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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结论

高岗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我们的高干会，自去年十月十九日开起，到今天(一月十四日)才完，整整开了八十八天，这是边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费时虽长(在敌后战斗环境是不能开这样长的)，但很多重要问题，都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是值得的。大会总结了边区党全部历史的经验，清算了边区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了目前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的闹独立性现象，自由主义现象，及地方工作中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伐主义倾向，纠正了各种政策上的若干纷歧错杂思想、更明确的指出边区今天的环境，基本上是后方和平建设的环境，指出今天边区党政军民的工作都要以发展生产，发展教育为中心。我们经过这次会议，达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领导的一元化，使党更加团结，使工作更有明确方向，大家认识更一致，对工作更有信心，有办法，有前途。党外人士也感觉边区有办法，有前途，对我党的关系更好。这次会议，无疑的将成为今后边区工作巨大转变的关健。 　　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好的基本原因，是由于自去年二月开始的整风学习运动，给了这个会议以一般的精神准备，这是以整风精神来检查工作的会议，是边区党实际整顿三风的会议，并且是在毛主席及中央许多同志直接指导与帮助之下来进行的会议。到会干部都用整顿三风的精神，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用互相学习的精神，深入讨论，务求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相结合，务求每一问题，都从认识上彻底搞通干部的思想。高干会这种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高干会开会期间，正当同盟国尤其是苏联在斯大林格勒转守为攻获得空前胜利的时候，目前整个形势是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有利的。我们庆祝苏联红军及同盟国在北非与太平洋上的胜利，认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是最近两三年内的事。但是这两三年内的中国，尤其是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却一定是异常艰苦的。中国抗战虽最早，胜利恐要最迟，这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对于抗战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积极的努力。抗战的主要任务，实际是由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的，同时整个世界战略，又是要先打垮希特勒，英美暂时不能用最大力量来打日本，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还要熬过最困难的两三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边区的责任是格外加重了。从对于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所坚持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关系来说：陕甘宁边区是他们的总后方，负有给他们保存与培养干部的责任，休息与整训部队的责任，接收与医治伤病员的责任，积蓄与准备反攻力量的责任。从对于全国大后方的关系来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人民所注视的抗日民主模范地区，今天大后方的局面已到极困难的程度，民气消沉，民变四起，使许多人感到没有出路。大家都望着边区的民主进步设施，能够告诉全国人民以如何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争取胜利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搞得更好，以满足前方与后方广大军民的要求，以提高全国人民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并对抗战胜利后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的建设，创造出一个模范的雏形。 　　为了使我们边区今后的工作搞得更好，为了使这次高干会的一切决议在会议后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我的结论还想再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正确掌握边区和平环境的特点与更有计划的，更有效的进行建设工作问题。今天陕甘宁边区的环境，虽然隔河有着敌人，周围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使我们经常处于备战状态。但是他们都有种种困难(一面是敌人与顽固派本身的各种困难，一面是我们有力量足以打退他们的进攻)，至今还未能大举的打进边区来。所以今天的边区，基本上仍是后方和平建设的环境。即令将来敌人或顽固派敢于冒险大举向边区进攻，应该相信我们有力量足以将他们打出去。今天不能因为要防备敌顽的万一打进来，便对建设工作没有信心，不做长期打算，不认真去计划领导。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这点是认识不够的，他们在顽固派向我们发动磨擦，发动反共高潮时，常常不能掌握政策方向，以为国共关系马上就会破裂，内战就会起来；甚至把提高警惕防备磨擦的布置，误解为等待打出去的准备，因而完全放松了在边区内有计划的进行长期的和平建设工作，这是完全错误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我们，不管顽固派今天怎样时时想进行磨擦反共，但我们团结抗战的方针是坚持不变的。