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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主政东北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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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是在黄土地的西北起家的，但他事业的巅峰，还是在黑土地的东北。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陈云也将调到中央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11日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凯丰、周桓、汪金祥、刘锡五等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其中高岗任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为常委，凯丰、周桓、汪金祥、刘锡五等为委员。
不久，高岗又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这样，高岗就集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1|出访苏联
东北全境解放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必须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各级政权，恢复经济建设，担负起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后方的重任。
1949年4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重新划分东北行政区划的命令，决定重划东北行政区为六省四直辖市。计：辽东省、辽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松江省、热河省及沈阳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
5月1日，沈阳市民隆重集会，纪念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在纪念大会上，高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今天是全东北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议来纪念并庆祝南京的解放，是很大有意义的。”“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奋勇前进，迅速地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打扫干净，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繁荣的新中国。”“今后我们后方全体人民的任务，就是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特别是恢复我们的工业。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①
东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工人力量强大。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但在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工人阶级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建设新东北的伟大事业之中，大多数工厂很快复工，经济建设迅速恢复。
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的繁忙工作中，高岗于1949年6月又接受了党中央的一项重要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出访苏联。
早在解放战争酣战的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想亲自访问苏联，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为了弥补毛泽东未能去苏联的缺憾，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联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中国的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已迫在眉睫，就建国事宜与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工作的支持，是筹备建国的重要方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
高岗在1947年时曾经去过苏联。当时是经中央批准，林彪介绍，到苏联的伯力去割盲肠，同时向苏方要点枪支弹药。高岗这次能够成为中共首次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主要在于东北对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已经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迅速恢复东北的经济建设，特别是首先恢复东北的铁路网以及东北至华北的铁路交通，对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及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早在辽沈战役进行当中，经中共中央同意，高岗就代表东北局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派专家来帮助东北搞经济建设的请求。
应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48年底，苏联政府派出了曾担任过苏联交通部长的柯瓦廖夫为首的专家组，到东北帮助恢复铁路交通及开展经济建设。
柯瓦廖夫等苏联专家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49年1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一方面对柯瓦廖夫等苏联专家的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就恢复华北铁路的急需物资请求苏联给予紧急援助。
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在柯瓦廖夫和其他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东北的铁路交通线已经基本恢复。现在，柯瓦廖夫同志已经与中国同志一起制定了到1949年恢复华北，即长江以北三千多公里铁路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在本年入冬前完成，那时我们将拥有一万八千公里的铁路线(包括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营通车。为了完成这一计划，急需一系列物资，以及机车、汽车、工具、油及其他用于恢复华北铁路的物资。我们可自己解决一些。此外，我们需要贵国的紧急援助，即希望贵国提供这些物资的大部分。届时，我们才能开始恢复铁路的工作。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时米高扬还没有来华。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后，与中共领导人商谈了苏联援助中国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在会谈中也特别提出了首先恢复东北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陪同刘少奇出访苏联。
6月21日，刘少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以及陪同前往的柯瓦廖夫，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和翻译师哲，乘车从北平出发，先到沈阳。然后同等候在沈阳的高岗和翻译徐介藩会合，一起到大连。又在大连换乘飞机，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于26日下午两点抵达莫斯科。
围绕着高岗的这次苏联之行，后来产生了不少的“故事”：
有人说高岗挟洋自重，讨好苏联，斯大林也特别欣赏高岗，把他特殊化；
还有人说高岗向斯大林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把国土拱手让给外人；
也有人说高岗在苏联公开顶撞刘少奇，刘少奇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才将高岗提前召回国；
……
2001年1月，我国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斯大林与中国》一书。该书的作者是俄罗斯历史学家、退休外交官、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A·M·列多夫斯墓。他在这本书中公布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的下列六份文件：
1949年6月27日中共代表团会见斯大林的会谈纪要；
1949年7月4日中共代表团就中共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政治的主要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7月6日刘少奇就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作的具体说明和代表团工作计划及写给斯大林的信；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发来的转交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7月30日呈送斯大林的关于维辛斯基和刘少奇的会谈纪要；
1949年8月2日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信。
结合苏方公布的材料和我国的有关文献，解答上述种种“故事”实际上并不困难。
6月27日23时至24时，高岗与刘少奇、王稼祥以及翻译师哲与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以及柯瓦廖夫，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孔策沃别墅进行了首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首先由刘少奇转交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中共代表团。
斯大林与代表团成员握手问候后，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然后就详细回答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向中方贷款、派遣专家、军事援助等一系列问题。
