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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

高岗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十八日) 　　引言 　　同志们： 　　关于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的内战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争论问题，这次高干会讨论了十天，讨论得很好、很详细。这个问题在过去曾经争论了很久而未彻底解决，经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可以说是在基本上把问题搞清楚了。边区党这一段历史争论问题，不能把它孤立的只看做是肃反错误问题。主要是属于路线问题的争论。朱理治、郭洪涛同志曾经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过去所执行的路线是右倾取消主义，然而历史证明了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这一方面，恰恰相反，错误的是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他们所执行的不是什么“马列主义”的路线，而是反马列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以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与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现在当我们全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这个问题若不检讨清楚，就不能贯彻整风学习和根绝三风不正的残余，就不能获得全党在思想上的一致，因而也就不能获得团结全党的巩固基础。所以我们把这次高干会对于这段历史问题的检讨，看做是边区具体的整风学习，看做是对于每个干部和党员最大的最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是完全有理由的。为要有系统的说明边区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就不能割断历史，就必须从整个陕甘党与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明它。因此，我的讲话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 　　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 　　陕西自一九二二年及二三年起，即已开始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由旅京旅沪陕籍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少共(SY)团员，把共产主义思想散布于陕西青年学生及文化界，先后在渭华交界之赤水职业学校，华县咸林中学，三原渭北中学，西安一中及二中，绥德四师，榆林六中等校建立了党和团的支部。这时陕西在北洋系军阀刘镇华、吴心田统治之下，政治环境异常恶劣。党除以先进知识分子为对象在各地学校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与建立党的下层基础支部外，并在党外进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组织了许多青年学生的革命团体，如共进社、青年社、学生会、非基督教大同盟等，发行革命的书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在这些政治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党曾经领导了两次有名的政治运动：一是骗刘(刘镇华)骗吴(吴心田)运动，一是非基督教运动，前者是反封建运动，后者是反帝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带有普遍的性质，是陕西党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开始。经过这些运动，党内已涌现出了当时知名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如西安之魏野畴同志及陕北之李子洲同志等。 　　上述时期是陕西党的创立时期，亦是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在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上准备了基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由共产主义的思想到共产主义的组织，由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但均尚未超越知识分子范围。 　　大革命时期，陕西革命运动会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二六年秋冯、于入陕与西安解围(西安被刘镇华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围起直至十月国民军入陕始解围)，是陕西大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标志。当时北洋军阀在陕西的支派刘镇华、吴心田的势力被驱逐了，代之以冯、于国民军的势力，冯、于在当时是代表国民党进步势力一方面的。因此，陕西由反动局面转入革命局面，成为西北以至整个北方革命的中心，所谓“南有广州，北有西安”，这就是指当时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可以与广州相比拟的。为什么革命运动能够在陕西比别的地方更为发展呢?是有其客观有利条件的：第一、陕西有革命的历史传统，如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反满运动，袁世凯反动时期靖国军的反袁运动，以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军的反北洋系军阀运动等等。第二、陕西有有利革命进行的地方特点，陕西自民国以来，长期处于军阀土匪割据状态，群众的革命要求是很高的。第三、当时冯、于是进步的，我党与冯、于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遂推动革命运动在陕西迅速发展起来。 　　陕西党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一)在军队方面，党积极的参加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选派了若干干部党员到国民军中去负政治工作，刘伯坚、邓小平、李林、刘志丹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国民军政治工作者。同时西安创办了政治保卫部及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由共产党员史可轩担任部长及校长，其中亦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参加。 　　(二)在政权方面，党积极参加了改造各级政权的工作，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为国民党之左派于右任。同时有共产党员参加省政府任厅长，从省政府到各县县政府，亦有若干共产党员参加或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 　　(三)在文化教育界方面，由于党在文化教育界中有相当的基础，故经过各中等学校及各县教育机关培养了大批的进步青年，而各种文化活动，基本上也是在党领导之下，如当时民国日报及西安著名的廿八书店，各种革命团体所办的刊物，大都有党员参加。 　　(四)在国民党方面，在西安围城之前及围中，在我党党员推动之下建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当时还是半公开的。在西安围城解围后，陕西各地国民党，更积极与公开的活动起来。当时省党部的刘含初、李子洲、张含辉、王授金等，都是共产党员。关中及陕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亦有共产党员参加。 　　(五)在学生运动方面，更有了广泛的发展，许多中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该地区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如西安之一中、二中，三原之渭北中学，华县之咸林中学，渭南之渭阳中学，绥德之第四师范，榆林之六中，延安之四中等。在学生中普遍建立了各种进步团体，并经过这些团体及广大学生，在城乡群众中进行了革命的宣传与组织活动。 　　(六)在工人运动方面，当时党在西安建立了若干手工业工人的工会，并建立了陕西省总工会。 　　(七)在农民运动方面，当围城前后，由广东农运讲习所派回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参加了各地农民运动，并于国民军入陕驱逐刘镇华的战争中，由党员经过各地红枪会发动农民配合冯部作战，参加反刘运动，如在鄜县、三原、蓝田等地农民会袭击刘镇华的粮台兵站，并于蓝田解决了刘部一营武装。由于农民的积极援助，才使冯部驱刘解围战争迅速的走向胜利。其后在革命高潮之下，长安、蓝田、渭华、三原、绥德等地农民协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起来，并进行了反苛杂反土劣的斗争。如长安农协农民自动的逮捕并打死了当地大土豪徐大汉。一九二七年召开了陕西全省农协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省农协。 　　(八)党的组织于此时有大的发展，并在领导上也统一起来了。一九二七年春，开了全省党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区委，统一了陕北与关中党的组织及领导，出版了党报《西北人民》，党员数量由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其成分虽然大部分还是青年学生及参加党政教军民各项活动的知识分子，但在农民士兵及工人中也开始发展了一些党员，使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 　　一九二七年的郑州会议，是陕西大革命阶段结束的标志，因为从这时起，国民党实行清党，地主向农民反攻，于是结束了大革命发展阶段。总结大革命发展阶段中，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显著的成绩有三：第一、建立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同时相当普遍的党，散布了共产主义思想及影响。第二、培养了党的骨干，特别是军事干部。第三、在相当限度内发展了农民运动。这三项就成为党在下一阶段进行武装斗争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检查，又是有缺点的，主要的缺点是：第一、党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中有右的倾向，这就是以当时省委书记耿炳光为代表的“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两面性，只看到革命方面，忽略了反动方面。因而就看不到严重形势的到来，没有适应环境的变化来转变党的工作，使西北党与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第二、统一战线中的下层工作即农民运动发展的不足，尤其是没有注意土地问题。第三、武装工作虽然做了，但只做上层政治工作，不注意掌握实权，不懂得自己组织军队，未能取得确实的基础。这些缺点就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所受损害的根源。 　　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 　　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党外情况是由革命局面转入反动局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随着全国反动逆流的弥漫，在陕西亦进行“清党运动”，将大革命时期在军队政权国民党部及文化教育界服务的共产党员，一律洗刷或迫走，若干共产党员被屠杀(如刘含初等)，工会农会被解散，青年学生的一些革命团体，或被解散，或被迫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反动局面的开始。