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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五虎上将”的沉浮

戴茂林，赵晓光

“五虎上将”，一个听来颇有传奇色彩的称谓。 　　在“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1954年，“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种说法。 　　1954年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撤销“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的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的一切党内职务。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建议，并于同年5月4日向省级以上党组织公布。 　　从此，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的张明远，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郭峰，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的马洪，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赵德尊，被撤销了一切党内职务。 　　然而，二十几年后，伴随着共和国的年轮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的“五虎上将”又重新焕发了“虎威”，全都被任命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虎上将”是如何出现的?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大起大落? 　　谜团总归是要解开的，历史也有可能越久远越清晰。 　　1.“五虎上将”名称的由来 　　“五虎上将”，几乎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家喻户晓的一个称谓。 　　在今天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述中，只要讲到高饶事件，如果不是有意回避，也必然要提到“五虎上将”。 　　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熟知的未必是清楚的。 　　查遍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竟然没有发现“五虎上将”这样一个提法。 　　不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没有“五虎上将”的字样，当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中共中央建议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一切党内职务的文件，也没有“五虎上将”的名称。 　　1954年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的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建议，这样提出：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及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195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建议的批复文件，也只是点了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的名字，并没有“五虎上将”的提法。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同样没有“五虎上将”的提法，只是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既然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五虎上将”的提法，那么，是谁首先使用了“五虎上将”的名称，并使这一称谓流传甚广呢? 　　另外，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1955年3月党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与1954年4月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同年5月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建议的批复有两点不同：一是“五虎上将”的排序由“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变成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二是在“五虎上将”之外，又多了一个“陈伯村”。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于2000年3月29日在哈尔滨市拜访了当年被称为“五虎上将”之一的赵德尊。 　　久经沧桑的赵德尊虽然年事已高，但这位87岁的老人思维敏捷，他在回答我们关于“五虎上将”的疑问时说： 　　“东北高干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到我家，很同情地与我谈话，让我如实地把与高岗的事情讲清楚。我当时看他很亲切，就把我到北京时高岗向我说的对刘少奇的三点不同看法说了，也说了在高岗休假期间我们在杭州吃饭的事情。但周桓过后就在大会上作了揭发，说我在北京捎回来了高岗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高岗对我说的三点不同看法。” 　　“周桓在大会上揭发我们时用了‘五虎上将’这个名称。” 　　“周桓揭发后，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升级，说我跟着高岗跑，反对刘少奇，而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这样，我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也就从‘五虎上将’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三名。”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访问了“五虎上将”的另一位当事人——郭峰。 　　郭峰也明确地告诉我们，首先使用“五虎上将”名称的就是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桓。周桓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揭发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参加了高岗反党宗派活动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并由此流传开来。 　　看来，解开“五虎上将”名称由来的谜团并不难，几位当事人对此也都记得清楚。但是，“五虎上将”的排序，为什么从“张、张、郭、马、赵”，变成了“张、张、赵、马、郭”了呢? 　　赵德尊关于“五虎上将”排序变化的说法，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后，东北局4月20日向党中央的建议和党中央5月4日对东北局建议的答复，在提到“五虎上将”时，都是“张、张、郭、马、赵”的排序，赵德尊并不是因为周桓揭发后就立刻从“五虎上将”的第三名变成了第五名。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又再一次向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郭峰请教。 　　郭峰对我们详细解释说： 　　当年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检讨的不止我们五个人。周总理从北京把马洪和安志文带来参加会议，就是让他们也在会上检讨。但是，虽然在会上检讨的人不少，但最后过不了关的就是我们五个人。周桓就是在我们进行第二轮检讨时，在揭发赵德尊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周桓这样一提，大部分人都附和，这样，“五虎上将”虽然不是法定用语，但却成了习惯用语。 　　我们五个人之所以过不了关，也有不同情况。张秀山是高岗的老部下，俩人在陕北时就共同战斗，关系比较深；张明远原来是冀热辽的干部，跟高岗并不相识，高岗是到冀热辽检查工作时发现了张明远，才将他调到了东北局。他与高岗共事的时间虽然短，但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马洪和安志文与高岗一起去了北京，他们与高岗接触较多，高岗的有些讲话确实是出自于马洪之手；安志文能过关与他哥哥安子文事先与他通气也有一定关系，他在会上的检讨揭发比较深刻，但马洪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我和赵德尊都是东北人，高岗之所以也比较看重我俩，主要是因为我俩一是年轻，二是地方干部。高岗用人强调年轻、优秀，还强调要培养地方干部。