在谈到关于签订贷款协定问题时，斯大林说：
有两个方案。第一，联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
在谈到军事援助问题时，斯大林说：
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海上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笑着说，东北政府可以把它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斯大林最后说：
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性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参观各种游艺娱乐企业。②
会谈结束后，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汇报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形式、代表团活动方式、派往中国的第一批苏联专家、解放新疆的时间等问题，请示毛泽东。
7月2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3日和4日，毛泽东就代表团请示的问题，复电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并建议：
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
毛泽东还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方式提出问题。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7月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递交了一份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关于外交问题和关于苏中关系问题四个方面，向苏方做了全面通报。
斯大林看后表示完全赞同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并在报告上批了15个“对”字。
报告在讲到关于苏中关系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力决定这个问题。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7月6日，刘少奇又致信斯大林。就学习苏联经验和要求苏联援助的有关方面提出了八个问题。
7月11日，高岗参加了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正式会谈。会谈中，斯大林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外交问题以及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双方还就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在中国大连办一所海军学校、从蒙古的乌兰巴托到中国的张家口修一条铁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7月15日至26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的负责人分别进行了交谈，并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集体农庄。
7月18日，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参加1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与斯大林谈话情况。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任弼时血压仍有190以上，稍劳累即增高，罗荣桓病加重，两人均不宜远征治病。要求根据商定的专家名单，向苏联提议先派两位名医来给任、罗治病。
7月25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回答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
(二)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为适宜。
(三)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
(四)同意派邓力群任中共中央联络员，于1949年8月14日(由苏联莫斯科到达新疆伊犁)到新疆建立电台联络。
(五)同意苏共组织摄影队随人民解放军行动去拍摄电影，如有必要可组织三个至四个摄影队，四个野战军各派去一个队。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宴请了中共代表团。席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并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
这次中苏会谈是卓有成效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热情接待了中共代表团，“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③。
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苏联共产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当天下午，刘少奇还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座谈了3个小时。
高岗没有参加7月30日中苏贷款协定的签字仪式，而是于当日返回国内。因为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并经中国共产党同意，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所以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冠以“东北商务代表团”的名义。既然双方已经达成了贷款协议，高岗出访苏联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而即将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尚有一系列重要事宜需要高岗回来协商，所以，党中央决定高岗先期回国，刘少奇继续留在苏联商谈两党之间的其他问题。
这样，按照事先的商定，在高岗回国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东北商务代表团”出访莫斯科的报道。
报道说：
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权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达成了东北与苏联换货协定，为期一年。东北将向苏联提供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苏联方面将向东北提供工业设备、汽车、石油产品、纺织品、药品等。7月30日，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
同一天，《人民日报》以《东北人民政府商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达成通商协定》为题，做了如下报道：
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相互交换商品的协定。协定以一年为期。东北将以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商品，向苏联出售，苏联将向东北出售工业设备、汽车、煤油、布匹、纸张、医药器材等商品。代表团已于7月30日由莫斯科动身返国。
8月9日，《东北日报》还以《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友谊》为题，发表了社论，庆祝东北与苏联签订一年贸易协定。
也许个人确实跳不出历史的摆弄，高岗的这次出访只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负责人是刘少奇，可最后在媒体上露面的却是高岗。
不过，此时的这种安排并不是因为高岗有多么特殊，也不是像一些书中所说的那样，“他深受斯大林的赏识”，“在访苏期间，刘少奇一行在参观、游览时，苏方全部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甚至斯大林还向刘少奇建议苏联援华的三亿美元贷款由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协议”。④
当时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完全是因为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苏两党协商一致的结果。
2|就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高岗回国后，在8月14日于沈阳召开的东北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高岗在讲话中说：
“中国人民三十二年的切身经验，充分证明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我们最忠诚、最可靠的朋友。中国解放战争，今天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已在眼前，中国人民所以能获得这种伟大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力量的援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已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打倒了中外反动派的统治，扫清了中苏人民友好的障碍，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公开的携手合作。”
“在中国即将进入有系统的进行各种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更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首先和主要的是苏联在各方面的支援，中苏人民的友谊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苏联学习。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发挥国际主义。”⑤
刘少奇是在高岗发表上述讲话的当天，同柯瓦廖夫带着200名苏联专家乘火车回国的，他们于8月25日才抵达沈阳。
刘少奇在沈阳停留了四天，高岗陪同刘少奇主持了中国干部同苏联专家的联席会议和对苏联专家的招待宴会，还召开了东北局工作会议，请刘少奇做了重要讲话。
由于当时中国南方还在打仗，所以苏联专家大部分留在东北工作。
此时，成立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8月20日，高岗出席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预备会议。会议通过了筹委会提出的由27人组成的主席团名单，高岗、李富春、林枫、张闻天、张学思、高崇民、栗又文7人为主席团常委。