但这只是矛盾的，在当时来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西北系与国民党中央间仍存在有矛盾，这种矛盾以后会发展为军阀战争。 　　在这一反动潮流袭击之下，当时党内情况是如何呢?由于耿炳光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没有过渡到反动时期的准备，当着反动局面已经到来的时候，党又没有适时的有计划的组织退却，故在政治上及组织上造成很混乱的状态，党员大批的退党或消极，一部分党员被捕或被杀，少数愿意继续革命的党员，也一时失掉方针和自信。这种混乱状态，直到八七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传达到陕西后才被逐渐克服，才使坚决革命的党员获得了自信和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在党的工作方向上发生分歧，就是说，情况已经变了，党应向何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呢?一部分党员主张党的方向应由城市转入乡村，应拿起枪杆子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说，党的方向应以乡村与武装为主，刘志丹同志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他为这个问题曾和当时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对的，许多党员在这一思想和方针下走入农村和武装部队中去，开始了党的武装活动。但有不少的党员，特别是当时的领导机关，还不认识党的方向应转入农村和武装斗争的重要与必要，仍迷恋于城市，舞弄文墨，进行空洞的宣传号召。他们在思想上是以城市与非武装的秘密的工作为主的，这就一方面使党不能聚集更大的力量于武装活动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无保障的脱离群众的秘密工作之下，使党的组织不断的遭受破坏，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历史完全证明了当时把党的主要方向放在乡村与武装方面是正确的。正是这一正确方针，使党创造了革命的武装与根据地，而把党的主要方向，放在城市和非武装方面则是错误，正是这一错误使党不断的遭受损害。 　　我们现在不来详细总结秘密党的经验，这件工作以后有时间时再做。现在我们专来讲一讲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这个时期，党虽然确定了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且也有武装斗争的条件(大革命时期党所创造的一些军事工作基础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党不断的派干部到军队中工作所创造的基础)，但如何进行武装斗争，许多同志还是没有经验的。自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党曾领导了许多次的武装起义，著名的有清涧兵暴、渭华兵暴和旬邑农民暴动。清涧兵暴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唐澍、谢子长等同志领导下发动的。清涧李象九旅(当时李亦为党员)兵暴，暴动由清涧开始，南下进攻延长、宜川、韩城等县，结果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政治上没有把枪杆子与农民结合起来，形成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依靠农村而企图攻占城市。在军事上不懂得打游击战而只是进行阵地战。渭华暴动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刘志丹、唐澍等同志领导下发动的许全忠旅的暴动(当时许亦为党员，其基础就是史可轩同志领导的中山学院学生及政治保卫队队员，后归李虎臣编旅)，发生于潼关、渭南、华县一带，暴动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并发动了渭华广大群众参加暴动，坚持了一个半月之久，最后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中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虽然开始懂得了枪杆子要与农民结合，懂得了要依靠农村，但是认识还很肤浅，并且发生了盲动倾向，如片面的强调“以赤色恐怖对白色恐怖”“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提倡暴徒泼妇精神”等口号，如地点选择在西潼大道的要卫，如在军事上(和清涧兵暴一样)还不懂得进行游击战，仍是打阵地战，如没有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等等。旬邑暴动是渭华暴动之后不久由许才升同志领导的旬邑农民暴动，暴动的农民攻下了县城并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但却没有彻底收缴地主豪绅的武装来武装农民，也有深入农民斗争；结果在地主豪绅以牢笼计诱杀了许才升同志后就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虽然有了农民，却没有枪杆子，同时不懂得如何深入斗争与依靠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此外还有大大小小许多次的武装斗争(如在关中之礼泉、扶风、乾县，陕北之绥德、横山以及甘肃之靖远、两当等地)，或因是单纯兵暴，或因是单纯农暴，二者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并且在路线上多带有盲动性，所以没有例外的都失败了。 　　上述这些兵暴农暴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党内培养了一种坚定的武装斗争的决心，并且由失败中获得了经验，就是：(甲)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单有武装没有农民不行，单有农民没有武装也不行。(乙)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打阵地战不行，在城市要道不行。(丙)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盲动主义不行。 　　真正领悟了上述兵暴农暴失败教训的，首先是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同志熟知地方情况和群众条件，有长期军事斗争经验，并亲自参加了渭华暴动。他在这些暴动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要胜利的进行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因此，刘志丹同志于一九二九及三〇年间就独立的奔走于陕甘边境一带，进行军事活动，夺取军阀土匪部队的武装，来进行游击战争，虽遭多次挫折以至被捕下狱，毫不灰心。他的这种坚定的方向与斗争的收获，终于成为党建立陕甘革命武装与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当时陕甘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些经过多次失败所得来的教训。相反的却执行了极“左”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以杜衡为首于一九三〇年秋组织行动委员会，毫无根据的要在关中陕北和甘肃建立三个军，并提出于是年十月革命节召开陕西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计划。到处空喊暴动，甚至在西安市内也要号召暴动(当时西安只有二三十个党员和数十个所谓赤色群众)。这些计划有的因为受到下级党员的抵抗没有实现，有的因为根本没有根据无从实现，所以没有看到什么暴动出现，反而使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四中全会后党开始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实际上只纠正了立三路线某些比较突出的部分，并未根绝立三路线“左”的思想，所以后朱理治、郭洪涛的路线比立三路线还有了新的发展)，正在这时，陕西环境起了变化，由于蒋、冯战争的结束，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倒台，代之以杨虎城的统治，同时陕西农村经济经过几年大旱灾后，亦于此时有了某些开始复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党内滋长了一中的倾向。这一右倾当时是以张文华、张资平等为代表的，后来这种右倾思想又为黄子文利用来一贯的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认为在杨虎城统治之下，由于实行经济改良与政治欺骗，陕西群众斗争情绪已降低了，革命已进入低潮时期，并诬蔑南方红军的发展为“流寇行为”，认为是“没有出路的”。这一右倾在实质上是想否认陕西武装斗争有利条件，并取消党的武装斗争方针。但这一右倾立刻受到打击，一九三一年四月的省委全体会议坚决与这一右的倾向进行了斗争，开除了张资平、张文华等的党籍，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面，并于是年十月正式决定成立反帝同盟军。总结这一时期党的基本特点是转入地下活动与武装活动的时期，当时党虽已部分转入武装活动，但一般的还是以地下的秘密活动为主，这是不正确的，其思想根源是对武装斗争的重要与有利条件估计不足，而党的武装活动虽均失败，但由这些失败中却积累了经验，摸索到了正确的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没有这一时期武装斗争的失败，就不会有下一时期武装斗争的胜利。陕甘红军与苏区的创造是与这一时期党的武装斗争不能分开的。这就是这一时期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 　　从一九三一年反帝同盟军的成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的肃反事件以前，是党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其中又何分为五个阶段来说明： 　　(甲)反帝同盟军成立与土地革命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首先应说明反帝同盟军(即以后的陕甘红军)成立于九一八事变后不是偶然的。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当时西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加深(这种矛盾一直到西安事变以后还继续存在)，使西北阶级关系起了很大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抗日倾向，中下层则要求抗日。这一变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许多军队的中上层分子找党的组织和红军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许多地方著名人士倾向抗日与接近共产党员。西安、汉南、渭华各地学生组织抗日团体，游行示威。打国民党部，西安全市学生于四月二十五日把戴季陶的讲演变为反戴季陶的斗争，包围戴季陶并焚毁其汽车。二十六日全市学生进行抗日驱戴运动，发生了枪杀学生的事件(四二六惨案)。这一切都是说明新的形势到来了，可是当时党对于这一有利形势估计不足，形势已经向前发展了，而党的观点还停留在原来位置上。党虽然利用了这一形势在发展红军这一方面有很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却拒绝与一切倾向抗日的中上层谈判与合作。这就是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央来到陕北才被克服。