但是有些老同志对我们那么年轻就当省委书记不大服气，有些意见。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五虎上将”中“张、张、郭、马、赵”的排序，是根据我们五人当时在东北局的职务。张、张是副书记，我们三人在东北局委员中的排序是郭、马、赵。但到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时，变成了“张、张、赵、马、郭”，我的位置与赵德尊发生了变化，据说主要是因为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我的检查比较诚恳。虽然当时我心里也不太服气，但是在会议上我反复作了检查。实事求是地说，赵德尊在我们五个人中事最少，但他这个人有些书生气，在黑龙江工作期间作风上有些突出个人，妄自尊大，再加上周桓在会上对他的积极揭发，虽然当时在东北局给中央的建议中他排在最后，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后，他的问题变得严重了，这就在中央的决议中，由“五虎上将”的第五位变成了第三位。 　　看来，能将“五虎上将”的缘由讲述得如此明白，非郭峰莫属了。但是，为什么不在“五虎上将”之列的陈伯村，在党的决议上也与“五虎上将”并列，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呢? 　　出生于陕西的陈伯村在解放战争时期来到东北后，曾经在张闻天领导下任合江县委书记。1949年10月，陈伯村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就是“五虎上将”的排头人物张秀山。1952年8月张秀山升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部长的职务按照常理应该由副部长陈伯村接任。但是，陈伯村虽然工作积极，高岗对他也比较信任，但他工作作风有些主观生硬，不能民主，有些干部对他有意见，高岗也觉得让陈伯村当组织部长不是太适合。于是，在1952年6月，陈伯村被调任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原辽西省委书记郭峰被调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不过，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虽然陈伯村已经离开了东北局，但一些人在揭发批判时说陈伯村对高岗言听计从，在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时忠实地执行了高岗的宗派干部政策。而且陈伯村在会议结束回到大连后，成了旅大地区被揭发批判的主要对象，甚至有人在揭发中说，有一次陈伯村到北京开会，高岗对他说，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学习苏联经验。毛主席的著作主要是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学习斯大林的著作。这是典型的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当这些揭发批判陈伯村的材料反映到中央后，在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陈伯村就继“五虎上将”之后，榜上有名了。 　　2.“张、张、赵、马、郭”的大起大落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后，“五虎上将”虽然还被称为“同志”，而且还被留在了党内，后来的命运也没有像被定为“饶漱石反党集团”成员的潘汉年、扬帆那样凄惨，进了监狱，但他们也遭受了撤职、降级、下放的处罚，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改变了命运。 　　下面就让我们追寻着张、张、赵、马、郭的足迹，粗线条地勾画出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 　　(1)张秀山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虽然被称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但实际上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之首的张秀山一人是扛枪打仗的出身。 　　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是高岗的陕北老乡，与高岗的关系也最久远。张秀山虽然比高岗小六岁，但二人的经历却很相像。他于1911年7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桃柳沟村一个农民家庭，也是到榆林中学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再受党组织委派，到军阀部队去搞兵运。1930年高岗到军阀苏雨生部组织学兵队时，张秀山曾任这支学兵队的小队长，所以张秀山可谓高岗的老部下。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张秀山先后担任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步兵连连长、骑兵连指导员、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耀西游击队政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务。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曾经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肺部却又在乡村兽医的土法治疗下奇迹般的生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和高岗一道，又从“左”倾肃反的刀下捡回了一条性命，并先后担任了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神府红军独立师政委、中共神府特委书记、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等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展开了争夺大东北的历史性决战。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干部团，再抽调两个步兵团，与干部团一道组成东北支队，由张秀山任政委，黄永胜任司令员，奔赴黑土地，创建东北根据地。 　　东北支队出陕西，过山西，10月末顺利抵达承德，11月2日进入沈阳。但张秀山并没有随同东北支队一道进军沈阳，而是奉命留在承德组建热河纵队，不久又奉命来到北满，任中共松江省工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仍然在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的麾下工作。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辽宁省和辽南省合并，组成新的辽宁省，并任命张秀山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张秀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东北局党校校长。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他三次入朝，亲临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的物资装备问题。 　　1952年8月，张秀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 　　张秀山是高岗的老部下，二人从1930年起就并肩战斗，确实有较深厚的情谊，也受到了高岗的一些影响，在东北高干会议上成为“高岗反党宗派”的核心成员，被撤职批判，并于1954年12月下放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任第一副场长，分管计划、财务、供销工作。 　　几乎在一夜间，昔日的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便成了农场的副厂长，这对年仅43岁的张秀山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毫无准备。但他也只好迎着刺骨寒风，携妻带子，搀扶着年迈的老母，来到了当时号称“南大荒”的盘锦，并且尽职尽责地当起了农场副场长，而且一干就是四年，一直到1958年才由组织上调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昔日的“高岗黑干将”自然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殴打后，张秀山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才于1979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知青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恢复了其行政四级的级别。 　　张秀山从东北局副书记直落到农场副场长，再由农场的劳改对象直升为国家农委副主任，这25年间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虽不用细说，人们也尽可以从张秀山饱经沧桑的面庞上读懂。