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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首任内务部长

《谢觉哉传》编写组

“不许饿死一个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谢老这天衣着整洁，精神振奋，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典礼。这几个月来，他一面忙于接收和整顿旧司法机关，制订新的法律法令，一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参加讨论制订《共同纲领》，同时还主持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联合办公事项，主持和参加制订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三个组织条例，并作为法学界推选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谢觉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十一月一日，内务部正式成立，谢老作为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到职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下，在谢老主持内务部工作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优待抚恤和社会福利等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上任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的大水灾，灾情遍及十六个省区，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战胜灾荒，稳定人心。据记载长江流域一九三一年水灾，饿死近七百万人，有的说两千万人。当年水灾不小于一九三一年。江河泛滥，堤坝坍塌，农田冲毁，造成了许多省的特大灾难，人民群众面临死亡。消息传到北京，谢老脸上笼罩着一层愁云，双眉紧锁着，来回不停地在房中踱步。当时，建国伊始，整个国家很困难，各方面都要花钱，因此钱、粮都感到紧张。谢老在为灾区人民的生活发愁。有一天，谢老兴冲冲地回来了，下了车，立即召集部务会议。这是毛主席赴苏联访问的前夕，消息尚未公布。谢老把这件事对大家讲了，说：“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马上就要走了，去苏联。”接着，谢老就说他愁了好几天，一直在考虑水灾的事该怎么办，并为这件事专去找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很重视，说此事就交给内务部主管吧!你们好好抓一下，困难是有的，但我们也总归是有办法的。要发动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调剂有无，互相帮助。财政上要拿出点力量来，搞点以工代赈和必要的救济。要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并决定立即抽派干部去灾区查灾，慰问灾民，打电报给山东、平原、河北、河南几个重灾省民政厅，要厅长们马上来京汇报。还要协同有关部门起草一个有关救灾工作的指示。 　　“不许饿死一个人!”谢老说：“这是动员口号，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又说：“把这个口号与要求写在指示上。谢老亲自主持召集了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会议，随即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董必武担任主任，谢老担任副主任。但具体的领导工作，主要由谢老在抓。  　　内务部代国务院起草了一个救灾指示，又以内务部名义起草了一个救灾补充指示。这些指示，谢老不但起草前交代得清楚，而且在起草后又亲自修改。救灾粮款也一笔一笔地拨了下去，拨往何地，拨多少，谢老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签发。派出去查灾的工作组，一个接一个地回京了。谢老立即找他们询问，了解实地情况。 　　“你们见了灾民没有?”谢老问。 　　“见了。村子里，几乎是每家都走到了。” 　　“有浮肿的没有?” 　　“现在还没有，人是都瘦了，但挺有精神。”    　　“粮食，掺合点瓜菜，也还是有点粮食，舍不得吃。年岁大了，孤寡一人，一场病就要了命。” 。 　　“有出外逃荒的没有?” 　　“有，少数。大部分没动，因宣传了政府要管，要以工代赈，恢复家园，群众劲头还挺足的。” 　　“开工了没有?”     　　“开工了，上堤的人不少，发工资，争着去修。” 　　“现在有什么问题?” 　　“医药还差一点，群众有点小病，是挺着。” 　　于是谢老吩咐，给卫生部门打个招呼，请他们多派些巡回医疗队到灾区去。然后，谢老给在场的人讲起历史上的故事，清朝末年，湖南省湘潭地区遭过一次大灾。灾民无人管，地主囤粮不卖，粮价上涨，灾民大量外出逃荒，卖儿卖女，饿死路旁。有些人就组织起来吃大户。他建议大家看看斯诺的《两行漫记》，了解一些过去的情景。毛主席给斯诺提到过这件事。谢老说到民国十八年，甘肃一带大旱灾，饿死不少人。谢老说，“在旧社会，天灾加人祸，使大量人死亡。如今解放了，人民政府有责任领导人民度过灾荒，不许饿死一个人。” 　　一九五〇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在开幕的前一天，谢老陪同周总理接见了大会的党外代表，并座谈了有关会议的各种问题。开幕的当天晚上，他又陪同周总理同全体代表进行了亲切热烈的座谈，为大会提供了许多好的意见。第二天，谢老在大会上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指出：旧时代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削弱了人民的抗灾力量，甚至他们直接造灾，新时代——人民的时代，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天然以及人为的灾害。会议发了几个指示，对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部署和检查。谢老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关于救灾工作总结的补充报告》中说：“灾荒不止是美帝与蒋介石匪帮直接造成，而且是封建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因此，必须认识到和灾荒作斗争是长期的。 　　一九五一年，他在写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郑绍文等人的信中说，广东、湖北、广西、河南等省均发生春荒。湖南、江西两省春荒亦已露头，因此要求他们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荒。并指出：筹救济粮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主要应是发展农业及副业生产与社会互助。前者力量有限，后二者力量无穷。