在磨擦来时，我们应当采取防卫斗争，使他们知难而退；磨擦过去，仍讲团结。我们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结抗战，而不是要一直斗下去，走向分裂，不利抗战。我们不仅在今天抗战中，要尽力争取整个国内的和平，与边区的和平，就在抗战胜利后，也要尽力争取中国是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应该看到今天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与我们主观力量，都有可能这样去做到，我们一切政策的方针，都要从争取这种和平可能出发，而不是从准备分裂出发。我们只有正确掌握今天边区和平环境的特点，与一切政策的方针，都要从争取这种和平可能出发，才能安心作长期打算，去进行建设工作，才能认真把建设工作做好，才能如刘少奇同志、任弼时同志所指出的，使我们的领导不会丧失时机，和能够抓住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第二，是拥护国内和平统一，与坚决保护边区民主进步施设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件事并不是矛盾的，要实现国内和平统一要动员与团结全民族力量去进行抗战，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只有坚决保护边区民主进步设施，才能有力量，有办法，去坚持全国的团结抗战，去争取真正的和平统一。因此我们拥护全国的统一，是实行抗战，实行民主的统一，而不是走向投降，走向独裁的统一。我们与国民党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建筑在共同实行一定的抗日的民主的纲领上面，若离开了上述政治条件去讲统一会变成无原则的投降，反于团结抗战不利。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天天攻击边区政治为特殊，为破坏统一，天天想消灭边区的民主进步设施，而过去在边区党内，也曾存在过一种无原则的强调统一，损害民主进步势力的投降主义错误，我们对于这两者都要坚决的反对，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统一。 　　先说反共顽固派攻击边区民主政治为特殊，为破坏全国统一，他的论据为什么是不对的。今天边区比国民党统治区域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各界人民都能说话，都能做事的三三制政权，实行了能够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利益的五一施政纲领，而这些都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地区所应实行而没有实行的。如果国民党在全国也像我们一样去做，便不会感到我们是特殊的了。并且在抗战更加艰苦的今日，我们诚恳希望国民党只有采用我们边区的一套民主进步办法，才能在他们日益增长的军事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面前，有办法去克服。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抗战以来，我们是忠实执行自己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一切诺言，我们曾使蒋委员长获得释放，我们把苏维埃政府改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地方政府，把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我们在边区所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没有超过三民主义的范围。反之，只有国民党至今未实践它所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未实践蒋委长允许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诺言。所以今天真正忠实拥护全国和平统一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空叫统一的顽固派。真理在我们方面，民意在我们方面，信义在我们方面，顽固派若再继续其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政治，将愈增加其统治区广大人民的反对，更谈不到能消灭我们。 　　再说过去党内曾存在过的无原则的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错误。我们现在都知道，要与国民党保持抗日统一战线，就不但要团结，还要有必要的斗争。如果只有团结，没有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就会把我们搞掉，不要我们和它团结，统一战线也就统不成了。过去我们党有没有吃过这种只团结不斗争的亏呢?吃过的，大革命时代就吃过，抗战以后也吃过。大革命时代是陈独秀主义，抗战以后也有陈独秀主义吗?也有的。项英同志就是陈独秀主义的一个牺牲者，我们陕甘宁边区也有一个时期受过陈独秀主义的危害。当然，我们党的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抱无限忠心，而丰富有经验，熟知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何物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向全党警戒了这种新陈独秀主义的危险的，他所起草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就已经说：“一九二七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毛主席的这个观点，从那时起一直坚持到现在，曾经反复多次地向全党说明过。抗战以后，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作过一个报告，专门讲这个问题。