这位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九死一生、在黑土地的征战中功勋卓著的陕北硬汉，1954年被下放到盘山农场时年仅43岁，正值年富力强的金色年华，但当他能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为人民承担重要职责时，已经是68岁的老人。 　　不过，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张秀山丧失革命意志和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他在以拼命工作弥补流失的岁月的同时，也向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1954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对自己处分决定的不同看法，并向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秀山的申诉没有得到答复，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影响党交给的工作，而是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他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顺利实施，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他在领导农垦工作中，亲赴海南、云南、四川、福建、江苏、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深入农场、农村解决实际问题，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秀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2)张明远 　　张明远年长张秀山5岁，1906年11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前独树村一个中农家庭。1918年9月，12岁的张明远考取了玉田县师范讲习所。在讲习所学习两年毕业后，张明远务过农，当过店员，教过书，进一步了解了社会的黑暗和逐步明确了人生的方向。他先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张明远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9月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党组织派张明远回到玉田县开展农民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张明远在玉田县建立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成立农会，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10月，他任总指挥，组织领导了玉田及附近四县的农民武装暴动，创建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树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1928年后，张明远历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天津一区区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中共北岳区、冀热察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冀热辽区党委代理书记等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张明远担任了中共冀热辽分局常委、冀东区战勤司令部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2月，张明远离开冀东来到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第一副部长。1950年8月，升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明远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他曾三次赴朝鲜前线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后，东北局的工作中心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张明远的主要精力也转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 　　然而，由于张明远工作能力强，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作为东北局副书记，他与高岗又必然要有较多的接触，所以，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张明远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于1955年1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 　　张明远虽然没有像张秀山那样被下放到农场，但从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高位到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落差仍然十分巨大，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郁闷。正如他后来在向党中央的申诉材料中所言： 　　“在对我个人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东北局没有正式向我谈过组织决定依据及结论的具体内容，没有给我看过有关的材料，也没有问过我对这样的处理有什么意见；本人未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对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反党错误’，何以受到如此严重的处分，一直不清楚，也一直想不通。” 　　虽然对处分“一直想不通”，但作为一名长期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的老共产党员，张明远并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明远于1979年被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虽然流逝的时光无法弥补，但张明远还是尽自己的全力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他经常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总是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对策。 　　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86岁。 　　(3)赵德尊 　　赵德尊是“五虎上将”中唯一的健在者。他1913年出生于奉天省冷子堡(现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在他未满周岁时，当教书先生的父亲就病逝了。但刚毅的母亲吃糠咽菜，坚持让失去爸爸的赵德尊读书，所以赵德尊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来到沈阳读初中、高中，并于1933年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35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赵德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先后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北平市委学委秘书。1936年6月，赵德尊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抗战全面爆发后，赵德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冀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西游击队党总支书记、中共晋冀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43年9月，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来到延安党校一部学习，并于1945年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张秀山任政委的赴东北干部团，先到沈阳，后到北满，参加北满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6年7月，他率东北局代表团参加了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 　　1950年3月，赵德尊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3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 　　不过，一路升迁的赵德尊仅仅当了半年的秘书长，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当时的痛苦之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有过叙述： 　　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主要是今后，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管什么遭遇，更当积极处之，永远、永远!