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月，党决定以刘志丹等同志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武装和由山西过来的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反帝同盟军，不久又改为陕甘红军游击队，以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新宁、宁县一带为活动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陕甘新苏区。这是第一次在陕甘举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开始一个时期，部队成份较复杂，以后在斗争中逐渐淘汰了无法转变的土匪成份，同时吸收新的积极农民参加，使部队在政治上及组织上逐渐巩固起来。当时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积极行动与直接领导之下，发动了旬邑、淳化、三原、耀县、正宁、宁县一带农民的各种斗争(如分粮抗捐税反豪绅等)，并开始分配地主豪绅的土地给农民。在群众斗争发展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发展了地方党组织，游击战争的局面日渐扩展起来。这一时期陕甘红军游击队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一时期。 　　(乙)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红二十六军的失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 　　一九三二年的中央北方会议后，决定把陕甘红军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红二团作为二十六军之骨干，并派杜衡为政治委员。杜衡是一贯的“左”倾空谈家，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四中全会后并没有彻底转变。他参加了北方会议，携带着北方会议的精神到了二十六军，从这时起，二十六军就在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以至最后遭到失败。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打倒一切反对一切，拒绝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土匪民团不加任何区别一律主张肉体消灭。即使当时真正愿意和我们合作并在物质上援助我们的民团土匪(如夏老么等)也是如此。对白军进步的军官，拒绝谈判合作，并辱骂当时与白军进步军官建立统一战线的某些同志是“勾结军阀”，结果就造成了所有白军民团土匪部队与我们的对立，使自己孤立起来。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农民运动中执行过“左”政策，火烧香山寺(这就是有几百和尚道士，几省知名的大庙)，引起农民不满。在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下，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的打击。无计划的号召农民来分粮，地主富农的粮不够分，结果把中农的粮也分了，侵犯中农利益。这样反对地主、打击富农、侵犯中农的政策，就使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缩小到只有贫农雇农，甚至使贫农雇农对党也抱有疑虑。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军事上的冒险行动，他初到红军中主张坚守照金根据地，在庙湾雨原两次战争斗失利后，又主张无目的的乱窜，违反省委决定和部队多数同志意见，主张北上，并提出计划要组织骑兵师，打通所谓“国际路线”。这一行动遭到省委及部队同志反对后，又主张南下，提出在渭华建立新根据地。其理由是“渭华有华山之险?，群众斗争条件好?且为敌人交通大道，给敌人威协更大”等，不管北上南下，都是纯粹主观主义的军事冒险行动。北上计划，虽已阻止，但南下计划，未能阻止，结果红二团渡泾河、渭河由高陵、临潼转入渭华，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中全部失败，只跑出刘志丹、王世泰等几个同志。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间的事。 　　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四个表现，就是实行宗派主义，对于一切不赞同不执行他“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完全采取打击政策。打击刘志丹同志，说刘志丹同志是机会主义动摇。打击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等同志，把谢子长、阎红彦同志以派赴上海受训名义调开部队。我也是受到了杜衡打击的一个，当时把我调开部队，派到陇南做兵运工作。这种宗派主义执行的结果，就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使歪风压倒正风，而杜衡最后亦由动摇被捕而叛党。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二个时期。 　　(丙)恢复红二十六军继续展开陕甘游击运动与反右倾斗争(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 　　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省委恢复二十六军整顿陕甘边党的任务委托于我，这时正是陕西党与部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二十六军全部失败了，由王太吉骑兵团暴动过来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也失败了，(由一千六七百人的部队只剩下几十个人)。陕西党的领导机关及各地组织，差不多破坏光了。敌人天天在报上宣传说“红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枭首了”等，叛徒杜衡的自首宣言也接二连三的在报上发表出来。当我到达陕甘边时，只有王太吉一点残部和渭北几个小的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人枪约七八十)。由于继续的失败与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这些部队的士气当时是很低的。可是部队中和地方上党的骨干还保留着，如张秀山、杨森、张邦英、习仲勋、强世清等同志。依靠他们把部队在照金集中起来，重新整顿，继续游击战争。当时行动方针是打小仗不打大仗，由小胜变大胜。在这一方针下，慢慢的打了若干次胜仗，把部队情绪提高起来。但这时部队中发生了以黄子祥(当时渭北游击队长)为代表的右倾，他认为省委破坏了，二十六军义勇军失败了，游击战争没有出路了，由于对当时形势悲观失望的估计，就主张把部队解散，把枪隐藏起来，宣传所谓“不成不成，回家务农”。或者主张把部队分开行动，各干各的，或者主张先找省委关系，找到关系后再谈别的。这些意见显然的是悲观失望的右倾表现。当时在陈家坡会议上受到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终于打击了这种右倾思想。这个斗争的胜利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如不战胜这种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及情绪，则二十六军的恢复与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陈家坡会议之后，干部的信心增强了，战士的情绪提高了，一、三、五、七、九、十一六个游击支队建立起来了。接着就攻下旬邑，消灭了全部民团的武装，扩大了部队。这时刘志丹同志和王世泰同志由南山失败化装跑回来了，部队增加了新的力量，继续攻占合水，又在庆北毛家沟打了胜仗，故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拈花寺正式恢复了四十二师。并根据退出照金苏区的经验，决定游击队根据地不能只是一个，应当多建立几个根据地。当时在关中、陕北及陇东各建立一个根据地，每一根据地组织一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四十二师则不固定地点而灵活居中策应。这时黄子文又由西安跑来了，他提议要成立陕西省委，名单是些什么人呢?他提出李桀夫、张文华、蒲建生，还有他自己，并且要我参加。我晓得这些人全是右派分子，可以看出黄子文当时是想进行右派活动的，所以不但没有同意他，而且把他留在苏区，加以考查。并写了反对右派活动的文件派骑兵团到处发散揭破其反革命活动的阴谋以后，黄子文就到处散布谣言，如说刘志丹和我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专政”，说我们“不要陕西省委会走到反革命道路”等等，于是我们就将黄子文关起来进行考查，并揭破了黄子文的政治面目。这就是继陈家坡会议后第二次反右倾的斗争。可以看出在恢复红二十六军的这个期间，主要的是反右倾的斗争，并在反右倾斗争基础上展开了陕甘边及陕北一带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华池、庆阳、合水、保安等苏区(即第二路游击活动区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党的特委。不但恢复与发展了二十六军，并且更加扩大了游击战争区域，奠定了陕甘苏区的基础。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三时期。 　　(丁)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与反郭斗争 　　(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郭洪涛同志回到陕北，这时，不仅陕甘一带红军与游击战争已有很好的发展(如上所述)，而且陕北之吴堡、清涧、安定、神府各处，也已经开始了游击运动。红二十六军不断的到安定、安塞、保安、鄜县、甘泉、延长一带活动，直接推动与组织陕北游击运动的发展。陕北特委早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就有开展游击运动的决议，陕北有党与群众斗争的历史，有过去二十六军不断的直接行动并派送干部和武装的扶植，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发展是势所必然的，然而，郭洪涛同志在瓦窑堡时所写的陕北党史中，却把自己描写成为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创造者，这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不对的。郭洪涛同志回来是拿着北方会议的决议当做自己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武装。首先，他对于当时形势，有一种极“左”的估计，认为“西北和全国一样，已经到了两个政治前途决定的关键，一个是苏维埃的前途，一个是殖民地的前途”。认为“中国工农红军英勇的斗争与胜利，苏区的空前扩大与巩固及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工农生活的改善，继续不断的前仆后继的在暴动着，在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三月扩大会议决议)。认为“西北劳苦群众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开展与扩大，游击运动普遍的汹涌的发展与巩固，苏维埃运动烈火般的扩大”(同上)。认为白区群众“只有站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誓死为争取工农政权与土地革命而斗争，以求得劳苦群众的彻底的解放与自由”(同上)。认为白军士兵“斗争与哗变的潮流，广大的发展，士兵群众日益深刻了解白军长官是反动的压迫群众的，他们只有打死反动长官投降到红军中来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同上)。显然这些都是片面的夸大的甚至是全无根据的估计。 　　郭洪涛同志从对政治形势极“左”的估计出发，来检查陕北党当时的情况，自然是完全不能令他满意了。郭洪涛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党的扩大会议上是如何估计陕北党呢?