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  圣典的来源

    佛陀自身并没有著作，佛弟子也没有当场记录；没有原始手稿，也没有最初刊本：圣典是怎样集成的呢?原始佛教圣典，与一般的典籍不同。对圣典而作史的研究，首先要认清圣典的特性。一般地说，圣典是佛法，源于佛陀的自证，而为人宣说出来。其实，佛法不只是口说的。佛法的根源，当然是佛陀的自证。属于佛陀自证的境地，是无可论究的。从佛的自证境地，而成为世间的，为人类所信、所知、所学习的，一定要经“表达”的过程。检讨圣典的内容，有教说，有制度，有佛的生活实况。教说，是佛所宣说的，是佛的“言教”。法制，部分是当众宣布制定的；部分是佛的生活轨范，成为大众的楷模，这里面就有“身教”(还有佛的事迹，也不用佛说，而为当时所知而传说下来的)。佛的“身教”、“言教”，从佛的内心而表现出来。内心流露出来的，如佛的气象、精神，使人直觉到伟大而信心勃发；那种“目击道存”、“无为而化”的教化，经律中多有记述，这不是“身教”、“言教”所能概括的。如来的身口意——三业大用的示现，约特殊的事例，称为“三业轮”(三示导)。这表明佛陀的教化，是佛的三业德用呈现于人类，诱导人类趋入于佛法。佛法，哪里只是口舌的说教呢!

    佛法也不只是佛说的：以教说来说，佛法而见于圣典中的，佛说的而外，有弟子说的，有弟子与弟子互相对论的，有佛略说而弟子广为分别的，还有佛涅槃后弟子说的。宇井伯寿曾列表以为说明，可以参考①。在《相应部》“有偈品”(与《杂阿含经》的“八众诵”相当)中，还有梵天(Brahman)、帝释天(Sakra-devānām-indra)等说法，所以《大智度论》说：“佛法有五种人说：一者，佛自口说；二者，佛弟子说；三者，仙人说；四者，诸天说；五者，化人说。”②佛法并不限于佛说，是佛教早期所公认的。从佛的自证心境，表现出来，化导人类。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依佛的教导而修证，证入佛陀自证的境地。本着自己的理解与体验，或表示自己的悟解，或为了化导而表达出来，就都是佛法。彻底地说，根源于佛陀，而表现于世间的，不只是佛的三业德用，也是佛弟子们的清净三业。佛法是具体的，活跃于人类面前的。以佛陀为根本，僧伽为中心，统摄七众弟子，而展开其觉化、净化人间的救世大业。这就是用文句来集成圣典的来源。

    “原始佛教”初阶段，离佛不远，对佛法是有一种明智合理的看法。佛法不只是说的，也不限于佛的。所以《阿含经》集录了佛弟子所说，连佛灭后弟子所说的，也集录起来。律部而成立较早的，如“经分别”对于“学处”的“文句解说”、“犯相分别”，都只是分别，而并不解说为是佛说的。但这种明智合理的看法，终于变了，这当然是离佛日远的关系。一切归于佛，作为佛说，其时间是可以考见的。“九分教”的名目，出现在《中部》、《增支部》中。“九分”或“十二分教”，在汉译“阿含”部中，称为“如来所说”③、“我所说”④、“佛所说”⑤、“佛所宣说”⑥；铜鍱部(Tāmrasātīya)⑦的《增支部》，也称为“瞿昙之法”⑧；《岛史》也说是“师之九分教”⑨。“九分(或十二分)教”是佛法部类的总称，所以这就是“一切佛法是佛说”。巴利圣典《相应部》还没有说到“九分教”，《增支部》才明确地称为佛说。所以以一切佛法为佛说的见解，是“九分教”成立了，“四部阿含”末期——《增支部》成立的时代，还在“第二结集”以前。从此，“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说”，成为契经的一定文句。

    “佛法等于佛说”，传说也太久了!然而要作原始佛教圣典成立史的考察，不能不回复原始的古说，以便理解圣典所传佛法的特质。

    第二项  圣典的成立

    佛法是什么?是根源于佛陀的自证；而成为人间佛法的，是以佛为根本，以僧伽为中心，统摄七众弟子，而展开于人间的救世大业。内容不单纯，逐渐地成为文句，集成各部圣典的过程，情形也就不一样。如律(vinaya)部中，作为僧伽轨范的“学处”(siksāpada)，当众制为一定的文句，为佛陀时代的成文法。编成部类，成为半月半月诵说的“波罗提木叉”(prātimoksa)。所以“波罗提木叉”的成立过程，是初制、再制到定制；“学处”(戒条)增多，编为部类，成为公认(大体相同)的“戒经”。集成“犍度”(khandhaka)的种种法制，如出家“受戒法”、“安居法”……都是推行在僧团中的不成文法。从佛世到集成，制度也有多少变化；经过情形，是传说在僧团中的。结集，主要是面对当前的僧制事实，而以文句集录出来。集录的过程，是从要目到详备，从起源到补充的。律部的集成，与经部是不相同的。

