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  原始佛教圣典成立史的意趣

    流传世间的一切佛法，可分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类。“佛法”是：在圣典中，还没有大乘与小乘的对立；在佛教史上，是佛灭后初五百年的佛教。对于这一阶段的“佛法”，近代学者每分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分类与含义，学者间还没有明确一致的定论①。我以为，佛陀时代，四十五(或说四十九)年的教化活动，是“根本佛教”，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大众部(Mahāsāmghika)与上座部(Sthavi-ra)分立以后，是“部派佛教”。佛灭后，到还没有部派对立的那个时期，是一味的“原始佛教”。对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环节。“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圣典，大概地说，有两部分：一、“经”(修多罗)——“四阿含”，或加“杂”而称为“五部”。二、“律”(毗奈耶)的重要部分。各部派所公认的“经”与“律”，就是“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代表着“原始佛教”。佛陀的时代，律部仅有“波罗提木叉”(一部分)；经部的“四阿含”或“五部”，都没有集成；部分虽已有定型文句，而还在“传诵”中。所以如不从“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圣典去探求，对于“根本佛教”，是根本无法了解的。“原始佛教”时期，由于传承的、区域的关系，教团内部的风格、思想，都已有了分化的倾向。集成的“经”与“律”，也存有异说及可以引起异说的因素。“部派佛教”只是继承“原始佛教”的发展倾向，而终于因人、因事、因义理的明辨而对立起来。所以“原始佛教”的研究，是探求“根本佛教”、理解“部派佛教”的线索。而“原始佛教”的研究，首先要对“原始佛教”时代集成的圣典作一番历史的考察，理解其先后成立的过程，对于“原始佛教”的研究，这才能给以确当的客观基础。为了这样，对原始佛教圣典成立的先后过程作一番考察，而将研究所得，条理而叙述出来。

    第二项  近代学者的研究概况

    从事原始佛教圣典(我国一向称之为小乘经律)史的研究，在传统的佛教界，是不免震惊的。因为这些经律，传说为佛灭第一年夏，在王舍城(Rājagrha)召开的“第一结集”中，已经结集完成。虽然事实并不如此，佛教的原始传说也并不如此，但二千多年来的传说，传说久了，也就无异议地看作史实。而现在要论证为次第成立的，有些还迟到西元前后，自不免感到震动了!现存各部派所传的经律，部类与组织，彼此间并不相同，内容也大有出入。而各部派都以自宗所传的经律为“第一结集”所结集的；这当然有问题，至少各部派有过改编的事实。那谁是原始的?或者一切都经过改动的呢!主要的盛大的部派，就自称为“根本”的，如“根本大众部”(Mūlamahāsāmghika)，“根本上座部”(Mūlasthavira)，“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根本犊子部”(Mūlavātsīputrīya)。自称为“根本”，就有以佛法根本自居的意图。巴利语写成的经律，自称为上座正统；是“第一结集”所结集，保持原样而传承下来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存的经律，不能否认部派的色彩，也就不能否认部派间的多少改动。进一步说，现有经律，决非都是佛灭第一夏，“第一结集”所集成的；现存的经律自身，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如文荼王(Munda)为佛灭后四十余年间在位的国王，由于王后的去世而非常悲伤。尊者那罗陀(Nārada)为他说“除忧患法门”；这是巴利的《增支部》与汉译《增一阿含经》所共传的②。经文明白说到“如来涅槃以后”，佛弟子所说而被编入《阿含经》的，不在少数③。现存的经律，由经律自身的文记，而证明为不是“第一结集”所完成的。那么，现存经律集成的次第历程是怎样的呢?近代学者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分别提出意见，来答复这个问题。

    近代学者的研究，由西方学者开始，日本学者作了进一步的论究。在原始佛教圣典的研究上、资料上，有着丰硕的成果。西方学者接触到锡兰的佛教，以巴利语圣典为研究对象，从巴利语的研究，而进入巴利圣典的研究。如H．Oldenberg于西元一八七九年，刊行“律藏”第一卷。在“绪言”中，论圣典的成立，分为七阶段，以判别新古。一九〇三年，T．W．Rhysdavids刊行《佛教印度》，判圣典的发达为十阶段；以为巴利三藏完成于阿育王的时代。西元一九三三年，B．C．Law修正前说，而成立多少改善的十阶段说。以为第六阶段，当阿育王时代。那时，“四部”与“律藏”全部，都已完成；而“小部”与“论藏”，大部分属于后四阶段，也就是阿育王以后成立的④。这几位学者，仅留意巴利圣典，而未能注意到其他语文的原始圣典，也就不能从比较而发现原始圣典的原型。同时，着重于大部、大类的分别，着重于语文的新旧，而没有能从一一部类、一一经典自身，作精密的考察。