21日至26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召开。这次会议原定345名代表，因部分代表交通受阻尚在途中，出席会议的代表为303人。开幕前，东北职工代表400余人在乐队齐奏和欢庆声中，向大会献旗30余面。在会场门前举行的献旗仪式上，高岗代表大会即席向东北工人致谢。他说：
代表会议所要讨论的施政纲领一定采纳你们的宝贵指示，因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政府的支柱。东北有较多的工业和数十万工人，相信在中共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迅速胜利地建设先进的工业的新东北。⑥
在8月22日的大会上，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作《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向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东北解放区是全国最早获得解放的地区，在东北解放区内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剥夺封建地主以及敌伪与官僚资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新的条件与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在这个时候，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是东北人民的一件大事。⑦
报告分全力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经济，提高与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加强国防建设建立正规军队，加强公安司法工作保护人民利益，贯彻各民族平等的原则，政权建设进一步民主化六个方面，向代表会议提出了施政方针建议。高岗指出：
我们在进行各种建设中，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客观条件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所有的困难，我们都可以战胜。只要我们紧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只要我们能善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破坏进行严肃的斗争，同时注意克服我们内部的盲目保守与自满情绪，紧紧依靠东北人民并根据确定的方针和计划，进行细密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动员，我们又有全东北人民的坚强团结，再加上国内各解放区人民的帮助，以及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援助，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前进，在建设新东北支援全国这一伟大事业上，完成我们所担负的光荣任务。
8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对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及分工，并指出：
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置于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⑧
26日上午，东北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东北人民政府的41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经与会代表以不记名方式选举产生。
出席会议并参加选举的代表共有314名，高岗获得313张选票。
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政府主席和各部门主要人选。会议一致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并通过了各会、部、院、行、局主要负责人，名单如下：
办公厅主任林枫(兼)、副主任栗又文(兼)
秘书长栗又文、副秘书长王光伟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高岗，副主任李富春、林枫、叶季壮，委员王鹤寿、顾卓新、杜者蘅、朱理治、王兴让、余光生、张维桢、吕东、魏震五、易秀湘、刘居英、张化东、倪伟、唐韵超、安志文、王企之
监察委员会主任林枫(兼)，委员张秀山、周桓、汪金祥、李逸民
民政部部长王一夫
财政部部长顾卓新、副部长倪伟
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安志文
轻工业部部长(暂未定)
农林部部长杜者蘅、副部长魏震五
商业部部长王兴让、副部长易秀湘
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兼)、副部长张化东
文化教育部部长车向忱，副部长董纯才、郝鲁风
公安部部长汪金祥、副部长陈龙
司法部部长兼东北人民法院院长高崇民(兼)
卫生部部长王斌，副部长戴正华、白希清
东北银行总经理朱理治，副经理王企之、申玉洁
邮电管理总局局长陈先舟
劳动总局局长唐韵超
外事局局长陆曦
东北人民政府是在全国较早成立的大区政权机构。其阵容之庞大、人员之精干，在后来陆续成立的六大区中也位居前列。
此时的高岗集东北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确实成了坐镇黑土地的“东北王”。这是党和人民对高岗的信任，同时，也赋予了高岗更大的责任。如何面对荣誉，承担好责任?9月8日，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做了《荣誉属于谁?》的讲演。他在这篇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49年11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此文)的文章中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弄清楚，我们的荣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位与物质待遇应该属于谁的。”
“我们革命和建设的荣誉，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人也才有地位可说。”
“我们共产党人所追逐的唯一目标，应该是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从我们革命者本身来说，我们必须懂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利益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这是我们最高利益的最高准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则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质待遇’则是人民根据你对具体事业的贡献而给你的适当的酬劳。这种酬劳不是平均的‘供给’的，也不是靠吹嘘与蒙骗，而是看你对人民的实在的贡献大小而定的。你对国家与人民的贡献越大人民给你的荣誉地位物质待遇也就越高，这是成正比的。”⑨
高岗的这番讲演还是很精彩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恰好在如何对待荣誉问题上迷失了正确方向。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高岗后来的错误而否定这篇讲演的价值。
据参与了这次讲演稿起草工作的张明远回忆：
这篇讲演稿是经过东北局常委研究、审阅和修改的，后来发表时李富春又把标题改为《荣誉是属于谁的?》。可以说，它代表了当时东北局的意见。今天看来，其基本思想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和健康的。在当时，高岗的这个演讲，受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热烈欢迎，推动了整风运动，为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对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高岗受到批判以后，它被当作高岗“剽窃他人文稿”“沽名钓誉”的例证。再后来，又被当作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政治挂帅的“大毒草”。⑩
3|出席开国大典
高岗就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之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紧张筹备之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这次新政协会议不但与三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不同，而且与后来召开的历次政协会议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正如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因此，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出席政协会议的662名代表，是分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别邀请人士这5个部分分别选出的。
党派代表共有14个单位，正式代表142人，候补代表23人。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民主建国会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是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都是正式代表8人，候补代表1人；中国致公党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代表5人，候补代表1人。
区域代表共有9个单位，正式代表102人，候补代表14人。其中西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华东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华中解放区都是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华南解放区正式代表8人，候补代表1人；内蒙古自治区和北平、天津两直属市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待解放区民主人士正式代表7人，候补代表1人。
军队代表共有6个单位，正式代表60人，候补代表11人。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都是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华南解放军正式代表8人，候补代表1人。