    经(sūtra)部，主要是“教说”的集成。从“说”到“集成”，有着种种过程，种种问题。如“佛说”，或对一人说，或对数人，或对大众说。佛说，刹那的过去了，而存留于听众内心的，是佛说的影象。在佛法中，称为“听闻受持”。领受佛说，忆持在心，这是佛法存在于弟子内心的阶段。忘失了，忆持不完整，那就不消说了。忆持完全的，由于领解的程度不等，存在于听者内心的佛法，彼此间也不容易一致。听同一教说，而引起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理解，甚至相反的意见，在“听”与“说”的关系中，是极普遍的现象。阿梨吒从佛听法，而以为“欲不障道”⑩，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乘经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11)，也只是表示了这一情况。

    存在于听者内心的佛法，为同梵行者、弟子、教外人士，再表达出来。如作大意的开示，或加以阐明，虽还是从佛听来，而一般是不承认为佛说的(可能是弟子说)。如依佛说的次第意义，精简为一定的文句，在敬虔的心中，确信为是佛所说。传授简略的文句，附以内容的解说。这种定型文句，传布开来，就进入了“传诵”阶段。

    佛陀四十五年的不断说法，教说是非常多的。听者的程度不一，“传诵”出来的佛说——定型文句，也不是少数的。多而又不完全一致，大同小异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到处都是：到底哪些是真正的佛说?有佛教——僧伽内部的共同意识，也就是当时的僧伽(起初，都是佛的及门弟子)，大家有心目中公认的佛法标准。而且，佛弟子有领悟力特强的，成为法义的论说者，名为“持法者”、“论法者”。还有记忆力很好的，成为“多闻者”。智慧第一舍利弗(Sāriputra)，多闻第一阿难(Ananda)，就是领悟力与记忆力杰出的大师。据经律传说：佛法的传出，或说从佛听来，或说从大众听来，或说是从众多的长老们听来，或者从某大德听来(12)。这种“传诵”而来的佛法，要经僧伽大会的共同审定。在第一结集中，以忆持力最强的阿难为主持人。这样的共同审定，名为“结集”，才被公认为真正的佛说。所以不同的传诵，大同小异的文句，只要不违佛意(当时的共同意识)，就一切都集录下来。

    弟子所说，大致也经历“受持”、“传诵”、“结集”——三阶段。佛的及门弟子，于佛法有深彻的理解、真实的修证，然后助佛扬化，展开互相论究、为众说法的工作。弟子所说而能传诵于教界，受到大众审定而集入圣典的，都是当代的名德长老。这是见佛所见、证佛所证的，所以能与佛说受到同样的尊重。不过，佛弟子的教说，与说者的个性、兴趣、习性、思想方式，有着某种一定的关系。这是从佛弟子的特殊性中，重现佛陀的教法。在佛弟子的师承传受中，这些会成为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

    原始佛教圣典中，还有诸天、夜叉等说，《相应部》的“有偈品”，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是早期结集，但不是最早的。这些，多数不属于僧伽内部的传诵，而是来自民间。佛法普化社会，通过民间固有的宗教信仰领域，而表现佛法的超越，纷纷地传诵于佛教界。这部分，理智的成分淡，情感与兴味的成分浓。所宣说的佛法，不是通俗的，就是简要的、直觉的，缺乏分别精严的佛学特色。在大众共同审定中，承认是佛法而结集下来。

    “根本佛教”，佛陀四十五年——半世纪的长期教化，“传诵”的佛说、弟子说，决非少数的、简略的片言只语。早期集成的圣典虽然简要，而实际已非常复杂。佛教的日益开展，进入第二期的结集，成为大部。佛法更从新型式、新意境中表现出来，而为时代佛教所公认。这些，到下面再为论列。佛法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大众公认的佛法(或佛说)。以一字一句为佛口亲说，固然是离佛世太远，不明了实情的信仰。而想在现存圣典中探求佛陀亲说，而感到不可能；不知这一探求佛说的构想，是与圣典成立的实情不符的。

    ①宇井伯寿《印度哲学研究》卷三(三一二——三四七)。

    ②《大智度论》卷二(大正二五·六六中)。

    ③《增一阿含经》卷二一(大正二·六五七上)。

    ④《杂阿含经》卷四一(大正二·三〇〇下)。

    ⑤《般泥洹经》卷下(大正一·一八八上)。

    ⑥《佛说大集法门经》卷上(大正一·二二七中)。

    ⑦南传巴利文系佛教，每自称为上座部，或分别说部，其实是从上座部所分出的，分别说部的一支，正名为铜鍱部。

    ⑧《增支部·五集》(南传一九·三二九)。

    ⑨《岛史》(南传六〇·二六)。

    ⑩《中部》(二二)《蛇喻经》(南传九·二三七)。《中阿含经》卷五四(大正一·七六三中)。

    (11)《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大正一四·五三八上)。

    (12)《长部》(一六)《大般涅槃经》(南传七·九九——一〇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