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针对宋代初期社会排佛学说所说的佛教出世、厌世理论，指出佛学的社会功用同样非常重要，这些作用除了佛教主张的各种戒律对社会和谐有辅助作用外，重点强调了佛学中也包含孝道，因为这是儒家批判佛学的重要借口。
契嵩对佛家的“孝”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认为，佛学思想中也蕴涵着“孝”的内涵。所以说儒家批评佛家远离父母是不孝是一种误解，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佛教也是主张“孝”的，佛家思想中是含有“孝”的思想的，并且把行孝作为做人之根本。
契嵩在努力把儒佛关于孝道的思想进行融会的同时，一方面强调佛家的孝是大孝，要高于儒家的孝，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孝给标高到脱离世俗社会生活的地步，而是把孝植根于世俗生活的土壤之中。
契嵩认为，佛家的“孝”要高于儒家的“孝”。由于佛家主张出家，远离父母、抛妻弃子，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发生了严重冲突，因而成为儒家批判的焦点，也成为儒家攻击的软肋。契嵩认为，佛家主张的孝的内容是和儒家思想中的孝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