团体代表共有16个单位，正式代表206人，候补代表29人。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解放区农民团体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以及国外华侨民主人士都是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都是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都是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是正式代表9人，候补代表1人；宗教界民主人士正式代表7人，候补代表1人；特别邀请人士75人。
高岗是作为东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但高岗并非是区域代表中的普通一员，在21日的开幕式上，他作为全中国解放区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这是高岗唯一一次参加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也是他第一次面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发表讲演。
为给我们的传主留此存照，现将高岗演讲的全文照录如下：
我代表人民解放区讲几句话。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获得基本的胜利，全中国将要完全解放，我们回顾二十二年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时期：
第一是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那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能不拿起武器，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过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建立了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急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经历千辛万苦和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达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第二是八年抗日战争。在抗战中，不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汪精卫等勾结，用断绝接济、武装封锁、军事进攻等无耻行为，企图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但我们终于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一切进攻，使人民解放军从几万人的队伍发展成百万大军，使不到二百万人口的解放区(陕甘根据地)发展到日本投降时拥有人口近一万万的十九个解放区，并使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
第三是这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援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空前大规模的反对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剩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不久将被肃清。这是中国人民的空前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什么原因使我们得到这样伟大的胜利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如果没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关于农民，关于土地改革。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人民统一战线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就是说，领导农民翻身，是我们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关键。
中国农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受了几千年的压迫，特别近代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如果不领导他们站起来，中国事情就办不好，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这一点，坚持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因此，农民才会自觉起来，觉得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踊跃地参军，英勇地作战，不吝惜地拿出粮食，担负必须的作战工作。没有农民在政治上并逐步地在经济上的解放，就不可能争得农民来积极参加解放战争，这是很显然的。
解放战争需要依靠解放农民，建立民主制度也需要依靠解放农民。如果没有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有政治觉悟的农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那么，我们要建设民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国民党党棍、土豪恶霸继续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那么，所谓“民主”就必然是完全假东西。
经济也要依靠农民的土地改革。显然，如果没有提高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的人口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我们要真正发展工业和农业，也是不可能的。土地改革正是提高广大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办法。
我们进行了二十几年的解放战争，和敌人的反复相持，这种过程是很残酷的。但我们终于能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地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使解放区从小变大，从许多小块的解放区发展为连成一片的全国性的大地区，这并没有什么神奇秘诀，而是由于我们紧紧地和广大人民在一起，特别是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民主制度和发展生产，获得广大农民的忠诚拥护。
至于工人阶级则不但在这种伟大革命中起了领导的作用，并且在前线上，在生产战线上，对于解放战争和克服困难，都尽了极伟大的贡献。当然，毫无疑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国外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都是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应当指出：解放区，特别是华北、华东、西北等老解放区以及东北解放区，关于积蓄革命力量、支援前线，关于训练和培养干部，关于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以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给了伟大的贡献，将来应在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的。
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打败，全国完全解放就要到来，过去被敌人分割的局面早已结束，全国即将出现一个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局面。当然，军方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加紧进行封锁、破坏捣乱等活动，但我们只要继续依靠工人，依靠农民，依靠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大团结，继续有步骤地消灭残余敌人，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粉碎敌人的各种捣乱行为，而且一定能把新中国建设得很好。建设不是没有困难，但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中国人民是善于克服困难的，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谨此，代表全国解放区人民，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
新政协会议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认真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首都、纪年、国歌、国旗等决议案。30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高岗能够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至今还使一些人难以理解。再看看其他副主席人选，人们更觉其中必有玄妙。
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6名副主席中，共产党3人，民主人士3人，比例对称，无可挑剔。但是，为什么共产党仅有的三个副主席名额中，高岗就能当选?朱德总司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军统帅，德高望重，众望所归，无人能比。刘少奇是延安整风后党内升起的新星，是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他出任副主席也是顺理成章，毫无疑义。但高岗仅仅是区域代表，为何也能担任国家副主席?
于是，有人做了大胆推测，说：
环顾政协领导人，民主人士有个发现：怎么都是南方人?于是，北方人高岗被选作副主席。(11)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英勇奋斗了28年，可以说是用烈士的鲜血铺就了共和国的诞生之路。付出了如此的艰辛才迎来的丰收硕果，是不会因为某位人士的偶然发现才临时改变的。由谁来出任国家副主席，是不可能不经过深思熟虑而临时动议的。
高岗担任国家副主席，并非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必然。
第一，高岗踩到了中国革命的“两点”上。
中国革命从南到北，经历了曲折、漫长、艰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几乎在残酷的征程中全军覆没。这并不是因为南方不好，人民不拥护，在那里闹不起革命，而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南方已经无法继续进行革命。长征是一场战略转移，但它的起点确是无奈之举。在南方丢掉了家，才需要到北方去重新安家。而之所以能够在陕北安下家，高岗还是功不可没的。
因此，不但毛泽东没有忘记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解放全国的出发点，全党和全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这“两点”的。
