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1906—1982)，原名金水。浙江临海人。幼入私塾，14岁转入北山小学，16岁被保送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预科，1923年考入第六师范学习，任校学生会主席。1925年，王观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观澜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后转入列宁学院学习，他因反对王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被诬陷为“托派分子”。1931年初，王观澜奉中共组织之命回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任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部长，主编党的机关报《红旗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指派他主编《红色中华》，担任总编辑。1932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中央苏区上风，排斥毛泽东的领导。王观澜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强行开除出党，并被撤销《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后来，由于毛泽东、叶剑英等人据理力争，终于恢复了王观澜党籍，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国土地委员会副主任、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34年10月，他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完成了长征中扩大红军和筹集军粮的艰巨任务。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王观澜担任土地部部长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不久，王观澜参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这个文件的贯彻，进一步纠正了陕北土地革命中对待富农问题“左”的做法。此后，王观澜在陕北苏区进行查田运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写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重要性；分析了“左”倾错误在土地斗争中的严重危害，提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做法。强调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左’的错误总比右的好，右的要不得，‘左’的总是革命的。”这种错误见解，看不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更看不到有这种极左的倾向所发生的许多坏的影响。他的这种观点和态度，对于在陕北苏区广大农村地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王观澜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同时，还为发展陕北苏区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仅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籽、肥料，都花费了不少心血，使陕北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王观澜被任命为中央工作团主任，前往接收延安。1937年1月13日，在工作团的组织下，延安各级群众举行了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机关的入城仪式。王观澜还根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撰写了《新的形势，新的工作》一文，认为党在新从东北军、十七路军手中接防的地区的工作，应“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与内容，使其完全适合于新的形势与新的环境需要”，认为“这是巩固与开展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他强调延安的工作要注意三件大事：第一，广泛地组织和发展各种抗日救亡的民众团体，增强民众抗日力量；第二，广泛建立抗日民众武装；第三，努力改善群众生活。他还强调指出：不要忘记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许多大的政治问题的说明应从群众日常生活着手”。在这些工作中，他突出强调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此外，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应加以改变，“适当地推动阶级斗争，使之与民族(革命)斗争合拍前进”。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为实现全国一致抗日，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由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接收延安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观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为党和抗日干部队伍的纯洁和壮大作出了努力。后来为了解决绥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派王观澜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绥德，同国民党驻绥德的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谈判。当时何绍南公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叫嚷“决不让后方变成共产党的党部”，经常制造磨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观澜提出“消灭磨擦，一致抗日”的口号，迫使何绍南接受提议，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
　　1938年5月，王观澜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王观澜到任后狠抓了打击汉奸、顽固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在关于边区工作的报告中，他揭露了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论述了边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边区工作中的弱点，以及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推动全国抗战的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伟大意义。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王观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而且逐步肃清了王明等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很大发展。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王观澜还起草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在边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部长会议上作了报告，阐述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磨擦的本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的提出反磨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庆阳地区公开进攻八路军驻防地区。王观澜赴庆阳西峰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由于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万人和平签名运动，军事上加强城防并予以有力回击，终于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迫使其签定协议，从而稳定了八路军的抗日后方。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王观澜全身心地投入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他虽然只有30多岁，但因长征途中患过的肠胃病复发，最终彻底病倒，不得不住进中央医院治疗。毛泽东给他写信称：“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当时延安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生活条件极端困难。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王观澜极度虚弱的身体逐渐好转。
　　1947年春，国民党调动胡宗南部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观澜也转往山西兴县张家湾工作一段时间。王观澜闲时经常找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中，不仅把地主、富农消灭肉体，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在黑峪口街头游斗晋绥分区临时参议会议长、开明绅士刘少白，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对开明绅士牛有兰进行残酷斗争。王观澜气愤地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经王观澜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后，毛泽东批评了康生在土改中“左”的做法，并让其予以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等职。他曾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后来还参与起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部分。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浪潮，《人民日报》曾登载了河北徐水县小麦亩产过万斤的消息，王观澜说：“亩产过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他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了实际情况。毛泽东收到信后打电话对王观澜表示感谢。“文化大革命”中，王观澜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周恩来得知后，明确指出：“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可以打倒。”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恢复了王观澜的自由，并重新开始工作。“文化大革命”后，王观澜担任国家农林部的顾问。1982年1月19日，王观澜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