他说：“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为了坚持抗战及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一定纲领的实行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就变成无原则的举动了，这就是投降主义的倾向。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与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他又说：“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与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表现的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与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的工作中。”毛主席不但在原则上提得这样尖锐明确，而且针对着当时边区的实际，指出了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和政权工作中的议会主义倾向的具体例子，加以批评。但是当时边区的党，是怎样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个方针呢?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后来的判徒张国焘，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跑到武汉，在国民党报纸刊物上登启事，做文章，说他对于“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深感如此还是不够”，他认为“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这样的东西，自然不能希望他在边区做好事，希望他来实现党中央的反投降主义的方针。但是当时的边区党委书记是郭洪涛同志，郭洪涛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左”得可怕的人物，抗战时期他在边区的工作又是怎样呢?他并没有忠实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而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后，党内出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却忠实执行了。我们最好看他自己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登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出版的边区党委机关报“团结”第一卷第一期，题目叫做“边区加紧抗战动员工作，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里面怎样说呢?“边区政府不仅形式由苏维埃制度改变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性质上也要变成真正议会民主制度。必须使边区成为统一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领土，边区政府必须成为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地方政府。”“边区政府和邻近友区政府建立亲密关系，交换行政经验。在边区议会开会时，邀请友区政府派代表参加，帮助指导议会的进行。”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放，蒋介石先生在卢山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又经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以来，边区老早就是“统一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领土”，“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地方政府”了，至于怎样使之完满的见诸事实，则是国民党方面的问题，而非共产党方面的问题了。国民党不能实行自己的诺言和决议，让反共的特务机关把持和破坏自己的军权政权，我们共产党虽然很惋惜，但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边区今天的民主制度，是最进步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改变成袁世凯、曹锟式的议会制度，改变了对于边区，对于全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至于请友区政府来指导，那末事实上就是请特务机关来指导(友区政府里的非特务分子是不会被派为代表的)，这对于边区，对于全国，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郭洪涛同志的最精彩的文章，还在后面：“统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要严格区别统战区和边区工作的不同，统战区一切工作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工作要经过统一战线，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开展边区附近的救亡运动。”“我们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在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原则下面，给同盟者以积极帮助，减少过去磨擦。第二，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面，适当的解决人民大众与上层的矛盾，适当的解决地租、捐税、土地等问题。第三，帮助政府逐渐的采用民选或其他方式改换坏的保甲长以至联保主任，使各级政府成为真正领导抗战的机关。第四，统战区八路军不干涉行政，遇事采用协商的办法求得解决。