第二，高岗的责任是重大的，他领导的东北解放区不但是解放全国的战略后方，还是全国恢复经济建设的装备基地。
中国革命最后的进程是从北向南，又打回了南方。高岗更为幸运的是在踩到“两点”之后，又坐到了“全国的战略后方”这把特殊的交椅上。他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就来到了东北，参加和领导了整个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东北全境解放后，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从东北运往了南方。在即将开始的全国经济建设热潮中，东北又将完成装备基地的重要使命。
作为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负责人得到特殊安排，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高岗的代表性是广泛的，他不但是解放区的代表、北方人的代表，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农干部的形象。
中国革命的进程是由南到北，再由北到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由此决定了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南方人居多，也是必然的。但在安排国家副主席时是否要注意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比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肯定会有所考虑。不过，高岗的代表性还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高岗不仅是解放区的代表、北方人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广大工农干部的代表。在文化落后的中国，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工农出身。他们出身贫寒，没有多少文化，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有一定的素质差异。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是否需要一个工农出身的领导人物来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这恐怕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让高岗出任国家副主席的一个因素。
第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具备了这样一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客观因素，但如果没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他也不可能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是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的。不但召开中共七大时是这样，成立新中国时也同样是这样。从参加新政协的人员分配，到各个部、委、办乃至国家副主席的人选，中国共产党深思熟虑，精心安排，非常恰当地照顾到了方方面面。
让高岗出任国家副主席，正是这种照顾“山头”政策的具体体现。
不管人们对高岗担任国家副主席作何理解，在10月1日下午3时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高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一道，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并郑重宣布：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屈不挠、英勇奋斗而换来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中国历史将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作为为此而奋斗的一员，高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得到了巨大的荣誉。但他也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作出新的努力。
正像他在《荣誉是属于谁的?》那篇讲演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弄清楚，我们的荣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位与物质待遇应该属于谁的。
4|领导恢复东北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
高岗参加完开国大典后，回到沈阳，也把主要精力投到了恢复东北经济建设的任务之中。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就全国而言，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开始的。但东北的经济重建工作则从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后就开始进行了。到1949年底，开工的工厂已经由4月份的191个，增加到307个，工业系统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96万吨高粱(军工生产除外)，超过原计划4.2％。
东北的工业基础本来就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以1944年为例，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占全国的87％，钢材占全国的93％，电力占全国的78％，铁路线占全国的42％。就全国而言，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10％的比例。但仅就东北地区而言，以1943年为例，工业生产占东北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56％左右，工业规模还是相当庞大的。(以上数字引自高岗1950年3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虽然遭受战争的影响，东北主要工业产品较之最高点有了大幅度的缩减，但在全国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高岗1950年3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我们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形，毛泽东和我们的党中央经常指示我们，要我们好好地努力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我们东北人民来说，对于我们东北全体党员来说，都是极其光荣的。”(12)
光荣确实是光荣，但要在百孔千疮的战争废墟上，“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谈何容易!
不过，以高岗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他们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知难而上，率领东北人民以对新中国的极大热情和创造性精神，打响了恢复东北经济建设的“辽沈战役”。
早在辽沈战役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就于1948年11月23日在《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工作在各个行业迅速展开。
恢复东北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是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解放全中国和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则是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各级党政组织必须首先做好的重要工作。1948年11月，东北农林部就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制定了《东北解放区1949年农业生产建设计划》，决定东北的农业生产要在1948年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劳动力、畜力和技术条件，以平常年景产量为基础，增产粮食176万吨，为完成1800万吨粮食的任务而奋斗。
1949年12月5日至7日，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召集辽东、吉林、松江、黑龙江、辽西、热河、内蒙古等地比较大的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以及各省的办公室主任，座谈农村工作问题。高岗与林枫等东北党政主要领导都亲自参加和主持了会议。座谈中，大家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情况的新变化、生产变工互助组和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等问题分别反映了具体情况，交换了意见。
高岗在会议的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在总结发言中，首先总结了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的新变化，指出：
东北农村是经过土改的农村，除新区的极少部分外，都已废除了封建与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建立了新的人民经济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些地区在土改后，有的经历了两年到三年的生产运动，有的经历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虽然在敌伪十四年的残酷压榨与三年战争的巨大破坏以及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情况之下，但经济的恢复是相当快的。两三年来，广大群众积极生产，各级干部领导生产是有成绩的。目前农业总的产量，虽然未达到“八一五”前的最高水平，但由于农民负担的减轻与地租的废除，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大多数农民的经济状况开始上升。
然后，高岗对来年的农村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
