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帝相与禅

    元代帝王都是相当崇佛的，但他们崇奉的主要是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即召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并从受佛戒。即位后，又尊八思巴为国师，不久进封“帝师”、“大宝法王”等称号，令其掌管全国佛教兼统领西藏地区的政教。元代规定每个帝王都必须先就帝师受戒，然后才能登基。帝师制度是元代佛教的一大特点。

    元代帝王在崇奉喇嘛教的同时，对汉地佛教也是给予支持的。至元二年(1265)，元世祖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职。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学会。”①表明朝廷既注重对佛教的管理，又提倡“三学”兼重。“三学”即戒、定、慧，为佛教全部内容的概括，这里主要指元代佛教的分类。《元史·释老传》中说：“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禅教律之中，禅宗因得到名相耶律楚材和大臣刘秉忠等人的支持而最为流行。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法名从源，号湛然居士。为辽皇族突欲八世孙。早年仕金，后为燕京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太祖)攻取燕京后，耶律楚材被召用。他不但“扈从西征”，辅助成吉思汗打天下，而且在窝阔台汗(太宗)即位后，积极献计献策，建立各种制度，奠定了元代立国的规模。曾官至中书令，但太宗死后，很不得志，不久病逝。耶律楚材早在燕京时就与名僧圣安澄公交往甚密。他自述：“昔予在京师时，禅伯甚多，唯圣安澄公和尚，神气严明，言词磊落，予独重之，故尝访以祖道，屡以古昔尊宿语缘中所得者叩之。”②后由圣安推荐而结识并师事万松行秀。“予既谒万松，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暑，无日不参，焚膏继晷，废寝忘食者几三年。”他对万松行秀十分尊崇，认为“其参学之际，机锋罔测，变化无穷，巍巍然若万仞峰，莫可攀仰；滔滔然若万顷波，莫能涯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回视平昔所学，皆块砾耳。”③有鉴于天童正觉的“颂古百篇，号为绝唱”，于是坚请万松评唱是颂，以开发后学。万松的《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写成之后，耶律楚材称之为“片言只字，咸有指归，结款出眼，高冠古今，是为万世之模楷”，并为之作序，大力推荐，使之刊行于世。耶律楚材身居高位，但常研禅理，并把禅理与儒道结合起来，运用于实际的政治生活，推动了禅宗在社会上的流传。

    刘秉忠(1215—1274)是元代继耶律楚材之后又一位好禅的大臣。早年出家，为海云印简的再传弟子，据说才识卓越。后被元世祖忽必烈看中，留在身边作为顾问达三十年之久。刘秉忠“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积极参与朝廷大事，协助元世祖移都于燕京，创立颁定各项制度，为元朝立下汗马功劳。官至光禄大夫，位太保。元世祖还赐以官邸，以侍讲学士窦默之女妻之。据说刘秉忠斋居蔬食，终日澹然，过着类似出家人的生活。以其显赫的地位好禅参禅，对禅宗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明王朝与禅

    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主要推崇的是正统儒家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曾明确地对他的臣下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④表明他要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但与此同时，明王朝对佛教也是加以利用的。鉴于元代过分崇奉喇嘛教而造成的种种流弊，明王朝主要支持汉地传统佛教，使禅宗和其他宗派都有所恢复和发展。

    曾经当过和尚的明太祖，在洪武元年(1368)即于南京城郊蒋山禅寺作大法会，以超度战争中死亡的将卒庶民。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为整顿佛教而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并下圣旨曰：“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元代寺院分禅、教、律三种，明代则改为禅、讲、教三类。禅，即不立文字的禅宗；讲，即其他各个宗派；教，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以及应世俗之请而赴法会等。《申明佛教榜册》第一条中规定：“其禅者，务遵本宗公案，观心目形以证善果。讲者，务遵释迦四十九秋妙音之演，以导愚昧。若瑜伽者，亦于见佛刹处，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是方足孝子顺孙报祖父母劬劳之恩。”除明太祖之外，明代的其他皇帝也大都对佛教特别是对禅宗加以支持和利用。仅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受封的“法王至禅师”就有四百三十七人，汉僧“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帝王的支持利用，使禅宗在衰微的总趋势中继续得以存在和发展。

    谈到明王朝与禅宗的关系，有必要提一下禅僧道衍(即姚广孝，1335—1418)。他曾大力促成了燕王朱棣(即明成祖)起兵夺取帝位。据《明史·姚广孝传》、《增集续传灯录》卷五等载，姚广孝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本医家子。十四岁出家为僧，名道衍，字斯道。元末兵乱之际，年近三十，投大慧下径山智及(1311—1378)处学禅，为掌内记三年。初住持临安普庆寺，后迁住杭州天龙寺等。工诗文，通阴阳术数之学。据说游嵩山寺时，相者袁珙曾预言他为“刘秉忠流也”。洪武年间，明太祖选高僧侍诸王，道衍入选，与燕王朱棣语甚合，遂侍奉左右。后随燕王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成为燕王的心腹谋士。惠帝即位后，采取削藩的措施。道衍密劝燕王起兵，并积极帮助练兵造军器。燕王初战不利，道衍又为之打气。凡“战守机事”，燕王“皆决于道衍”。后举兵成功，成祖即位，迁都北平(改称顺天府)，因“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故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拜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俗姓，赐名广孝。据说姚广孝并未因此而蓄发娶妻，仍然常居僧寺。“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他上朝时着冠带，退朝后仍穿僧衣。曾参加《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的纂修工作。死后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明成祖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姚广孝后来的情况还真有点像元代的刘秉忠。不同之处也许只是，刘秉忠辅助忽必烈开国，姚广孝帮助朱棣夺位；刘秉忠生前地位显赫，姚广孝死后获得殊荣。