他认为“陕北劳苦农民的英勇的斗争当中，党的富农路线的领导，障碍了实际工作的推进，使党远远的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充分地表现陕北党对于领导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同上)，对游击队也认为“各支队都充分的表现对于领导游击队的保守消极与怠工，都充分表现富农路线的右倾残余仍然残存在各支队的实际行动中，领导中”(同上)。不过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所谓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后，“各地工作已由富农路线部分的转变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去”。就是说在郭洪涛同志未回来前，陕北党完全是富农路线，给当时陕北党的主要领导者马明方同志带上右倾富农路线的帽子。而自郭洪涛同志回来后才部分的转变了富农路线，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呢?是不正确的。因为陕北党在郭洪涛同志未回来前，即已开始领导群众斗争，并发动游击战争。既然是富农路线，为什么还要领导群众斗争和发动游击战争呢?只不过陕北党在当时还没有执行像郭洪涛同志那样“左”的路线罢了。在郭洪涛同志看来，这就是因为受到“富农路线”的障碍，于是就举起反富农路线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 　　郭洪涛同志的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是继续发展的，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阎家窑子会议上对二十六军的估计是“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森林主义”(见郭著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对杜衡领导红二团走到失败的“左”倾机会主义，还认为“左”的不够，而估计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对红四团在狭窄的平原地区与敌人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苏区(所谓渭北苏区不过是三原武字区二三十里的一个平原地区)估计为“逃跑主义”。对领导骑兵团全都哗变成立义勇军并最后为革命牺牲的王太吉同志估计为“没有丝毫的阶级立场”，“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与勇气”，“纯粹是革命高潮下的投机”。对在一时不利条件下退出照金苏区而同时向新的地区发展的方针，估计为是“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是“招兵买马的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批评当时还是游击状态中的革命委员会政权“没有一条正规制度”，要求革命委员会的政权正规化。批评当时还处在游击战争时代的游击队“游击习气很大”，要求游击队要建立红军的正规制度。最后就认为“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之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就认为是“干部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的右倾”。然而实际是如何呢?历史证明了二十六军并未右倾，而是郭洪涛同志太“左”倾了。 　　郭洪涛同志对于土地问题及对富农政策也是“左”的。二十六军和陕甘党会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而郭洪涛同志就认为这是富农路线，他主张对富农和地主不加区别，一样分配他们的土地。当时许多边境的土地未分，是因为那些地方政权尚未巩固，白军常来扰乱，分了地不能巩固在群众手中，地主来了又讨回去。但郭洪涛同志毫不估计这种实际情况，把一边境区暂时未分土地的事实也看做是机会主义表现。甚至“分地连分了七天”，也是严重错误。郭洪涛不但主张分富农的地，不但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一齐分地，而且主张实行集体农场。看起来郭洪涛同志是非常革命似的，其实他还丝毫不懂得革命的常识。 　　阎家窑子会议之后，八月间红二十六军主力与第一路游击队(即陕北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围剿”，缴枪二百余支，俘虏一百余名，肃清了数股进攻苏区的反动白军和民团武装，攻占了许多为土豪盘据的寨堡，克服了由于敌人“围剿”所造成的当时群众中的恐慌以至反水现象，将游击队集中扩编为红一团，冬季又在清涧成立了红二团，并在安定成立了陕北第一个革命委员会。这时游击运动开展的局面，向党提出了统一陕甘与陕北党及政治军事的要求，故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周家硷会议中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甘与陕北党的领导，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陕甘与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正因为有了这次的统一，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与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当周家硷会议的时候，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二次“围剿”已在开始部署，二次“围剿”的规模，比起一次“围剿”要大的多和严重的多。周家硷会议对于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当时提出了两个战略计划，一个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提出的，主张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这种战略方针之所以有利，就是因为它是靠近山地和我们的根据地，是有阵地的出击；而郭洪涛同志所提出另一种战略计划，就是主张向绥、米、葭、吴进攻，以与神府苏区打通，这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是对我们不利的、带有冒险性质的军事计划。因为绥、米、葭、吴一带，敌人统治较为强固，要进攻势必走到攻坚，攻坚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山西方面的敌人也容易过来给我以威胁，是既不易攻又不易守的。周家硷会议反对了郭洪涛这一“左”的冒险的军事计划，赞成了刘志丹同志的战略计划。郭洪涛同志初回陕北当游击队力量还很小的时候，就曾提出“练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口号，以后他又反对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战争中所执行的正确路线，主张二十六军应当攻坚，应当向城市及平川发展。这次对粉碎二次“围剿”的战略问题，又提出攻坚和向平川城市发展的计划，可见郭洪涛同志在军事上也是一贯的抱有极“左”的思想的。他这种军事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对陕甘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但对陕北某些部队和游击队是起了一些影响的，使他们在军事上受到一些失败。 　　郭洪涛同志在干部政策方面，一贯的实行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不从政治上原则上来团结干部，而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凡奉承他的，不论政治上好坏，均提拔之，反之，均排斥之。所以他提拔的干部，有许多品质很不好的，并且有一部分当时就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就采取许多办法来打击不同意他错误路线的同志。郭洪涛同志一回到陕北，就拿富农路线的帽子来打击马明方同志，在阎家窑子会议上又给我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销我政治委员的工作，并给我留党查看的处分。又以“白军军官”、“一贯的动摇怕死”等诬蔑来打击刘志丹同志。对谢子长同志也是采取了许多方法来打击的。至于对其他许多干部，不说是“右倾”，就说是“富农”，不说是“土匪”，就说是“流氓”，一样采取各种方法来打击，甚至无辜的枪毙同志，造成党内浓厚的无原则的空气，歪风压倒了正风。 　　郭洪涛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所有这一切“左”的错误，当时已逐渐为大多数干部所认识，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政治上无原则和幼稚的，是一个“左”倾空谈家，而在品质上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不正派的。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玉家湾会议上和郭洪涛进行了斗争，严正的批评了他这一切错误，特别是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并调动了他的工作。和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到这次玉家湾会议为止，可以说在基本上结束了。但玉家湾会议对郭洪涛的斗争是不彻底的。因为在组织上只是给以批评和调动工作，并未撤销他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同时调动工作，又是换汤不换药的，所以他以后仍能继续做了许多有害于党的事情。 　　玉家湾会议后。党在正确的战略路线指导下，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击溃敌人二十营以上的兵力，缴获了大批的武装来武装了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红军有一倍以上的发展，游击队有二倍以上的发展，占领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六个县城，使陕甘与陕北苏区完全打成一片，苏区得到空前发展。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四时期。 　　(戊)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与反朱斗争 　　(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十月) 　　敌人的二次“围剿”被粉碎后，由于红军迅速壮大和苏区猛烈的发展，使得敌人调动更大的兵力来布置新的三次“围剿”。当时军事委员会对粉碎三次“围剿”决定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打东线敌人，再打北线敌人，然后打南线敌人。在这种战略方针下，东线敌人被红军击溃了二个旅并消灭了二个团，将敌人赶过了黄河，这是粉碎三次“围剿”的开始。正当这个时候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了陕北。朱理治同志到了陕北后，首先选择郭洪涛同志做他第一个助手，并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发展了。朱理治在文安驿和永坪两次会议所做的报告和决议以及他在“西北斗争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形势是怎样估计的呢?他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国民党政权是“民族的社会的武断宣传大大破产了，财政更大的恐慌了，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了，军事上的困难与军队的崩溃大大的增加了，国民党的碉堡政策在群众力量之前必然的会达到失败”。