明年全东北计划产粮一千八百万吨，其办法是按常年产量要求每亩地多产十四斤到二十斤粮，提高农业技术与开荒，增修水田，以及增加副业生产的收入，此外棉花与特种作物也必须按计划完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各地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想尽一切方法来完成，在这个基础上把农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提高一步，把农民的觉悟提高一步，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提高一步。明年我们农村主要做好三件事情：搞好生产，搞好供销，搞好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13)
最后，高岗提出，为了实现上述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农村发展方向问题。就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
二是关于生产与供销合作社问题。生产变工互助组的性质是“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合作社工作的关键在于党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
三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改进农业技术问题。
四是要普遍召开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巩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
在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广大东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1949年的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涝灾和虫灾，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收成，粮食产量比1948年平均增长20％左右，农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农民生活的改善又提高了农民购买力，扩大了工业品市场，也扩大了农业再生产，从而进一步为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原料。
恢复工业生产的首要任务是恢复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的生产。
鞍钢是一个具有多年历史的老企业，前身是1916年成立的中日合办的鞍山振兴铁矿公司及1918年成立的鞍山制铁所，以后演变为1933年成立的昭和制钢所。昭和制钢所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成立了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8年12月批准成立了鞍钢。
鞍钢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诞生，但饱经战乱的鞍钢实际上已是一片废墟。高炉炉膛凝结了炉料和铁水，平炉毁坏严重，焦炉炉顶长了荒草，残存的生产设备破旧不堪。然而，面对一派凋零的景象，鞍钢人没有退缩，他们昼夜奋战，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重新炼出了火红的钢水。在出钢前夕，高岗亲自率领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沈阳市各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从沈阳来到鞍山，与工人们一道庆贺。
东北经济建设工作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结束了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对苏联的访问后，在回国途中到达沈阳，停留了四天。高岗陪同毛主席、周总理视察了沈阳橡胶一厂、沈阳医学院(现中国医科大学)，参观了北陵公园和沈阳农机展览。毛泽东、周恩来还同高岗、林枫等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3月3日召开的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周恩来肯定了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恢复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成绩，指出：
这次苏联给我国贷款的绝大部分，中央都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14)
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50年3月20日至22日，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东北国民经济恢复与重建问题》的报告。报告对1949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指出工业系统全年生产总值超过原计划4.2％，农业生产因南涝北旱只达计划的90％强，公营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的速度是极值得注意的，而工业生产量恢复的速度超出了工业设备的恢复速度，尤其说明公营工业的优越性，并说明了我们生产力可能恢复发展的伟大前途。此外，高岗还对上年政府的其他工作，如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文教卫生、公安司法等项工作做了扼要的总结，指出这些工作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都是有成绩的。
在恢复东北经济建设时期，高岗确实十分繁忙。他除频繁地出席各种会议、发表讲话外，还经常到农村、工厂调查了解情况。
据1950年4月24日《东北日报》报道，4月23日，高岗赴沈阳机器第一厂检查工作。“高主席首先亲至各个车间与工作现场对生产情况进行了具体的了解，随即召集该厂的厂长、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工程师等负责干部进行了座谈。高主席对该厂各种情况，垂问甚详。”
1950年7月1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后党的第一个生日。高岗在东北局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9周年的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整风报告。报告指出了各主要工作部门目前尚存在的严重问题，号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与总结各个部门的工作，切实改正工作中和思想作风上的错误与缺点，进一步发挥全党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把全党同志的政策水平提高一步，搞好东北的经济建设及其他建设事业。
7月21日，高岗出席东北总工会执委会扩大会议，并就今后东北工会工作发表讲话。9月6日，高岗出席青年团东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二天会议上做了报告。在这一系列的报告和讲话中，高岗都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的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经济建设当中，“把东北的经济建设提高一步，把东北人民的生活改善一步，为完成我们的建设计划而奋勇前进”。
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的严济慈在回顾东北恢复经济建设的历史时评价说：
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15)
5|率先开展“三反”运动
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从东北率先开始的。
迄今为止，人们仍多认为“三反”运动源于增产节约运动。但文献材料可以证实，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虽然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少数领导干部有贪污腐败行为后迅速开展起来的，但是，在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之前，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就已经发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号召。
1951年3月1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沈阳召开。身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讲述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他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工作中认真研究情况，钻研问题，能抓住工作关键，注意学习，注意总结经验，注意对干部的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第二类是“工作还可应付，也有若干成绩，任务‘照例完成’，但是质量不高”，第三类是“在局部的、一时的、一地的工作中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他把成绩夸大了”，第四类是“损人利己，脱离群众，是官僚分子和贪污腐化的蜕化分子”。
对于第四类官僚分子，高岗进一步解释说：
这里所说的官僚分子，不是指一般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者，而是指那些成天发号施令、摆架子、抖威风、不办什么好事情的人。我们有些人从旧社会刚转到新社会，新的习惯不熟悉，往往以旧习惯办事，沾染了旧社会的坏作风，甚至被其所腐蚀、溶化。这是很危险的。对于这些人，要告诉他们去掉这些肮脏东西，要号召干部坚决和这种现象作斗争，肃清这些坏现象。这就要依靠教育，依靠法令，依靠群众，依靠检查工作。检查不是泛泛地进行，而要深入地认真地进行，从重要的部门、从具体的工作业务中去检查，要发扬民主，发现我们工作上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和毛病，切实加以解决。(16)