不管现在如何，由人民、实践、历史去作结论吧!从而心里也就亮堂了。好在只是撤职、降级处分，没有开除党籍。我从六级降到十二级，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在党内据说控制使用)。① 　　赵德尊是1954年10月到东北制药厂的，而且在东北制药厂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1965年8月被化工部调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年的“五虎上将”自然成了被重点批斗的对象，赵德尊几次在批斗中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并于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德尊先是于1978年10月回沈阳化工研究院任党委书记，后于1979年2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同年12月任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于1983年4月再次当选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85年9月离职休养。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95岁高龄的赵德尊，缴纳了2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灾区。 　　(4)马洪 　　马洪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五虎上将”中后来非常活跃的一位，读者可以随时通过互联网查到这位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简历。 　　马洪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1933年，年仅13岁的马洪读完高小后，因家境艰难，无力上中学，到当地小学当上了教员。13岁的教员终究年少资浅，1936年，马洪来到了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局，开始了他的铁路工人生涯。当时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在蓬勃兴起，马洪也于当年参加了牺盟会，并于1937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党组织派马洪到延安汇报同蒲铁路职工斗争情况，后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2月又被选送到延安马列学院二班学习。 　　当年的马列学院二班既有徐海东这样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也有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多数人都在大城市受过大学教育，而马洪仅是一个刚满18岁的铁路职工。然而，就是这位18岁的铁路工人，由于勤奋好学，入学不久就在班级支部改选中被选为支部书记。1939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报告前，毛泽东先来到了马洪所在的二班，与马洪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唠了起来。兴奋的马洪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听到马洪说自己爱看报，就提笔写下了“看报有益”四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毛主席听到马洪说自己特别喜欢读书时，又挥笔写下了“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几个字。当马洪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后，毛泽东第三次提起笔，写下了“工作着是美好的”。毛泽东的教诲给马洪以巨大的鼓励，1939年夏天，马洪被马列学院评选为“延安模范青年”，接受了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的奖章。1940年冬，马洪被调到《共产党人》杂志做编辑工作，后又回到马列学院任学习秘书。解放战争时期，马洪历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等职务，并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 　　1947年冬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回哈尔滨后，就于1948年6月将马洪调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成为高岗的重要助手。高岗进京后，马洪随同前往，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同时还兼任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 　　铁路工人出身的马洪虽然成长为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但由于他的成长离不开高岗的信任与提拔，所以，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与他一道从北京来的安志文由于来沈阳之前已经从其哥哥安子文那里知道了中央对高岗问题的处理意见，事先已经按照中央的意见写好了检查，所以在会上顺利过关，但他却几次检讨也无法通过，最终成了“五虎上将”中的一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1954年10月，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主管财务和材料工作。1955年1月，又被调到北京第一建筑公司任副经理。 　　虽然由国家计委的高官直落到建筑工地，马洪与“五虎上将”的其他人一样，内心苦闷，痛苦忧伤。但一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个工人，掌握的知识也都是来源于实践，干脆就从头做起，再到实践这个大课堂去学习吧。于是，马洪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努力学习，很快就熟悉了建筑行业的特点，成为管理方面的行家。他还针对当时建筑设计中的某些复古主义倾向，写了题为《反对华而不实》的批评文章。 　　是金子总要发光，马洪的理论才干并没有随着职务的下降而被人们遗忘。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该室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马洪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一干就是十年，他不但参加了《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而且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出版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等学术著作和一系列论文。1965年，马洪调到化工部第一设计院任副院长，1970年夏，又调任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副院长，还担任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工项目——30万吨乙烯工程的副总指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洪于1978年5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85年，马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期届满，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3年5月，马洪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但马洪这位当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仍然十分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人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看到他的精彩文章。