他还多次直接写信给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邵式平，要求领导方面应充分认识到：“救灾是关系成百万人民的生死问题，我们必须彻底负责”、“首长要亲自领导此事，以免有发生偏差或疏忽之处。”他在回复邵式平的一封信中说：“救灾粮款，要发到了灾民的手里，才能算数；要发到灾民手里并要使之从事生产，而不是坐食，才更能算数。”他在信中还称赞邵式平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说：“你这回亲去永丰查实，并亲自主持上下西坑村的救灾粮的发放，这是令人兴奋的，值得传播的。” 　　灾害几乎年年都有。谢老在历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对于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都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安排。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指：“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我国古先哲人的理想，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等五保，是上述理想的具体实现。 　　在第四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有的人怀疑救灾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甚至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值得考虑。谢老在讲话中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认识，他说：这个口号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难道人民政府能说“可以饿死人嘛”?有人还提出说，“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没有阶级性。谢老说，救灾工作应有阶级路线：一是“周急不继富”，不要把救济款发给不需要救济的人；二是对于贫苦农民和剥削分子的救济，可以有所区别，更绝不可以使剥削出身的分子多占救济。但应该指出：法律规定，反革命分子、封建阶级分子，除罪在要杀的以外，一般只剥夺其政治权利，而不剥夺生活权利，要监督他们劳动，使其逐渐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没有其他的规定。     　　谢老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曾先后两次到山东，三次去河南，还到河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省，协同当地政府，视察灾情，安置灾民。  　　一九五五年六月，谢老冒着夏天的酷热，来到山东省视察灾区。听了省长赵健民关于全省灾情的汇报后，便立即去到惠民一带重灾地区调查灾情。他沿着黄河南堤，在烈日之下，行程三百六十里，了解灾情，慰问灾民。在路途上，每遇到群众整修河堤的地方，他总要停下来，同群众热情地交谈，询问他们的受灾情况和生产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在一处黄河堤坝出现险情的地方，数百名群众正在抢险固堤，谢老健步走到劳动现场，亲切地握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手问道：“你多大年纪了，也来修堤防灾?”那位老人热泪盈眶地抚摸着谢老的胡须说：“咱俩的年纪不差上下吧?你能亲自来看我们真不容易啊!”谢老紧搂着老人的肩膀，交谈着这里群众受灾的情形。这时，太阳已接近地平线上，夕阳映在黄河水面，谢老还恋恋不肯登程，随行人员再三催促，才依依告别日夜轮班抢险的群众，天黑才赶至专署驻地。 　　在这里，他听了专员的汇报，又亲自访问了周围受灾群众和困难户。一天，他乘群众吃午饭的时间，没有要当地干部陪同，也没带警卫人员，只有秘书跟他一起，悄悄离开专署机关，随意走进一户群众家里。这家大小七口人，正围在一起吃饭，见来人不是当地干部，气氛有点紧张，急忙将正吃的饭藏了起来。谢老拉住主人的手风趣地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哩，让我们在你家吃一顿饭吧。”主人有点难为情，推托说饭不多，怕不够吃，要另做点饭。谢老执意要同他们一起吃刚才做好的饭，主妇只好端来。当他吃了几口后，感到这饭不是粮食做的，细细看了看，又询问主人，才知道这是用棉花籽和红苕面拌在一起做的，实在难以下咽，老大娘见谢老真的吃下去了，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两个几岁的小女孩也跟着哭了。谢老安慰他们说：困难是暂时的，党和人民政府一定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要挺起腰，战胜困难。临别时，谢老要了一点刚才吃的饭，包在手帕里，装进衣袋带，带回济南，给大家看看。 　　谢老赶到利津县黄河决口处视察。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灾害连年，周围三个县近三十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生活，时常遭受祸殃。这天，细雨绵绵，荒沙茫茫，谢老站在凌风黄河决口处，查看决口的情景，询问灾情。原来，自从黄河改道以后，这一带的黄河堤坝，已决口二十一次之多，周围几百里田地冲毁，村庄如洗，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解放前，这里有一次决口，国民党政府三年都没有堵住。这次又在原处决口，可是党和人民政府组织干部群众，只用了六天就堵住了。谢老赞扬了群众的奋发精神，给他们批拨了粮款，扶持群众恢复生产，安排生活。 　　一九五七年四月，谢老来到河南省视察。他来到郑州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堤上，眼前展现一片洪水冲毁的残迹。这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逃跑而炸毁河堤，淹没数县良田，夺去几十万男女老少的无辜性命。谢老指着村庄的残迹说：“这就是反动政府罪行的证据，也是造成今天困难的根源。”他鼓励修补堤坝的群众，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制服黄河，为人民造福。 　　这年，他还视察了河北省。在保定市，他访问了收容教养所、儿童教养院，参观了他们的生产活动和自办的糖厂。他看见收容教养的一百五十多名儿童中，有的儿童和社会上的学校一样，戴上了红领巾，谢老兴奋地走到他们跟前，一个一个替他们整饰红领巾，双双可爱的小眼睛，紧盯着谢老的笑容、白须和微颤的双手，一颗颗泪珠，滴落在紧咬的嘴唇上，向这位已满七十四岁的老首长、老爷爷，表露他们的决心和理想。谢老查看了儿童们的教室、食堂和宿舍，表扬这里的领导干部和全体人员，工作做得很好。这里还有九十几位残老人员，谢老坐在他们中间，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年龄，家庭情况和来到这里后的生活情形，并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保重身体，以养为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可开开心的。” 　　