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年，大月民国(古代中亚细亚一个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纪录。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但是一般公认中国佛教的开始却是在伊存之后的六十六年。相传那一年汉明帝梦见一人，身作金色，项有日光，飞行殿前。第二天他问臣子们那是什么神，有一学者回答说：“听说印度有一得道者，号称佛陀，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梦见的或许是他。”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六十七年他们同了两位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国，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择要译本。同时在洛阳，当时的首都起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的名字，据说是因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到的。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时代。
    如果你曾经见过苏州的报恩寺塔，那原来是三国吴大帝孙权为他的母亲所建造，经过后人修复的佛教建筑，或者如果你曾经见过上海的龙华寺塔，那也是创建于三国时代的佛教建筑，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公元二三世纪间佛教在中国开始兴盛起来的情况了。从公元二世纪五十年代起，西域各国的高僧，安息国王子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竺法护，康居国的僧会等先后来华，他们翻译了许多经论，同时又为众讲解，这就使佛教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了地位并扩大了影响。那时中国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去须发，照戒律生活，但是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公元二五〇年，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有了如法的比丘。但那时女人出家为尼的还不具备完全的受戒制度，到公元四二九年和四三三年，由锡兰先后来了铁萨罗等共十九位比丘尼，才使她们的受戒具备了完全的条件，从此，中国才有了完全如法的比丘尼。
    佛教在中国的广大流行，是在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时期，那是中国各民族迁徙、混战、分裂时期。由于社会不安定，人民极端痛苦，佛教三世因果、解脱灭苦、众生平等、广大慈悲的学说，容易获得欢迎和接受。因此，不管是汉族或其他民族，不管是南朝或北朝，不管是平民或贵族，都普遍地敬信佛教。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如敦煌、云冈、龙门以及其他许多同等重要的石窟——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自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工程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佛教的盛况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僧尼人数大大地增加了，人才也不断地涌现，译经事业和西行求法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四世纪中的道安，倡导讲学译经，建立僧众制度，他和他的弟子慧远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人物，中国的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的姓氏，是从道安开始的。作为释迦牟尼的子孙，他们一律以“释”为姓。五世纪初到长安译经的鸠摩罗什，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和后来的玄奘同为译经事业中两大巨匠，无论从教义的弘传来看，或是从翻译文学的成就来看，他都树有不朽的功绩；他同时并且造就了成千的佛教人才，大兴佛法。在他之后不久，译师中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就是六世纪在北方译经的菩提流支和在南方译经的真谛。他们所传译的，不同于鸠摩罗什所传译的属于中观系统的经论，而是一部分属于瑜伽系统的经论。这一部分经论的传译，虽为当时佛教学者开辟了新的境界，但还不够完备，因而引起了后来玄奘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动机。在西行求法者中，五世纪的法显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玄奘、义净之前，他是第一个旅行最远、成就最大的人，也是第一个到锡兰参访的人。他所著的《历游天竺记》至今还是研究古代史地的重要书籍。
    公元六世纪末到六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的时期。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接触之后，经过了长期的吸收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在前一时期开始萌芽的各宗派，这时都逐渐发展成熟。其中最为盛行的是六七世纪间，慧文、慧思、智顗师徒三代所创立的教观并重的天台宗，菩提达摩(六世纪)所开创，经慧能(七世纪中)的弘扬而兴起的专门修禅的禅宗和慧远(五世纪)所开创，经昙鸾(六世纪初)、善导(七世纪)先后弘扬而兴起专门念佛的净土宗。此外有直接承受印度中观系统的三论宗和瑜伽系统的法相宗，有依据《华严经》而建立的华严宗，有专门研究戒律的律宗，有持诵真言的密宗，这就是中国佛教主要的八宗。还有其他宗派，或已失去传承，或已并入他宗，这里不列举了。总之，这时期诸宗蔚起，使中国佛教呈现着千花灿烂的景象。