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5)郭峰 　　郭峰排在“五虎上将”的最后一位，但他又是在目前出版的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说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存在“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 　　事实上，当年调郭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非是高岗对郭峰的特殊关照，而是党中央继1952年将各中央局主要领导调到中央工作后，又一次决定调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分配工作。当时打算各大局组织部长基本上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然后按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等战线分工，各负责一摊。因此，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饶漱石找了几名各大局的组织部长谈话。他在与郭峰谈话时说，“中央已经决定，近期调各大区组织部长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东北解放得比较早，基础也比较好，经济建设有成就，管理搞工业的干部也有经验。所以，决定调你来负责管理工业部门的干部。” 　　郭峰是1952年6月从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的。1953年4月张秀山辞去了兼任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后，郭峰接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与郭峰交谈时，郭峰表示自己不熟悉全国的情况，更愿意在东北局继续工作。但饶漱石说这是中央的决定，郭峰也只好表示服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郭峰只担任了一年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即因“高饶事件”的出现而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所以，虽然饶漱石已经与郭锋谈了话，郭峰也已经准备交代工作，并且还派人去北京联系住房，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的工作。 　　然而，不但在一些非法出版物中郭峰被绘声绘色地描述成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的“重要干将”、“得力助手”(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西苑风月》一书就这样称谓)，就是在一些正式出版物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描述。 　　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死亡联盟——高烧事件始末》一书，在描写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就这样写道： 　　此时，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在发言，他的言辞十分激烈： 　　咱共产党，本来是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可咱就整不明白，为什么中组部的个别领导，好，直说了吧，也就是安子文同志，却对剥削那么保护，对富农、对资本主义那么有感情!咱东北在高主席的领导下，土改后农村形势很好，经济发展很快，广大农民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但是也出现了新富农，出现了党员雇工的问题。高主席明确指出：“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别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高主席非常谦虚，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非常强，只是咱对党员雇工这个重大问题，要向中组部请示，不能擅自作主。咱请示了，等啊盼啊，想不到中组部的复信是这样说的……② 　　本书已经叙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和组织部部长郭峰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这两份发言稿至今仍在，《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一书中的不实描述，读者们一看便知。 　　而且有必要提醒非东北籍的读者，“咱”的用法虽然是东北的方言，但这一方言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在东北的辽宁省，而“东北局的组织部长”郭峰却是吉林人。 　　郭峰1915年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西刘家屯。1923年8岁时，入德惠县窑门两级小学读书，1928年来到长春私立自强学校学习，1931年2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8月又考取了吉林大学预科。自幼就聪颖好学的郭峰时年只有16岁，读书入仕的美好前程就在眼前。然而，就在他等待开学后进入吉林大学预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破梦难圆，郭峰只好回到农村家中。第二年春，一心想上学读书的郭锋又考入了著名的吉林省立第一中学。 　　吉林一中当时是吉林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32年1月，郭峰在这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6日，郭峰在吉林东便门一带散发革命传单时被日伪当局逮捕，同年10月经保释出狱后，他潜赴北平，入北平知行学校读书。1934年1月，郭峰因反对学校当局发放救济证不公平被赶出学校，同年3月，又考入东北中山中学读书。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郭峰积极参加，又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名单，只好又一次离开学校，于1936年5月到北平西区区委做团的工作。 　　1936年8月，郭峰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高翔”，来到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后又在东北军五十三军第一一九师师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3月东北军五十三军工委成立后，他为工委领导成员之一，负责下层士兵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五十三军工委撤销，郭峰于10月来到我党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后参加了冀西游击队，并担任了冀西第四游击大队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郭峰先后担任了冀西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太行一分区副政委、中共太行一地委书记、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奋战在太行山下。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返回东北，创建根据地。他先后担任了中共西满分局委员、吉黑纵队副政治委员、吉江地区行署主任、吉江省委委员、辽吉省委三地委副书记、辽吉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辽吉省委民运部长、辽吉省委常委、辽吉军区副政委等职务。1948年7月，辽吉省委改为辽北省委，郭峰任副书记。1949年5月，辽北、辽西两省合并组成新的辽西省委，年仅34岁的郭峰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党在东北地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东北全境解放后，年轻有为的辽西省委书记开始逐步得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重用，于1952年7月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成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成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的重点审查对象。 　　在高干会上，郭峰虽然反复检查，但仍然无法过关。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18岁就跟着党闹革命，今天竟然会成了“反党”分子?但他在会上还是认认真真地一次次主动地剖析自己，“交待”自己与高岗的“关系”。 　　被称为高岗“亲信”的郭峰，与高岗究竟是什么关系?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结束后，郭峰向组织上写过一份“交待”材料。