第五，统战区的工作方式，在拥护抗战政府的立场上提出一切问题；反对包办的方式，推动同盟者内部的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善于调解同盟者内部的矛盾，使之更加团结抗日；反对自大主义，对同盟者采取尊重的态度。采取以上的办法，我们相信上层统一战线有更大的开展。”这两段话，不加注解是懂不了的。什么叫做统战区呢，原来边区的关中、陇东等等地方，在国内和平实现时国民党还留下一些形式上的政权机关，这些地方既然早已有人民自己产生出来的民主政权，国民党的那些所谓政权机关的存在当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合法，应该彻底取消的，但是郭洪涛同志不但不要求国民党取消那些毫无正事可干，专干特务工作的挂名机关，反而把连蒋介石也承认了属于边区的这些地方划为所谓统一战线区，要严格区别与边区的不同，要在那里实行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一切服从特务机关，一切经过特务机关。这不是天大的荒唐事吗?特务机关在这些所谓统战区里面闹得无法无天，包庇汉奸，勾结土匪，压迫人民，组织保甲，贪污抢掠人民的东西，瓦解和驱逐八路军，杀共产党员，连崔田夫同志的哥哥也给勒死填在冰窖里，这样还要八路军不去干涉他们，还要去拥护他们，调解他们内部后复兴和CC的矛盾，不是说梦话吗?郭洪涛同志说要适当的解决人民大众与上层的矛盾，这好像还顾到群众的利益，但怎样适当法呢?“在统战地区必须和同盟者采取一致步调，统一的合法的去组织群众，一般的采用抗敌援会和壮丁队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改正用秘密方式去组织群众的狭隘方式。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在拥护政府抗战的基础上去进行，群众力量的发展，不唯不和上层为难，而且给上层以许多帮助与便利。对于群众生活的改善及民主权利的获得，要依据上层的觉悟程度，适当的提出改良的口号。”郭洪涛同志自信他的办法一定会使上层统一战线有很大的开展，那究竟开展了没有我不知道，只知道群众生活没有改善而是改恶了，民主权利没有获得而是丧失了，群众也没有组织好，倒把党的组织(譬如镇原)也联带被特务搞垮了。郭洪涛同志当时在边区所执行的路线的内容，当然还不止这么多，但是只从这一篇文章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所传播和执行的思想，正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思想，充分实行起来，和张国焘的要求也就差不好远了。 　　郭洪涛同志在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倾向，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边区所受投降主义的损害，也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但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后，投降主义在党内得了大的发展，成为路线，这个路线影响过许多同志，也影响了郭洪涛同志，使他有勇气写出这样可耻的文章来，则是事实。不过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这种投降主义领导下面，究竟边区和国民党的关系是不是就很美满，统一战线是不是就牢固和扩大起来了呢?恰恰相反，边区是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危机。第一，边区的领土是大大缩小了。国民党军队肆无忌惮的在边区的边境进行蠢食，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止，我们损失了宜川以北的红宜县、鹿县的榆林桥、直罗镇、张村驿一带，固原以北的固北县，定边以东以北直到盐池县境的砖井、安边，公布井、八叉梁一带，靖边西南的新城县和西北的宁条梁一带，横山西南的横山县(长城区威武区)，和葭县西北的葭卢县。这些县区的被占，都没有经过任何抵抗，有些丢了以后党的领导机关还不知道，有些简直是郭洪涛同志送出去的。譬如他不要横山县就因为国民党已经有了个横山县；附带的说，他还因为怕刺激国民党而取消了志丹县的名称和子长县的存在。第二，在剩下的边区里，又分出了上面说的所谓统战区，这包括整个关中分区，整个陇东分区，整个绥米分区，整个鹿县，子长的瓦窑堡折家坪一带，以至延安、甘泉、延长、延川各县的市区。在这些地方，或者是放弃了原有的民主政权，或者是承认了二重政权，至少也是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合法的据点。第三，是政治土匪与特务分子的猖獗。国民党顽固派既然占了许多地方，又得了许多所谓统战区，不但不因此满足，而且更加得寸进尺了。他们在边区四方八面组织了四十八股土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现在在包头做商会会长的汉奸张廷芝所统率的所谓黑军，以及陇东的惯匪赵老五等，来向边区侵扰。同时又派了大批特务分子假借各种名义，钻进边区来，利用当时边区党内外的无警觉性，造谣言，画地图，偷窥军事机密，勾引落后分子，无所不为。第四，是地主的复辟。边区旧日的地主趁国民党从外部收复所谓“失地”的时候，就从内部从分得土地的农民手里收复失地。他们选谣说共产党投降了，现在又是地主的天下了，又说安塞出了块石碑，刻着“物归原主”。因为党没有制止，许多农民竟真的怀疑共产党不代表群众的利益了，以至地主抢已去的土地竟达到分过的土地的二分之一上下，志丹有一个地主就收回了二千八百垧。第五，不但农民搞糊涂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当时的领导之下也搞糊涂了。有些农民党员，也跟着落后的农民把地交还了地主，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党员，也向农民要地。有些党员，以受国民党委任，升官发财为荣耀。当时安定的县委书记，为了参加抗战后援会，在国民党发的履历表上填了自己在党内的历史。陇东的党，把党内文件交给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邮局寄到延安来。总之，由投降主义的瘟疫当时的边区和边区党，都陷于一种严重的混乱状态去了。同志们想，我们若不克服这种投降主义，边区还像不像个边区呢?边区还能不能抵抗顽固派的进攻而保卫到现在呢?中国人民现在还能不能有边区这块自由的干净土呢?很显然的，党必须粉碎这种危害抗战危害人民的判徒性的投降主义。