设计划，修订刑事诉讼条例大纲。 　　这个时期，在谢老的主持下，司法部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的两个文件。这是一场新旧法观点的尖锐论战。谢老全力投入这场法律战线上的理论的思想的斗争。他作了系统的发言和论述。他指出：废除《六法全书》，不止废除其条文，首先要从思想上废除，要废除其实质，即反动的阶级实质，而且不要留“后门”，对旧法决不能说是“批判地接受”，因为革命即革他的法，革他又承认他，岂非笑话。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说：历史上被压迫阶级革命，常常军事打胜了，立法打败了，根源就在这里。旧的不废除，必然阻碍新的发展，因此必须创造新的，旧的才能从我们的思想上根本扫掉。谢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主张彻底废除旧法律，创立新法律。他在一次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办公会上提出：讨论废除《六法念书》应注重于基本问题，即阶级立场和对辩证唯物论的了解。此点不解决，要彻底废弃旧的东西及建设新的东西，是不能达到的。他和沈钧儒、张志让等司法界人士，交谈了这些观点和看法，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废除旧法律，建设新法律》的社论。随后，他亲自起草了废除《六法全书》的通令。王明和中央法委会其他委员在此前后来见谢老，讨论成立新法学研究会、办法律学校、出版法律刊物等事项。谢老很赞成这几件事情，给以积极支持。 　　他还到华北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法律问题座谈会，并作了重要发言。会后，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立法工作和训练司法干部，提出了具体规划，并提出将已接收过来的朝阳大学改为国立北平政法大学。经过紧张的筹备，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宣告成立，谢老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八月十一日，他出席了开学典礼，作了就职讲话。他由南长街迁居大四眼井八号以后，以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为政法大学编写讲课大纲，并亲自讲课。他主讲了学习态度与统一战线问题、政权组织问题、人民民主专政及团结国际友人问题。还讲了统一战线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解答了政协文件学习中的问题。 　　进城后，谢老立即安排接收国民党北平第一监狱。他派王乃惠、王定国等人，经过训练，组成小组进驻监狱。他要求接收人员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尊重犯人的人格，安排好犯人的生活，并要求逐人清理，该关的关，该放的放，对放的发给路费，对关的做好教育工作，以期改造成为新中国的新人。   　　谢老在进城前后，为建设新中国的法制工作开路清基，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 抗日战争前夕的一九三六年，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民主、团结、抗日，于是国民党政府被迫结束了所谓“训政”时期，重弹“还政于民”的欺骗宣传，便起了一个名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掩盖其反共反人民的实质，这个草案共有八章，一百四十八条。它抄袭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词句，以根本法形式确认了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因为这个宪法草案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故称为“五五宪草”。 　　② 怕，由不了解情况而来，敌和我同是用脚走，这在山地是确定了的；步枪，二千米外无效，也是确定了的，我隔敌不止二千米，且在二十里外，怕什么?自然，也不可冒险。 　　③ 大供给，大整训，大部队都不要，打下去，什么照顾、清算都不要了。 　　④ 土地革命是根本，平分土地，什么照顾、清算都不要了。 　　⑤ 胡宗南给我们很大教育，打碎了庞大机构和官僚腐化，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以上四条为谢老自注。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