这份“交待”材料虽然产生于那种特殊年代，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郭峰乃至其他的“五虎上将”成员与高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郭峰在这份长篇“交待”材料中，详细地回顾了自己自1946年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与高岗交往的情况，说明了自己是如何从工作接触中对其“听取下面意见，具体研究问题”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虽然与高岗在工作中也时常产生分歧，但高岗“对我是日益器重，有意拉拢”。 　　在“交待”了七年来与高岗的“来往关系的情况与在各个时期主要关键问题上我对他的态度”后，郭锋说： 　　总的说，在政治上我是完全拥护他的，对他的领导作风方面从我每次参加东北局会议及个别谈话中的给我的印象当时一般是好的。如对于他注意抓主要问题(今天看很片面性)，多方征求下面工作同志意见，也很民主(今天看是虚伪的，偏听偏信的)，很谨慎(今天看是心中有鬼怕出岔子)，工作要求总是强调具体解决问题(今天看是很一般化的)是满意的。我也曾向杨易辰等同志宣传过。但另外我对高岗不重视党的建设以及组织上的狭隘我是有意见的。而对其报喜不报忧，愿听好不听坏，吹嘘自己，个人突出也是不满的。 　　但是由于自己误认为他一贯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在经济恢复时期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见解也是“正确”的(当时看到他的许多报告为中央批准、转发，均误认为是他的意见，不了解他不学无术，马列主义极少，这些都是根据中央或偷窃中央的指示，或是东北局集体领导成果，许多都是经中央修改过的)。中央、主席甚至斯大林同志对他又是那样器重(当时不了解是他的吹嘘、谎骗)，加上他对自己的器重，有时还作不适当的表扬鼓励，吹吹拍拍，与不断的提拔、拉拢也就助长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发展，于是对他也就越来越加信任与拥护了，对他的一些毛病、不满也就有所原谅，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对其生活腐化当时是不知道的)，失掉了应有的警惕，以致受他的影响越来越深，终于陷到他反党的宗派圈子里。 　　虽然郭峰在努力地检讨自己和高岗的关系，但他同样未能避免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命运，并且是当年的“五虎上将”中第一个被下放到基层工作的。他于1954年9月上旬来到了位于大连地区的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任分管计划、财务、劳动工资、基建、技术检查工作的第一副厂长。 　　一名即将上任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突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下放到工厂任副厂长，内心的痛楚已经无须赘述。但郭峰并没有从此消沉，一蹶不振，而是不计个人得失，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正确对待自己。他来到五金厂后，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努力钻研业务，积极勤奋地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很快就成为一名企业管理的内行，在企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工作之余，郭峰无法忘记“五虎上将”这顶扣在头上的帽子。然而，百思不得其解，他即使怎样反省，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成为“反党”分子。一日梦里惊醒，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两句诗： 　　梦里依稀反党痛， 　　身外变幻革心成。 　　然而，心中的酸楚使他难以平静，苦闷、彷徨的心态无法让思绪归拢，他只好在写下这两句后丢笔长叹，仰望着神秘莫测的夜空。 　　八年后，当郭峰离开大连时，他才又为这首当年未完成的诗作续写了以下两句： 　　三番五次经炉火， 　　心丹志纯更坚贞。 　　1959年初，在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表现尚好的郭峰被调到大连市计委工作，1962年7月，又被调到辽宁省财贸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抓业务工作。虽然此时仍然不是可以信赖的依靠力量，但终归已经不是随时需要检查的被斗争对象，所以，郭峰对于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郭峰于1967年再度被打倒，并被扣上了四顶帽子：“30年代的叛徒、40年代的伪君子、50年代的黑干将、60至70年代的走资派”。于是，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后，郭峰又于1968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郭峰后来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曾经说： 　　我一生中有三件事受教育最深：一是抗战时期秀才当兵，在部队体会到了工农干部对我的帮助；二是“高饶事件”后下厂做工，体会到了淳朴工人的感情；三是“文革”下放劳改，体会到了“当官嘴大，当兵嘴小”。我在五七干校时曾经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但造反派说：“你还指手画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郭峰也与“五虎上将”中的其他人一样，重新得到了党组织的安排和重用。他先是于1977年调回辽宁省财贸办复任副主任，后于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又于1980年11月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 　　虽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转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上，期间已经过去了26年，当年34岁的辽西省委书记已经是65岁的老人。但是，国家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郭峰也随之重新焕发了青春，勇敢地挑起了组织上赋予的重任。他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省委一班人，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开拓创新，很快就使辽宁省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良性发展的好局面。 　　1985年，郭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1995年，郭峰在80岁寿辰之际，赋诗一首，总结了自己80年来的战斗历程： 　　每忆八十历历程，如磐风雨奋然行。 　　牢房战地英雄气，水远山高坎坷情。 　　筋骨几番经烈火，肝肠数度铸忠诚。 　　每思壮士牺牲志，何计生前身后名。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3.“委以重任，实际解决” 　　叙述完“张、张、赵、马、郭”的曲折经历，人们一定会发现，昔日的“五虎上将”虽然在当时被认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经受了20多年的磨炼，但他们几乎是同时在1979年被重新安排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 　　然而，重用归重用，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部门作出任何关于“五虎上将”平反的决定，甚至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说明。 　　历史是凝固的过去，不会出现任何一段的空白。只是当过去尚未完全凝固时，对历史的总结需要时间和人们抛弃功利后的认真思索。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五虎上将”从被说成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那时起，虽然他们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检讨、“认罪”，但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没有发现高岗的阴谋，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想“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于1955年4月5日公布后，同年4月中旬，中共辽宁省委派人前往张秀山、郭峰、赵德尊所在的沈阳、旅大、盘山等地，通过侧面了解和正面谈话，调查了解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在中央公布决议后的思想动态，并向中央打了报告。 　　