因此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在郭洪涛同志离开了边区党委以后，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马上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出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布告，马上使这种混乱状态停止了下来。这个布告严厉斥责了破坏边区、破坏团结抗战的顽固分子，并且规定了下列四项办法：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之土地房屋及已经废除过之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与发展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众团体等组织，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之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中央抗战建国纲领之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之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之证明文件，而从处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之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时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之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在这个布告以后，老百姓马上说，共产党八路军变好了。他们拥护并且保护这个布告。地主抢已去的地开始又还给农民了。特务的活动大为敛迹。土匪也不敢像以前放肆了。最重要的，是边区的党又恢复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依靠这个正确的路线，我们不但取消了所谓统战区，而且击退了顽固派从那时以来的迭次进攻的阴谋，使边区不但没有像顽固派所梦想的那样消灭了，而且是一天一天强壮起来了。 　　关于投降主义者如何使边区受到各种损失，我们又如何为保卫边区进行各种斗争，这两方面的事实是说不完的。但是同志们只要拿我上面所引用的郭洪涛同志的文章，和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的布告作一比较，就很可以懂得两个绝不相同的路线了。郭洪涛同志的文章，代表抗战以来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痴心妄想和奴颜婢膝，他们表面上是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描写得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幼稚无知，实质上却是不敢于站在抗战和革命的立场上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行严肃的斗争，因而不管他们的口头也会说一些革命的词句，客观上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应声虫。相反的，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布告，则是充满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正气和原则精神，以团结对团结，以斗争对斗争，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至大至刚，毫不苟且。事实证明了：前一种路线，只能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贪得无已，使党和人民迷失方向，解除武装，使边区趋于灭亡，使团结过于分裂，使抗战过于失败；只有后一种路线，既使党和人民有保证清醒起来，不致像大革命时代那样糊里糊涂的被判卖和屠杀，也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可能清醒起来，看到共产党和人民之不可欺而悬崖勒马。 　　第三，现在再说如何团结边区内部各阶级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建设问题。今天我们在边区所实行的政治，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的民主政治，不同于大后方只是少数人有权，多数人无权的政治。今天我们在边区所发展的经济，是使一切人都能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不同于大后方只有少数人享乐，多数人受苦的经济。我们的一切政策都是能够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利益的；比如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的的政策，使农民有衣穿，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地主也有衣穿，也有饭吃；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扶助工人的政策，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在这种政策之下，边区一般农民的经济，是向前发展的，生活日益改善，在这里没有其他区域所见到的农民分化情形(在那里绝大多数变为失去土地及地少的农民，只有极少数上升为富农)，在这里由于政府的帮助，由于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一个人只要努力劳动，就很快可以在二三年内，由一无所有的雇农或贫农，上升为中农或富农。边区的地主及商人，也感觉今天边区的负担比其他区域轻，政治民主，人权、政权、财权有保障，经济易发展，易赚钱。