谢老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的作风，是发扬我党优良传统的榜样，他要求内务部的同志“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而他自己就是这一口号的身体力行者。 　　重视政权建设 　　谢老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他特别要求人们深刻理解毛主席的这个观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首先是要推翻反动政权，接着就在被粉碎的旧政权的废墟上建设人民的新政权。大力领导人民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文化事业的改进及其顺利发展。他又认为，人民夺取政权，就必须立即解决行使国家政权的问题。而政权建设的中心，是建立与健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他指出：“我们国家有各种制度，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则是基本的。基本的制度没建设好，其他制度就缺乏领导与保障。我们的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则是基本的。基本的组织没建设好，其他的组织也将因无所依附而难于发扬。” 　　一九五一年十月，董必武给华东局写了一封《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的信，并将此信报送毛主席批示。董老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县乡两级建政工作，从上级领导方面来看，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董老在信中还说：“谢觉哉同志前代表中央慰问老解放区根据地的人民，沿途问了一些区乡工作人员，他们多不知政府曾公布过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今春随我至华东的同志曾到某些乡（村）去视察，亦云有些区乡干部不知政府有关街区乡（村）政权机关组织通则这回事，照这种情形看，要想在乡（村）依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建立政权，事先还要好好部署一番。”毛主席在董老的信上批语说：我认为你给华东局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朱德也在第一届全国民政会议上说：政府的民政部门，犹如党的组织部门一样。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在组织工作上的助手，而政府的民政部门即是政府在组织人民群众工作上的助手。在民政部门工作的同志，应把组织群众作为自己的重大任务，而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组织群众的最大工作。这说明，中央领导对于政权建设是多么重视。 　　谢老从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曾一再告诫，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他在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承认中国原来是个半封建的社会，从半封建社会出身的人，不大熟悉民主这一套，在一部分群众中也从封建统治阶级那里习染了一些包办、命令、打人、扣人等恶劣作风。又应该承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制度，在我国虽未实行过，但对于一部分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是有影响的。然而我们已经前进了，超过了旧民主很远。要以新的人民民主的创造，来扫荡封建主义遗留在社会上的残余与旧民主主义的影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谢老十分强调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民政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并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要有计划地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到政权建设工作做得好的县或区乡参观，“此地传至彼地，教会了人民，也教会了干部。”他坚决反对那些不重视政权建设工作的种种现象，要求必须加以纠正。他尖锐地批判了那种所谓“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的观点，说这是反人民的思想，是极端错误和危险的。他认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是恩赐的，是本应享有的。我们正是为了人民要翻身“坐天下”，才和他们一道去闹革命、“打天下”的。 　　谢老主持起草了《选举法》并筹备了全国第一次选举运动工作。 　　《选举法》公布后，谢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到一些机关单位和大专院校作报告讲话，宣传讲解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起草过程、主要内容和政治意义。他指出，中国人民不知流了多少血才取得政权，所以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政权，而爱护政权的方法就是：“把政权拿在自己手里来行使它。行使的具体关键，就是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谢老提出了许多具体而重要的做法。他要求一定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开会前，一定要有充分准备；开会时，要多开小会，少开大会，使代表能畅所欲言，人民代表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审查，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加以系统整理，变成集中的意见，作出简明决议。谢老希望那些习惯于少数人包办一切的政府干部，一定要发扬民主作风，不然干部成分虽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风中，可能变成坏干部，新恶霸。对于这种人，谢老认为如不改变，人民代表就可以将其罢免。谢老又认为，选好代表事关重大，对代表必须既注意广泛性，又注意纯洁性。人民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代表不称职，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根据选举法规定，选民随时可以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他很重视各级政府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问题。他多次强调指出：“人民政府是替人民做事的机关，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机关。