    要举出这一时期佛教中最重要最杰出的人物，当然没有人及得上公元七世纪的唐三藏玄奘法师。这一位孤征十七载，身行五万里，足迹遍西域、印度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游记的伟大旅行家；这一位通达中印文学，洞晓三藏教理，由留学僧而最后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了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这一位致力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所建立的严密的翻译制度与严谨的翻译作风，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光辉典范的伟大翻译家，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文化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
    自四世纪以后西行求法的佛教徒有名字可考的不下数百人。在交通困难的古代，他们需要经历艰险，忍受饥寒，越沙漠，度雪岭，飘海洋，九死一生始能到达目的地，其中不能到达目的地而殉身在途中的，或者到了目的地而没有回来的不在少数。我们读了法显、玄奘和义净(后于玄奘六十年，和法显、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者)的传记，看到他们舍身求法的热诚，没有不受感动的。同样地，我们也永远忆念着由印度和西域到中国来传教的大师们，为了圣教的弘扬，他们同样经历了千辛万苦，今天中国佛教徒提起鸠摩罗什、昙无谶、真谛等的名字，没有一个不怀着感谢的心情的。
    佛教的极盛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灿烂的时期。佛教徒的往来，对于中国和印度及西域各国的学术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较早时期，中国的纸、丝织品、绢扇和陶器便已传到西域和印度。隋唐时中国的书法和画法，影响了印度的绘画艺术。中国的音乐也在那时传入印度。当时印度的戒日王曾对玄奘称叹我国“秦王破阵乐”的曲调。中国高僧的著作《大乘义章》和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老子道德经》先后由菩提流支和玄奘译为梵文介绍西域和印度。印度已失传的相传为马鸣菩萨所著的《大乘起信论》，也由玄奘由中文重译为梵文送还印度。同时，伴随佛教以俱来的医药、天文、建筑、音乐、艺术、文学等，从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文化。一九五五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古代的天文学者一行，就是八世纪的一位高僧，他是由印度来传授密宗的善无畏的弟子。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唐代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唐国乐、骠国乐、林邑乐、占婆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至于建筑、雕塑、绘画、文学等方面与佛教的关系最为广泛而显著的，这里就用不着举例了。
    七世纪中叶，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尺尊公主共同影响了她们的丈夫吐番赞普松赞干布皈依佛法。当时松赞干布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制了藏语文字和翻译了一些佛经。到了八世纪莲华生由印度入藏，折伏了原来盛行的巫教——苯教，佛教于是得到了弘扬。十世纪时西藏佛教曾一度遇到破坏，印度佛教大师阿底峡在十一世纪时入藏，又大弘佛教，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柔波等翻译了更多的经论。在这一千三百年流传之中，当然也有不同教派的兴起。在蒙古族、藏族地区现在最盛行的是十四世纪初宗喀巴大师所创的教派。
    汉文藏经内有近三千部(包括正藏、续藏)，二万余卷，其中从梵文、巴利文翻译过来的经律论有一千四百余部，四千七百余卷，其余的是中国古代大师们所造的论和著述。藏文藏经内共有四千五百余部，其中极大多数是直接由印度翻译的，少数是由汉文转译的。我国译经求法事业一直继续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公元九六六年我国曾一批派遣一百五十七僧人赴印度求法，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十一世纪间还有印度最后一批僧人来中国译经。
    如果按照语文来分类，世界佛教可分为三个系统：汉语系统的佛教，藏语系统的佛教和巴利语系统的佛教，除前二者外，巴利语系统佛教也流传于我国南部的傣族地区。那里佛教徒读诵巴利文经典，有类似南亚佛教国家的宗教生活习惯。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汉语系统的佛教在公元四世纪传到朝鲜，一百余年后又由朝鲜传至日本。隋唐时期，朝鲜、日本均派僧人来中国留学。中国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真言、相宗，都盛行于两国。日本最出名的留学僧空海，是日文字母的创制者。他仿效梵语的音韵而假用汉字来制成字母。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曾起了主要的媒介作用。我国禅宗和净土宗在越南也最为盛行。藏语系统的佛教除传布在国内的藏、汉、蒙、傣、土、裕固、满等民族地区外，并且传播到不丹、锡金、蒙古和西伯利亚。