他们一般地(一部分没有死心于反共反人民的人除外)已放弃过去对我党及民主政权对立破坏，或怀疑观望的态度，转而采取积极拥护三三制，拥护五一施政纲领，想用合法斗争形式来保护自己阶级的利益(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二届参议会以后)，但在减租减息未彻底实行，群众尚未积极起来，民主改造乡村政权的区域(如警戒区、陇东、关中某些地区)，地主阶级是绝不会自动实行民主与拥护民主的。地主阶级中有很多人过去因为国民党军队对于边区的封锁磨擦，因为我们财政经济一时期的困难，不敢放心与我们合作，但以后见到我们有力量能够打退磨擦，有办法能够克服困难，并且在国际大局日形好转的情形之下，认识我们是绝不会被人打倒的，日益增加了他们只有与我们合作，才能保持自己利益的信心。六年来我们在团结农民和地主阶级来实行抗战，实现民主，及与非党人士在三三制政权中实行民主合作上，已经获得了很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在边区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是为边区全体人民所拥护的，边区是现在全国人民所羡慕的自由幸福的乐土。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目前工作中，还在一些地区存在有严重脱离农民群众的现象，需要赶快去纠正。这种脱离农民群众的现象：第一是在边区未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多数还未彻底实行减租，地主用各种方法，如撤换佃户，假典假卖，抽回土地，名为收回自耕，实则暗中出租，和变定租为活租等，来抵抗政府减租法令，威胁农民不敢实行减租，政府注意保障了地主的地权，却没有切实保障农民的佃权，切实制裁地主的违法行为，以致影响群众不仅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而且对民主政权冷淡，怀疑我们的政权已经变质。怀疑我们的政策不是帮助广大群众的了。今天对于这些区域的农民，只有切实保障佃权，彻底实现减租法令，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减租斗争才能提高他们发展生产与参加民主活动的积极性。第二是在这六年长期的边区和平环境，我们的工作内容与工作作风很多还是继续战争时期的老一套，缺少创造，缺少改变，许多干部只会做粗枝大叶的动员工作，没有抓紧精细组织的建设工作，不认识今天新的环境(和平环境)的特点，不研究今天群众新的需要(发展生产)。真正群众所要的我们不去做，而群众所不需要的(如许多空洞的组织，与空洞的会议)，我们偏做了很多，既不能有实利于群众，反而妨害群众的生产。这种情形，只是发展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只是使我们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因此，今天必须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掌握和平环境，正确抓紧建设工作，认真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具体帮助群众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各种困难，使边区人民生活日愈富裕起来，才能消除我们与群众间的某些隔离，才能使群众更加拥护我们。 　　第四，是如何实现发展生产，达到全边区丰衣足食的目的。这次高干会使大家更清楚的认识，发展生产是今天边区和平条件下，最能得到边区人民拥护的中心工作。这是为了建设边区，也是为了支持前方；为了今天需要，也是为了将来发展；为了克服目前困难，也是为了准备争取胜利，当前必须抓住的中心工作。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曾用了很大的力量，亲自动手，搜集各方面历史的和现在的材料，为大会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小册子，总结了边区五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研究出教训与规律，解决了五年来我们在财经工作中聚讼纷纭的许多原则问题与实际问题，给我们今后发展边区经济以自觉的明确的方向。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提供了今天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具体发展的范例。无论党内同志，党外人士，读了毛主席这个文件后，都对于边区经济建设，对于克服困难迎接胜利，感觉有信心，有办法，有前途。对于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有了明确的认识。现在我们边区全党干部，都要把经济工作，看作第一位的工作。我们号召干部和党员，一定要大量转入生产和普遍参加生产，一定要扫除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极端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最好的干部，不仅要懂得搞政治，搞军事，搞文化，并且要懂得搞经济。如果共产党员什么都懂得，但恰恰不会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那末我们就会陷于灭亡，我们所谓革命，岂不成了空谈。今天对于农民党员的第一个要求，也就是能在生产中做模范。 　　毛主席号召全边区今年要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必须很好的去领导人民的生产，领导部队的生产，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很好的去把一切公私可以用在生产战线上去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给以充分的利用，来实现毛主席所提出的号召。在领导人民生产方面，首先要去提高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要打破那种“生产多，负担多”的想法：说明今年公粮的负担，只微十八万石，多生产是多增加人民自己的收入。要去帮助每家农民订立生产计划，帮助各种不同情况的农民，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具体困难。积极的提倡和组织劳动互助运动(例如变工队，扎工队)以调剂劳动力及提高劳动效能；开展吴满有运动，奖励劳动英雄，奖励生产竞赛，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消减乡村游民。