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因此，做好这项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会被野心家篡夺。”   　　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谢老又十分强调各地应当将本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工作，提交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将各项工作做好。他说：有些干部认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太麻烦”，借口“工作忙”或者“没有事”，而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这是错误的。 　　谢老依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政权建设的指示精神，通过各种形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和国外友人，阐述了我国政权建设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经验。他先后给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作了《人民民主建政》的讲演；他兼任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在新法学研究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作了《关于政权建设的意义的报告》；向五一节观礼的各国工人代表，介绍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过程及其成就；给英中友协访问团作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的讲演，等等。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和毛主席关于我国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对政权建设的各种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我国的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民主是实际的民主，是与旧民主不同而优于旧民主的，是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权的性质根本不同的。他指出，我们这样的政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权，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所不能想象的。谢老的这些讲话，澄清和端正了人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胡涂观念和错误看法。     　　一九五三年，谢老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在会议上他作了《民政工作四年来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全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普遍召开，并结合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对基层政权进行了整顿。通过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贯彻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提高了各族各界人民管理国家政权的积极性。今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职称，使之形成巩固的制度，以领导与保障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朱德、董必武、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全国民政会议，并讲了话。 　　一九五四年底，谢老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其中心内容，就是依照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的指导原则，遵照宪法的规定，加强各级政权建设。 　　谢老在内务部任期内，孜孜不倦、一心谋求的就是人民真正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决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削弱它，更不允许用任何借口剥夺它。 　　访问老根据地 　　新政权的产生，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每年春节前夕，谢老总是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和深挚的感情向全国的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和复员退伍军人发表慰问广播讲话，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照顾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他指导制订和发布了一系列优待条例和办法，予以切实的解决。 　　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各革命老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京参加国庆现礼。谢老为总团团长，下设九个分团，共有八千四百多人。内有六十三个文工团和剧团，四十四个电影队，五个幻灯队，两个摄影队，八个曲艺队，五十个医疗队。 　　七月二十九日，谢老率领的中央访问团到达汉口。各分团要分头进发了。此时，谢老召集各分团团长及负责人会议，细心地讲述了访问团的宗旨、任务及工作方法。随后，即同中央苏区分团团长陈正人等到中央苏区进行访问。先后访问了南昌、瑞金、长汀、宁都、兴国等老根据地。 　　老根据地人民，对于访问团的来到，情绪很热烈，当年红军北上时，他们便深情地问过：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如今中央访问团来了，就是久别时亲人来了，有的妇女流着泪说：“中央政府的人，比我们的娘家还亲。”有的拉着访问团同志的手说：“你们回来了!望得我们好苦!你们还是从前那样，只是衣服和武器换了。”到处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夹道欢迎，此过节还热闹。在欢迎的人群中，有带着干粮从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赶来的。中途许多人拦车献旗献花献稻穗。古城道上一个做挑运夫的老太太，携一挂爆竹在放，握着访问团同志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访问团抵达江西南昌，谢老特意代表中央政府访问方志敏烈士的母亲方老太太。