又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国民党最大的困难是“武装力量的削弱，剿匪战线的延长，东至关东，西至西康，北至府谷，南至云、贵，在广大的战场里使国民党军队不敷配备，是白军士兵一天一天走向革命的道路，一般的极端动摇与不愿进攻真正抗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是“国民党的招募新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招募新兵的来源日益缩小”等等，苏维埃政权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苏维埃区域占有全国的四分之一，苏维埃的人口占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的胜利口号是早经完成的，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因此就认为是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的前面”，不仅是阶级的决战，而且是“我们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对粉碎二次“围剿”后的陕甘形势又是如何估计呢?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定有条约，出卖华北，要在西安设立领事馆，把军队开到西安，亲自出马，直接干涉”。“三次‘围剿’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西北最凶恶的步骤，冲破三次‘围剿’对于阻止殖民地化西北有决定的意义。”“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二次‘围剿’的战斗中，由于苏区扩大，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汹涌斗争，由于全国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响应配合，特别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获得了伟大胜利，……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察省侵略西北以迎头痛击，……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形尖锐化”；陕甘党对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因此就认为“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的优势”，“战争的优势是属于我们方面的”，这些就是朱理治同志对当时形势所做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估计。 　　朱理治根据他对形势的上述估计，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与发展陕北陕甘边区并与陕南的红军游击队联系起来，建立陕西的广大苏区，更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能够有阵地的有后方的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的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并且要“实行对帝国主义直接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保护苏联，为了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同样成为我们党的当前任务”，这就是朱理治对当时陕甘党规定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任务。朱理治为了完成上述的政治任务，在军事路线上也提出了他的一套主张，提出“全线出击”和“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持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又要红军“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阵线”，又要红军“运动用红军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在新的‘围剿’未布置之前先行打碎”，更要“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郃发展，恢复已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鄜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能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朱理治同志连地理都没有弄清楚)，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坚决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与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部队取得响应，争取这次战役的全线胜利。巩固发展陕甘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与新游击区联系陕南及四川苏区为一片”。这些就是朱理治同志对粉碎三次“围剿”提出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军事方针，请问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全部不到数千人，有什么办法能执行这样大而且多的军事任务呢?最可笑的是在粉碎三次“围剿”决议中说：“在粉碎三次‘围剿’的战斗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取消主义的观点”，既然要粉碎“围剿”，粉碎“围剿”就要和敌人打仗，打仗首先就要有枪杆子，为什么却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呢?这真是亘古来闻的奇谈 　　关于朱理治同志这一切高超的所谓“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和计划。当时许多同志是不赞成的，特别是他对粉碎三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计划，在文安驿会议中曾受到刘志丹同志的潮笑和反对，说他是在“做梦”。现在大家如果把当时的实际情形与朱理治同志的估计和计划对照起来看一下，那么，这不是做梦是什么?文安驿会议后，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执行朱理治的路线，仍是按照我们原定的战略方针行动，于打走了东线敌人之后，又集结力量打击北线的敌人(进攻横山未克)。这时二十五军来了，与二十六军在永坪会师，并由朱理治召开了永坪会议，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三人成立中央代表团，改组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郭洪涛二人为正副书记，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聂洪钧为主席，决定成立十五军团，以徐海东、刘志丹为正副军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我为政治部主任，这一切组织上的变动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把刘志丹和我从党及军事的主要机关排挤出来了，而郭洪涛、聂洪钧等却被提拔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如果说在文安驿会议朱理治虽已提出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但因有刘志丹同志和我们的反对未能立即执行，那么，在永坪会议后，因为他得到了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们的帮助，就取得了党和军队的全部领导权，所以从这时起，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统治了陕甘的党，使三风不正发展到了顶点。 　　因为刘志丹和我们对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不赞成的，所以朱理治、郭洪涛就给我们戴上了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请看他们在粉碎三次“围剿”决议中对粉碎二次“围剿”是如何估计的，他说：“总结二次战役中的经验与教训，虽是我们初步的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普遍的发展广大的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的进行妥协。在敌人进攻前面悲观失望，在战略上的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了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没有及早定出军事计划，既经决定计划之后，军事行动的迟缓，不得迅速执行。红军没有应有的扩大。白区与白军士兵工作的忽视，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没有广泛的建立起来。这都是我们在二次战役中没有能全线的冲破‘围剿’与得到应有收获的最大原因”。由此种估计出发，朱理治、郭洪涛在彻底粉碎二次“围剿”后的永坪扩大会议上，就大开展其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以后他又写了一篇题目叫做“打倒反党的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说：“在陕甘阶级决斗的前面，有一种不相信革命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我们事业能够成功的人们，便表示了极大的恐慌与动摇。他们主张退却逃跑，主张放弃苏维埃与红军，主张取消白区的工作，主张取消党的领导，他们形成另一条路线——右倾取消主义的路线——来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这是指得什么人呢?他虽然提出了蔡子伟、黄子文、张庆孚等人的名字，但实质上主要的是指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因为朱理治说革命发展的是那样的大，而我们说没有那样大，就说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认为全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朱理治说在粉碎三次“围剿”中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而我们说还没有占绝对优势，就说我们是“估计不足”，是“右倾机会主义”；朱理治说要把陕甘陕北苏区与陕南四种以至新疆、青海、甘肃联系起来，而我们说这个暂时还没有可能，就说我们是“取消革命”；朱理治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群众，只要党去领导就会革命起来，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陕甘有陕甘的特殊条件，就说我们是“陕甘特殊论”，是“用一种特殊论的说法来掩盖其对革命工作的消极怠工”；朱理治说要大大的加强陕甘工人运动，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我们说陕甘无产阶级不多，这个问题没有像天津、上海那样重要，就说我们是主张“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应当停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就说：“这种主张与策略是在敌人的进攻下，解除革命的武装，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使陕甘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是“更进一步的暴露反革命的实质”，是“反动统治各派别在党内的同盟军与应声虫”。既然是如此罪大恶极的右倾取消主义，那当然就“必须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残酷的斗争”，就“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制裁一直到开除党籍为止”。