    三、清代帝王与禅

    如果说元明二代的帝王只是把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来看待，通过支持利用佛教而促进了禅宗的发展，那么，清代的帝王则直接参与并积极干预着禅宗的发展。

    清代帝室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藏传佛教，并对之加以崇奉和利用。雍和宫即是清政府在京城里建立的喇嘛总寺院。顺治(1644—1661年)年间，达赖喇嘛五世应请入京，受到清政府的册封。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利用，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表明其对西藏地区政教事务的重视。与此同时，清政府对汉地佛教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利用。当然，从总体上看，清代的佛教是相当衰颓的。

    清世祖顺治好禅。约顺治十四年(1657)，他遇见了著名禅师憨璞性聪(1610—1666)，不久就召入禁庭，问佛法大意，并赐号“明觉禅师”。顺治十五年(1658)和十七年(1660)，他又两次召见玉琳通琇禅师(1614—1675)入京，于内廷问道，赐“大觉普济禅师”封号，并赐紫衣、金印。还尊通琇为玉琳国师，加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并选僧一千五百人从他受戒，以表示对禅宗的支持。顺治十六年(1659)，又召木陈道忞禅师(1596—1674)至京，赐号“弘觉禅师”，并数次亲临万善殿，致问甚多。昭梿的《哨亭杂录》卷一曾记载说，世祖“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其于禅语，尤为阐悟。尝召玉琳、木陈二和尚入京，命驻万善殿，机务之暇，时相过访，与二师谈论禅机，皆彻通大乘”。世祖的好禅，促进了禅宗的流传。通琇和道忞的弟子，后来也都相继入京传禅。历史上还有所谓清世祖“逃禅”之说，传说世祖在其宠妃董氏死后便入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清圣祖康熙曾五次行幸五台山，据说就是为了寻父相见。虽然经学者考证，认为世祖终因他人劝阻而出家未成，但他想脱黄袍出家为僧，毕竟是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祖思想的好禅近禅。

    清帝中与禅宗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世宗雍正。他既从喇嘛章嘉国师参学，又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编撰了《御选语录》十九卷和《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等，以禅门宗匠自居，“护持佛法”。雍正在《御制总序》中对自己之所以要御选语录作了说明：“如来正法眼藏，教外别传，实有透三关之理，是真语者，是实语者，不妄语者，不诳语者。有志于道之人，则须勤参力究。……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话堕，逐一指明。”这就是说，为了使禅宗得到发展，有待于他这位皇帝来为有志于道者“逐一指明”。他还承认，自己作为世俗的统治者，“膺元后父母之任，并非开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唯循周孔之辙”。所以他说自己“御极以来，十年未谈禅宗”。但他同时又说，一想到“人天慧命，佛祖别传，拼双眉拖地，以悟众生，留无上金丹，以起枯朽，岂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诸涂毒灭尽妙心”，便感到“朕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因而于万机之暇从古德语录中选择“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辑录成册。其实，收录的并不完全是禅语，还包括了道士紫阳真人的语录。从《御选语录》收录的范围和雍正为这些语录撰写的序文中可以看到，雍正是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佛教各宗一致、禅门各家一致的。他还积极提倡念佛，在收录紫阳真人《悟真篇》时称：“篇中言句，真证了彻，直指妙圆，即禅门古德中如此自利利他、不可思议者，尤为稀有。”他在采编云栖袾宏的一些语录“别为一卷，以附于后”时说：“净土法门，虽与禅宗似无交涉，但念佛何碍参禅?果其深达性海之禅人，净业正可以兼修。”这种思想和主张对近代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御选语录》中，还收录了雍正未登基前的一些语录和他印可的亲王大臣们的部分语录，这些语录的内容并无多少新意，但收录这些语录的用意却值得重视。雍正在《御制自序》中称自己当年并未遍阅群言，所说之语却能与古德禅师语“不约而暗符，无心而自合”，表明自己已证知了“本妙明心，大圆觉海”，因而可以“亲履道场，宜宣大觉法王之正令”。雍正不仅“印可”了自己，而且“印可”了一批亲王大臣。他在《当今法会》序中自述，听政余闲，“尝与在内廷之王大臣等”言及辑录的古德语录，“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他说，古今禅侣，真正能了悟自心者“风毛麟角”，而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这样，他在印可王大臣的同时，实际上大大抬高了自己，把自己美化得简直超过了禅门历代祖师。

    正是由于雍正不仅是世俗社会的皇帝，而且还是禅门的超级“宗师”，因此他要直接干预禅门的争论。雍正的《御制拣魔辨异录》便是对当时天童圆悟与汉月法藏之争作出的裁决。圆悟与法藏名义上是师徒关系，但两人长期不和，特别是围绕着禅宗五家宗旨展开了一场公开的争论。雍正站在圆悟这一边，指斥法藏及其弟子弘忍之说为“魔说”，认为圆悟之语“单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来的意，得曹溪正脉者”，而法藏及其弟子之语则是“全迷本性，无知妄说，……诳世惑人，此真外魔知见”。他认为自己作为“天下主”，“深悉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预识将来魔患之深”，因而不得不出来拣异辨魔以“祛邪扶正”。他下令，对法藏一系“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孙开堂者，即撤钟板，不许说法”!雍正对僧诤的干预，反映了清代帝王与禅宗发展的密切关系。

    ①  《元史·世祖纪三》。

    ②  《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

    ③  《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

    ④  《明史·太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