高岗在讲话中提出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东北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结合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开始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51年5月18日至6月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东北人民政府及各省市领导工业生产的行政、党务、工会、青年团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一些重要工矿企业的经理、厂长、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等共382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任务，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为贯彻东北局的这一决定，东北局所属的各省市相继召开干部大会和职工大会，动员广大职工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在运动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广大职工也积极响应东北局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很快，从大中城市到工厂矿山，迅速形成了增产节约运动竞赛高潮，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这场群众积极性很高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也发现少数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有贪污腐败行为。如果不消除这种行为，不但难以取得增产节约运动的彻底胜利，而且将严重危及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影响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完成。
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已经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结合起来，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开展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51年8月31日，高岗在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号召“在所有机关中，无一例外地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他在报告中首先论述了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意义，说：
在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机关、企事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得很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个别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坠入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的队伍，妨碍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
这些蜕化分子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的党内来了。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17)
然后，高岗一一列举了蜕化分子和官僚主义的表现，并提出了肃清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
第一，在所有机关中，无一例外地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来揭发本机关内部以及有关部门和一切人员中的贪污蜕化思想行为与官僚主义的作风。
第二，对运动中揭发与检举出的证据确凿的贪污蜕化分子，必须以极端严肃的态度加以处理，任何迁就原谅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革命的罪恶。
第三，在处理贪污蜕化分子时，还应同时表扬和奖励那些具有高度事业心和创造性，廉洁奉公，无论在工业农业以及其他方面，坚决保卫人民利益，积极为国家、人民创造财富的战斗英雄、先进工人、模范农民、模范技术人员、模范青年、模范妇女、模范革命工作人员、模范党与非党的干部。
第四，在这个运动中，应该无一例外地对于各机关的工作与领导作风来一次严肃的检查，必须向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开火，因为它是贪污腐化这种毒素之所以能够滋长的温床。
9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作出了《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
《决定》指出：
在占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党员中，产生并发展着严重的追逐个人享受、贪污蜕化的堕落行为，其中一部分甚至同私商勾结，盗窃国家资财，或同私商合伙经营工厂、商店，或者成为违法乱纪的投机商人，花天酒地，生活糜烂，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
《决定》要求：
由各级党委、各机关、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对一切贪污、腐化、堕落行为开展一次群众性的坦白、检举、批判运动，并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将这一运动进行到底，不许中断。
这个决定发布后，东北各省市结合增产节约运动，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做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第一次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公开向全体党员和群众提了出来。
“三反”运动在东北地区全面展开后，高岗于1951年11月1日向中共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
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五亿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
高岗在报告中还总结了东北地区开展“三反”运动的六条经验：
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第三，反贪污腐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有贪污行为的人，开始常常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抵抗和逃避反贪污斗争的锋芒。因此，领导上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针对群众的各种顾虑给予解释。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地研究新的问题与实践，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18)
11月20日，毛泽东亲自在中共中央转发这份报告上批示：
各中央局，并转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转告中央和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个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19)
毛泽东的批示把东北开展“三反”运动的经验推向了全国，吹响了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的号角。
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并系统介绍了东北地区开展这一斗争的经验。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一场大规模的“三反”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
很显然，毛泽东对高岗在东北率先开展的“三反”运动是十分满意的。12月13日，毛泽东就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致电各大区领导人，再次肯定了高岗率先开展“三反”运动的功绩。电文中说：
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20)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高岗关于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上又做了如下批示：
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高岗同志1951年12月3日关于在工矿中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部门，在1951年，截至10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执行。高岗同志的报告，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21)
高岗不但在东北率先搞起了“三反”运动，而且创造性地采取了一些做法，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52年1月31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各中央局，亲自推广东北局关于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毛泽东说：
根据高岗同志电称，东北方面的打虎经验，在人物线索方面，要注意以下各点：
(1)本人曾做商人或工厂老板，而现在混入我国机关和企业任事者(尤其要注意那些现在仍兼营私人工商企业的分子)；
(2)家庭为工商业家，而本人在我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者，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干部(尤其要注意在其到国家机关或企业工作后，其家庭所经营的企业发展极快者)；
(3)本人与私人工商业者关系密切，生活腐化，为群众议论纷纷者；
(4)掌管小家务，生活腐化，挥霍无度者；
(5)采购人员经常向某商行或几个商行采购者(可从查账、查发票中发现)；
(6)从采购或推销单中发现同时期同样物资而价格差异过大者(可用不同部门购买或推销同样器材的发票作比较)；
(7)从内部检举及外部工商业者坦白检举的材料中发现线索；
(8)研究现已整出的五十六个大贪污犯，从中吸取捉老虎的经验教训等语。
此种意见甚好，请加注意，以利打虎。(22)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高岗，说：
高岗同志，并告各同志：
(一)1月26日的报告收到。你们清除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绩，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
(二)根据中央一级十二万人中就有四百只大老虎的情况，东北全境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几倍于此数，但你们暂定五百只为目标是适当的，待运动深入可以按照情况逐步追加任务。