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又必须彻底纠正我们领导作风中尚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这种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对待群众的态度，只知向群众要东西，不知给群众想办法；只知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知向群众学习与总结群众经验；只知强迫命令地完成上级的指示，不知深入群众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当着执行某项任务发生困难时，常常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自动性，创造性，所拟的工作计划，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而产生的，因而常常是些空空洞洞不能实行的东西；在执行某一计划时，也不善于脚踏实地的去研究一定的例子，将其经验推广到普遍的运动中去。总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它在过去所以能存在与发展，是与我们没有抓紧和平环境的特点，没有抓紧和平建设的工作，长时期停留在战争时期的老一套动员工作方式有关系的。我们必须从今天具体深入领导群众生产中，去彻底产除那种“老一套”的脱离群众作风，改变为实事求是密切与群众联系的作风。在领导部队生产方面，应当先在思想上，使所有的指战员都懂得部队自己动手进行生产，向自给自足的目标迈进，是一个非常伟大与光荣的革命任务。我们为了援助前方抗战，达到最后胜利，为了使部队能够丰衣足食，使整训工作有物质保证；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都必须自己动手，致力生产，参加边区建设，作长期打算。因此，在这里生产任务，就是战斗任务。我们八路军的战士，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个个年富力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军队的组织又是严密的，生活是集体的，因此部队本身，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强大生产力量。若把这个力量充分的发挥起来，不仅可以实现本身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可以推动人民发展生产，可以为公共利益建立起很大的革命家务。部队发展生产的方向，应该是实行“农业第一”，实行朱总司令的南泥湾政策。过去三五九旅是执行农业生产最有成绩的，我们号召边区各旅，都向三五九旅看齐，把自己的驻地都变为南泥湾第二。领导干部也都能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在领导机关学校生产方面，重心应放在每个伙食单位以农业为主的集体生产上，辅之以部分人的工商业生产，和私人的生产，来解决我们今年丰衣足食的任务。同时只要每个人肯从事劳动，在替公家工作与替公家生产之余，自己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允许归自己所有，去增加个人的零用。如果今年我们能把整个发展生产的任务完成，我们在全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不仅使边区更加牢固，并且将在全国发生巨大的影响，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是有办法，有伟大前途的。 　　第五，是如何增强教育工作问题。这是目前边区建设的中心工作之一。但这次高干会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详细讨论，已指定专门委员会在高干会后继续研究。我在这里，只简单提出一些意见。我们的增强教育工作，首先应该是增强干部教育，我们准备反攻力量的最中心任务，就是要教育干部，提高干部；而目前边区的条件，又是提高干部最好的时机，如果轻于放过这个时候，无论对于党，对于个人，都是非常可惜的。过去边区干部教育的缺点，主要是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工作自工作，学习自学习，两者不相联系。各级宣传教育部门的干部，很多是不懂实际情况的新知识分子，领导也有缺点。同时，有些干部自身也缺乏学习的信心、决心与学习习惯，那种“有事干，无事串”，不好学习的现象，到处都可以看到。干部学校(如党校行政学院)也缺少得力的干部去参加领导，教育方针不明确，教育内容不联系实际，不注意教员与学生质量的选择，使学校成了“收容所”，学习的物质生活也很坏，影响学习情绪不高。这种现象，是不容许再继续下去的。对于今后边区干部学习的意见，西北局已经决定，今年一年仍以贯彻整风学习为主。整风以后，对于各种不同情形的干部，应采取以下不同的学习方针：地委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需要注意学理论，以研究中国党史为基础，并逐渐熟读毛主席所指定的三四十本马列主义书籍。一般中级干部，需要学习掌握政策，以研究边区施政纲领及各种具体政策为主，联系到自己的实际工作。凡文化不足的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要有计划，有恒心的先学好文化，再去学理论。普通知识分子干部，一定要先到下面实际工作中去经过一番锻炼，取得各种实际工作经验。西北局又为了有计划的培养与提高边区老干部，决心抽出一批人送中央党校学习，这对于边区，对于全国的将来，都是十分需要的。在中小学教育方面，今天已看见的缺点非常严重：比如有些中学师范的教育方针，是主张向外边办的学校看齐，课程制度极大部分是旧的一套，不是准备为边区人民服务，并公开容忍反共分子在校内进行反共活动。国民教育的缺点，是强迫动员学生，教育内容不切农村需要，使学校和家庭完全对立；教员质量低下(来自小学和私塾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与成分复杂，政府教育机关，只注重追求数量的发展，不注重质量的健全，没有看到我们的学校，已经发生变质的危险，且成为特务破坏分子最易藏身之地。因此今后对边区的中小学教育需要有一个通盘的审查与改造，应当是主重质量，有目的办理。