虽然这份报告只讲了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的思想动态，但是可以代表当年的“五虎上将”在上述决议公布后的表现与复杂心态了。 　　中共辽宁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他们到任后在工作上一般说是积极的，能钻研业务，工作深入，能发现与解决一些问题，还想做好自己分管的业务。但他们在工作上也表现了谨小慎微，不够主动，不愿多管自己工作外的工作。愿做具体工作，不愿出头露面，在原则政策、时事问题上很少表示个人的意见。从上述情况看，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党分配他们到基层锻炼考验的措施。但由于对错误认识不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在工作和思想表现上虽有积极的一方面，但多注意形式和生活小节，还不是老老实实地、以真诚悔过的赎罪态度，真正积极地工作。 　　中央公布这一事件，并且指出了他们的名字，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有些出乎他们意料的，因而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负担沉重。他们一方面表示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这是对全党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对自己也是更深刻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仍从个人打算，顾虑多端。张秀山同志当从收音机中听到广播后走到办公室以沉重的声音向史景源(场长)说：高饶问题中央已经公布了，并将我们这些人也公布了，这回算是臭名远扬了。他考虑：我再到分场工作，群众是否会相信我呢?你是反党反中央的张秀山啊。因此，情绪苦闷夜间失眠。赵德尊同志在这一事件公布后，也骤然消沉。以前是业余时间经常打球，公布后两三天时间内不再与别人接触。在这次与党委同志谈话中吐露：我的名字是否能登报，过去曾问过林枫同志，当时未肯定，现在已上报了，不仅国内都知道了，连国外也知道了，并且在党史上记载的。我的精神很痛苦，如像伍子胥。并且唠叨着说，我对人生问题不感兴趣，我很希望党能用流血的办法考验我，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安慰。郭峰对党中央对他的处分有顾虑，说，中央对我的处理是否就这样了，将来如何我不知道。张秀山也探问，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决定? 　　他们也是一般地承认错误，承认那些不可推卸的明显的错误或笼统地承认错误严重，并认为党对他们的处理是严肃的、正确的、宽大的。但他们对参加反动联盟的错误本质以及为党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般认为参加反党联盟是不自觉的，是偶然的现象，是头脑简单，是受骗，是嗅觉问题。他们避重就轻，极力辩护，其事实是企图否定他们本身问题的严重性。如：郭峰在与厂长徐庭湘同志谈话中流露出他参加高岗反党联盟不是主动的、自觉的。他认为，我对高的问题，主要是嗅觉问题。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多不往坏处想。尤其高岗过去中央器重，手段高妙，不知不觉上了当。在最近和宋黎同志谈话中，他认为中央对他们的处理是“断然处之”。张秀山同志这次与党委书记谈话中也说，“高岗谈话竟假借毛泽东名义，说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少奇同志如何，搞来搞去，把我这头脑简单的人骗了。”而赵德尊则表现得更不够老实，除用所谓“流血的办法”来考验外，又说：“我下半辈子还能给党做些工作，直到呼吸停止时。早晚会证明我不是宗派，而是党员。”他对组织对他的工作分配不满，他过去曾向林枫同志要求做中学教员，这次说：“我连加减法都不会，对经济工作不感兴趣，不如让我上前线，当一个战士。”他在具体错误问题上，极力辩护，避重就轻，在与高岗的关系上赵说：“我当省委书记时，每年向高岗汇报两次，每次谈20分钟，当我调来东北局时高岗已去中央。我对高岗的腐朽生活，一点也不知道。假如知道，我对他可能有新的看法，我是讨厌这些事情的。” 　　中共中央于1979年重新恢复了“五虎上将”的工作，将他们分别委以重任后，虽然他们也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加倍的努力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光，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仍然希望党中央能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1992年，张秀山在向党中央递交的《我的申诉》报告中，提出了三点申诉： 　　第一，把我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不符合历史事实。理由之一，我没有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不能因为我与高岗在一起工作时间较长，在工作中有些看法一致，就说成是搞宗派，就定为“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理由之二，中共中央东北局内不存在什么“五虎上将”。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当时都是东北局负责干部，其中的赵德尊与郭峰刚从省里调来不久，并无非法组织活动。“五虎上将”的提法是东北高干会议期间一个干部在发言时说的，这个发言的简报报到中央后，“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扣到了这五个人身上。 　　第二，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虽然有一定的错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同刘少奇交换意见，但以此作为我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主要证据，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的发言是中央组织部让讲的，发言的内容是向毛主席汇报过的，发言时刘少奇、安子文是在场的，发言后刘少奇是表过态的。 　　第三，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上并没有离开党的总路线。不能因为高岗出了问题，就把东北局的整个工作说成一团漆黑，就要在东北局挖出一个反党集团。 　　1997年12月，91岁高龄的张明远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10100余字的《申诉材料》。他在《申诉材料》中首先认为，1954年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有关我所犯错误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由此而作出的处分决定也是不当的”。然后，他主要就东北高干会议决议及其向中央的建议，结合大量史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申诉意见： 　　(一)高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和东北地区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我作为东北局的一名常委，和他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没有任何宗派关系。我是在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工作。他有什么反党阴谋活动，从不对我讲，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更没有“积极参加”高岗的任何阴谋活动。我的错误在于没能及早发现高岗的阴谋活动，并及时向中央反映(当时整个东北局没有一个人发现并向中央报告)。但这种错误的性质与“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甚至“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些同志“揭露的事实”，是未经调查核实的，其中许多是被歪曲的或捏造的。高岗每次从中央开会回来，都要向东北局的常委传达一些毛主席的讲话，其中有的是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但是，关于高岗传达的毛主席讲话及他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等，我从来没有向外传播或与他人私下议论过，没有“不顾党的纪律”的言行，没有借高岗的这些话“污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的行为。 　　(三)我在东北局工作期间，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很明确自己是为党工作，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或其他某个人工作。我认为，在此期间，东北局与党中央的关系是正常的。我没有听说过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反动观念”。