甚至我们在前方已经打了大的胜仗，反说我们“个别的右倾取消主义者，已显露了反革命的原形”。这就是朱理治、郭洪涛当时和我们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 　　朱理治、郭洪涛在组织路线上是实行极端宗派主义的，朱理治对地方干部只信任郭洪涛一个，对其他许多创造苏区有功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地方干部，大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指责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加以打击。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张仲良、朱子休、杨祺等都曾受了打击的。他对张庆孚忽而拉他参加中央代表团和当军委会副主席，忽而又说他是反革命逮捕起来。他在永坪会议上关于党和军事机关的改组，是有计划的把刘志丹和我们一批人从党和军事指导机关赶出来，他成立中央代表团，代表团下又成立小代表团，以这种形式来达到夺取高级领导权的目的。他在提拔工人干部的口号下，打击当地有威信有能力的老干部，如把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委员会主席撤销，而代之以毫无经验的一个所谓“雇农”同志。总之，凡是奉承他和赞成他路线的人(如郭洪涛)就提拔，凡是不赞成他和反对他路线的人，就打击，一直到把他们当作反革命逮捕起来，这就是朱理治、郭洪涛同志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试问这样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与党的原则有什么相同之点? 　　最后再看朱理治、郭洪涛的各种社会政策。首先在土地政策上，进行了一个查田运动，就是对地主富农实行肉体消灭，对中农也给了打击。好些共产党员在地主富农的名义下受到残酷的打击，美其名曰“深入阶级斗争”，其实是使群众发生恐慌，军队发生动摇，造成很严重的形势。朱、郭在劳动政策方面提出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他不晓得陕北农村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是没有表的，八小时制如何实行呢?这是把大城市的一套搬到落后的陕北来了。朱、郭对知识分子是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政策，对游民哥老会分子是采取消灭的政策。至于朱、郭对肃反的政策，那更是实行疯狂的极“左”的政策，造成了许多罪恶的行为。 　　永坪会议之后，十五军团南下，于劳山战役中消灭了一一〇师大部，并击毙其师长，继包围甘泉未克，复将一〇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榆林桥，接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配合下，歼灭敌一〇九师于直罗镇，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三次“围剿”至此时彻底粉碎，使陕甘苏区的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第五个时期。但在劳山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未到之前，在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主持下，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以下我就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四、肃反事件 　　正当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候，陕甘苏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在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四人的主持与策动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创造陕甘红军与苏区的老干部(我也在内)以莫须有“反革命”罪名逮捕起来，并且枉害了好些同志，造成当时陕甘党与苏区极严重的危机，如果不是中央及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北，这一肃反事件就会引导陕甘党与苏维埃运动到失败的道路。因此，我们对这次肃反事件必须加以深刻检讨，得出教训，使这种错误今后永不重复。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严重的肃反事件呢?其根源何在? 　　第一，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上面我已讲了这个问题。朱理治、郭洪涛不论在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社会政策及组织路线各方面，都是错误的，形成一条有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一方面却是执行着正确的路线。而朱理治、郭洪涛就以他们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与刘志丹同志等的正确路线相对立，在政治上军事上及组织上展开各种争论。朱理治、郭洪涛因为要保留与坚持其“左”的错误路线，就不能不推翻我们的正确路线，所以就给我们带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他们在政治上拿这个法宝来打击我们，同时在组织上又实行各种只有剥削阶级才采用的挑拨分化手段，企图拆散团结在正确路线下面的同志。当这些手段无效时，又将刘志丹同志和我们从党与军事的主要领导机关排挤出来，以扫清其贯彻错误路线的障碍。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屈服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于是在二十五军来了之后，当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将这种党内路线的斗争转入党外斗争，于是发生了这次“肃反”事件。 　　第二，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能否说两条不同的路线斗争就一定要发生“肃反”事件。这样说，从路线斗争转变到肃反的关键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就是说朱理治、郭洪涛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在那里作怪，不然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时候，朱理治在河南、郭洪涛在山东为什么又搞了许多错误呢?这次大会的检讨已经把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完全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个追求的是“钦差大臣”，一个追求的是“土皇帝”，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党的利益服从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一直发展到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个人主义欲望。 　　第三，二十五军到来与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很显然的，如果没有二十五军的到来，朱理治、郭洪涛就没有军事力量的依靠，就不容易发动肃反，而二十五军当时又是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到陕北的，特别是戴季英同志当时任保卫局长，就把鄂豫皖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应用到陕北来了，所以二十五军到来也是促进这次肃反事件爆发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在这次肃反事件中，朱、郭等的错误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想用肃反的形式来达到其夺取党及军队领导权的目的，肃反只是借题发挥。因为陕甘红军与苏区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创造出来的，刘志丹同志和我们这一批干部，是与陕甘党及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如果朱、郭既不能在政治上屈服我们，而又要执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满足其个人主义的欲望，除了利用肃反名义来打击我们外，是很少有其他办法的。肃反事件在实质上正是这样。其次是帮助了敌人。朱、郭既然把党的同志，把苏区的创造者与红军的领导者和干部当反革命逮捕起来，甚至加以杀害，这当然是只有对敌人有利的事，是完全帮助了敌人。肃反是在打垮了东线敌人又在南线取得劳山战斗胜利之后，试问这些胜利是谁领导的呢?正是被朱、郭逮捕起来的这些人。既然这些人领导的打了胜仗，反而把他们捉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还不是帮助敌人的行为吗?当时大家都已知道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在前方曾经讨论和计划要率领陕甘红军出击以迎接中央红军，但朱、郭等又不许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不是帮助了敌人吗?再次，当朱、郭发动肃反的时候，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北上到了甘肃，既然知道中央红军要来，这么大的事情，又不等中央来解决，自己就动手了，这也是错误的。同时朱、郭在大会上发言中说他们当时已知道肃反是错了，既然错了，为什么不制止呢?为什么还继续捕人呢?可知这些话不是事实。最后就在肃反中采取指名问供和野蛮残酷的方法，朱、郭、戴等把人捉起来，不进行任何的调查研究，不重证据，只想拷打，虚拟出许多名字向被捕人提出，硬打得要他们承认是“反革命”，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次肃反的恶果是很大的，它使许多忠实于党的同志蒙受陷害，使许多创造苏区和红军的老干部蒙受冤屈并进而影响到红军发生很大的动摇恐慌，使红军的力量受到削弱，影响到许多地方的群众逃跑，使苏区缩小。不仅如此，更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酝酿着，如果不是中央到来制止与纠正这次肃反，其前途更是不堪设想的。这样大的错误和罪恶，到底谁应该负责任呢?我以为朱理治、郭洪涛应负第一等的责任，因为朱、郭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不论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并在二十五军未到之前，朱、郭就已确定了这个肃反的方针，而在肃反的全部过程中，朱、郭都是主谋者。这在这次大会检讨肃反问题中是完全证明了。聂洪钧、戴季英要负第二等的责任，因为聂、戴不但未能丝毫制止肃反，而且火上加油，协助朱、郭扩大肃反，当时聂在前方，戴在后方，都是坚决的实际的执行肃反的人。至于其他人，都是盲从者，但盲从者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虽是盲，但都从了，也应有责任的，应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好好的反省自己的错误。 　　五、肃反事件以后 　　中央来到陕北，及时的正确解决了肃反问题，认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释放，给直接执行这次肃反工作的聂洪钧、戴季英二同志以处分。这时“左”的路线，已被中央纠正了。但朱理治、郭洪涛的宗派主义，并未停止，且在继续发展着。 　　朱理治、郭洪涛在中央来了之后，把真实情形隐藏起来，想尽一切方法，歪曲历史，蒙蔽中央。