同时，今天青救的中心工作，应当是把干部派到完小普小去当教员，把小学办好，使特务破坏分子不能混迹，应当是到中学内去组织与引导学生向进步的方向走；过去他们不是这样做，今后应当要向这方向努力。关于延安各种高级学校(延大，鲁艺等)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师生状况，都要重新检查，重新改组，缩小数量，提高质量，精简的原则，是培养为目前，为边区，为抗战实际需要的干部，而不是无目的的什么都办，浪费我们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关于如何增强部队教育工作，另有专门委员会在研究，我不再多说。 　　第六，是要提高警惕性，加强锄奸保卫工作的问题。边区虽然表面上是有着相对和平的环境，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全国抗日战争当中，我们是处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当中，今天敌人和国民党对边区公开的武装斗争虽然暂时没有，但隐蔽的特务破坏活动，是更加强了，敌人和国民党都有庞在的特务组织，庞大的反共计划，正在尽力打入我们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当中来，进行暗害破坏活动。康生同志在高干会的报告，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年来敌人特务破坏活动的猛烈，土匪及武装便衣的骚扰，组织暴动，组织兵变，及勾引我干部逃跑之事，层出不穷；特别是他们的内奸工作，已深入到我党政军学校机关内部，我们领导薄弱的经济与文化机关，更易被这些破坏分子混入。过去由于我们一些干部在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在组织上的闹独立性，在制度上的松懈散漫，在执行宽大政策中，对于那些应当镇压者的错误宽容，都给了敌人及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以极大便利。必须认识，我们的发展生产运动与整风学习，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绝不是可以和和平平地去进行，不会遭到敌人及国民党特务用各种方法来破坏的。斯大林同志说：“堡垒是最容易由内部夺取的”。我们应当看到特务活动，是今天敌人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破坏边区的主要斗争形式。因此，我们万万不能睡觉，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锄奸保卫工作。要反对对反革命分子活动采取自由主义与麻木不仁态度；要教育干部党员，认识特务破坏活动的严重性，并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方法，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去清查暗害分子；要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更加严密，领导更加统一与一元化，不给破坏分子可以利用的间隙；要依照客观实际，依照斗争的需要与形式，来严密规订各种制度(如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出入请假制度，会客制度，文件收发保管移交制度，以及户口的清查，人民居住迁徙的登记，各种集会结社的呈报，批准，自卫军检查路条等等)。制度既经订立后，任何人都要遵守，首先是高级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才能保障贯彻执行。各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干部的审查与防奸的领导，不可专门依赖组织部与保安处。只有这样，才能使坏分子不易躲藏，不易活动，才能使革命工作不受损失。 　　第七，是把高干会各种决定的传达与贯彻执行，密切和今年的整风学习相联系的问题。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有了明确的决定，但要把这些决定传达到下面去，使每个县区乡干部，每个党员，以至广大群众都深刻懂得这些决定的精神，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认识，在自己的工作中正确的实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要经过一个教育说服与具体帮助实践的过程。再则，这次会议内容如此丰富，也绝不是开几天会传达一顿所能使干部弄清楚的。因此，我们决定把高干会各种决定的传达与贯彻执行，密切地和今年的整风学习联系起来。今年整风的任务，就是根据高干会的精神，在全边区范围内，有系统的进行文件学习，工作检查，和干部审查。今年全边区干部整风学习的文件，除从中央指定的整风文件中选择一部分外，就是高干会的几个重要报告与决定。现在各县参加高干会的干部回去后，可以县为单位，分别召集十天到半月的全县干部会议(地委驻在地由地委主持召集，军队及政府干部均应参加)，传达这次高干会的一般的精神。这次传达，绝不是简单的照文件重复一遍，就算了事，应当联系当地实际工作来传达，要增加新的更生动更丰富的内容，要能联系本地工作的热烈讨论。在这次传达会上，又要实事求是的制订该县今年发展生产的计划；然后干部即分散到区乡去，深入领导春耕运动。一直到四月间群众春耕已经发动，已经自觉的照计划行动起来时，干部便可再回到县上集中学习，精读若干重要文件，根据文件精神，去反省与检查各个人及各单位的工作。并从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中，去认真的审查干部。在学习期间，仍应当有计划的派干部下去检查发展生产的工作，及时解决生产运动中的一切具体问题。 　　我们准备在今年冬天，再召开一次高干会，来检查我们执行这次高干会议决定的结果。我们要求那时全边区党内党外，有一番新的气象：完全实现了全边区丰衣足食的口号；我们同老百姓的关系更加亲密的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提高；我们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牢固；使边区抗战力量更加增强。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这些。 　　 高岗文集/薛骏富，白浩亭编辑.—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