高岗从来没有给过我上述“两论”的“策动”；我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策动”和“反动观念”，更没有“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以下事实足可说明我的情况…… 　　(四)高岗调中央工作以后，林枫担任第一副书记，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期间，凡事我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是尊重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高岗的什么“指使和支持”，没有“故意地孤立林枫”的言行。事实是，每当我征求林枫的意见时，他极少表示不同意见。另外，高岗虽然调到中央工作，但他仍然是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仍然是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林枫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但有关东北地区的事，仍然必须向高岗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这是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的。 　　赵德尊虽然没有直接向中共中央申诉，但他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赵德尊回忆录》一书中，在讲到“高饶事件”时，申明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我与高岗的关系： 　　“在老黑龙江的北安时期和中黑龙江(黑嫩合并)齐齐哈尔时期，以及后来又任东北局的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时，我因此与高岗有正常的工作上、组织上的接触。东北解放后，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委。我于1953年3月调到东北局后，高岗已调任中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任，因此没有见面。他在中央与饶漱石关系怎样，我确实不清楚，我‘摆不了他的功，也说不出他的过’。” 　　第二，我在两件事情上应当承担责任： 　　“第一件，1953年秋我休假到北京，这时我已经兼任东北局秘书长，当然要到高岗处汇报请示工作。他这时正在收拾行装要到杭州休假。他说，他对刘少奇的一些说法有不同看法，一是批评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二是在天津召开资本家座谈会上讲‘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三是对富农党员雇工看法有不同。当时我觉得党内不同意见是常有的。就说‘你找少奇同志谈谈嘛!’他说，‘谈不通嘛!’他要我只对几个书记说。这事我和张秀山是原原本本传达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是有关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这时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已派组织部长郭峰参加并发言，可是中央组织部又约张秀山参加并要发言。他毕竟在党内生活经验多一些。他很慎重，在发言前，专门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说：‘你讲吧，我支持你。’于是，张秀山这个副书记叫我到杭州休假时向高岗汇报。我到上海，正碰到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同到杭州休假，自然都去看望仍兼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的话，我也遵嘱单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当时我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这两次传话，我到什么时候都对党对历史负责到底。这两件事，我在东北局批判大会上作了交待。也因此，我成了高岗在东北局的‘五虎上将’之一。那时算是‘罪有应得’的铁证。最后，党的处理还是宽大的，只是撤职降级，没有开除党籍。当然，以后，东北肃清高岗和‘五虎上将’流毒时，在各省市牵连了相当一些组织和个人，这就不说了。” 　　郭峰在1981年至1984年间，曾经三次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过高岗的问题： 　　第一次是1981年的8—9月之间。我是1980年底来省委工作的，我当时主要调查研究包产到户的问题，在各市县里跑。有一天，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胡耀邦要来辽宁。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他也不认识我，而且这是他自从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来辽宁。他准备先到辽西，我便去锦州接他。他下车后，吃完饭休息，我去看他。我也想与他交谈一下，介绍介绍自己。所以除了谈工作外，我便很自然地谈了自己。我说，在高岗问题上我有错误，但中央把问题提得这么高，我有想法。他插话说，你的意见我赞成，当时戴这么大帽子不合适，以后中央应考虑这个问题。我还说，我的弱点就是对干部不严，过于宽厚。他立刻插话说，我也是，历来对干部宽厚，这么多年我总被人认为右倾。我们总是对干部处理得过严，高岗问题就是这样。 　　第二次是1984年秋天。他来辽宁检查工作。当时李贵鲜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管工业。在汇报工业时我就让他去讲，讲得很好，胡耀邦很满意。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宣布散会，当大家都刚刚站起来时，胡耀邦突然说，我有一件事要说。郭峰同志有病(我当时刚刚手术不久)，身体不好，这么多年又受了很多的委屈，你们各位要多做些工作，让他多休息些。这次谈话省委办公室有记录。 　　第三次是1984年。金日成来辽宁，在大连与邓小平同志见面，谈了很多国内外的形势等问题。之后，金日成在回国的途中提出要看看辽化，胡耀邦和我就陪同去了辽化。在从大连去辽阳的火车上吃午饭时，在场的就我们三个人。胡耀邦向金日成介绍我说，郭峰是吉林人，是个好同志，因高岗问题受了20多年的委屈，今后要弄清楚。金日成对高岗的问题也知道些，我想胡之所以这样讲，是想解释我受了高岗问题的牵连为何还能当省委书记。金日成听说我是吉林人后很感兴趣，问我你是吉林哪里的人，在哪里上学。我说，我是吉林一中的。我知道金主席1929—1930年在吉林毓文中学上学还有在那儿被捕的情况。1933年我也曾被捕，也住在金主席被捕时住过的十字监狱。金日成听后非常地感兴趣，又问那个监狱还在不在。后来他还多次地打听我的情况。③ 　　马洪没有向中共中央写申述材料，但他也曾经就“高饶事件”问题向胡耀邦同志做过口头陈述。胡耀邦同志当时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时间研究处理。 　　“高饶事件”确实十分复杂，但当年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又确实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后，被委以重任，重新在党和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此应当如何认识? 　　从统一思想、稳定大局、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出发，对历史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宜粗不宜细，少争论甚至是不争论，是必要的。党中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对当年的“五虎上将”采取了“委以重任，实际解决”的处理办法。 　　但是，在一定的时期粗线条地勾画历史不等于对重大的历史问题永远都是宜粗不宜细，确有必要搞清的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永远不争论。 　　因为历史是凝固的过去，它将永远存在。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发生任何的改变。而且，真实的历史如果被人们所遗忘，对历史的胡编乱造就会畅行无阻。当前在国内外出版的形形色色的关于“高饶事件”的著述对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所以，在国泰民安的今天，无论从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客观要求入手，在适当的时机对当年的“五虎上将”作出正式的结论，既是对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 　　① 《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07页。 　　② 张聿温：《死亡联盟》，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53—254页。 　　③ 笔者2001年1月5日访问郭峰同志谈话记录。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