朱理治向党表示他曾创造了十五军团，郭洪涛却把自己描写成为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把肃反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聂洪钧和戴季英身上去。中央召开保卫委员会，当时郭洪涛是参加了的，但他没有讲一句老实话。当被捕的同志出狱后，中央又召开了活动分子会，在这个会议上郭洪涛还说“我是不赞成肃反的，我早就说肃反是错了”。中央召开两次党务委员会讨论被捕同志党籍问题的时候，郭洪涛一再坚持的说刘志丹和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说我们对反革命是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使得一九三五年党务委员会的决议中仍然说我们是有右倾错误的。当郭洪涛负责陕北省委书记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仍在暗地里继续打击陕甘苏区过去的老干部，说这个无能，说那个不行，说这个曾经动摇，说那个过去右倾，于是把他们连降几级，一个一个压到下层去。一九三七年的苏区党代表大会，张秀山同志和我都没有出席的资格，而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但和郭洪涛要好的一些人却反而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郭洪涛仍是伪造历史，欺骗中央，当时曾遭受多数同志的反对，不赞成把他的名字列入边区党委委员的选名单上。这次会议之后，朱理治、郭洪涛又写了一个关于肃反问题的解释书，表明他们在这次肃反事件中是没有责任的。要负这次肃反责任的仅仅是聂洪钧和戴季英同志，并强制的要我和王世泰在这个文件上署名，企图以之来达到其继续欺骗中央欺骗党的目的。其后在一九三八年中央的两次会议上(一次在蓝家坪，一次在城内)，郭洪涛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不讲老实话，继续欺骗党。今年春天在枣园的座谈会上，郭洪涛还是没有丝毫自我批评精神，隐瞒了事实而吹嘘他的“功绩”。直到这次高干会的发言，依然千方百计的设法隐瞒真实情况，企图逃避自己在肃反事件所应负的责任。这样计算起来，郭洪涛对中央的欺骗和蒙蔽，已经不下十次了。此外，他还到处造谣、挑拨、诋毁党的领导，破坏负责同志的威信；对中央和西北局，表示不满，公开说中央“不公道”，说西北局有“宗派主义”；说这个同志如何如何，说那个同志如何如何；在这个同志面前说那个同志不好，在那个同志面前又说这个同志不好；利用某些同志政治上的落后，或曾犯过错误，进行挑拨，煽惑他们对党不满的情绪。像这样一类事实，真是举不胜举。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朱理治和郭洪涛虽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之下，还丝毫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还在那里发展着他们的宗派主义。 　　六、结论 　　以上所述，就是西北党的历史发展的几个时期。从这个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甲)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造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黄子祥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来，其危害也较轻，因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很快的为党克服了，并且已经做了结论。但与“左”倾的斗争就不同了；与“左”倾的斗争时间很长，范围很大，其危害也极严重，并且至今还没有做结论。所以现在我们应着重的来清算“左”倾机会主义。 　　根据以上所述的历史，可以明显的看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在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为主，以乡村为主。就是说，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以乡村为主要的斗争根据地。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反对枪杆子万能”，就是说，反对以武装为主。他们“反对乡下党”，就是说，反对以乡村为主。他们抄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经验，强调城市工作与工人工作，就是说，主张以城市与工人为主。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反对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反富农政策，其结果就必须要削弱革命的阵营。 　　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这个特点，所以在经济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反映到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否认北方特殊，否认陕甘特殊，就是说，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因而他们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就是说，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要在全国胜利。 　　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力量，经过多年的斗争是日益强大起来了，这是事实，然而反革命力量还是更为强大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此点，他们否认客观的事实，认为革命的力量已占绝对的优势，因而就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完全证明了游击战乃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的革命武装的唯一正确战术。没有游击战这个正确战术，就不会有今天强大的革命武装。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咒骂游击战是“逃跑主义”，主张阵地战和平原战。在“肃清苏区中的白点”的口号下主张攻坚。事实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这种军事路线，是只能断送革命武装的。 　　第二，不了解根据地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样证明了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因为革命武装与革命战争的发展，离开山地与乡村就没有可能。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咒骂在山地和乡村建立根据地是“梢山主义”，他们总是想到城市里去。如果照“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做法做去，那么，根据地是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的。 　　第三，不了解建军问题。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样证明了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最初总是由这些武装开始，然后建立党的骨干并与农民结合而成为革命武装，并由小的游击队而为大的正规军。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了解此点，他们认为“武装斗争一定要群众运动发展到最高点”。所以对利用白军或土匪武装使之转变为革命武装的做法就认为是右倾，是“单纯兵变与土匪路线”，并反对游击队的所谓“游击作风”，希望游击队一下子就变成正规军。这些都是说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完全不懂得建军问题的。 　　再次，在政策上，在各种社会政策问题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实行一连串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实行极“左”的查田运动，迟分几天土地就认为是机会主义等等。 　　第二，对同盟军问题是完全不懂得的。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及各种中上层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 　　第三，对知识分子，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采取严励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 　　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采取消灭会门、游民的政策。 　　第五，对肃反问题，是夸大反革命力量，把有错误的革命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混淆，甚至把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当做反革命对待，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 　　第六，对政权问题，是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 　　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 　　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隐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所有这些极“左”的社会政策执行的结果，就是把革命力量缩小与孤立起来，使党与革命力量受到削弱。而在另一方面，却正好是扩大了反革命的力量，帮助了革命的敌人。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上，是完全不正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的拉拢，不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原则的打击。他们对地方干部，不管这些干部如何忠实于党，如何与群众有联系，如何在创造红军与苏区斗争中有功绩，总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总是以钦差大臣的眼光排斥与打击他们。并且在提拔工农骨干的幌子下面，借口成分问题来排斥有能力的干部。这些都是为了达到其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目的，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经过一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断送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破坏了党的工作，但不久就恢复了。第二时期是以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也给了党一些损害，但其以“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党的企图，受到了抵抗，未能完全实现，所以给党的实际损害也还有限。第三时期则是以朱理治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朱理治的“左”倾机会主义虽然为时最短，但其对党的损害最大，因为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统治了党。开始一个时期，军队还未统治到，但在十五军团成立与肃反事件发生后军队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统治。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期。 　　