这位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在自己的院子里接待了中央来的亲人。方老太太头发已经白了，从脸上的皱纹可以看出她受过种种磨难。她的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到她的家乡——弋阳湖圹村清洗，全村七十多户中，有五十多户被杀绝，她的丈夫、媳妇也先后遭了毒手。反动派说她是“土匪婆”，什么都抢光了，连讨饭也不准。她只得带着小孩子逃到山上挖野菜度日，日子再苦，方老太太也没有屈服。她对谢老和访问团的同志们说：“我的儿子为革命牺牲，这是我做母亲的骄傲，有共产党在，我的亲人就在。”谢老亲手将访问团带来的礼品——一枚毛主席纪念章，佩戴在这位革命老人的胸前，向她转达了毛主席对她的问候。她表示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再出最后一把力，还要谢老回北京后，代她谢谢毛主席。在场不少同志都激动地流下眼泪。 　　瑞金是革命圣地之一。当访问团到达时，整个瑞金沸腾了，人民群众拿出当年红军时代使用过的武器，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夹道欢迎。    　　八月盛夏，骄阳似火。人们见谢团长年过花甲，头发胡子虽然白了，但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他身穿一套灰布衣服，臂戴访问团臂章，脚上穿起当年红军时代的草鞋，感到格外亲切。他们说：“访问团象是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军队伍。”有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拨开人群，挤到谢老面前，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谢老，我们早盼星，晚盼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终于来到了。”谢老激动地握住这双曾扛过红樱枪、拿过梭镖的手，对大家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看望大家来啦，毛主席很想念你们，你们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人群沸腾，高呼着：“欢迎访问团的亲人到来!”     　　瑞金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盛会，会上谢老讲了话，宣读了访问团《告老根据地人民书》，并赠送了照片、纪念章和毛主席题词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锦旗。访问团的文工团、剧团、曲艺队为当地群众进行慰问演出。访问团的医疗队，走门串户为群众看病。每当医疗队的红十字旗在树上一插起，群众就自动地围拢过来，医疗队员们亲切细心地为群众治病。有时谢老还亲自向群众宣传预防南方常见疾病和加强环境卫生的常识。     　　访问团在瑞金访问期间，曾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隆重的献花仪式，缅怀他们的功绩。     　　当访问团即将离开瑞金时，老根据地人民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他们向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献锦旗，谢老庄重地接过了这面绣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字样的锦旗。这面旗帜寄托了老根据地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感激和热爱，每一个字都是人民群众的心血和汗水所凝结。许多群众拉着谢老的手说不完对共产党的感激和对毛主席的深情。一封封捎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件，塞到了访问团同志们的手里。访问团的同志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瑞金。 　　谢老坐在列车上，从窗口眺望；沿铁路、公路不见多少森林，瑞金一带的林木亦不如前。对于水旱的抵抗力很弱，雨易成捞，不下雨又易闹旱。沿途还有很重的战争创伤，谢老心情激动，认为：“团长”这个职务是临时的。但是，挑起人民托付的担子，却是永远的。 　　访问团来到福建长汀，这座山城，当年有红色的上海之称。为了欢迎中央来的亲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乐得买鞭炮，做旗子，搭彩楼，按照十八年前慰劳红军的老规矩，日夜赶做布草鞋。访问团走到哪里，哪里就锣鼓喧天，山歌相和：感谢毛主席恩情长，一十八年不相忘，跋涉千里来访问，万民欢腾喜洋洋。…… 　　当地政府召开了烈属、军属、荣誉军人及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谢老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向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有功的烈属、军属、荣誉军人及全体人民进行慰问。访问团在召开各种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中，请他们叙述苏维埃时期的革命斗争和生活情景，了解他们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根据地人民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的苏维埃时期的文件，布告、书籍、证章、印信、铜银币、武器等献出，仅送到总团的就有一千八百零四件。有些人为保存文物，曾付出过血的代价。在长汀县委，访问团见到一面旗子，那是一面三尺见方的红绸锦旗，已褪了色，边上的滚花也磨烂了。但上面的字迹依稀还可辨认，上面写着：“扩大红军奖旗送给中坊乡，为保卫苏区而战，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这是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时，老贫农郑俊义保存下来的。在敌人屠杀革命群众的日子里，他用一层层的油纸把红旗包起来，放到一个瓮里，上面盖上麦种，封得牢牢，平时放在谷仓里，有情况就把它移到屋梁上。为了防止虫咬霉烂，郑俊义每年总要拿出来晒一两次，晒在人家看不见的屋梁上的天中镜底下。他一看见旗子，心里就亮堂堂，想起当年流传的山歌： 　　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 　　共产万年走天下，反动总是不久长。 　　只要还有口气，就进行斗争。全国解放了，才把旗子拿出来。谢老说：老区英雄人民与英雄事迹到处都是，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与劳动人民的伟大而崇高的品质。一天大早，一位八十六岁白发老公公（他有两个儿子当红军牺牲了）走了八十里路赶到长汀县城，一定要见访问团的谢团长。访问团的同志问道：“老公公，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老人说：“我一不要救济，二不要儿子，就是想来问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身体是不是健康?”