    日本学者的研究，大概来说，是重视巴利语圣典，而又不忘固有的汉译圣典。西元一九二二年，宇井伯寿发表《原始佛教资料论》⑤。四年后，和辻哲郎发表《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在“序论”中，论到了根本资料的取舍的方法⑥。这二部书，对原始佛教圣典的研究，提供了更精密的方法。不从大部着手，而对一一经典举例研究，以发见其新古阶段。这一方法，深深地影响日本学界，到现在还受到尊重。从这二位学者的著作看来，存有超越巴利圣典，而进求更古更根本的佛教意图。在资料上，二位都汉巴并取。宇井伯寿以为：阿育王时，还没有“五部”、“四含”。他从巴利学者的传说中，接受了“九分教”为原始圣典，阿育王时的圣典。参照觉音(Buddhaghosa)的解说，还是以巴利圣典的某些部类，作为当时“九分教”的实体(但认为“九分教”还有新旧三阶段)。然而现在这些古经律，仍不免部派的变化，所以结论到：凭上述的古典，还是不能充分知道历史上的佛陀的真说。然后提出三项标准，认为这样，才能阐明根本佛教的真实。在这里，表达了他的卓见，称为“根本佛教”。和辻哲郎的作品，大体同意宇井伯寿的见地，而作进一步的更精密的论究。举例来作精密的分析，用异译本来比较，论究到编集者的意趣。撇开结集传说，聪明地逃避了年代上的困扰。

    继之而来的，是进入了“九分教”与“十二分教”，“九分(十二分)教”与“四阿含”，谁先谁后的讨论；“九分(十二分)教”到底是形式分类还是实体部类的讨论。“九分教”与“十二分教”，西方学者也曾有过介绍。西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椎尾辨匡发表《关于根本圣典》，主张“九分教”为最古的圣典。加上宇井伯寿《原始佛教资料论》的发表，在日本佛学界引起了或赞或否的反响。如(西元一九二五年)赤沼智善的《佛教经典史论》、(一九二六年)美浓晃顺的《九分十二部教之研究》、(一九二八年)林屋友次郎的《关于十二部经的研究》等，先后讨论了这一问题⑦。以“十二分教”为古，以“四阿含”为先的，是尊重(日本也就是中国的)佛教旧传的。以“九分教”为古，早于“四阿含”的，比较重视巴利圣典。这些讨论，都与原始佛教圣典的研究有关。

    也许是由于战争吧!日本佛学界沉寂了下来。等到日本回到了和平，西元一九六〇年，平川彰发表了《律藏之研究》。比较各部广律、各种语本，也论到“律藏”各部分成立的新古。研究的结论，大致以巴利“律藏”为比较古型的。一九六四年，前田惠学发表了《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标名原始佛教圣典，而其实是限于契经的。多少比对汉译，而只是巴利原始圣典的研究，以“九分教”为古典，而作更精密的论究。这两部，一经一律，是日本学者最近的研究成果。

    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资料方面，都有了丰硕的成就，是应该深深地表示赞叹!自从西方学者重视巴利圣典以来，日本学者受到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不忘旧来所传的汉译，而终于不能摆脱巴利圣典为古典的羂索，不自觉地投入了非研究巴利语不足以理解原始佛教的窠臼。多读汉译经律的学者，应该接受过去研究的良好成就，走着自己的道路，来做原始佛教圣典史的研究!

    ①日本学者的不同分类与不同解说，如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一——五)。

    ②《增支部·五集》(南传一九·八〇——八四)。《增一阿含经》卷二四(大正二·六七九上——六八〇中)。

    ③如宇井伯寿《关于阿含成立之考察》所引述(《印度哲学研究》卷三·三一二、三一三)。

    ④平川彰《律藏之研究》，据和辻哲郎的介绍引述(八——一六)。

    ⑤宇井伯寿《原始佛教资料论》(《印度哲学研究》卷二·一一五——二六〇)。又应参阅所著《印度哲学研究》第三卷。

    ⑥和辻哲郎《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三——一三一)。

    ⑦如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四八〇——四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