(三)处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给刑事处分的小贪污分子，按中央已通知的方针，除个别情节甚轻只要坦白悔过，酌情退款，保证不重犯，可以不给行政处分外，一般都应分别给以行政处分，例如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项，以示严肃。处理时应仿照镇反中清理积案的方法，由领导机关对一批人加以分析比较，定出处理方案，交给群众会议(本人参加)讨论，增减修正，然后由领导机关核定公布。北京有些机关这样做了，影响很好。
(四)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地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尤其要有步骤，先组织若干强干的检查小组，向最顽强而有确据的若干家实行检查。不查则已，查必破案(有些需坚持数天之久才能破案，不破案不许撤回)。第二批再检查若干家，又均破案。这样便取得了经验，训练了干部，教育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及一部分大资本家，促使他们坦白，同时动员工人店员实行检举。然后再组织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和更多的检查破案。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例如，逮捕、枪决(只是少数)、没收、徒刑、罚款等。北京有五万户工商业，百分之一是五百户，北京市党组织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斗争，经过几个检查步骤，还只逮捕近百名资本家。准备在2月份再经过几个检查步骤，陆续逮捕三百名左右(不到百分之一)，再看形势，这是一个逐渐了解、逐渐深入、逐渐分化、逐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过程。没有城市党组织的紧张艰苦工作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大中小之间矛盾很大，我们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予打击)，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真正怨恨我们的只是极少数(百分之几)。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除出来。
(五)为争取广大市民及近郊农民拥护我们，北京市曾组织二百多个调查访问小组同时出动，代表市长到一切派出所和乡政府管辖区域，召集居民的大小会议和挨家访问(派出所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回避)，以三四天时间调查政府工作人员及警察的一切贪污违法行为，报告市政府处理，收效甚大。此项办法全国各城市都可仿行，并且每年应举行几次。(23)
2月9日，毛泽东又对高岗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批复说：
高岗同志，并告各同志：
2月6日电收到。
(一)沈阳公审计划很好。请将各类处刑免刑犯人姓名、罪行和量刑轻重事先摘要电告中央。得复再行公审。公审应由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主持，可以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应由最高检察署东北分署为起诉人，北京2月1日公审由各机关为起诉人，有些人认为不妥。
(二)上述各点请各行政区注意。
(三)东北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
(四)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军事机关应归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领导，统一制定和修改打虎预算，统一指挥打虎行动和研究打虎战术，但各级军事机关同时又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二者分工而又统一，利于配合打虎。
(五)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迫(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4)
2月17日，毛泽东还派陈伯达到沈阳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并且让高岗“给他以指示”。
“五反”运动是“三反”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凡是重大的贪污案件都是公职人员与反动私商相勾结。因此，要想取得“三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违法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后，揭露出一些资本家“五毒”情况严重，有的资本家甚至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使“五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有效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使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到1952年6月就基本结束了。这场运动清除了一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高岗为首的东北局在全国率先领导开展“三反”运动，功不可没。但是，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而这些偏差的出现，也是与东北地区“三反”运动的不足紧密相关的。
东北地区“三反”运动中的不足，主要是在反贪污运动的打“老虎”活动中，规定凡是在贪污一万元(旧币)以上的就是“大老虎”，并且主观地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抓出自己的“大老虎”来，并且规定了抓“大老虎”的数量。结果是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遭受了过分的处理。如沈阳市银行行长和东北工业部的一名副部长，都在这场打“老虎”运动的过分压力下自杀身亡。
由于全国的“三反”运动是按照东北的经验推广的，所以，东北“三反”运动中的不足也必然对全国的“三反”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全国的“三反”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从本文引用的毛泽东与高岗的电文中就可以看到，截至1952年1月，东北局确定的抓“大老虎”指标是“五百只”，毛泽东认为这个目标“是适当的”。但是，还不到一个月，高岗就在1952年2月6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东北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而毛泽东则认为：“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这样，按照东北的高指标“经验”在全国“打老虎”，出现一些偏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高岗虽然率先领导了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但他却没有能够克服自身存在的腐化堕落习气。
高岗由哈尔滨到沈阳后，先是住在风光秀丽的南湖附近的一幢三层小楼(现沈阳市和平区中光街31号)，后来搬到了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在沈阳的住所(现沈阳市北三经街71号)。这处有假山、喷水池、游泳池的豪华院落，始建于1931年，早期为军阀汤玉麟的公馆，日伪时期为“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的驻地，现在已经成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所在地。
应当说，主政东北后，高岗的工作很忙。他在东北率先开展“三反”运动，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他对别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然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就因生活作风问题而屡犯错误的高岗，在和平建设时期又旧病复发了。战争年代时的高岗还只是军中一武将，如今的高岗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东北王”，走到哪里都是鲜花、掌声跟随，醇酒、美女陪伴，别墅、宾馆任选。这就使本来道德修养不高的高岗无法自持了。他经常借到大连、哈尔滨等地检查工作之机，以工作为由找女人寻欢作乐。当时在东北育才中学工作的妻子李力群发现高岗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后，多次对其苦口相劝。但频繁地在各种场合教育别人的高岗却并不能严格约束自己，他多次与人发生非法两性关系，在党内外产生了不良影响。
① 《东北日报》，1949年5月2日。
② 〔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01页。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18页。
④ 张文和、李义凡：《走近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94—295页。
⑤ 《东北日报》，1949年8月15日。
⑥⑦ 《东北日报》，1949年8月27日。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55页。
⑨ 《东北日报》，1949年11月10日。
⑩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14页。
(11) 郝在今：《协商建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54页。
(12) 《东北日报》，1950年6月5日。
(13) 《东北日报》，1950年1月4日。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27页。
(15) 转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的《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67页。
(16) 《东北日报》，1951年3月2日。
(17) 《东北日报》，1951年12月1日。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14页。
(19)(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13、568页。
(21)(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74、115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17—119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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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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