谢老笑哈哈地告诉他说：“毛主席、朱总司令身体很健康。十多年前，毛主席在长汀养过病，现在好多了。”指着照片说：“你看，毛主席不是比过去胖多了吗?”老人拿着毛主席的相片看了好半天，笑着，小心地用几层纸包好，临走，又叮嘱：“上北京去千万给我带个信，叫毛主席、朱总司令保重身体。”   　　在长汀访问时，谢老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瞿秋白同志的遗骸确实找到了。访问团出发时，中央根据长汀的报告就把查清瞿秋白墓穴和遗骸的使命交给了谢老。来到长汀后，谢老多方调查询问，果然证实秋白就是在长汀牺牲的，墓穴和遗骸都是真的。谢老找见了曾亲自掩埋秋白烈士遗体的人。名叫罗仁发的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民，带领谢老来到秋白就义的刑场察看，他对谢老说了秋白是怎样走进刑场，如何坐在一块石头上，对行刑的敌人说：你打罢，好点打!谢老回忆当时报上登的消息和罗仁发叙述的情节基本一致，为了进一步证实此事，他又找来掩埋秋白尸体的张永福了解情况，在张永福的指点下，谢老来到坟场察看，秋白牺牲距当时已十几年了，埋葬的尸体和衣服早已在土中腐烂，但秋白就义前穿的那件红军上衣的钮扣却完整地存在。从种种迹象分析判断，这就是秋白同志的遗骸。谢老亲手用一个瓦罐把烈士的遗骨装在里面，带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并立了墓碑。 　　南方各老根据地人民，自主力部队转移后，遭到了蒋介石军队、地主、恶霸等所制造的的灾难。如屠杀一项，宁都被杀绝的有八千三百三十四户；瑞金被杀一万二千多人；平江干部被杀一万四千人，群众被杀十二万人；有的整村不留一个人。这就使得各老根据地普遍是人口少，壮丁少，多鳏寡孤独、老弱残疾。再如焚烧一项，新县至麻城、罗田间八十里之间的村庄全部烧光，造成无人区达六年之久。敌人的淫威并没有使人民屈服，山上的游击队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仍然坚持斗争；人民总是要送粮食、送情报，逐渐扩大队伍。致使坚持斗争的长汀的游击队，在解放军未到来前即解放了长汀城。谢觉哉通过这次访问，对老根据地人民有了更进一步深刻的了解，他紧握手中的笔，饱蘸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疏理着头脑中起伏翻滚着的老区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给中央写了报告。   　　谢老向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报告了访问情况，并提出了各老根据地目前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急需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是：经济恢复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卫生问题；文教问题；优抚问题；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中的积极分子学习和工作的问题；继续镇压反革命问题；各老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适当的解决。   　　访问团对各老根据地人民的访问，增强了党、人民政府同革命群众的密切联系，改变了有的人认为共产党、红军“进城忘了乡、下山忘了山”的看法。使者区群众深深感受到祖国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他们满腔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事业中去。 　　“您这个老同志真好” 　　谢老一生朴素。对干部、战士关心体贴，亲切和蔼。进城以后，依然如故。他住在内务部办公室的后面，出进都要经过各司、局的门口。每逢外出工作回来，谢老下了汽车便步行路过各司、局，有时就坐下与干部聊一会天，出外上车前，他也要顺便坐一坐。如果全天在家，那他就更是要抽时间下司、局了。他关心同志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热情地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谢老非常注意增强干部的群众观念，诱导大家认识到关心群众，是一个革命者的根本问题。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就要为了群众，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也还是为了群众。”     　　内务部机关设在原清朝一个王府内，房子十分陈旧，有人主张改建或大修。谢老不同意。他说：“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维修一下就可以了。”有人提出要盖办公大楼，谢老坚决反对。他说：“只要我在内务部，你们就别想盖大楼，现在又不是没有地方办公。”当时，内务部的宿舍很挤，司局长、干部、司机、公务员通通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有人发牢骚说：“谁跟谢老当干部，谁倒霉。” 　　有些人认为“进城了”，“我参加革命多年了，有功，应该受到报酬”，谢老说这种人是“不想将国事搞好的”。他引用汉朝刘邦得到天下后的故事，说刘邦的部下争功：“大哥做了皇帝，我们就得做二皇帝、三皇帝。”争得至于“拔剑击柱”。他又引用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也是因为争功，抢房子，搞女人，争财宝，搞得一团糟，结果惨败。谢老指出：我们是一个进步的政党，应自觉地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必须大家从原则上考虑，从思想上解决，工作应向胜过自己的比，生活应向低于自己的比，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谢老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有些人认为工作对不起我，而不是我对不起工作。他要求大家好好地研究问题，想问题，从小的地方做起。谢老要求部长、副部长、司局长要亲自接待来访，保持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刻不脱离群众。他的建议得到各位副部长们的赞同，便排了个值班表，每星期至少接待一次。他亲自带头做起，按时到接待室和来访人员谈话。头一天，接待室的同志还有点不习惯，以为有什么重要人物要亲自找部长谈话。后来，一看，不是这么回事，谢老接待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群众。谢老对这些来访的群众非常关心和尊重，从不打断人家的谈话。他左耳聋，听不清时还同人家换个位置，以争取句句听清。一次，有位老年人来访，不知讲到什么事，伤心地哭了，谢老一边劝慰，一边叫身边的通讯员给这位老人倒杯水，请他歇一会再讲。老人非常激动，拉着谢老的手说：“您这个老同志真好呀!一时解决不了问题，我心里也舒服呀!” 　　有时，坐在接待室，没入来访，他就趁此机会同接待室的同志聊天，问家有几个孩子?生活怎么样?工作有没有困难?家长里短，非常亲切。有时，他因公事一时离不开，就事先通知接待室：一有来访，立即打电话进来。有一次，他正在看文件，突然接到有人来访电话，他立即放下文件马上去接待来访。