所有杜、郭、朱这三人的“左”倾路线，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路线，是三风不正必然产物。他们对政治军事民运党务及一切政策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只凭书本上的教条子里的空想办事，是标本的主观主义。他们在党内排斥与打击优秀的干部，在党外又拒绝与一切同盟军合作，是十足的宗派主义。他们写文章发表议论，言之无物，夸夸其谈，是典型的党八股，我们从杜、郭、朱三人的“左”倾路线中非常明确的看到三风不正对党的危害，非常深刻的体验到三风不正是足以亡党亡国亡头的滋味。而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则不然，刘志丹同志之所以能执行正确路线，就是因为他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对政治军事民运党务及一切政策之决定，一般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他的正确路线是从无数的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虽然也还有缺点，还不是一个完整的马列主义，但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是检讨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所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并对于目前我们全党进行整风学习是有实际意义的。 　　(乙)“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过去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否陕甘地区特有的现象呢?不是的，它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就是说，杜衡、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有来源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义的决议。北方会议的决议，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一种错误的估计，认为国际一切帝国主义都要进攻苏联，认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西北，而国民党开发西北是要进攻苏联和外蒙。对当时北方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是过“左”的，如认为北方已到了普遍创造新苏区的时期，提出反对北方落后论和特殊论的口号，认为北方不搞苏维埃运动就是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对二十六军的问题也有不正确的指示，如反对二十六军逃跑主义，要学平原战阵地战等。其后北方代表继续发展北方会议的路线，一方面认为陕甘苏区已超过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另一方面又认为陕甘苏区工作是一贯的右倾取消主义，特别在陕甘边要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北方会议的决议与北方代表的指示，以及苏维埃后期所谓“两条道路的决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等口号，者直接影响到陕甘，成为陕甘“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据和出发点。 　　(二)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如提拔干部不是以党性、实际工作经验及与群众关系等条件为标准，而是以会不会在口头上说几句马列主义词句为标准。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及至把这种干部提拔起来，又实行软差大臣制度，委派他们以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的代表之名义，以“统治”某些区域党的工作。于是这些软差大臣们，就是觉得自己有无上的权威，可以不管任何党的原则，对党的干部采取打击政策，以维持其“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从杜衡到郭洪涛、朱理治的“左”倾路线，都是与这种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有密切联系的。 　　(丙)革命家的品质 　　以上我们对过去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这一点已经指出了，但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这就是说，由路线的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历史上犯错误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不自觉的，而朱、郭则是自觉犯错误的。这十天大会对于朱、郭错误的检讨，完全证明了这种论断。不然，以后路线正确了，为什么他们还继续做坏事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朱、郭的个人品质是非常恶劣的。他们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一切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其个人利益出发的。为了达到其个人主义目的，甚至不择手段，采取剥削级所惯用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的同志。其党性就可想而知了。同时，朱、郭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无论政治或军事，苏区或白区，党内或党外，这些方面的实际经验都是缺乏的。但他们还要自以为是，到处打听别人，以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而别人都是机会主义。由于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历史上最重的错误。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的。 　　另一方面再看刘志丹同志，他不但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他的个人品质，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典型，他一贯的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在法庭上，在无数次战斗中，充分证明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非常熟悉群众的情况和要求。他能独立的识别方向，并为此方向百折不回的斗争。他能遵守党的纪律，又有高度的原则精神。他在这一切方面，都是完全合乎季米特洛夫同志所讲的布尔塞维克干部标准的，他有虚心学习的精神，一切是从实际出发，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本的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他不论对政治军事，苏区白区，党内党外，都是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特别在军事方面，他是有天才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刘志丹同志，应当把刘志丹同志做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丁)思想斗争问题 　　我们这次高干会的检讨，是反映历史上的一场大论战，也就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思想斗争，也有错误的思想斗争。朱、郭的思想斗争是以错误路线来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来达到打人之实，这种思想斗争是错误的。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思想斗争是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的路线，是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的两条战线斗争，是治病救人的精神。这种思想斗争是正确的。我们党要反对前一种错误的思想斗争，而提倡后一种正确的思想斗争。这种正确的思想斗争，在目前对于我们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党里现时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我们党逐渐腐蚀下去。因此，我们要提高政治嗅觉，以这次大会对历史问题检讨的精神，来展开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我们从这次对历史问题检讨中得到教训并应当坚决相信，正确的路线一定要胜利的，而错误的路线最后必然要垮台的。 　　(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呢?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的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历史的教训就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有了理论才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抵制与克服错误的东西，为了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文化和一般知识，因为没有文化和一般知识，就不可能学到理论。另一方面，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必须如此，他们才不会重复历史上那种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样从两方面努力，使我们的老干部也好，新干部也好，都能真正学会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党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关键。 　　尾语 　　根据以上检讨，我有下列几个具体的提议： 　　(一)对过去在错误肃反中一切被冤屈的同志，应当替他们申冤，脱去他们“机会主义”的帽子。 　　(二)请求中央取消过去认为被捕同志是“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干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决定。 　　(三)希望犯错误的同志痛改前非，继续为革命工作。希望其他同志本治病救人精神对犯错误的同志多加帮助。 　　(四)对所有到会同志，希望都能认识这个思想斗争，同时也是教育了我们自己，应该用这个精神来贯彻整风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整自己和整现在。 　　(五)提议把这段历史做为干部教育材料。 　　这次会议对历史问题检讨，时间很长，开得很好，很有意义，解决了边区党的一个大问题。以后，我们必须在中央与西北局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与缺点，以迎接我党当前的任务。边区党在全国是有特殊地位的，因此，在边区工作着的每一个同志，也是有特殊责任的。希望全体同志努力前进! 　　附：西北局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做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做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高岗文集/薛骏富，白浩亭编辑.—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