他强调指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意义重大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研究机关整编问题时，谢老明确地提出，司局要精简，但信访科室要加强。他要求对来信来访，应该做到：“既要解决个人问题，又要看到整个问题。”他常常选些性质重大的信件，或者久拖不决的问题，亲自处理，亲笔复信，并将他的复信抄送各业务单位和信访室工作人员借鉴。他经常谆谆教育信访工作人员说，人民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和最好方式，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长远方针，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谢老经常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他很反对来了公事，层层往下推的现象，即一层批给一层办，“办好了，又层层上送”，这个“长”签了字，又送那个“长”签。他指出：“长”字号的人，万不能偷懒。虽然不能也不应该件件亲自动手，但必须择重要的亲自动手，或与人家合作动手。     　　谢老在一次整党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缺点，自我批评说：由于我在政策领导、组织领导、学习领导等方面有这些弱点，对同志们帮助不大，因而领导核心没有建立好。要纠正这些缺点，首先要我个人认真努力。他引用诸葛亮的话“勤改我之短”的道理，要求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在整风会上，针对干部中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刻地阐述说：过去我们学会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现在要做的工作却不会，怎么办?学吧!但是，我们有些人却认为，过去我也很不错，为什么现在吃不开?这想法是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在山里讲打游击，现在我们到城市里搞建设。因此，如把过去的东西背起来做包袱，那你就会被压死，不能前进。他提倡学习，并且批评了“思想懒汉”。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新的，没有成规可循，我们的知识、经验又很少。不这样，没有法子钻进去，更没有法子钻出来。他指出，有些人不知道用脑子，推一下动一下，有些人则不肯用脑子，对工作采取应付态度。常是身子上了班，脑子还没有带来。他强调说：世上无攻不破的坚，问题在于有攻的决心和善于攻的方法。而用脑的大敌则为“不虚心”。    　　谢老一贯反对官僚主义作风，要求深入实际，提高效率。一九五三年，他在内务部主持开展了“五多”问题的检查活动。他认为，“五多”问题，是从基层发现的，而根子是在上边。“会议多”，要查每个会议解决问题的效果大小；“文件多”，要查来源和内容，以及所起的作用。他发动大家严肃认真地检查，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进意见。并且，他将检查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因为上级机关平时缺乏系统地积累资料，往往临时向下面要数字，要材料。有些公文，主观规定时间，实际不可能如期做到，有的前后矛盾，互相矛盾，可有可无。他指出：机关内部机构多，会议多，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他主张精简机构，调整干部，以提高办事的效率。 　　谢老多次讲过中国是一个官国，并且一向对之深恶痛绝。他对“官国”的流毒和弊病，也洞若观火，时时口诛笔伐，动员大家起来扫除。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纯洁的灵魂。 　　访问两个故乡 　　延安，是谢老的第二故乡。他在延安整整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期间，他和延安人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就连延安的一草一木，河边的石头沙子，他都那么熟悉可亲。全国解放后，他虽然身居北京城，但常常想延安。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从北京动身赴延。到达延安后，就住在原陕甘宁边区政府顶上的窑洞里。这是谢老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和林老居住过的地方，虽然自撤离延安后又近十年了，但当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情景，一幕幕现映在他的眼前。谢老住在这里，追忆起当年日夜相处的老战友、老同志、老乡亲。第二天一早，他踏着从对面宝塔山顶射来的晨光，漫步在原边区政府的院内和大礼堂门前，只见十多年前栽的树，最大的已盈抱；从前住过七八年的窑旁插的柳树，已一二尺围；参议会会场题额，被胡宗南军队铲去，尚未复题。那天，应地委和专署的邀请，他重题了“延安大礼堂”五个大字的匾额。在礼堂门前左侧题拟记实，说明礼堂题字的变迁过程。  　　在延安视察访问期间，他整天忙碌不停，不顾疲劳地走访老同志、老部下、老邻居和周围群众。他访问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核阅了当年斗争历史的陈列展览史料和实物；调查了李家渠、柳林两个乡的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参观了他休养过的光华农场，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交谈了当年农场的建设和蒋胡军对农场的破坏情形。他向延安各级干部讲了话，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奋发图强，建设一个新延安。经过在延安十天的视察访问后，他还决意要去绥德、榆林一带边远地区看看，了解那里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及解放后的变化。可是，正在准备动身北上的这天，忽然接到北京来电，要谢老尽快回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他怀着惋惜遗憾的心情，只好离别延安。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谢老特请延安地委、专署负责人和老同事、老邻居及机关工作人员，在杨家岭大礼堂和他刚补题匾额的延安大礼堂门前，合影留念。他以深沉缅怀的心情，向大家吟诗说： 　　重到延安景倍鲜，旧时栽树已参天。     　　诸君莫问人何似，后约还须订十年。 　　到延安几天后，他的秘书因病住进了医院。那天谢老去医院看望时，发现住院病人的家属都在病房门口自设炉灶，起伙做饭，整个医院烟雾腾腾。他便叮嘱秘书要边住院治病，边了解群众看病的困难情形，并要他出院时写个调查报告。秘书遵照他的意见，以住院病人的身份，随时和其他病人、家属及医护人员闲谈，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出院时写出了调查报告，以大量具体事实说明，由于住院费、医药费和生活费过高，群众没钱治病，更没钱吃医院的饭，只好个人设灶做饭。根据调查的情况，谢老向延安地委和专署负责人谈了如何改进和整顿医疗工作的意见。回到西安，他又向省委谈了这些情况。 　　回到北京后，正值一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谢老将他在延安视察所见的新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向大会作了汇报发言。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委书记，立即在会场打电话给省委，要求尽快派人去延安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据延安群众来信说，经过整顿后，一般群众住院费大大减少了，病房门口再没有炉灶冒烟了，他们感谢党和政府对陕北人民疾病治疗的关怀。 　　谢老还将他在延安视察的所见，特别是陕北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问题，向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中央研究减轻陕北人民的负担的问题。毛主席给谢老的亲笔回信中，称赞谢老重访延安做了件好事。谢老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老区的生产、生活是否恢复到战前（一九四六年前）的水平，一些同志表示怀疑。谢老认为：有些方面是没有恢复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和地区还很贫困。他指出，领导问题和干部问题，是今天陕北老区的根本问题。而主要是领导水平跟不上现实的要求和工作作风不够深入。其次是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对新事物和先进的东西不大注意，因此表现在，对群众的生活和疾苦关心不够，对情况不很了解，不能掌握，对问题的处理和指导不切合实际，对民主制度的健全和运用不够重视，等等。依据这些情况，他建议：要使陕北老区有休养生息的时间，要大力改善和加强领导。他的报告，引起了中央方面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   　　一九五七年三月，谢老到家乡湖南访问。这是他阔别三十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他是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的不久化装离开长沙的。在革命的历程中辗转曲折，直到今天，才得以成行，回故乡访问。        　　他在路经武汉时，停留了两天，看了当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只身来到武汉寻找党的联络地址，回忆当时的艰险情景。他还听取了当地的工作汇报，参观了正在修建中的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他兴奋地走到紧张操作的工人中间，同他们热情交谈。他满怀感慨地对工人们说：三十年前，如有你们在这里工作，那我就方便多了。他视察了张公堤和江岸堤，称赞群众在防洪抢险中的优异成绩。     　　在长沙，谢老接见了当地各方面的老战友、老乡亲。“宁乡四髯”之一的王凌波的夫人姜国仁已是白发苍苍了。她见到谢老好似见到亲人一样，感情激动，热泪盈眶。谢老安慰她继承先烈的遗愿，在文教事业上做出新贡献。    　　谢老视察了有勤工俭学传统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当他走进校园时，师生们惊奇的议论着，认不出哪一位是中央首长，因为他穿着朴素，说着满口湖南方言，没有一点“洋气”和“大人物”的气派。姜国仁校长领着谢老走进一座大教室里。教室的黑板上，用红粉笔绘成八个大字，“欢迎谢老，学习谢老!”当他坐到中间的一张椅子上时，师生们才认清了他就是要欢迎的“中央首长”。师生们互相询问说：“他就是谢胡子吗?” 　　谢老操着湖南口音和教师们作了亲切的座谈。他向教师们讲述了湖南的革命历史，耐心地解答了教师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还向学生讲了话，祝贺他们学好幼儿师范，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 　　三月二十六日，谢老来到一别三十年的家乡宁乡县。县上为了安全，每去学校、农村视察访问，都派了公安人员，跟随保卫。谢老发现后，再三劝说，说这样做会使群众不敢接近，要求撤去公安人员。当他回到老家时，公安局长又亲自出马，带领公安人员，将他家院的门前屋后，紧紧监护。有些群众要去见谢老，也难得进门。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闯了进去，谢老一见面便双手扶他坐在自己旁边，细细端详，才认出他是童年的朋友。俩人相叙旧情，感慨万分。当谢老知道他生活困难时，送给这位老人一百元作生活零用。谈话中，老人提到“进门难”的情况，谢老便坚持劝说公安人员返回县上，可是公安局长还要亲自守卫，夜间睡在谢老卧室门口的屋檐下。谢老恳切地对公安局长说；“只要有群众就会安全的。”拉着公安局长睡到屋里来。第二天后，来见谢老的群众整天涌满屋子，直到深夜还不舍离去。群众议论说，谢胡子哪里象个大官，除了多一副眼镜和多一根拐杖外，和乡里人不是一样吗?   　　他乘来访群众散去后的空隙时间，还召集乡村基层干部开了座谈会。谢老热情诚恳地说：我是回家来看望大家的，你们工作辛苦了，应多向我们这样的“高高在上”的人提出批评意见。大家毫无拘束地谈了许多农村当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乱砍滥伐林木的情况非常严重。谢老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看到家乡穷苦人民翻了身很高兴，解放后有了可喜的变化，可是这件事情办坏了，山上的树木砍光了，这是造福万代的大事呀!他期望基层组织要关心群众的做饭烧柴、盖房用材问题，要想个切实的办法解决群众的困难，以便有效地防止毁坏森林。 　　谢老对于革命烈士亲属，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一回到家乡，便急切地想去看望“宁乡四髯”叫的何叔衡和姜梦周两位烈士的亲属。他早在延安时期，就日日夜夜地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他回到家乡的当天晚上，即安排第二天一早去看望何叔衡烈士的夫人。她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常常独身逃进深山密林，历尽了艰辛。可是，不幸事件就发生在这天。何叔衡烈士的夫人就在这天晚上逝世了!谢老悲痛万分，深深感叹地说：“事情这么凑巧，我为什么不能和她再见一面啊!”他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来一天!他双手颤抖着，提笔泪下，为何老太太书写挽联，挽词说：  　　何老太太千古!     　　我与叔衡少同学，壮同事，同做共产党员。可惜他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了! 　　我这次回乡，拟来看您，而今天您又去世了!生死永诀，不得一面，万分遗憾!叔衡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当然您也是光荣的。您安息吧! 　　谢老本想亲自将挽联送到何老太太灵前，以慰先烈。可是，这天一早就下着大雨，山间小路泥泞难行。谢老痛感伤情，只好嘱托秘书吉世霖代他送去，于是由副县长尹泽南陪同，徒步来到何叔衡烈士故居，将挽联安放在何老太太遗体之旁，并转达了谢老对子孙们的亲切慰问。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